娛樂至死

 

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eil Postman)

   娛樂至死,書談的是電視文化的影響,一如書名,電視文化的最終效果就是讓大多數人娛樂至死,死的不是身體,而是思考能力再也不能回到印刷品主導文化的時代,相信大多數看過書的讀者都會同意這一層的現象正在發生,Neil Postman提醒人們要警覺電視這個二十世紀的寵物的可能影響,Karl Popper曾警告電視中暴力,色情等內容對兒童的腐蝕,他建議政府可以犧牲言論自由立法對電視制片商進行管制,而Postman關注的則是電視造就了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他指出令人恐慌的不只是娛樂本身成了嚴肅議題的一部分,更悲哀的事是所有嚴肅議題都改以娛樂的方式呈現在公共話語討論的中心.不過,個人認為,這書除了表述的電視文化帶來娛樂至死的現象外,另外一面也顯示出的是大師的悲鳴,人文知識份子對自身地位與影響力沒落的憤怒與哀嘆,對於用娛樂包裝的資本主義反擊的無力感.

    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Postman旨在敘述文字印刷時代的文化演進特點,如何在新技術出現下,這種話語型態被替換;在第二部份敘述電視這種話語如何入侵新聞,宗教,政治,對人類的生活發生全面性娛樂化的影響,最後作者提出改如何解決這種現象的一點建議. 印刷術統治世界的時代,書籍,報紙是人們獲得知識的唯一途徑,人們通過閱讀獲得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訊息,行動與信息之間可說密不可分,但這些關係隨著電報的發明而改變,電報提高了訊息的即時性,迫使人類必須中修正訊息的定義,它不再是有著巨大影響的要素,成了只是看上去提供了豐富的知識實際卻毫無意義的文字符碼,而隨著攝影技術的發明和應用,圖像照片開始統治人們的眼睛,從這個時候起,技術不再是中性的,於是在1850年後,文字印刷的統治時代終於告終,照片重塑了語法體系,與字詞句子不同,照片展現的世界是一個物體,它失去了被記錄內容在真實世界中的語境,一段文字與一張照片都能衍生出一段新的訊息姻緣,從這個意義上講,圖像革命之後,訊息已經毫無誠信可言,它可以被任意歪曲,接受者不再需要對閱讀文字一樣通過自己的思考來獲取知識,價值和觀念,在自由世界的商業社會里,訊息產生者為了取悅大眾,為了菲利潤,一場盛大的娛樂盛宴開幕,電視的出現終於引爆了訊息炸彈,電報和照片完美結合成動態影像,娛樂不再遮遮掩掩,人類樂於臣服在電視機前,思考能力心則慢慢退化.於是,透過電視,傳教者以觀眾想要的夢想來做為傳教的宣傳話語,政治人物則在電視機前扮演者人們需要的政治人物,而新聞的呈現不在於人們思考,而在於創造一種娛樂性的跳躍與延續,那些懂得利用電視特性的人,都能藉此吸引到更多的人來關關注他,來造成話題,提高知名度,並藉此謀取大量的金錢利益,而電視機前的觀眾也樂於接受那些訊息的催眠,而這些與現實生活中的一切沒有絕對的關連性.

   Postman的理論前提媒介即隱喻,媒介即認識論的觀點,是有點道理的,媒介的特性會影響我們認識問題與傳播思想的方式,這種本書大多數內容就是在這兩點,不論是說理,還是他在新聞,政治,宗教,教育上採用的例子都是以此為準,不過基於這方面研究而導出我們的文化即將全面導向娛樂文化的論調,個人認為現象是對的,電視文化的影響已不可逆轉,特別是網路成為新的傳播技術後,這種效果更見明顯,更可以驗證這本1985年出現書籍的前瞻性,但他也存在個人的偏見,這種偏見即是知識份子瞧不上娛樂的正統價值,論述中透露著知識為大,認為知識分子必為上位的偏見,甚至他在文中採用印刷文字統治世界的結束,對闡釋年代被娛樂業時代取代有著相當的憤怒,透露著知識份子的地位被娛樂行業者替代的不服氣,個人認為這種想法是有爭議的,而這種偏見或失落卻也不只見於本書.

   前不久,本市文化局為了推廣經典閱讀,有意找網路紅人谷阿莫製作"五分鐘看完一本經典小說"系列影片,並想找楊照推薦經典小說,這個提議被楊照拒絕了,並在其臉書發文表示五分鐘看完一本經典小說的做法,是摧殘經典,不重視文化的表現,依他的觀點花越多時間讀經典小說,就能得到更多改變人生的收穫,也是其價值所在,是無法被簡化的. 隔了幾天,李敖在微博轟演藝人員是下三爛行業,帶來虛浮壞影響,讓年輕人不務實學,"中國人罵婊子無情,戲子無義,就是定論,這行太現實,太虛榮,太炫耀,太不擇手段競爭,的確情義蕩然;這行業竄起來了,名利雙收,演藝人員居然表率群倫,帶來虛浮壞影響",對這嚴厲的批評,他的朋友陳文茜比較認命緩頰,用的就是Postman的觀點"他有他的方向,藝人有藝人的雲彩,並認為人類走向娛樂至死是人性","打從1930年代電影出現,明星這名稱被發明後,演藝人員影響力便超越當代政治人物,藝術家,文化人,學術界,正如美食永遠超越維他命C.這,大概是人性吧.瑪麗蓮夢露影響力勝過海明威,Adele會比英國首相地位更穩固.五月天,能連任很久,這是現象.".

    以上這些近期發生在周圍的新聞,與Neil Postman這本書裡所透露的心境其實很像,我的最初感覺是對於資本主義的影響,面對資本家,人文知識份子可以透過階級論,剝削論來爭取不同文化,知識,習俗,政治的人來取得一致性的認同,但若資本,物化的影響是透過於娛樂形式,透過藝人來影響一般人,人文知識份子的那套竟然完全沒用用處,娛樂之城彷彿一座攻不破的城池,沒人想知道知識份子想些什麼偉大的人文觀點,管他甚麼哲學思想,大師與知識份子的影響力式微,他們不再被社會多數人看重,尊重,他們對政治的影響力也越來越低,終至於成為平民,而地位與它們黃金交叉的正是幾百年前他們口中的戲子,現代的藝人不但作品有被人欣賞的次數幾百萬倍於一般作家,或知識分子,各種收入直線上升,一個隨便一個二,三線的明星收入都不比那些知識份子差,甚至言行對年輕人的影響力也大大超越以前自命不凡,超爾不群的文知識份子,人們關心的是吃什麼,在哪吃喝玩樂,而不再是想什麼怎麼想,於是以上這些知識份子回饋出來的舉動也自然不令人意外了.

    為什麼先說是對資本主義對抗的乏力呢?因為媒介與技術一個作者所言不是中立的,但它也不是免費的,更不是知識份子自己出錢購買的,但他們從來不理解這一點,他們從沒想過哪個人有義務為大師的表述買單?,而這種電視文化的娛樂現象不單發生電視上,更藉此影響了出版品,更遑論今日的網路媒體.上個世紀末,本地解除戒嚴已經一段時間了,各種新興媒介媒體勃興,某一個大型的出版集團想要做這麼一個嘗試,想要提高旗下雜誌的發行量,想法是這樣的,如果每增加1萬本的發行量大約需要60~70萬的變動成本(紙張+印刷+裝訂),但是如果增加1萬本的發行量,能夠增加1台(16頁)的廣告,則相當能增加100~180萬的廣告收入,但提高發行量可不是多印就行了,印多了沒人買還付出一筆倉儲費,為了增加銷售量,於是它們大幅降低了雜誌的價格,只比單本的變動成本略高,他們改變了雜誌的型態,除了雜誌本體之外加贈一堆贈品用膠膜包起來讓商品厚度看起來是原雜誌的幾倍,這一看cp值拉得很高,但光這樣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它們改變了雜誌的內容,這些雜誌再也不專門鎖定菁英分子,它們開始做一些號稱入門刊物,白癡級雜誌,step by step這些內容,它們放棄了大量的文字,改以圖,表,照片作為文本的主體,它們不再靠賣雜誌的毛利作為收入主要手段,他們的收入多數來自於廣告,這樣的嘗試從收入面來說是成功的,但內容已經失去了印刷物擅場時代的本質了,數量破壞,價格破壞,型體破壞,最後還是必須要內容破壞,爾後在今天,每天免費給大家拿的捷運報正是這個概念的極致,至於內容嘛,就是看完就可以已拿去墊便當的.而當初排不上Rundown,或上了也會因為播出時間不夠被現場砍掉的消費性新聞,百貨公司周年慶,吃喝玩樂資訊今天都已經成為電視新聞的重要部份.如果大多數人生活裡不要大師哲學,不要高端思想,不需要印刷物拉拉雜雜還是條理分明厚重的道理,要的就是上面這些,大師與知識份子們自然就陷入寂寞了,連出版內容都被破壞了,這些靠文字印刷出版品論述的文人知識份子,自然就失去舞台與它們原有的社會地位.

     雖然這是一本對於電視文化影響論述的好書,它在1985所說的這些現象在目前的即時網路訊息時代更加明顯,人們失去對於文字的思考力已不可逆,但是,個人認為作者還是過慮了,一則Postman顯出了對於技術的擔憂與恐懼,二則顯出了他對於對抗娛樂包裝下的資本主義的無力感.人類的技術發展是文明中的一部分,印刷術就是替代重複書寫的技術,如果對這種變動沒有太多憂慮,印刷術被後來的技術取代又有什麼罪大之處,因為其實我們並不會知道人類未來會如何?其次,很亞於作者對於歐威爾式預言的輕視,或是他認為政府體制對於言論的控制影響比不上電視文化這種新型態的方式,他憂慮電視文化影響卻不太在乎政府管制言論,其中透露著對於娛樂式資本主義的恐懼更勝於極權主義是我個人不解的.以上.

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

 

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

   看書名應該是傳記,但看不看有掙扎過,一則是沈從文的傳記不少,以前沒有特別留意過,現在似乎也沒有必要追一本新書風潮,另一是只在小時候看過洪範的沈從文小說選,當時知道的出版品選擇且有能力讀的沒現在多,洪範,九歌,爾雅幾個出版的書買的多一點,其實不太算忠實讀者.但約略聽人說這本有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意思,想想1948到1988可能真的有點意思,就找來看看看.說來真是頗有典型的可能,說是沈從文的後半生是事實也是諷刺,普遍認為沈從文最好的作品都在他的前半生,不管他是否如傳聞所說的若未在1988年初過世就應能在當年拿到諾貝爾,至少他被高評價的作品都在1948年以前就寫出來了,這本書無異在試問那麼他後半生都做什麼去了?為什麼再沒出現值得一讀的小說作品?而這本傳記潛藏隱伏的目的應該就是在此,透過後半生的敘事,來對應前半生,顯現環境巨變下一個作家所面臨的壓力與選擇,對比出個體的差異外,也顯出不同的人對於社會與作家關係劇變的處理方式與可能結果.

   書的開頭就訴求年輕,這種年輕自然不是指生理年紀,1902出生的沈從文當時已邁入中年,文中的年輕自然指的是創作的心齡,當國家處在戰亂越來越接近天下翻轉時刻,身為一個作家,一個敏銳的觀察者應該是隱約感到什麼不同的事情要發生,雖然他沒有選擇坐上南京政府的飛機,但這種山雨欲來的壓力還是讓他的身心都遭到損傷,於是他崩潰了,書中精神失常的他進了精神病院,一個由憂轉懼再轉為靜謐,最終進入了大悲,這種大悲讓這個年輕的心境徹底轉變了,突然變得符合了他年齡一樣的成熟,可能意識到未來創作之路在外力未明,內心膠著的情況下難有可為,也可能是為了暫時避禍,沈從文宣告要轉以研究古代傳統工藝美術器物作為今後工作的重心,由年輕的短篇小說創作者一舉轉變為古代器物工藝品的研究者.

     作者張新穎對於沈從文的理解全部來自於沈從文全集與來往的家人,友朋信件,政治檢查與新近發現的未發表作品,作者沒用太多個人主觀的論斷,大量引用沈文沈語,試圖以主角自己現身說法,讓書顯得相對真實,也不會干涉讀者個人的看法與判斷,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略讓人感到枯燥,因為這並不是一本注重主角生活經歷的傳記,而是瞄準著精神歷程來剖析,這樣的寫法並不在強調沈從文的文學地位或作品價值,而是顯示在那個時代做為一個沒有配合政治演出的文人,沒有因為政治磨難而屈從的作家的某種心理狀態.這會更接近沈從文的真實面目,但是全用這種角度寫人,也能產生相應的誤解,太誇大了個人難免容易陷入造神的嫌疑,雖然在沈從文這個人上不見得是很重要的事,卻是很值得探討的,會不會某種程度上對個人的誇大,放大了時代風暴下其他價值裂解的效應?或是誤解了不得已接受威權壓迫統治而改變立場的人而毀壞另一個人?但是這些猜測終究還是在沈從文的一個概念下讓我釋疑,"寫作需要的是思考,政治需要的則是信仰",思考與信仰兩者有著差異,甚至充滿衝突與悖離,因此,一個醉心寫作的人本來就不該在一種政治信仰的基調下做為創作的源泉,更何況是以這種信仰的宣傳做為寫作的標的,在沈從文的心理,他1948年起的掙扎應該無不自於此,於是他選擇了一個自以為不應該也不會受阻於政治的古代器物研究,以為只要進入不涉足批評時事或不暗諷社會的寫作或小說創作就能從此無恙,怎奈何他不知道他面對的是一個專門誅心的政治環境,那怕他寧願在歷史博物館當一個解說員,也不願意接受黨政大員希望他繼續創作小說的邀請,哪怕當局已經虛位以待,他寧可專心在他的中國紡織品研究,扇子工藝,還是其他器物的專著上,他還是避不開,張新穎沒有如巴金隨想錄裡面大量的文革文鬥批鬥場景那樣交代沈從文面對的環境,反而像是交代一件簡單的文書過程,也許是因為讀者可能早已熟悉,或者是這原來就不是主人公自身的東西,只是讓主角所想表達的思考更加清晰,也讓整本書除了畫家范曾外,不曾有過對其他人的黑畫面,而因為沒有採用太多的范曾回應,以至於我們不知道這樣的描述是否公允,但即使如此,在能夠緊控不過度挑戰政治的界線上,還是露出了一點點端倪就是,但無損於初衷,讀者也應該能夠猜得到.

    在新政權建立的喧囂中,沈從文陷入了危機,他不清楚自己面對的是哪種社會價值的驟變,他感受到了巨大的無助,即使在這種貼近崩潰或實際已入精神病院下,他開始做一些外界完全無法理解的工作,起碼知道沈從文文名者都認為這不是他該做的追求,他協助北京大學博物館搬遷,參與籌備陶瓷,漆器,織造專題展覽,完成了中國陶瓷史教學參考書稿,經過數月的恢復,在給妻子的信上寫道“我溫習到十六年來我們的過去,以及這半年中的自毀,與由瘋狂失常得來的一切,忽然想醒了的人一樣,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預許的一樣,在把一只大而且舊的船做掉頭努力,扭過來了,你可不用擔心,我已通過了一種大困難,變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這種平淡卻堅定的信念,真執不浮誇的情感,他就這樣進入後半生工作的重心.沈從文的恢復不僅是變得正常了,而是從中重新凝聚起了一個自我,這個重新凝聚的自我讓他在複雜現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進而重新確立新的事業,更可貴的是沈從文的恢復不是向現實妥協或隨波逐流,而是一種超越現實起落的新生.懷著這樣的心態,雖然解決了個人應對環境變遷的抵抗力,卻還是要受到環境變化下的各種折磨,費了半生心血的文物研究並不順利,身為反動權威,做的又是不被看重的各種雜工藝文物研究,沒有話語權,一本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從起念準備到最後出版,耗時二十一年.這二十一年中,各種運動衝擊,雖然沒有被劃為右派,但前後被八次抄家,下放湖北幹校勞動,沒有逃過任何一次整風,即使如此,他仍然一心想著未完成的工作,在各種艱難的處境中,苦心孤詣的忙碌,這種心境下而寫出了這段話"萬千人在歷史中而動,或一時公民赫赫,或身邊財富萬千,存在的即儼然千載永保.但是,一通過時間,什麽也不留下,過去了.另外又或者有那麽二三人,也隨同歷史而動,永遠是在不可堪忍的艱困寂寞,痛苦挫敗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來,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對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熱情","時代過去了,一切英雄豪傑,王侯將相,美人名士,都成塵成土,失去存在意義.另外一些生死兩寂寞的人,從文字保留下來的東東西西,卻成了唯一聯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因之歷史如相連續,為時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載之下百世之後還如相晤對".

   個人的歷史何曾脫離過國家史?個人的悲劇又何嘗不是國家悲劇下的產物? 政治席捲一切的年代裡,個人的命運恰好反映了國家動蕩與社會變動,從微觀看見宏觀,自個體轉到群體,顯出了國家與個人價值之間的衝突矛盾,看見服從與叛逆的對抗,,張新穎在後記中寫道"發生什麽樣的關係不僅對個體生命更有價值,而且對社會,時代更有意義,卻也不只是社會,時代單方面能決定的,雖然在二十世紀中國,這個方面的力量過於強大,個人的力量過於弱小.不過,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離去看,你可能會發現,力量之間的對比關係發生了變化,強大的潮流在力量耗盡之後消退了,而弱小的個人從歷史中站立起來,走到今天和將來.”, 因此,個人縱使淹沒在大潮中,但是再小的個人還是人,再大的潮水也還只是水,堅持自己完成自己便有上岸的一天,這本後半生傳記的價值也許就在這裡,保持自我的獨立,尊嚴,價值.以上.

桃花井

 

桃花井

   這是一個不太有人關心的故事,起碼從當前的角度是這樣的.於是我不驚訝它出於一個台僑還是華僑?,而非本地的某人某作家.國家機制總是不斷攫獲定義每個時期,不在時令概念上的價值任誰也難輕冒大不諱,而那些年輕後繼者在沒有脫出被教養的腦袋前,原是不知道這些有什麼不同.於是暫時最好的做法是自說自話,像電影童年往事裡,第一人稱的阿孝,他鳳山的朋友卻叫他阿哈,在他們認知中阿笑就是阿哈,語言的不同本來就沒有其他不是語言外的意義,其他的意義都是不在這件事這個人上心的.

   這故事的主角並不為人注目,它從來不屬於主流,在威權時代如此,到了今日也未曾改變,從主人公被認為疑似匪諜的身份,火燒島的印記,到它一個外來者的角色,實際上它與他們幾乎從未在時代中為多數人談論,未曾是畫面中的主角,不是配角,最多只能算是場上匆匆走過的路人甲.作者蔣曉雲,一個去美30年的女作家,把這些路人甲的故事寫上檯面,應該也寫入不少不敢說不願說這些人的心裡.故事是一個老人李謹洲在開放探親後回鄉的故事.李謹洲任家鄉一縣之長,共產黨戰事逐步取得勝利後,他帶著妻子小兒逃離家鄉湖南,留下老母與長子,到台灣之後被懷疑滯留匪區過久有匪諜的嫌疑而被抓入獄關入火燒島,10年後雖被釋放,但因為背著匪諜的身份處處碰壁生活困頓,好不容易終於等到開放探親,李謹洲在還鄉之後,先是找到自己的長子,隨後又在老家續弦,蔣曉雲描寫了老人還鄉後的尷尬處境,筆墨凸顯了時代隔閡,經濟演進,社會變動,乃至文化價值改觀,李謹洲八十的高齡,任過縣長,這趟回鄉以為可以安享晚年,找個合適的對象共度餘生,結果老太董婆與兒子兒媳精明算計,李謹洲從臺灣帶去的金錢金飾都被這一家子偷偷取光,等到發現銀行保險箱空無一物時,老人急得腦溢血發作半身癱瘓了.這個在他人眼中風光的臺灣老頭其實是個時運不濟的人,年輕時因匪諜之名被押牢房,其後勉強靠妻兒供養,晚年卻又為落葉歸根而惹上桃花劫,半癱如死人般地拖了5年終於告亡.

    這故事聽起來似乎是老套的,但作者的手法很不一般,讀到中段後突然發現這雖是一篇長篇小說,實際上它是由六篇短篇小說組成的,每一篇獨立去看其實都可以當作一個故事,完全不去看前後篇竟然也是個完全的故事,人事物毫不扭捏也沒有不順或不清楚的地方,這個結構雖非獨創,但讓我很訝異於作者的功力,連單篇都寫得入情感人,到書末跋中寫到第一篇去鄉寫於三十年前,才開始想像這個結構究竟是一開始就做如此布局,還是後來邊寫邊改的結果,若是按照時光流水線去鋪陳恐怕效果還不能如此,於是讀者就要在交錯的時間空間中去感受到一個疑似匪諜的大半生故事,卻不會有任何突兀感.

    記得有一次不知道在哪讀到山東流亡學生的故事,作者寫到他拒絕當兵後,被人用黑布蒙眼載到一個似山洞的地方刑求,看到這段我當時一醒,那個山洞我似乎去過?.當兵在澎湖,雖然駐在澎南,但因為協助營後勤官的業務,經常需要去馬公澎防部洽公,但我從來沒想過山東流亡學生事件發生的大操場就是我常走過的地方,而澎湖地勢平緩,能有點起伏的高地不多,那個山洞的描述與我參加漢光演習時部隊防守的地點太相似了,想到曾經在那地上躺上一周的坑道可能就是個黑歷史的所在,也不免有點吃驚.但如果不是曾經歷,有多少人會記得那些不為人知的小人物故事.而這些小人物大抵就這樣隨時光的推進消失了,如果洽又逢價值的轉換,身份的尷尬,就更不為人所知.像這本小說中的小人物,其實已經被設定了至少曾任縣長,或曾是縣裡的富庶家翁,落難了能夠由前後的身份差距製造出戲劇起伏與衝突性,但比起李謹洲.楊敬遠還要低下,完全比不得的小人物,既無錢財更無權力,不識字做不了公教,連住眷村的資格都沒有,這些人不是那些高級的人生活圈子中能憶起的,低賤小人物寫不出巨流河,沒有眷村的兄弟們,甚至連一個代言人也沒有,只能雜居在語言與它們完全不同的街市裡,各自過著餵養自己的生活,其中能見度高點的就像作者這樣,到了一定的時間,能力又能企及的就出國了,而差的人就只能繼續的在苦難中打轉.而我恰好就知道一些這樣的人事物,因為我也是個低級的人,只是這種東西現在又有誰會在意呢?除了拿去做政治工具還有賣點,才有人願意去講述這種歷史外,在外人眼中根本無價值,而偏這些人就做了一生的政治工具,他們要不是早就成了政治教養的產物,要不就是寧可遠離政治過自己的生活而已.改編自小說的電視劇戰長沙裡有一個胡大爺的配角,他是湘潭鄉下某胡姓的族長,他不許他族內的子孫外出打仗,也不喜歡他們出外做生意,因為這些外出的子孫不是敗亡就是戰死,讓他們胡姓一族人丁凋零,作為一個族長,他信奉的是一個小家主義,只要他胡姓一族能生存綿延下去,他才不管上面的政府是誰當家,叫什麼國號,直到被戰火毀了全族的家業,他才帶領剩下的族人反抗,雖到頭來多數還是不免遭屠戮,總算天見猶憐給他胡姓留下一點血脈,但究竟這種小家主義是不是全是錯的呢?頗值玩味!

    也許是設定好的,也許作者自己都沒有發現,這個第三人稱的故事,敘述者本身就是一個詭異的產物,這樣說不是對作者不敬,而是它就是一種歷史仍在繼續的過程,因為小說中的人物涉及湖南,所以作者用足了功課把每一個人物都用它們最慣常的語言表達,這自然是不會錯的,但作者可能沒有發現,在對話之外的敘述上,當第三人想解釋李謹洲或李謹洲家人的想法行為時,他的文字是台灣式的,而當他描寫湖南人物的時候,不經意地就露出了當地中文口頭或書寫上的習慣語,而這種表現不是做為小說人物,而是歷史過程就發生在作者個人的身上,當他隨著歷史的變動,閱讀了或聽聞了,那些陌生的東西變成自身的一部分,也就不知不覺中有了這樣的呈現,這種歷史變化會發生在作者身上,當然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只是我們自己有沒有發覺而已.以上

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體

 

  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體 (A Mad Catastrophe: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Geoffrey Wawro)

     歷史事件沒有太多新鮮事,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人上演內容差不多的故事,人們紀錄信史的時間雖然不長,總也有兩千多年,但那些類似的愚蠢行為為什麼還會重複發生?以致有時會懷疑,人們看那麼多歷史,那個究竟目的何在?有變比較聰明,還是心態與視野變得比較寬廣?

     這本書書名雖叫哈布斯堡的滅亡,但實際關於哈布斯堡歷史的內容不多,重點還是放在奧匈帝國上,即便哈布斯堡家族實際上掌控著奧匈帝國,大部分內容還是鎖在奧匈帝國的形成與解體,奧匈帝國時間從1867到1918年,但作者Geoffrey Wawro是以1914年6月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被塞爾維亞人暗殺談起,然後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述東戰線奧匈與塞爾維亞,奧匈與俄國兩條戰線上的戰役,直到1915年第三次進攻塞爾維亞失敗,奧國將軍隊指揮權讓德國主控為止,其後的3年竟然只用不到半頁的內容快轉.然後最後結尾略述了奧匈的解體,南斯拉夫的形成,與哈布斯堡家族流亡海外.

   書的前三分之一寫的很好,把奧地利與匈牙利不得已的結合成奧匈帝國的原因,發展,與可能形成的問題,涉及巴爾幹半島上的種族,宗教等紛亂問題都有涉及,對於了解中歐東歐,甚至對於現在南斯拉夫分裂出來的國家間屢見衝突的現象,至少能有所幫助.此後內容進到了戰場,東北線奧匈帝國在波蘭境內與俄國交戰,東南線則進攻塞爾維亞.因為都是戰史,配合著書賦的地圖看,能大概了解進軍的路線方式,與雙方的謀略,但戰史內容一般都是流水帳,相對枯燥無聊,此部分呈現最多的就是奧匈帝國的主將攻俄線上的康拉德與攻塞線上的波提奧雷克如何領銜一堆愚笨的將領指揮,讓士兵在陣地中無腦的東奔西逐,沒有被俄國或塞爾維亞的砲彈打死,也是累死,餓死,凍死.另外就是呈現奧匈帝國這個多民族國家是如何的愚蠢自發地引起內部民族彼此間的不信任,不同民族的士兵甚至可以在戰場上擺別的民族的道,完全沒有自身屬於同一個國家的觀念,以至於這大部分枯燥的戰史成了愚笨與種族分裂的歷史過程.

    1867年2月建立奧匈帝國是一種折衷和妥協的產物,奧地利帝國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但19世紀中葉,這個帝國的國力被大幅削弱,1859年的義大利獨立戰爭使它喪失了在義大利的所有非奧地利歷史領土,1866年普奧戰爭迫使它被排除德意志邦聯之外,境內的匈牙利對維也納的統治也非常不滿,在帝國的其它許多地區民族主義思想也不斷加強,造成了空前的叛亂,匈牙利人是奧地利中第二大民族,它的面積占了帝國的二分之一,為了保障奧地利皇帝在匈牙利的地位,和防止這麼一個強大的國家脫離奧地利獨立,法蘭茲·約瑟夫皇帝不得不與匈牙利貴族舉行談判,尋求一個可以使他們支持的折衷方案.一些政府官員勸告皇帝最好與所有民族主義領導者談判,來建立一個多民族聯邦國家,他們擔心單獨與匈牙利貴族談判會遭到其它民族的反對,法蘭茲皇帝無法忽視匈牙利貴族的勢力,而這些貴族只願意接受一個他們與奧地利傳統貴族之間的二元體,因此,這個充滿先天民族衝突危機的方案備付諸實行,奧匈二元帝國則正式建立,一個看來實在不倫不類,力量上一加一小於一的國家出現.奧匈帝國有三個不同的政府,匈牙利政府,奧地利政府和一個位於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匈牙利和奧地利各有各自的議會和自己的首相,皇帝的權力理論上是至高的,但實際上是有限的,這種共主荒唐式的設計直接為這個國家埋下覆亡的因子.

   而一個至少包刮七個民族的國家,它的日常運作已經有這些因為民族,因為地域所創造的分裂條件,而反映在它軍隊的組成上則是更大的問題,民族不一,語言不同,光是命令的下達該用德語還是匈牙利語,還是其他各民族的語言就是個難題,因為士兵為不同民族,不一定都能聽懂德語,而奧地利軍官也沒有辦法學會所帶領部隊士兵的民族語言,加上族群分別,利益不一,少數民族認為自己不過是奧地利軍隊衝鋒用的砲灰,以致先天上就缺乏對這場戰爭的熱情,為誰而戰?這個多民族國家很清楚的為後世寫下範例,想要靠強調一個單一民族的統治合理性,合法性,優越性的多民族國家,在國家遭遇危機,或是如奧地利這種擴張企圖的時刻,那些不論多數或少數在承平時期被壓抑或被壓迫的人,就成了自己內部最大的敵人,更何況巴爾幹地區的民族分布不是完全的塊狀連結,各有其散置之所,斯拉夫人,馬札兒人,還是受到伊斯蘭影響的宗教民族與天主教徒,東正教徒的對抗,妄想以一個民族極端優勢的統治而維持長期一統,本來就是難題,於是乎戰場上有大量的逃兵,戰鬥時整營整團的人直接投降俄軍的不在少數.

   而對於進入20世紀之後,世界大勢與戰爭科技的轉變,顯然哈布斯堡王朝所擁有的不僅是落後,且幾近於無知,高階將領如康拉德,波比奧雷克無有用的戰略,無戰術,實際的交戰場所中,基層部隊缺乏戰法,且落後於當時的世界,當別的國家已發展出新式火砲下的壕溝佈陣與守御之法時,奧地利地將領竟然還在採用19世紀的密集隊形進攻戰術,彷彿一個自動向敵人火力衝鋒前進的人肉靶子,自動送死還在最後一刻妄想用刺刀拚搏,結果是連敵人都還沒看見,就死在敵軍的第一道防禦壕溝上.在更高戰略的層面上,奧匈帝國本身軍工發展不足,事實上可能是沒有料到大戰來得如此之快,包括塞爾維亞,德國,它們的兵工廠我生產的砲彈數量不足,往往前方士兵面臨無彈可用的狀態,俄國人更慘,參戰的士兵們有三分之二的手上沒有槍,只能在戰場上碰運氣撿拾陣亡的士兵的槍枝上場,根本就不像一場在歷史上的大戰中該有的那種強國的樣子,儘管前方如此地拮据,但康拉德,與波比奧雷克兩人大多數時間卻只待在遠離戰場幾百公里外的司令部,美日享受大餐,散步,閱讀書報,與忙著高層疏通關係好掌握國家軍隊的絕對指揮全力,而法蘭茲根本上是個老而頑固無用的皇帝,以至於這種並不令人意外的結果出現,德國人在1915年之後已完全無視於奧地利將領的存在,認定了它們的無能可能導致東線有失,直接承接了軍隊指揮的主控權,或許也是這本書在1915到1918年只用了半頁交代結束的原因,名存實亡的奧匈帝國實在是完全乏力.   

  1918年戰事越來越不利,雖然帝國內少數民族領導人對哈布斯堡仍保持忠心,但此時已不得不考慮自身的利益,當協約國的勝利顯而易見時,脫離舊的帝國自然成了名正言順的事情,哈布斯堡已經無法將這麽多的民族聯合在一起,因為戰爭使經濟發展停止,許多戰前在維也納政府引入的開放政策被取消,導致各地的不滿,在這些條件下極端民族主義倡導者獲得了支持.1918年10月捷克首先宣布獨立,匈牙利其次,川西瓦尼亞大多數地區加入羅馬尼亞,南部的斯拉夫地區聯合組成了後來的南斯拉夫王國,而一次大戰戰勝國承認這些新的邊界,改變了巴爾幹的政治地圖,1920年匈牙利恢復成單一的匈牙利王國,但沒有國王,奧匈帝國的最後一任皇帝卡爾大公企圖占據這個王位沒有成功,他被放逐到葡萄牙的馬德拉群島,後來死在那裏.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匈帝國就此解體,但值得注意的是,肢解奧匈帝國並非戰勝國最初的目的,,其實當時有不少人認為奧匈帝國的解體,不但無助解決當地的民族問題,反而只會使這個地區的局勢更不穩定,分裂出來的國家表面上遵從民族自決,但實際民族疆界劃分混亂,比如直到戰前都擁有過完整歷史疆界的國家如匈牙利慘遭分解,而有些組成民族不同,不應合併進單一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或羅馬尼亞等都成了多民族國家,這些民族和疆域的劃分非但沒有使得東歐和巴爾幹人過上新生活,反而招致這些國家經常彼此互相攻擊,且從那之後直至今日仍是東歐和巴爾幹問題的禍根.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