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的歷史：從石刻地圖到Google Maps，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

    

 

地圖的歷史：從石刻地圖到Google Maps,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on the map,Why the World Looks the Way It Does ,Simon Garfield)

 

    中文繁體版地圖的歷史挺可惜的,個人以為有一個大失誤降低了它的價值,看看書封面上那幅地圖,既然都知道要以彩色呈現,那為什麼內文中數十幅真實的地圖,不論年代遠近或新舊,全是黑白列印? 除了根本無法讓人看到地圖真實的樣貌外,實在也因為印刷不清楚,讀者想從書中的附圖去做尋找,思索,聯想或超出書籍範圍的異想等都成了不可能,這麼大的失誤,縱然有許多名人背書,也不足以改變,不妨看一下書中一幅十九世紀英國的Ashford謀殺案地圖,印刷上完全是糊掉的看不清文字與地標,讓人感到擺上這張圖與沒擺一樣,文字上描寫那個謀殺案與地圖發展的關係雖然有趣,但卻完全無法從圖上找到這種趣味,頗為可惜,相同的John Snow的霍亂疫區圖,以及完全需靠顏色區Tooth的倫敦貧窮地圖與現代城市的捷運路線圖,少了顏色的裝配,在這本書中完全淪落成填版面的模糊區塊,實在可惜,既然是談地圖歷史的書籍,何不好好的以更精采的方式呈現地圖?比如以原色彩印刷或摺頁放大的方式,一方面古代地圖多是手工繪製彩繪驚艷,另一方面許多巨形地圖被縮至書中本來就會擁擠到不易觀察,那麼若能以摺頁或跨頁放大加上彩色呈現一定能改善這些情形,畢竟書名叫地圖的歷史,如果連附上的圖都看不清,怎麼還能來傳達真實的歷史?當然啦,彩色印刷,摺頁裝訂都會增加成本,甚至可能為此更換較貴的紙張,在銷售價格上比較不親民就是.無意去批評這本書的企劃策略,但是如果這樣一本明顯疏失卻沒有被挑剔的書籍,我就不知道那些人是以甚麼條件來推薦的,起碼,我會懷疑它們沒有看過中文繁體版.

 

   地圖的歷史顧名思義,就是歷史上地圖這個物件出現與發展的歷程,當一幅地圖製作完成當時就注定已是歷史,它關心的標的物早已發生改變,傳統的觀點將時間看成是獨立於空間的均勻變量,但從相對論出現後,人們可以試著從四維的角度轉到另一個面向,一個空間段橫截面,這麼說或許空泛,那麼回歸真實,試著在google地圖上輸入某個地址,螢幕很迅速地就回饋了標準地點,接著轉換成街景圖,那是一間在巷子裡的出租房,原來google街景車經過的那天,房子正在整修,門窗都被工人卸下,所以留下了門戶洞開的奇異景象,時至今日,那張街景圖還沒變化,但實際上整修完的房子早就上了新式的門窗,當然,也許下次街景車在經過後這數位圖檔會被更新,但它依舊是歷史的一部分.而我們可以從此開始想像,也許未來的google街景圖會增加時光回朔功能,五年前,十年前,五十年前,乃至一百年前的街景都能瞬間呈現,但我們也恐懼也許街景功能會變成全域監控,沒有死角,沒有任何時間差,它都即時轉播著每一個角落的景象,成為人類自由與思想的敵人,當然屆時地圖也會有它新的意義.

 

  歷史的前進在於對未知的探索,人類從石器時代就有開始制作地圖的紀錄,其中最早的地圖在公元前6200年於土耳其地區出現,埃及人使用蘆葦繪制地圖,但蘆葦不易保存,存世的古埃及地圖很少.根據實物考古發現中國的最早的地圖是湖南馬王堆漢墓中,三幅繪在帛上的地圖,繪制年代大約在西漢時期公元前168年.中國的出土最早的紙上繪制的是一幅戰場地圖.托勒密於公元2世紀編纂的地理學詳細敘述了地圖繪制的方法,創立了投影法,該書附地圖27張,被認為是世界最早的地圖集之雛形.根據作者Simon Garfield橫貫本書傳達隱晦的一個主旨,地圖是知識,科學與理性的產物,是對未知地理環境,未知生活與未知事務的探索,在這個基準下,本書從亞歷山大的圖書館開始,因為那是古代集合知識與權力的中心,是一個發展地圖的良好地點,隨著歐洲勢力的增長而轉向四鄰擴散,帶著這種趨勢,本書可以很清楚地說明了地圖在西方世界的發展與演進過程,但是身為讀者不禁要問,除此之外的世界,在本書中幾乎與地圖絕緣了,除了一幅明朝地圖外,我們沒有看到歐洲以外的世界與地圖發現的連結,這是一個怪異的,但也是符合本書出發觀點的一種結果,做為科學的,理性的,冒險的相對於神秘封建,迷信的,中央集權與鎖國的世界最好的印證,就政治正確而言,它何嘗有誤!但即使是自認居於中央的或是與中央接近的,他們仍然有屬於自己的地理發現,有自己的知識追求,即便那只是宗教或其他非法商務的需求,即使那只是屬於一個封閉國度的視角,但他不可能不存在地圖的歷史,也因此地圖的一個顯性表徵:觀點,在這裡被清晰的表現,作者Garfield的觀點,歐洲的觀點,乃至於征服者的觀點,那麼那些失落的世界?被征服者?被擊敗者?比如非洲的黑人,美洲的馬雅人,印地安人,曾經的中亞游牧部族,乃至東亞的中,日,越南等他們的世界觀,它們的地圖,難不成就是以殖民者,勝利者,征服者的視角來取代了嗎?因此,這本書一方面顯出極為優越的地圖演進發展的歷程,伴隨著科技文明前進,更清楚的顯出了地圖的樣貌與功能的變化,從權力的彰顯到開車尋路,那是一種文明勝利的探索,即使到了google地圖,那也是一種商業勝利的宣言,試問以本地如此開放的社會,要是有任何一家本土企業試圖製作全島街景圖,人民會完全服從不去抗議?但為何一家全球企業來製作卻沒有引人抗議?這種權力征服的隱性結果,這種主從尊卑的心態,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就已經是許多人不可自我推翻的人體基因,更加彰顯了地圖它所表達的權力意義.不妨看一下人們手中或是地圖製作者的全球地圖,美國人做的全球圖美國一定位在圖中心,本國所做的全球地圖台灣一定在圖中心,於是當政治觀點有不同時,有人建議把東方放在地圖的上方,於是本島就成了一隻向著北方前進的鯨魚.這就是觀點,是權力與它各種社會作用的呈現結果.

 

  個人無意去評判純粹西方式觀點的論述,縱然書也寫了短短的西安雁塔寺中的地圖,交代了所在國心態獨尊的封閉自視,這點固然無誤,但絕對不是所在地點它的地圖歷史,馬王堆中所發現的是兩千一百多年前繪在帛上的三張彩色地圖,分別為地形圖,駐軍圖和城邑圖.圖上包括的範圍大致是現今的湖南,廣東,廣西三地,值得留意的是當時的內容和現代地圖大致相同.到了西晉有裴秀,他主持編制了地形方丈圖和禹貢地域圖,其後歷代還有唐朝的賈耽,張燧,宋朝的沈括與本書所講述明朝的朱思本等都曾繪製過全中國範圍的地圖.並非個人要去質疑這點,而是作者也曾在書末提起地圖可能是人與獸間最大的智力差異,跨過了能製地圖這一點,一種野獸就轉變成了具有相當智慧的人類,人的大腦產生了變化,於是隨著這種發展,人類就脫離的獸性進入文明,這一點推論雖然大膽,卻也不完全無稽,但是若按此準則,那些在書中消失的印度人,阿拉伯人,日本人,這些不被認為是無文明又無科學的地區,與非洲大陸的黑人,美洲大陸的原住民那些被認為相對未開發與原始生活的民族,在地圖的歷史上又該是什麼角色,什麼觀點?他們原始的世界觀點又是如何?那些在歐洲人還沒有到達以前的時空裡,難道這些人,這些事務都是空白一片,很顯然是難讓人信服的,起碼我表示懷疑,而因為科技文明的極端高位,我們所有在google地圖或類似數位地圖觀點下的人們無疑已是被征服的一群,但我不相信在科技文明之前,在地理大發現之前,我們與非洲美洲阿拉伯印度的錢人們也是與同歐洲人一樣的觀點來看著世界,而這本書顯然缺乏這個部分.

 

   單就這本書的內容與論述實質內容還不錯,地區性的議題如疾病,兇案,極地探索,還是經濟分布等現象與地圖的連結,透過實例寫來有趣,能夠增加一些見聞,但是還是開頭提到的印刷問題,缺乏以色彩原圖印製,缺乏以跨頁摺頁放大不清楚的地圖來做編輯處理考量,以至於書中大部分的地圖根本是不清楚的,以至於很難按圖索驥,閱讀的樂趣被消散殆盡,對於很習慣看地圖的人,比如我,就會認為是一種不可原諒的大錯,當然啦,繁體中文版編輯也有他們的立場與條件就是,只是從一個對於女性看不懂地圖小節的論述,很不湊巧,我翻到版權頁,似乎處理的編輯都是女性的名字,不知只是剛好,還是就是本書驗證的另一個實體現象就是.以上

 

政府正在監控你：史諾登揭密

   

政府正在監控你：史諾登揭密(No Place to Hide: Edward Snowden, the NSA, and the U.S. Surveillance State,Glenn Greenwald)

 

   如果人們走出一家商店,門上的防盜鈴開始作響,而店員要求搜查隨身的包包,你會讓他搜查嗎?該讓他搜查嗎? 其實有越來越多人拒絕這種非法搜查,但是不少人依舊認為如果搜查能證明清白,並無不可,在清白與人身自由的選擇上,他們認為前者的價值對他個人更有意義.同理,在國家安全與非法監控逮捕之間,可能很多人認為國家安全應該放在前面,並不介意國家對於某些個人活動的監控,而這正是這本書所探討的問題之一,如果政府對於個人的監控涵蓋到蒐集所有電子郵件,所有網站瀏覽記錄,所有網路聊天紀錄,所有電話通訊紀錄,且不分對象的將全民都纳入監控中,甚至直接進入Goolge,Yahoo,Facebook,AT&T的機房接收所有紀錄,或者乾脆在Router設備商的產品上直接安裝後門,以至於屬於一個人所有資訊的電磁資訊沒有一條不被監控,且任由政府取得,你還會同意國家安全壓過一切的價值認定嗎?甚至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有能力監控取得不是美國人所有的電磁紀錄,你也同意嗎?

 

   Edward Joseph Snowden事件在國際主流社會引起注意沸沸揚揚,不過本地似乎沒太多人在意,最多當作一個洩漏國家機密被追殺的人,當成小說電影八卦事件,沒有太多人真的重視事件的根本問題,就是國家對於人民的監控到底該到什麼程度,Snowden是美國人卻跑到俄羅斯尋求政治庇護,從一個被認為最自由的國家跑去尋求一個威權國家保護,卻只是因為他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非法全面的監控存取全民的電磁電話紀錄,顯然相當諷刺. 畢竟美國一直被認為相對自由,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無法比較,任何沒有法源依據的事都不被預期會被美國政府執行,但Snowden卻戳破這張假面具,他的揭密顯示美國與被認為相對極端控制的俄羅斯與中國沒有太多差異,長期對他的人民實行全面監控,甚至擴及到監控外國人,連台灣駐紐約商務辦事處的電腦畫面紀錄都已被擷取存在美國國安局的監控設備上,這種十足歐威爾式的監控方式與能力應該是沒有其他國家能與之相比,Snowden被美國政府追殺顯示的是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間的問題,本書作者Glenn Greenwald做為一名記者因為直接採訪Snowden報導了國安局這些非法監控作為,卻同樣被冠以涉嫌間諜洩漏國家機密妨害國家安全而有被美國政府逮捕的可能,這顯示本書所欲揭示另一個問題,就是當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間陷入兩難的困境下,何者為先該如何取捨的問題.

 

    以上是這本書的梗概,若要談深刻的,當然絕對不會只是看萬惡美帝的醜事,也沒有必要牽扯到非美國家,畢竟總是要給個體有些自我體會,所以一直到書末這段 "不構成挑戰的人很少被高壓措施鎖定為對象,而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可以說服自己,高壓並不存在,但是社會自由與否的真正尺度,在於對待異議份子及其它邊緣團體的方式,不是取決於對待忠貞份子的方式,即使在全世界最惡劣的暴政之下,忠誠的支持者也不會受到國家權力的虐待".才覺得有點書的意思,我以為這裡稱為異議份子或邊緣團體的不是一種固定的角色,在美國或類似的高度兩黨政治結構下,個體的觀點也不總是居於主流或掌權者,很可能就在某些情況下變成邊緣團體,所以人們真正該思索的是當自己如何對待異議份子與邊緣團體,反而不是當他們身居邊源團體與異議份子時的主張,因為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忠誠的對象不同形成荒謬的自我思想背叛,而對自己的雙重標準與態度毫無自知才是真正問題所在,居於弱勢時是一種主張,但成了當權者就變成另一種臉孔,而這點恰好能顯出書的另一個觀點,客觀的假面,Greenwald指出了新聞教育或新文記者長期以來認為的客觀根本就是錯誤的,或虛偽的,Greenwald認為新聞是難脫主觀的立場與角色,因此人們不可能躲開新聞中的主觀意識,新聞工作者也不可能自以為的客觀就是客觀,事實上早就虛假的定義給蒙蔽了,但這並不是問題,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明知自己的主觀目的性卻標榜客觀性的誇張演出,而恰恰觀眾願意為這種演出買單,並沒有太多人在意主觀性甚至到了新聞成了相聲演出,說書的拿塊板子就當起演員來自創台詞,但整個社會並沒有人對此提出異議,起碼那些最喜標榜客觀公正的新聞教育高層都未置一辭,原因無非那些演出正是這些居高位教授者的忠誠支持者,他們原始的主觀立場一致,卻假裝沒看見或當這種演出是客觀,而這一舉破了新聞與新聞教育兩者的虛偽,這恰恰點出一個沒有人說出的真相,就是所謂的獨立媒體並沒有他們自為的如此獨立,也沒有自以為的客觀,檢定一個媒體是否具有他們自我宣稱的獨立性客觀性,反而要看他們在不同黨派執政下的報導立場,但只要一檢測,就會發現他們所言站不住腳,因此我們雖然出了許多自稱獨立媒體卻依然跟新聞獨立議題毫無關係的所在,也是我看到本地有人自稱獨立媒體者卻感到可笑一樣,個人認為這書的後半部談了許多枯燥的論點,卻也是較能啟發個人自我警醒的所在. 

 

  這書前半部寫了Greenwald與Snowden接觸採訪的經過,雖然有趣,但對Snowden實際竊取資料的過程所述不多,估計也是為不想模糊書的焦點,因此缺少了點曲折,對於愛國主義與個人自由權橫選擇的論述恐怕並不容易打動一般人,畢竟這個世界願意接受這種監控的還是大有人在,但是隨著網路發展與人們生活已幾近無法分離,這種竊取電磁記錄的也不會全自官方,對於網路資料的保護,仍然是重要的問題,至於對國家監控該如何看待,恐怕不是一個事件,一本書能改變什麼的.畢竟對於自由的需求,大多數人未必真的有概念.以上.

 

以下是Snowden的採訪片段

 

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生平

 

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生平(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Henrietta Harrison)

 

   夢醒子原本是一篇自傳名稱,是本書的主角清末山西舉人劉大鵬經歷,話說1893年的某一天晚上他作夢,夢中神仙告訴他世間最重要的事,唯有誠與敬,他夢醒後悟到自己學業仕途一直失敗不順的原因,正是對於儒家經典的實踐不足,故自此號為夢醒子,勉勵自己此後能師法古代聖哲的言行來做人行事.

 

   而這一本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寫的夢醒子是以劉大鵬的日記為基礎,表面上寫的是劉大鵬的一生經歷,實際上這本書傳達的是一類被歷史忽視忽略的人的人生經歷,做為個體,他們大多無名,做為群體,他們往往難與正在轉變的世界相融合,劇烈的變化挑戰著他們既有的價值,地位,與心靈,但又不得不與劇變共生,以至於產生了這種在社會轉型中被邊緣化的一群人,而那些人就是飽受進步所苦的人們,作者Harrison表示"教科書都傾向於將現代化描述成向美好生活的邁進,我希望學生們能想到這些遭受進步之苦的人",雖然這可能是寫出來被當成教材用,但實際上他的學術味很低,雖然沒有刻意商業化,個人卻覺得這本書與史景遷的著作王氏之死,前朝夢憶等在敘事上相比一點都不遜色,雖然有人批評這沒什麼理論意義,但寫作一個不具歷史影響力的小人物,卻又另一層意義,作者將這種方法稱之為微觀史.Harrison稱微觀史是對一個相對不為人所知的個體生命進行細致的研究,旨在展現普通人的生活經歷和思想世界,企圖通過在文化語境中分析一件件看似不重要的事件來闡釋更廣闊的文化面相,它們並不是案例研究,相反的,它們通過對人類生活和動機的具體分析來顛覆已經被接受的歷史,解釋理解過去的別樣途徑.

 

  Harrison將劉大鵬的一生的劃分為六個方面:寫作,儒生,孝子,議士,商人,老農.留心作者將劉大鵬主要的生命時間用這種方式切割,並沒有以確切的年代劃分,彷彿時間在這個人身上被凍結了,但隨著社會與世界的變動,一個價值傳統的士子,卻不得不被迫變化他外在的角色,為的只是能夠求生,然而這個注重傳統價值的讀書人,非但沒有因為他遵從傳統而得該有的敬重,連他重視的孝道,最終卻連一點都沒有留下,甚至當他晚年,兩個兒子已經身染毒癮,而家中財產在他老婆主張下已經分家,卻因為他從來不進廚房(君子遠庖廚),不知道幾個分家兒子早已是自家煮自家的菜,而根本不知道分家的事,更別提對兒子吸毒之事毫不知曉.

 

   劉大鵬是清末的舉人,兩次進京殿試卻都落榜,可說是末代的科舉產物,這些士子受過良好的傳統儒家教育,卻遭到近代全新價值觀的沖擊,但他們的儒家價值卻早已根深蒂固,Harrison指出劉大鵬有嚴苛的儒家道德僻,這既導致了他的家庭悲劇,又成就了他早年在鄉里的威望,這種嚴苛的道德觀造就了他自身,他終身以儒家經典規範自身,前面的神仙託夢,也許正是所謂的日有所思的結果,足見這種道德價值是如何存在他的生活生命中.劉大鵬生於清末,經過多年的苦讀落榜數次後終於中了舉人,而藉考取取得仕途是他人生早期的最大目標,也是他們家族尋求的共同機會,但終究因為時代變革,1905科舉制度取消,接著清廷滅亡,他想透過苦讀經典博取功名之路被切斷,不得不隨著時代改變或茫然無所依,他去過北京,天津,比起許多終身未離開家鄉或未離開過山西的人已經是長過見識,但這種見識卻仍不足以改變他內心追求的道德價值,實際上現代化帶給他初步印象卻是不好的,他把那些都當成是物質奢糜有違傳統德行發展的事物,隨著科舉制度被廢,劉大鵬更感覺萬念俱灰,他意識到入仕的希望至此已經全部破滅,做為舉人,他本來已經拿到了進入統治階級的入場券,卻終於在新規則之下再度化作平民,由有聲望的人逐漸走向了平民化,而這也正是這本書切割的方式,他曾開館授徒,但齒以教書維生,所求的不過因為教書的收入而已,也曾幫山西人處理票號事宜,做過煤礦場的合夥管理人,最後還因為經商失利,只能淪為耕種自家田地的老農,落寂而死,此外,他做過縣議長,調停過商業紛爭,也投過袁世凱由總統轉當皇帝的提案一票,更在日本人占領太原時,被迫當一個妥協順從侵略者的沉默人.

 

   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儒家思想遭到徹底的否棄,政府的目標已經從維護儒家社會轉移到動員社會財富以便國家能應對國際上的競爭,新式教育,新式工業在政府的支持下蓬勃開展,現實情況卻是新式教育因其昂貴的成本而無法在晉中地區實施,舊式教育又因為失去原有的價值而遭到廢棄,清政府的新政對於晉中地區的村鎮沒有帶來任何益處,反而因為庚子賠款和地方政府在推進現代化,導致稅賦增加,攤派增多,村鎮經濟惡化.對於像劉大鵬這樣的鄉居者而言,新政的結果是使得生活變的更糟,新學校遭到人們的普遍厭惡,劉大鵬認為新政違背了國家本身應盡的責任,是舍仁義而講財利的行為.辛亥革命後,劉大鵬因舉人的功名和威望還數次當選縣議長,他一心想要努力整頓縣財政狀況,卻因為會觸動其他成員的利益,無法施政,不得不多次辭職.那些儒者的聲名和威望所承載的政治價值盡管急劇貶值,但劉大鵬仍有自信去批評時弊,他曾上書南京政府,起訴閻錫山在山西的苛捐雜稅,南京政府回復了一封非常長的信,命令山西省減稅;閻錫山看到是一位老儒生上書,絲毫不理會南京政府的回信.儘管劉大鵬的一些行為看起來不合時宜,但他的勇氣和行為仍然被當地村民所敬重,傳統士工農商的社會解體了,但儒生士子的承擔意識仍深存於他的心中.1913年劉大鵬授課的晉祠學堂無力發薪,失業的他只好轉投商業,與人合夥經營採煤,他先後做過煤場的財務,合夥人,商業糾紛的調停人,雖然他個人欠缺資金,但其他投資人仍願意接受他的加入,這些都得利於他長期實踐儒家倫理所獲得的聲望,與他道德感和誠信處世的結果.

 

    辛亥革命後,傳統私塾所提供的教育很快被看作不入流且缺乏傳統,劉大鵬無法繼續坐館收徒,曾是銀行業中心的太谷縣經濟不斷惡化,家具生意所在地李滿莊曾是一個富裕的鄉村,如今變為空城,原做家具生意的劉家改為經營煤礦,最後收益越來越少,最後只能靠他們僅有的耕地艱難度日.1915~1918參與晉祠的修繕工作時,劉大鵬與僅有生員頭銜的鎮長牛玉鑒的爭執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的道德資本所含的政治價值的明顯衰落,不僅地方社會開始忽略劉大鵬,他自己的家也開始逃避劉大鵬的道德觀,兩個兒子都成為了吸毒者,到了1930年代,劉大鵬對正統儒學的堅持已經變成了一種近乎滑稽的表演,只有少數人才能為之為之敬佩,多數人背地裡都他是笑話,他曾經在耕種後路過村中附近的戲台,戲台附近都是人們留下的煙盒紙,他看到後把它們一一拾起帶走,但是這種行徑卻遭到鄉人們的嘲笑,而他曾寫下"遍地皆有紙煙之包,皮上有字.因拾之歸,遵古敬惜字紙之遺訓,今人不知此訓,反笑予迂闊也",這種自嘲面對時代的變化也是一種無奈.

 

   改變並不會因為他是劉大鵬,或所在時期而不同,世局中唯一不變的的就是變,在劉大鵬過世7年後,共產黨取得政權,劉家後人的命運卻也有著各自的不同,但頗具諷刺性,那幾位玩絝揮霍吸毒的,早早便將分得田產變賣的人,因為無產,在階級畫分時列入貧農,或工人,劉大鵬最小的兒子反而因為勤肯未吸毒留著分得的田地耕種,成了中農,最糟的是劉大鵬的女兒因為都是嫁給相對有錢人,而被畫成了地主,這個階級畫分的結果讓他們後來再受苦了幾十年,也算是另一種時代變化下微歷史,明明是從善者卻得到懲罰,吸毒的反而成了紅五類,事實上不僅是人,連太原,山西的經濟質能也隨這時代,隨著政治需求而改變,早期山西靠著地理位置,是通往外蒙,俄國的商貿要道,晉商的聲譽頗為響亮,加上後續太平天國之亂以致票號興起,包括赤橋造紙與輕工業,商業都能蓬勃發展,但這些過往在1940年後因戰爭與與共產黨大躍進等政治運動被荒廢了,只剩下耕種的農業還能存活,這種情況一直要到1980年代後期才有改變,經濟重心才重新回到工商業與礦業,事實上,時代變遷與轉型隨時都在進行,不是所有的人,事,物都能與時俱進,或在風尖浪口下恰好能站在對的位置,只是文字總是為那些成功的,或可能成功的人而設的,很少有為像劉大鵬這種被認為是與時代脫節者寫下記錄.

 

   面對全球化效應下出現的焦慮與不安,類似劉大鵬這種人絕不是少數,甚至於是大多數,劉大鵬與前面的王小波兩種不同的典型,不是要以兩種人來說明何者為對,而是要看在時代的洪流中,影響人生的可能未必全然是環境,更多部份來自於精神價值,與開放心態,當然不隨時而動堅持個人價值也是可以的,沒有什麼必定要跟隨時代而變的硬道理,老古板也有他的幸福人生,沒人能反對,但若人們追求的不是老而安逸,那就是另一種故事的可能了,以上.

沉默的大多數

 

沉默的大多數

 

   接下來兩本書從類型跟作者原沒有任何交集,不過看過後覺得湊巧,它們顯示出兩種不同的時空與人生起落,形成對比,這一本沉默的大多數是王小波散文集,下一本夢醒子寫的是一個橫跨清末到民國的舉人的生活.王小波是個經歷文革虛耗十年的青年,他這本文集是重回校園接受知識科學與出國洗禮後,對當時或文革時期社會現象的觀點與個人價值觀,從封閉受限到開放衝擊中產生的批判與樂觀;相對於此,夢醒子寫的是一個兩次殿試落榜的舉人,滿腔的抱負在科舉制度取消,王朝終結後,面對新時代新觀念新結構下的身心艱困,機緣湊巧下剛好接著讀兩本無關係的書籍,卻出了非常明顯的對照,也算是有趣,對應於當下迷茫巨大變化的蒙昧者也是一段可以思考的歷史過程,他們所顯示的正是一種轉型的痛苦與問題,一個陷在傳統的儒家典籍教義道德束縛中,另一個致力要打破前者所堅持的那種傳統價值體系,兩者一較恰成對比,兩個時代不同的知識份子.

 

   多數代表什麼?大多數又是什麼?大多數時候不太清楚,可能我們也屬於其中,多數人沒有話語權,因為沒有權力,當然是意見指導上的,這篇沉默的大多數只是王小波散文中的一篇,是代表性的,這簡單文字反射的很大,我原以為是某種意思,看過後卻想著另一層意思,把時空擴大到他那個世代空白的十年,也能說得通,想著原來批判可以這樣寫,不用罵人,真的不用罵人,不用激烈狂暴劍峰直指,也不用現在那種網路酸言,而是一句一句的簡單,我一向認為說理強的人寫小說一定失敗,說教過多沒有意義,而小說寫得好的人想講理時卻往往沒有道理只有偏見跟個人價值,但這本散文卻比想像中的好,作者是以小說成名,書中也未必每一篇都好,他對文革與傳統價值批判的方式,力度都很有個人風格,但是對於世事的了解過淺,對於外來文化評價存留表象渾沌,過度停留在知識份子自我設限窄小範圍中,對通俗文藝沒太多同理心,書中還有幾篇寫的是書評,而那些書讀者未必讀過,自然也不理解王小波的評論了,但如他文中引用傅科所說:寫作的目的是改變自我.如果閱讀也該有這種效果,那麼這本書的效果就是雙方的.

 

   雖然王小波只活了四十幾年,可這對他未必完全的壞的,畢竟1997年到今天時空變化大,不如已意的事更多,特別是作家,在商業包裝下,真實的形象往往與文字印象不一致,畢竟假名士,假君子,假知識份子,假清高德主義被戳破的作家也不少,一個人在他盛日之時去世,也許恰好能維持住那個形象,以他這本書中為王朔文風可能走向通俗的擔憂,從現在來看猜測是命中的,本地人未必看過王朔早期的等待,過把癮,海馬歌舞廳等作品,但是他近年的非誠勿擾,私人訂制這種通俗電影作品應該是很難入王小波眼中,而這正是時代變遷可能的現象,如果再看一下去年福布斯作家榜前60名版稅收入在100萬RMB以上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通俗性的作品的創作人,像王小波這種自認堅持玩純文學的恐怕會更不理解究竟什麼是話語權?什麼又是大多數?更可能的他自己就是位通俗作家,只是他一直被自己知識份子的認同蒙庇,以為自己不同於別人,也可能那些都是商業操作的表象而已,但是作者的筆觸即使在寫過去插隊的艱辛,也不帶有太多負面評價,他只是用那特有的黑色幽默來寫出對遮住陽光烏雲的不解與困惑,寫出他的樂觀,也不否認在那種極端時代裡為生存必需配合集體作為的行為,做一個沉默的大多數,連想自外於群體的權力都沒有的時代裡,留下經驗的印記,因此在這本集子中主要內容有三種面,一是對於制度與政治的暗諷,套句現在還常見的詞"國情不同",這類對於文革,領導人,大躍進等歷史的批評寫的很隱誨,有時要看到完結才知道寫的是什麼,其二是對於當時知識份子的批判,寫對於知識份子迷戀吹捧傳統儒家典籍的不解與嘲諷,其三是對於某些中國文藝作品或作者的評論論,因為時空差異,顯然較為冷僻,是這本集子較弱之處.當然從今天的角度,以上這些題材難免過時,同樣題材的作品早已充斥,與1990年代相比早不可容日而語,但就做為一個時代的記錄,這本散文仍有別人不可取代之處,而那就是作者王小波本人.

 

    套句書中寫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換言之,那些能把話說出來的人都稱不上弱勢群體,話語權越大,就越不弱勢,而多數人沉默,因為沒有話語的影響力,我私以為作者有那種代人發言的企圖,當然是代表沉默的大多數,寫一種曾經,一種可能,一種真相,當然這又是一種知識份子的行為投射,雖然我不認同這種角色的價值,也不認為作家該發展成這種形象,但是也許這一切也是我被商業包裝給迷惑了,真實的作者該是怎樣,不如就從文字裡去找就好.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