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Benedict Anderson)

 

    想像的共同體談的就是現代民族主義的緣起,發展,現況與未來可能,屬於熱門的題目,自是不會在本地缺席,書本身略嫌枯燥,除了題材特性外,寫作本身去除了許多背後故事與事件的陳腔,直接拿得出的意涵與概念連接,若是想要輕鬆通俗恐怕書厚度就不只是這樣了,但是作者與譯者都算用心,大量的註解,輔助功能不差,原則上是本精煉濃縮的作品,論述的連續性與各種因果是摘選過的,所以附註就成了要點,初看難免覺得跳躍,學術味大了點,而且中文版用了不少連接詞的倒裝句,是我不太喜歡的那種句子結構,讀來沒那麼順,所幸書的篇章自成推理,循序漸進,彼此也有連貫,倒也能算言之成理,勉強也能讀了,新版有補充章節,實際上還是1950年以前的狀態,畢竟國際政治與民族自決主張在這30多年也有變動,蘇聯解體,巴爾幹半島民族問題,近來的茉莉花革命,甚至是烏克蘭與俄羅斯關係,或分裂成新的民族國家或因此產生戰亂,持續發展的狀態未來會有另外的樣貌,這版也未必就是終結就是,書到後端越能展現作者的意圖,同情於小國的民族主義,並對此採開放態度,所以新版增加的一章,Anderson很有趣的回看了這本書在各國刊印的狀態,他沒單純批判因為某些原因而藉由他的書宣傳民族主義,也沒有單獨的批判那些想藉由竄改,增添,或曲解來推動或遏止民族主義的行為,正是如此開放心態,這本書即使仍有其被人作為引導方向的可能,卻不失為是一本有價值的著作,這也正顯示橫貫本書的一個資本主義印刷業影響力的真實回饋.

 

    發生在1970年代末越南,柬埔寨和中國這三個主張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讓得Anderson開始思考是什麽導致了這場戰爭的發生?進而對民族的起源以及民族主義的影響進行深入的研究,和馬克思主義主張的共同的語言,地域,經濟生活,以及共同心理的民族起源觀相似,Anderson也強調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對民族產生的影響,但不同的是Anderson著重強調的是人們的自我認知,而其他因素則是通過對人們民族意識的覺醒施加影響來發揮其作用的.民族意識的起源要先從西方的歷史中尋找,中世紀時整個歐洲都受到教會特別是羅馬天主教會控制,宗教改革之後,宗教多樣化的形態讓許多國家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國教,宗教信仰得以因此領土化. 與此同時,歐洲國家形態也有了變化,過去是由幾個王朝進行國家的區分,國家的君主未必與臣民有相同的血統與語言,甚至產生敵對的群體之間反而有一個共同的國王或者君主的現象,而這些君主還能持續通過聯姻形式不斷調整自己領土疆界,進而改變著國家的疆界.但隨著現代國家的興起,各個王朝家族開始明確的將自己定位為某個國家的君主,使自己和臣民形成穩定的而非易改變的共同體關係.更深層的改變是時間觀念的改變,中世紀時代人們受神學思想影響,形成過去與現在不分的同時性時間觀念,而隨著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觀念的形成,人們開始體會到橫向的,交錯的同時性,認識到在同一個時間點上,有許多自己並不認識甚至永遠都不會認識的人也存在,並可能在做同一種事.而這種同時性觀念又隨著印刷機的發展,被小說和報紙變現和加強,使人們開始想象一種具有共性的群體的存在.資本主義的逐利性使得印刷業者希望通過發行報紙等擴大印刷量進而獲得利潤,這種對利潤的追求使得小說和報紙得以迅速興起和傳播,加速了同時性時間觀念的改變.另外,因為印刷業的發展,不同地域居民的口語方言得以以一種印刷語言形式傳播開來,當印刷業追求大量閱讀對象的目的,使原本支離破碎的官方語言被一種能夠將其融合的方言所取代,而這種方言就體現為印刷語言.當然,由於科技水平的局限,印刷業追求讀者群體的有限性,加上方言的融合有一定限度,就使得印刷語言一般被限制在一定地域內,而這個地域最後就表現為國家語言的使用範圍,這就為民族國家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資本主義帶來了印刷業的繁榮,報紙小說爆炸式增長的印刷量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時間觀,古代與宇宙論結合的啟示式時間將事件通過一種整體觀念對應在一起,而報紙和小說中的時間是空洞的,同質的,緩慢而勻速地按照其自身的邏輯流動,這當然也有現代科學,尤其是牛頓物理學的影響,總而言之,這種空洞的時間觀為一種新的共同體聯結提供了可能,人們意識到除了宗教和君王還有其它的東西將毫不相識的個人同等,平行的歸納進一個範疇.印刷業的繁榮讓人們向神聖語言外的方言群體招攬讀者,宗教改革中掌握印刷業的新教獲得勝利,並讓拉丁文走向衰亡,一些主要的方言確立印刷語言的地位,另一方面,國家行政的改革導致宮廷外的官僚機構膨脹,行政方言形成並標準化,共同讀者群體的出現恰好與人類語言的多樣性相互作用,使得共同讀者們有了一個通過資本主義構建的語言和想象的血緣聯合起來的同質群體觀念.

 

    Anderson認為最早將民族劃分出來,並賦予政治上民族國家的意義的是美洲的歐裔移民,在那裡語言並不是區分民族的要素,美洲殖民地的行政單元對當地移民的朝聖之路構成了清晰的邊界,按照當時的政策,移民的官員升遷之路只能到行政單元中心為止,許多職業由於貿易限制也只能在本地進行.經濟和行政上的隔絕產生了獨特的認同,地方性印刷業更為其推波助瀾,導致美洲最後獨立分裂出了若干個語言文化基本一致的民族國家.印刷業在歐洲重新塑造著共同體想象的同時,詞典編纂也蔚然成風,成為資產階級和龐大官僚體系的消費品,在詞典構造的想象中,各種語言是對等的,佔據同樣地位,說這些語言的人首次被連接起來成各個族群.然而行政機構改革必需要採用較少種類的語言以保證效率.王朝國家發現自己被推入了困境,無論採用哪一種方言作為行政語言都會激怒其他族群,於是他們迅速將自己歸化於被統治的某一個民族以獲取隨神聖性流失的統治正當性.而這些統治者反過來向自己治下的民眾推行他們所推動的官方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最終擴散到二戰後產生許多獨立國家,在這些原來的殖民地,官方民族主義教育培養出大批雙語的本地精英,長期與美洲類似的行政割裂與官僚體系天花板產生了認同的邊界,而官員,經濟自由流動的區域內部則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共同語和民族認同感,例如明顯出於這種聯結想象的印尼語言,民族與國家,這種認同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殖民地政府帶有任意性的族群分類體系,同質化的人口普查,勘定邊界和博物館營造的,想像的譜系就清晰呈現為印刷品和教材,互不相識,甚至彼此沒有血緣和語言關系的早期族群被奉為祖先,仿佛他們一開始就在建設一個其實是偶然存在的民族國家.將語言作為民族劃分的首要標誌賦予民族一種古老,宿命,無法消除的情感,在今日的想象中,許多人會認為民族的存在先於個人,優於個人,個人仿佛只不過是這個永恆集合中的過客,個人的榮耀,尊嚴與身份被認為來自所屬的民族,因此為了保護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不惜一死,所以在二戰中看到的一個接著一個將民族團結起來的口號,不是保護某種政體或自己的生命財產,而是保衛民族不被滅種.

 

    對於不是民族主義者,或至少對這種民族議題熱情比周遭的人都低的讀者,個人的焦點反而不放在那些推論的正否,而在於從現實世界中回饋的現象看一下當前社會現象,畢竟自由主義者最厭惡的就是只講崇高卻不講道理,反對總是事事為了群體犧牲個人.別說是想像出來的民族,還是科學血緣的種族都不能改變,對個人來說,那些願意為想像的共同體自我犧牲的人是他自我的選擇,但缺憾的是那些被迫或無法在此共同體上找到認同的人,他們不能被記億這些演進過程下的產物,也不能遺忘默默被強加的共同體記億,因此也就沒有在這種書中見到那些民族國家形成間的人間暴力,沒有了傷亡,看不見流血,屍橫遍野或是集中毀滅,也許這樣就名正言順了,但是這種想像出來的虛體或實體真的就是一種必然的演進結果嗎?沒有答案,至少個人懷疑.

 

    這本很有趣,有趣的卻不單是文本,而是不論被閹割抑或添加,繁體或簡體,它都成為想像的共同體的一項工具,端視出版參與者操作的是什麼型態的共同體.它也正是它自述印刷-資本主義的一員角色,個人推崇繁體本推薦者范雲所述"他帶領讀者去探討一個核心的問題:人們為何會以民族國家之名,為其生,為其死,為其殺?民族國家到底如何生成?如果你在知識上思索民族主義,或在心靈上受民族主義之苦,那你就不應該錯過閱讀此書".,推薦者反映的未必全然是作者Benedict Anderson書寫文本的意義與價值,也可能是從讀者的期待與困惑出發,身為讀者自然不願被添加的枝葉或刪除的部位導引或曲解,畢竟那不是我們閱讀原書原文想看到的作者真實意見,當然寫作必然是主觀的,即使是此本近乎學術論述或教材,仍然不脫作者譯者的個人價值範圍,包括他們個人的民族主義觀點,因此若人要藉此宣揚個人理念價值,不論是主動式的或是不經意的都是情理中的必然,只要出版商願意接受,屬於自由主義出版自由權定義範圍,不同意其意見者除了不買不拿外不能抗議什麼,只是容易傷了編輯的職能專業與作者的文本意圖,不過這就是市場功能隱形力量,也是作者Anderson在書中所述印刷術帶動資本主義出版業繁榮發展在民族主義形成中的真實力量展現,所以個人寧以民族主義之苦的視角作為解毒的起點,同時也是觀察資本主義者寫作的一種及時現象,反而形成一種有趣的現象,它是它論述想像共同體的一個工具,那麼對於本地那些對立的民族主義的劍拔弩張,就套用一下書中所說,"各自是它們祖國上的潰瘍".以上.

 

自由的倫理

    

自由的倫理(The Ethics of Liberty, Murray Rothbard)

 

   正如書名所示,內容講的是自由的倫理,Rothbard試圖為他定義的自由主義建立客觀的倫理觀,這邊稱他的自由主義是因為從古典自由主義到現代的自由主義,Rothbard的主張可以說是處在光譜的最右端,個人認為這本書有兩大特點讓人應該列入可讀的書籍之一.首先正是因為Rothbard的極右主張,同意者或反對者正好能藉此一窺這些右派思維最根本的想法與辯證,了解這些人如何看人看世界,而不單在贊成或反對的立場上論對錯,不過這一本單就其諸多論述,恐怕即便是主張自由主義的人都未必完全同意,其二,比較起其他主張自由主義的人Rothbard,Mises被認為寫作有系統,有條理,邏輯性強,相對的Hayek,Nozick則被看寫作較隨性,缺乏系統性,比較Rathbard另一本作品個人,經濟與國家(Man, Economy, and State)而言份量又少得多便於閱讀,所以基於有效性與系統性都是可以列入了解右派的入門選擇.這本的特色在於它把自由紮根於自然權利中,並且將其運用在大量實際問題,Rothbard提倡自我所有權的概念,主張所有人都擁有他自己身體的權利與擁有財產的權利,Rathbard的結論是極右激進的,遵循私有財產權的社會秩序必須排除國家本身存在的制度化侵犯,Rothbard試圖將奧地利經濟學派與古典自由主義和個人無政府主義結合,他是無政府資本主義一詞的創造者,是美國共和黨裡老右派,主張反對中央集權和反政府干預,後來Rothbard成為了美國自由黨的創黨者之一.

 

   只要了解兩個關鍵點就能把Rothbard這本書上的主張弄清楚大半,其一是極大化財產權,其二是極小化國家權力.而這兩點也正是他會被認為是極右派的根本出發點,書中雖然沒有直接表明而以間接的自然權利,個人自有權來做為建立自然法的基礎,並以此直接在實務上轉化為財產權來運用,書分五部份,在第一部份建立了自由主義的自然法基礎後,第二部份正以這種自然法所衍生的財產權,自我所有權來談實務上關於言論自由,兒童權利,人權,自衛,勒索,賄絡,杯葛等人類社會中的實際問題上,也正是透過這些篇章論述,才能了解為什麼說Rothbard的主張首在極大化財產權,對於他所建立的自由主義有甚麼影響;第三部分談的是Rothbard認為國家的角色與意義,他主張極小化國家權力的理由,乃至於極端的無政府主義,第四部份則是談他主張的自由主義與其他的自由主義主張如布坎南,米塞斯,柏林,海耶克,諾齊克等人的不同處,同時對這些人的某些主張提出批判,最後一部分則是對於自由主義未來的戰略發展提出他的論述,不過主要是針對1974年當時的全球經濟危機所提出的建議.

 

    Rothbard開篇就闡述他的自然法觀念,並不依賴人對上帝的信仰.自然法得以存在是因為人們通過自身的理性,探求人的本性,善與惡的界限,取決於什麽樣的追求能滿足或者壓抑人的本性,為了回答這一問題而作的研究,就是自然法的理論,甚至說自然法可以被看作科學.Rothbard表示並不涉及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無論有無上帝,自然法問題都是有意義的,這會讓更多的人認真對待並重新思考自然法.自然法觀念的核心是人的財產權,人自由地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他的財產,不受外界干涉,就是他的自由主義,自然法理論當中最核心的理論是財產權,人的自由和權利都是經由財產權而衍伸的,因此財產權也作為人與人防止沖突的有效邊界,Rothbard把財產權提升到核心高度,認為在財產權之外,沒有自由可言,人身,人的勞作成果,先占,贈與和交換,都是財產的合法來源.

 

   因此我們先談財產權在Rothbard自由主義中的重要性,財產權,自我所有權的地位被Rothbard拉抬到相對高位,以至於他被認為是極端的右派,他的自由主義的主張顯然被看成是完全的物化世界也不意外,從他對於人權看法的分析,就知道這種物化主張的極端性恐怕連自有主義者都未必能接受,他認為所謂的言論自由,就是允許一個人在他租用或自有的大廳上向進入大廳的人表達意見或演說的權力,一個人不允許在不屬於他擁有或租月的地盤上公開表達任何主張,所謂的出版自由權是指一個人可以發送屬於自己的紙張或小冊子,並在上表達自己的意見給願意購買或放送的人,因為場地與小冊都屬於自己的財產,所以在那些條件下一個人才擁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但一個人不被允許在戲院中大喊失火了,因為戲院不是他的財產,以財產權決定了言論自由權簡直是在一般人的思考之外.我個人從這種定義言論自由權的方式產生一些奇想與思考.首先,一個人只能在屬於自己擁有財產權的區域或物件上才擁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明顯正意味著任何一種現代性媒體不可能是公正的,皆是有立場的,但是這種不公正與先決定立場正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表徵,因為它是媒體所有人擁有財產權的權力,相對的,任何一個人也都能透過自己的財產權來表達對於媒體不公的抗議,這也是他個人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權,但此刻問題就產生了,人們是否有在公共場合中對於特定媒體的立場表達抗議呢?因為公共場合的財產權並不屬於任何個人,人們究竟能不能透過佔用這塊地區表達權力呢?如果把這種權力的允許權給予政府,勢必在大多數時候會傷害人們的權利,問題是因為要重視人權,就會讓許多不受地方歡迎的人在某些地方出入,妨害了當地居住人的生活,這就構成了混亂,因此Rothbard才會提出他自由主義社會連街道都被私有化區分財產權的優點,問題是這種主張的極致化並不容易被大眾接受,萬一無能力購買任何財產的人豈不完全沒有言論與出版自由?這種財產權的主張明顯弱化了公有媒體設立的正當性,要知道在這個立論上公共電視或國家廣播電台的言論立場是代表什麼人的財產權?而明顯的正是一種反對國家權力擴大的產物.其次,他主張的自有權將胎兒與未成年嬰兒皆當成父母的物品,因為胎兒嬰兒沒有自有權不能自立,所以衍生出Rothbard主張婦女有墮胎權,父母有棄嬰的權利,Rothbard解釋嬰兒當然有著其他人一樣的人身權,父母不得殺害虐待嬰兒,但如果認為生命權包括一個人有要求別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權利,那就不對了,事實上,根本不存在著這種自然權利,這種對父母的要求,其實是對父母自主權的侵犯,餵不餵養嬰兒,這是父母的自由,父母雖然不能殺死嬰兒,但卻有權利不餵養嬰兒,讓他活活餓死.他甚至認為孩子有離家出走的權利,不管多麽小,一旦他出走,他就獨立了,自然地享有了自主權,父母不僅沒有義務繼續撫養他,而且還沒有權利強制帶他回家,這是對孩子人身權的侵犯.而動物因為沒有自有權所以Rothbard認為沒有動物權這件事,他把這些人文主義關懷之事皆當成物品,這不但不在尋常人能接受的思考範圍,甚至許多主張應該令人匪夷所思.

 

  而在論述侵權後的法律問題上,他提出了罪刑均衡原則,即對一個有罪人的刑度的判決應該與他犯的罪行相適應,這意味著一個殺死人的罪責最高應該以付出生命代價,雖然他沒有主張死刑,也未說殺人者死,但明顯的他不是威攝論或改過自新原則,即既不是用重刑威嚇人民也不是站在教化的立場過於輕縱,而是以罪責的程度來做為懲罰的基礎,法官不該擁有過度使用自由心證的權力,不該讓個人的生命價值觀與判斷決定了一個犯行的審判結果,Rothbard強調同態複仇與雙倍賠償,他的理由是受害者除了被侵害的財產權,還有由此產生的精神焦慮等心理上的傷害,正是他書中承認的比例原則,罪刑相適應,個人認為這一部份寫的還蠻有趣的,特別是現在社會上普遍都存在對於法官有過於心慈手忍輕判罪犯的不滿,正好可以提供一種思辨的起點.

 

    Rothbard極小化國家的權力,是這本書需要理解的第二點,他指出國家壟斷了暴力機關,強制從公民的收入中奪取一定比例作為稅收,這是國家對公民的財產一種強制性的奪取,其行為和搶劫沒有區別,只不過搶劫犯直截了當,國家還要通過一些禦用文人來為征稅取得合法性,有些人可能會反對,認為征稅是法律規定的,在民主國家里,是經過人民同意的,Rothbard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認為就算征稅經過民主方式,得到了多數人同意,這也不能增加它的合法性,這只意味著多數人強制少數人放棄他們的財產罷了.通過對國家征稅的批判,他把最終的矛頭指向最大的犯罪團夥,那就是國家,國家一方面通過稅收侵犯了人民的財產權,另一方面通過壟斷暴力機關侵犯人民的人身權,國家是自由最大的敵人,因此當美國的高等法院在一個個案審判上確定婦女擁有墮胎權時,Rothbard的立場卻是高舉反對的大旗,要知道他是讚成婦女有墮胎權的,為什麼會反對呢?因為他認為國家,法院是沒有資格與權力代表婦女個人,給予他們宣布墮胎權歸於婦女的權力,就是對於個人權力最大的侵害,由此可見他對於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極端主張到什麼地步!

 

   至於這書的第四部份是對於過去的自由主義提倡者某些論點的批判,但是除非對於功利主義者如布坎南一致理論,米塞斯的價值中立論,柏林的消極自由,海耶克的強制論與諾齊克的最弱意義國家這些論述完全清楚,否則實際上並不容易理解Rothbard對這些批判的正確性與價值性,更不知這些邏輯背後的臉,但是至少能感受到一個極右派對於這些被認為偏右者主張的不滿意與欲取代處,頗有其個人的企圖,而最後部分Rothbard試圖想在當時的時空中鼓勵自由主義的支持者該如何主動來發揮影響力讓美國逐步邁入一個完全自由主義的國家,他認為當國家社會因為出現危機而造成人心不安時就正是有利於社會極端改造的時機,此時需要的正是他們這些倡議者積極地透過各種管道來影響社會國家與個人思想的時候,這些論述雖然是對1974年的狀態而發,但與今時今日此地的社會變動卻頗有相似之處,也算有趣.自由的倫理是Rothbard的道德辯護,個人的自由不僅本身是偉大的道德上的善,而且是人類所有其他善能繁盛的必要條件,因有自由,才讓文明生活枝繁葉茂,人們不該自我捨棄,放棄自由就是走向極權的第一步.以上

 

真實的人的經濟學 對奧地利學派的一個介紹

    

 真實的人的經濟學  對奧地利學派的一個介紹(Economics for Real People, Gene Callahan)

      這本書正如副標所寫,是對奧地利經濟學派主要觀點的一個綜合性介紹,雖然有人稱它是了解奧地利學派的入門書,但依我看缺乏經濟學基礎的人並不適合直接看這本,許多論述的前提是假設讀者已經懂得一些經濟學門道,才能看來輕鬆,缺乏此一基本條件的人雖未必不能讀,但想來讀著也是懵懵懂懂,反而增添困擾,特別是若剛好要開始學經濟,這書的很多看法跟教科書不一樣,先看了不知會不會未受益先受害?但是若對此學派有興趣,或是對於經濟自由主義有意願了解的人倒是可以列入選擇中的一樣.

 

   真實的人的經濟學,所謂真實是指脫離以模型,假設,數學,與圖型分析的經濟學,完全以人的行為,以個人主觀的價值偏好取代客觀價值定義的分析方式,進入真實經濟世界,而不是單純的學術分析殿堂,而這正是奧地利學派主要的特色,它是一種研究你我作出真實的選擇的經濟學,並不採用靜態均衡的結論主張,更不是拿線圖擺弄的機械經濟學,.我自己讀過後倒是釐清一些原來不清晰的想法,比如央行就是全國最大限價政策制定者,基準利率設定脫離市場供需,只是一種自由心證的行為而已,央行只能創造通貨膨脹外毫無其他有助益功能,奧地利學派緊跟時代,觀察經濟世界,研究人的行為,經濟周期理論是其發展至今最為成熟的成果,它解釋了為什麽大多數現代經濟體系在繁榮與衰退之間循環變化,在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中,美聯儲既是把那些大酒杯倒滿酒水的人,也是在派對盛宴開始時取走大酒杯的人,美聯儲既制造了虛假的非理性繁榮,又制造了真實的非理性危機. 美聯儲用低息貸款將派對的氣氛推向高潮,在災難來臨前又不得不切斷所有人的資金來源,在這個派對圓桌的四周,企業家變得更善於觀察美聯儲的行動,美聯儲也變得更善於觀察企業家的行動,企業家和美聯儲猶如進入了一種打牌遊戲,奧地利學派還指出央行釋放的流動性還引致另一種結果,經濟中新貨幣的創造除了改變商品與貨幣之間的關系,還不可避免地會改變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那些首先獲得了新貨幣的人會得到益處,那些最後獲得新貨幣的人會受到損害,正是中央銀行篡奪了消費者的真實選擇數據,篡改的正是市場獲知的消費者的平均時間偏好,即基源利率,消費者的時間偏好可以告訴人們,社會通過他們的儲蓄可形成多少能利用的資本,然而當中央銀行人為降低利率,釋放流動性,企業家開始制定計劃,擴張生產,消費者也傾向於提前透支消費,所以最終結果必然是經濟危機,個人認為作者Gene Callahan在限價措施與政策功能這兩部分的論述還不錯,可以一看.

 

    經濟學不需要把我們當作機器人,無需假定我們僅對金錢感興趣,或是無需把我們當成是單純追求快樂的自我陶醉者,它承認人是置身於社會環境中,受到信念,欲望,希望,恐懼,愛,恨,迷信,以及人性中所有其他的非理性因素的影響,經濟學立足在選擇邏輯這個堅實的基礎上進行研究,人的選擇要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心理學,遺傳學,歷史學,倫理學與宗教都是其中可能的因素之一,行為人在選擇時所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不是計算機所能解決的那種問題,與數理經濟學模型中的情況相反,目標對於行為人是不確定的,因為它是建立在個人的主觀價值上的.即便一般公認的財富都是一種主觀的概念,你認為自己多富有,你就多富有,正是基於這些,從奧地利學派的角度,不論是左派經濟學家主張的國家干預以減輕不平等,或是右派經濟學家強調的財富成長等觀點都是主觀性的,都是有問題的,誰能斷言一個城鎮如果臨近一家工廠或是鄰近一片森林就能稱為比較富裕,奧地利學派認為經濟學不能回答這些問題.

 

   為了促進增長而侵害財產權的方案顯然不是奧地利學派的觀點,沒有認識到財富是依個主觀的概念,支持採取干預以勿進增長的經濟學家相信,財富可以用所交換物品的貨幣價值或者產出的某種物理數量來衡量,不承認市場是所有參與者的價值觀相互作用而自然發生的,增長派經濟學家認為她們比其他人能夠更好的知道我們現在應該做出多大犧牲來為未來做準備.他們不考慮每個個體如何判斷休閒,陪伴孩子的時間,精神追求相對於擁有更多金錢的價值,沒有把每一個個人當作是一個最能為他自己的幸福作計畫的個體,而左派對於自由市場支持者總是在某種程度上為強者剝削弱者辯護,而奧地利學派則認為剝削這個詞運用於自願市場交易時,僅僅意味著使用這個詞的人反對這筆交易,但是當政府利用了它對法律強制力的壟斷來強迫人們進行交換時,這個術語就具有了更客觀的含義,說到底只是擴張的政府再次被強者俘獲並被他們用來鞏固地位,很多時候真正的問題,在於環境的影響,對於自願選擇的批評者忽略了社會環境的影響,人們當然會受到他們的社會的影響,跟隨社會時尚,甚至從他們的環境中吸納瘋狂的看法,他們是他們所處的歷史時期,所屬的社會階級產物,但是一個用他自己的選擇取代其他個人選擇的人,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就是他是否也是他環境的產物.那些依據選擇過度的受到社會壓力影響這一事實來批評別人的選擇的人其實是想像著自己站在社會之外向受困於社會中的人傳遞判斷.雖然這本書在對於外界的各種批評回應的很簡單,其實反而是提升思考的重要部分,但要那已經陷入幻覺的人體認事實是有難度的,他們想要的是這樣的一種體制,就是其中每個人的命運都是想要就能實現,但他們不知道這是不可能達成的,因為人的目標是無限的,但手段與資源卻是稀缺的,行為人必須以某種方式處理這種不一致性,這些競爭的手段與資源必須在被競爭的目標之間分配,那些批評者厭惡市場的這種功能,他們斷言我們應該選擇我們的命運,而不是由市場選擇,他們所指我門就是指政治過程,但是我們已經看到政治內在的受到特殊利益團體的控制,所以等同這些批評市場者實際上主張人們不該由個人做出選擇,而應該由少數特殊利益團體來幫人們做選擇,且因為普通人的選擇質量低下,應該找那些能夠提供高質量選擇的人來決定,這些人無非就是他們自己或政治人物而已.

 

   很多年前台大經研所有個入學考題是這樣的,莊子齊物論裡有位以果子餵養猴子的狙公,他跟猴子說,早上給三個果子,傍晚給四個,如何呢?這時所有的猴子都表現出生氣的樣子,狙公連忙改口,早上先給四個,晚上再給三個,怎麼樣呢?此時眾猴反露出高興的表情,莊子認為這些猴子實在是太不理性,愚蠢很好騙.但在出考題人的眼中,這些猴子相當理性,,有屬於自己的時間偏好,認為早上一個果子的效用比晚上一個果子大,就像年初的一元與年底的一元不等價,其中有利息的差額,因此衍生出一個考題.同樣的,一個客人站在櫃台前問,"今天有買一送一嗎?","買一送一是明天哦".聽到這樣的答案,客人很自然的離開店家,明天才會來買,顯然他對商品當前的時間偏好很弱,寧可延遲消費到他認為合適的時機,同樣的道理,隨時隨處都在發生各種選擇,各種經濟行為,因此今天學經濟還是明天學經濟還是不要學經濟,也都是個人偏好的選擇而已,這本書是簡單的描寫奧地利學派的這些人從杜爾哥,門格爾,龐巴維克,維澤爾一路到米塞斯,海耶克,羅斯巴德長期以來的思考研究觀念,算是一本入門書,書末附上的大量推薦讀物,有興趣的人當然是按圖索驥,當然不看這一本的應該也就不會看了,就是個人選擇的行為,以上.

共和的危機

  

共和的危機(Crisis of the Republic,Hannah Arendt)

   隨著社會運動的進行,網路書店藉機推了多本Hannah Arendt的書,趁熱鬧來看一本,不過不是書商推的那幾本,也不是她第一本發表的著作,也是最重要的那本極權主義的起源,而是繁體版也已經絕版的這本共和危機,它是Arendt身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書由三篇論文,政治中的謊言,公民不服從,論暴力,與一篇訪談關於政治與革命的思考構成,Arendtg的研究主要探討權力的本質,政治的主題,權威及極權主義.若要過度來聯想一下,這四個主題的順序剛好跟近期的政治社會事件發生順序有著近乎一致的巧合,就算穿鑿附會也算是相當有趣,如過這樣還不夠巧,那麼絕版的繁體版共和危機有一篇中文導讀,導讀作者叫江宜樺,而95年繁體版版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導讀是一個叫蔡英文的學者寫的,雖然這個蔡英文是個男的,不是大家熟知那位,但也實在太巧了,另外一個巧合是關於議題內容的,共和的危機與極權主義的起源兩本繁體書已絕版,連要求本二手書只能碰運氣,市場上基本買不到,而極權主義的起源簡體版是本被動手術有刪節部分內容的版本,一本被閹割的書,所以根本不可能買來看,而這本共和的危機不得已只好勉強買可能沒有刪節但翻譯實在不怎麼樣的簡體版,不知這樣算不算剛好搭上出版服貿議題,市場機制與政治閹割各顯出它們潛在的問題.

 

   這三個主題的產生都與當時美國的社會環境有關,主要是從越戰與黑人民權運動所引發出來的社會運動與政治現象,關於戰敗的政治問題引發出Arendt對於政治謊言的觀察,反越戰人士主張的拒絕徵兵導引出公民不服從的討論,而後反戰人士與黑人民權主義的街頭運動又引發她對於政治中暴力角色的關注,所以說這是一本奠基於社會觀察產生對於這三個議題的思辯,並不是一種假定科學模型的研究,這三個主題本身並沒有必然因果連結,前面所說的本地現實只是個人對於現況事件間湊巧的聯想.

 

   書名叫共和的危機,Republic所顯示出的它討論的一個群體人類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Arendt所理解的共和,是合乎公民社會價值觀的政治秩序,並不是一部利維坦式的國家機器,不管是政府在戰爭中的謊言,還是公民的不服從與異議,說到底都是從一個公民的角度出發的思考,即相應的政治邏輯和表現,應符合公民的普遍認可與同意,否則他們就有權抵抗或吶喊.這符合Arendt的一句名言"政治的目的在於自由",即使是第三篇論暴力一文雖然更多專注作為一個行為體的國家,但其底線並無改變,其中隱藏的理想國仍然是公民社會,她宣稱議會制是革命傳統中最優秀的部分,是自18世紀以來所有革命惟一真正的成果.  

 

    當中的公民不服從應該是目前最熱門的政治語言,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自從1849年Henry David Thoreau提出以來,及引領著印度,南非等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因此我們今天看這本書,目的不在評斷那些社會政治運動反對事件的正確性,或是改變生活利益團體的地位,而是在於從西方社會運動與學術思想中,看一下這個運動被忽略了的正當的可能,以及它與國外先進國家中所能容忍的底線有哪些差異,因為政經事務個案的發展結果總是會有受益者與受害者,但是所謂的群眾運動在某些時候確實存在一般人未曾思考過的正當性,這就是公民不服從.公民不服從這五個字後面應該再加上幾個字,公民不服從法律的正當性,才是這種運動所追求的根本.當人們發現某一條或某部分法律,行政命令是不合理時,主動拒絕遵守政府的若干法律,要求或命令,但不訴諸於暴力,採取不支持.甚至抵制的作法,比如拒納稅,拒服兵役等手段,作為公民不服從的行動,可以選擇故意觸犯某項法律,例如採取和平的阻塞,或非法佔據某些設施,抗議者通過這種非暴力的擾亂行為,進而導致當局採取逮捕,攻擊甚至毆打等措施,但是有一點是公民不服從中很重要的定義就是抗議者雖認為法律不公不義不正當,但卻願意接受法律對人們違法行為的懲處,接受被處罰的代價,喚起其他公民和輿論的關注和壓力,公民不服從不是刑事不服從,罪犯逃避公眾目光,而公民不服從者尊重法律卻公開反抗,這兩者有著天壤之別,一個普通違法者只為個人利益行事,公民不服從者是為了群體利益而行事,他違抗法律和既有權威,這是基於根本的異議,而不是因為他想使自己成為例外,逃脫處罰,所以,把不服從的少數人當作造反派和賣國賊,違背了憲法的文字與精神,而憲法的締造者尤其警惕多數人暴政的危險.從這種公認式的定義中,人們自然可以檢驗運動中是否曾經發生越過此種界線的現象,也可以檢視運動領導者的言行是否符合公民不服從,或是對於政治人物在此次運動中禁聲而恍然大悟,不論政治人物實際上有沒有在背後運作都不是問題的要點,因公民不服從正是這樣的一群人發動而來,而那些因為媒體日夕轟炸,導致焦慮的人或是一直以為法律就正是代表著一切人的同意的人,也可以藉此了解,西方世界早存在這麼一種主張,是對法律本體深藏不公義可能的對抗方式,特別是以為少數服從多數是絕對民主公理的人,該回頭看一下若你是少數的支持者,該有什麼能夠對於多數主張的制約主張的可能,除此之外,公民不服從在本書中就是從美國聯邦法與州法不一致的現象出發,直到探討到廢奴隸制等,來探索一下法律存在的不公義,在非洲和亞洲的前殖民地,公民不服從被用作民族獨立運動的一項主要策略,其中最著名者當屬甘地,他將公民的不合作發展成反對殖民者的工具,甘地稱"公民不服從是一個公民的固有權力,也是一種訓練,一種思想,甚至是一種犧牲",而這種現象也可能是此次社會運動過程中會有人將它與獨立運動聯想的一種起源,因為不論是周法與聯邦法的不一致,或是對於黑人奴隸解放與國家發展責任的探索,儼然都是一種對於高級法的反對,因此被上綱上線到憲法層次或是國家獨立都不會是太意外或超出歷史的發展之外,不妨提出一個大膽地自問,你在一個國家出生,並沒有投票同意這個國家成立時的憲法,難道就代表你完全同意這部法令嗎?要是有不同意的部分該如何?這就是Arendt在這篇論述中隱約卻明白想傳達的觀念,法律不是無來由的完全被默認同意,那也不是法治真正的意義與限制,而綜合義上這個論述的條件角度,人們其實不該完全否定運動的意義,至少人們若能趁此了解法治有其自然所存的限制,與其相對應的制衡,對於一個向前進步的社會而言不是壞事,至於運動所探求的事件利弊所在反而不是這個運動行為能得到答案的,也不是閱讀本書的目的.

 

   政治中的謊言針對的是紐約時報所刊登的涉及越南戰爭決策的國防部文件,Arendt指出這一事件揭示出的核心問題是謊言. 現代世界的謊言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起源於消費社會的,屬於廣告宣傳的公共關系的手藝,比如制造形象;另一種則出自問題解決專家,這種謊言不常見於日常生活之中,但在美國國防部文件中卻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不同於普通的形象製造者,他們從抽象理論,假設和意識形態出發,試圖通過發現法則來解釋和預測所有政治歷史事件.在與事實不符的情況下,他們會為了維護謊言的真實性和所謂理論的邏輯一貫性,不惜制造事實和摧毀事實本身.而大眾們出於對偶然性的厭惡和對確定性的渴求,往往更容易相信這些謊言而非事實真理.Arendt把真理分為理性真理與事實真理兩種,前者如數學真理,科學真理和哲學真理,後者與政治的關系更加緊密,從而更加脆弱,講述者講出的事實真理,只是一種意見,缺乏自明性,這種脆弱性使看上去符合理性的欺騙更加容易.相形之下,謊言往往似乎更合理,而且靈活,如何剪裁事實端看目標群體的需求,這些判斷的產生主要是從美國在越南的慘敗與美國政府在戰爭進行期間所發表的公告與決策文件完全不同,以至於讓人不得不看看這些政治中的謊言力量,在這個粗疏的去事實化過程中,假設,理論仿佛已成既定事實,令民眾認為整場戰爭關乎國家和自己的未來,而在Arendt看來這場戰爭實際與國家利益無關,除了國內政治的用途,不過是實踐帝國主義政策,最終目的是統治全世界.幸運的是,真理雖然脆弱,卻仍有其防範被完全擊垮的制衡方式,一些由權力建立和支持的公共機構充當著避難所,與流行的政治規則相反,真理與忠於真理一直構成著言論和行事的最高標準,譬如司法機構,高等教育,以及媒體.美國國防部文件以及其他一些政府機構徒勞的想要隱藏的越戰真相,而被修飾過的真相就是透過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公諸於眾,顯然相當諷刺. 媒體對事實真理的講述,具有最直接的政治重要性,若媒體要成為實至名歸的第四權,那它就應當比司法機構受到更嚴密的保護,以免除政府權力和社會壓力的傷害,從這些過去的歷史不妨對照一下當前的政治環境與媒體現況,顯然我們並沒有樂觀的權力,政治謊言並沒有更見減少,甚至就是在媒體直播中公然說謊,相對的媒體各自因其黨派立場相當有定見的論述他們的觀點,並非如解嚴一樣更加開明向前追求真實,媒體中有心的人不是對現況無力就是早已退出,而大多數閱聽者通常只選擇自己想聽想看的聲音與方向,這些無疑對於政治中的說謊者都是一種絕對的鼓勵.

 

  公民不服從,權力出現危機跟著暴力就出現了,權力的喪失會誘惑人用暴力代替權力,權力和暴力是對立的,一方占據絕對統治地位,另一方就會缺席,權力的極端形式是所有人反對一個人,暴力的極端形式則是一個人反對所有人,Arendt說政治學的術語沒有區分權力,強力,武力,權威以及暴力,權力絕非個體的性質,它屬於某個群體,當人們說某人有權力時,實際上指的是他被一定數目的人授權以他們的名義來行動,當權力發源的群體消失了,他的權力也隨之消失.權力,暴力的區別還涉及合法與正當的區別,權力無需被正當化,它是政治共同體所固有的,一旦人們聚集在一起並且一致行動,權力就出現了,暴力可以得到正當化,但永遠不會是合法的,如果國家使用暴力手段對付反抗者,反抗者是無法招架的,國家擁有的暴力手段和民眾自己能夠掌握暴力手段間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以至於技術進步也不能導致任何差別.而關於如何發動一場革命的操作方式,從異議到計畫,從抵抗到武裝動員,循序漸進,這些都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觀點上,就是以為革命是蠻幹出來的,事實上在暴力對抗中,政府的武力優勢是絕對的,但是,只有也只有在政府的權力結構穩固,命令被軍隊或警察服從願意使用他們的武器,這種國家暴力的優勢才能持續 ,此地相對應的問題是,國家機器如何會置自身於命命無人聽命的尷尬境地?權力的危機恐怕也是同樣的因素產生的,而這正是主政者該思考的問題.

 

   個人較頃向自由主義,對這種群體立場的論述不是太感興趣,加上早煩了政治議題,不過這一本的相關主題倒是很值一看,只是最好能找老版的繁體版,這本簡體版不太推,背景知識不夠的人讀來會感覺不知所云,書這方面的支援不多,加上譯者編輯喜歡用2個連接符號把一整段話拆成三部份,中間那部份是倒裝句的功能,故意耍文藝卻顯得多餘,反而讓人要前後跳看文意才能連貫,還不如老老實實順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