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酬者：姓氏、階級與社會不流動

 

父酬者：姓氏、階級與社會不流動(The Son Also Rises: 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Gregory Clark)

             前段時間,身體微恙,休養了一個多月,這段期間暫停閱讀,這裡自然也跟著停了.

             "父酬者"是一本約10年多前的出版的翻譯書,作者試圖用一個比較奇特的觀點角度,切入分析所謂的世代階級地位的維持程度,或者變動程度,是怎樣的一種狀態.

             在工業革命之後,傳統貴族的地位逐漸的不若過往,新一代的人只要在某些領域,如商業,科技,工業成果上能有卓然成就,也可以在社經地位,階級位階向上流動,加上上會的逐漸開放,這之後逐步形成了一種觀點,就是現代社會階級流動的速度比過去快,一代人受到前幾代在財富,身份,所得,職業上的庇蔭能力正快速降低,但這本書的作者Gregory Clark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角度,指出其實現代社會的人地位,階級位階仍然牢牢地受到前一代,甚至300年前祖先階級地位的影響,他指出階級,財富,地位能力的僵固性,延續程度比我們以為的更強大.因為強大的父蔭階級其實是會透過各種方式來延續他們的後代去維持家族早已存在的位階優勢,一如最近新聞很大的波波醫生,他們的前一代基本上都是正牌正統醫學院出身,但可能基於方便,或是後代在先天智力,能力已無法靠正常管道延續家族榮光,所以就以家族的金錢去買一條捷徑,讓他們的後代持續霸佔醫學行業,或是至少維持家業.

             Clark的研究方式有些特殊,他採用"姓氏"這樣的變數,找出500年哪些姓氏是屬於貴族,然後看看這些姓氏的後代在財富,學歷,行業維持上的程度,藉以得出一個貴族家庭需要經歷多少年才能因為社會的多元變動而逐漸地的洗刷到一般普通人的階級裡面,也就是貴族向下流動的速率與維持率.,根據Clark的研究結果,說的是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祖輩的社會地位之間的維持率約為0.75.而這與當代大多數研究算出來的0.4差了很多.因為如果相關性是0.4的話,那麼祖輩的影響大概在3-4代之間就消失了,即我們常說的富不過三代,但如果Clark的計算是正確的話,那麼祖輩的影響將能持續10代左右. 在以統計方式認證的數據之後,為了對這樣的推論以全球範圍的廣泛適應,Clark在書的第二部分以大量的例子來說明,從英美北歐到中國日本都有.許多的特定個案都顯示社會流動性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高.即使是一些自認為社會流動性很高的地方,比如美加,或是那些祖輩餘蔭早已因為新的民主革命給去化之地,基本上0.75這個數據都是依舊維持的.

           這個0.75維持率的影響力表達了祖先庇蔭比後天培育重要,Clark認為維持率的影響力應該比後天培育大三倍.但是0.75並非代表富有的人永遠富有,這是因為任何社會現像都會逐漸回歸平均值,另外隨機性也是很難消除的.0.75的真正意義是人的階級很難大幅改變,一般來說,人回歸平均值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的改變的,比如世界首富的兒子雖然可能無法持續富可敵國,但依舊是大富或小富即安的可能性較高,他的孫子可能衣食無憂,重孫子可能生活小康等,這種緩慢的台階雖然會因為隨機性的存在而加劇或逆向,但是往往更常見的是隨這階級交往與固化的持續,反而能有機會進入他人難以進入的未來致富,新科技的參與,而形成強化循環的現象.

           基本上,我個人並不完全認同作者的這個研究.他的研究結果看似有所得,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明顯的與時代有所捍格,也就是他的研究一開始就選擇了幾百年前的貴族為標的,所有的研究方式都是架構在這些與全人類社會人口相比而言的少數,甚至可以說是極少數,研究所算出的維持率確實或許可以代表這些貴族影響力的持久性,但是今日社會勃發蓬起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於有更多,大多數的平民藉由新的社會形態,科技發展,研究而逐漸的向上流動,這個人數比率相比於貴無之間的比率可以說時毫無比較性,就算台灣五大家族的財力勢力今天依舊,但是相比200前他們對於社會控制的重要程度,早已大不如前,因為有更多的原先平民藉由創新,經商,從政,而達到與他們同等的地位,而一般人縱使沒有做大幅的階級躍升,其實比起前幾代以務農務工為主的先祖,很多人是邁入了中產階級的角色,因此從全人口的角度來看,個人以為這個研究最多只能反應過去貴族勢力維持的強勢力道,卻不足以說明社會階級固化依舊與過往相同,所以我認為作者的結論是以偏概全的,這本書的許多推薦者也是陷在同樣的思維謬誤推論上.

           Clark使用"姓氏"作為一種工具來追蹤家族的社會地位,他認為姓氏可以跨越數個世代,成為一個有力的指標,用來觀察長時間範圍內的社會地位變動,透過統計學的方法,結合不同國家與時期的歷史資料例如:教育成就,職業,財富等來衡量家族的社會流動性.Clark發現無論是在封建時代的歐洲現代的美國,還是中國,印度等其他國家,社會流動性其實都非常'緩慢',即便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家族的社會地位通常需要數個世代才能明顯提升或下降,Clark的研究結果與一些主流的社會流動性理論相矛盾,他認為,政府政策,教育普及或經濟發展等外部因素,對於社會流動的影響比預期中小,家族的社會地位,更多受到深層次的文化,基因或家庭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書中提出了"精英階層持續存在"的現象,Clark認為儘管經濟系統或政治制度改變,但某些家族長期保持其在社會中的優勢地位,這種現象具有普遍性.Clark提出一個類似"自然法則"的觀點,認為社會流動性在各個社會中呈現出相似的趨勢,即它的速度有一定的上限,無法輕易被外部干預大幅加速,在書中挑戰了許多關於現代社會流動性的"樂觀假設",例如機會平等可以大幅改善社會流動,而他的結論顯示,家族的社會地位變遷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這與我們所認知的狀態,有這明顯的差異,因此端看讀者自己是否要完全接受這種說發法,而我認為大概只有純研究社會學的在城的可能性才會較高,其他領域的看法恐怕未必認同.以上.

成為真正的人

 

成爲真正的人(甘耀明)

            甘耀明的長篇"成為真正的人"是以1945年的三叉山飛機失事事件為背景.小說藉由歷史事件,美軍C-47運輸機在三叉山的墜毀爲鋪墊,以這起意外為背景,將敘事放在協助搜救行動的布農族人青少年身上.藉搜索成員之一的哈魯牧特在事發前數年的經歷,與搜救當時的遭遇結合來探索某個價值觀點的差異,也就是探索什麼是"真正的人".小說的核心是一名布農族青年如何經歷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試圖在這場搜救行動與後續發展中,找到作為"真正的人"的意義.這個過程既有外在的生存挑戰,也有內心的文化與身份認同的掙扎.

            以前讀過甘耀明的"殺鬼","邦查女孩",作者慣以現實魔幻的方式,結合了原住民的神話,祭儀與現實融合,呈現一種超越日常的敘事風格,"成爲真正的人"大體不脫這樣的形式,不過顯然過往大量魔幻的成分已經減少,我以為作者在此甚至幾乎沒有採用這種手法,更多時候是以後設的形式替代.傳說中布農族中若生出雙胞胎,必需立刻殺死,否則將會帶來家族厄運,作者以布農族青少年哈魯牧特與其雙胞胎哥哥帕辛骨利的出現,首先帶出挑戰這樣禁忌的可能,隨著帕辛骨利夭折,哈魯牧特轉與海努南成了親如兄弟的好友,兩人一起下山到花蓮市區接受改造教育,並加入棒球隊.文本的第二部分描述就是這兩人接受現代教育,接觸新世界,感受新事物洗禮的過程,而後海努南在一次美軍空襲時喪生.二戰結束後,哈魯牧特轉回到山上的老家.這時,突然有一架美國飛機在高山上墜毀,當時尚未撤出台灣的日本警方組織了搜救隊,哈魯牧特加入了搜救隊,在他單獨搜索的過程中發現一名受傷的生還者,但是他卻刻意隱瞞了這件事,直到又有新的搜救者上山帶來颱風即將來臨的消息,他才將有生還者的消息透露,但在眾人費盡心力將生還者帶下山的路程中,遭遇了極端暴風雨威脅,最終26名搜救隊成員與待救援生還美軍全數喪命,只剩下哈魯牧特獨活下來.

            當然,探索真正的人的意思,必須先從救援行動中哈魯牧特選擇隱瞞找到生還美軍事實為破口,這一行為具有多層次的心理和文化意涵.首先,哈魯牧特身為布農族的一員,他的行為深受布農文化中的價值觀影響,特別是與自然,族群與外界的關係.美軍作為外來者,與布農族的文化格格不入,加上在日本的統治下,哈魯牧特經受的觀點就是美國乃敵人,即使當時日本已經戰敗,日警自身都已經不把美軍是為敵對,但這卻沒能改變這早期被注入布農族被統治者的價值觀.加上哈魯牧特對這些天上掉下來的人存有一種疏離感,認為這些外來者的命運應該交由自然決定,而非由人類介入,這些觀點來自屬於他自身族裔古老價值的延續,因此他可能認為過早將訊息告知救援隊,會引發外界對布農族土地或資源的侵擾,因而選擇隱瞞.其次,哈魯牧特的隱瞞行為可能反映出一種對現代性的抗拒.他可能感到布農族的傳統價值觀在外來文化,如殖民者和美軍衝擊下受到威脅,因此,他的隱瞞是一種捍衛文化自主性的潛意識行為.而哈魯牧特的行為可能源於他對自己身份的掙扎,他希望透過某種行動來證明自己是"真正的人",但這種行動卻帶有一種自我矛盾的衝突,因此在幫助生還者和忠於自然法則之間,他選擇了後者.

            或者哈魯牧特可能懷有某種私心,比如他認為外來者不應該受到比自己族人更多的關注或援助,也可能基於海努南死於美軍轟炸的仇恨.他可能希望透過隱瞞,讓自己在這場事件中掌握更多主導權,因為隱瞞信息或許也是一種逃避的行為,他可能害怕告知真相後會引發一連串自己無法掌控的事件,甚至帶來負面後果,也可能就是基於報復而玩弄美軍湯瑪士.透過閱讀我們可以稍微理解在布農族的世界觀中,命運和自然力量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哈魯牧特或許相信如果生還者注定要活下來,自然會有其他方式拯救他,而不是依賴布農族或救援隊,一如殺了黑熊就一年不回家,除非接著殺了雲豹這樣的部落習俗在隱形底層思維支配著他,因此讓哈魯牧特認為干預他人的命運,特別是外來者的命運,是對自然秩序的不尊重.但隨著事件發展,哈魯牧特在颱風中目睹救援隊全員喪生,這對他來說是一種精神的巨大衝擊,隱瞞帶來的後果使他必須面對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從而進一步深化了小說對人性與責任的探索.所以哈魯牧特的隱瞞行為並非單純的私心或惡意,而是多層次的心理交織結果,結合了文化價值觀,身份認同的掙扎,人性弱點以及對命運的敬畏,作者透過這一情節,巧妙地將個人行為置於歷史,文化與自然的張力中,挑戰讀者對道德和選擇的簡單定義.

           對哈魯牧特而言,"成為真正的人"是內心的追求,也是一場個體化的試煉,既是他身為雙胞胎之一的詛咒,也是海努南死亡帶給他影響的追求,海努南正是一個處處不適應現代文明生活的受教者.哈魯牧特面對的選擇與矛盾,體現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作為布農族的一員,他面臨的是傳統文化與外來現代性衝突下的身份認同危機."真正的人"或許對他來說意味著忠於自己的文化價值,而非向外來者妥協.然而,這樣的忠誠是否合理,也成為他內心的掙扎之一.他選擇隱瞞信息的行為是否符合"真正的人"的標準?他的決定最終帶來了救援隊的犧牲,這讓他陷入深刻的反思,所謂"真正的人"是否需要承擔對他人生命的道德責任,而不僅是堅守自己的信仰?而颱風帶來的毀滅性後果的試煉,讓哈魯牧特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與價值觀,他的經歷正是一種自我探索的過程,旨在尋找"成為真正的人"的答案.文本的意圖或許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解讀,首先透過哈魯牧特,展現個體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抉擇困境究竟是忠於文化還是忠於人性?哈魯牧特對布農文化的忠誠導致了對生還者和救援隊的隱瞞,這是否合理？故事似乎在挑戰一種絕對化的價值觀,呼籲讀者反思文化的局限性.而真正的人是否超越文化?文本或許在暗示,成為"真正的人"不僅需要忠於文化,更需要反思文化的道德內涵.第二個從面就是它展現的是人與命運的對抗.人性的複雜性使得哈魯牧特的隱瞞既是文化驅使的行為,也是人性弱點的體現,小說透過這一角色,揭示了"真正的人"並非完美無瑕,而是經歷過錯誤與矛盾後的反思與成長.而命運的無常性象徵著自然與命運的不可控力量.真正的人是否在於順從命運,還是努力對抗它?小說背後的三叉山事件,以及布農族角色的呈現,將"成為真正的人"與那些被忽略的歷史人物聯繫起來.真正的人或許是那些在歷史邊緣中掙扎求存,卻未被記錄的人,而透過台灣原住民的故事,"真正的人"的普世性是表現如何在特定文化與時代中,找到共同的人性價值?

           從文本敘述刻意的讓番童到都會去接受現代文明改造教育這樣的情節安排,讓我們應該夠輕易聯想到這部小說的一個核心主題"現代文明人"與"自然生存人"之間的對比與張力.在這個框架下,"真正的人"的含義確實可以被看作是對這兩種生命狀態的探討與衡量.小說中塑造了兩個對立的生命模式,讓角色以及讀者在這兩者之間探索"什麼是真正的人"?現代文明人是科技與秩序的象徵,美軍和救援隊代表的是現代文明的秩序,依靠科技,組織與計畫,試圖征服自然並拯救生命.在現代文明人的視角中,生命的價值至高無上,因此救援行動被視為一種責任和必須完成的道德任務.然而颱風的襲擊和山脈的險峻顯示了現代文明在自然面前的脆弱,暗示人類過度依賴技術可能會忽視自然的力量與規律.相比之下原住民就是自然生存人的代表.哈魯牧特和布農族象徵著自然生存人,依賴對自然的深刻理解,遵循自然的法則生活.他們相信生命的命運由自然決定,而非人類干預.而哈魯牧特的隱瞞行為,部分來源於對外來文明干預自然秩序的不信任,這也反映了自然生存人對現代文明的抗拒.

           問題是那什麼是真正的人?既然真正的人的有兩種可能,似乎在這兩種生命模式之間尋找平衡,究竟是要忠於自然,還是干預自然?哈魯牧特的選擇代表了自然生存人的觀點,尊重自然,接受命運.然而他的隱瞞帶來了巨大的後果,隱含著是否純粹的"自然法則"也有其局限?另一方面救援隊的行動代表了現代文明的價值觀.拯救生命,但同時干預了自然的節奏,最終也付出了代價.在自然生存人的世界中,個人通常需要優先考量群體的利益.而在現代文明,個體的生命價值可能高於一切.哈魯牧特的選擇是否反映了一種"群體優先"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是否與現代文明的個體中心理念相矛盾?小說留給讀者的或許並不是一個確定的答案,而是一個開放性的命題.什麼是真正的人,必須由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文化,經歷與價值觀來回答.

           海努南在"成為真正的人"中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儘管他並不長篇幅出現,但他對哈魯牧特的影響和小說的主題有著深刻的象徵意義.海努南的死,不僅是哈魯牧特個人悲劇的起點,還是揭示小說中諸多主題的觸發點,尤其是關於忠誠,復仇,文化衝突等的討論.海努南在小說中的幾個主要象徵意義,海努南是哈魯牧特的摯友,他的死亡象徵著布農族在戰爭與外來文化衝擊下的悲劇性犧牲,對哈魯牧特而言,海努南的死並不僅僅是個人損失,還是布農族傳統生活方式在現代化,殖民化過程中的一部分犧牲.海努南代表了一種純粹的自然生存模式,他與大自然的聯繫象徵著布農族的原始生活,而他的死亡象徵著這種身份與文化在外來壓力下的消亡.這讓哈魯牧特進一步質疑,如何保持文化純粹性,並成為"真正的人".海努南之死對哈魯牧特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選擇是否幫助美國人生還者的問題上,海努南的死可能成為哈魯牧特內心復仇的觸發點,因而哈魯牧特可能將海努南的死視為美軍的罪行,這讓他對美國人心生強烈的怨恨,這樣的情緒很可能成為他選擇隱瞞生還者消息的根源之一,但他並非完全不救,而是在與復仇的欲望與道德責任之間掙扎.海努南在哈魯牧特心中可能代表著一種理想化的"真正的人".他忠於自己,忠於布農族的價值觀,並且不被外界影響.海努南的死,某種程度上讓哈魯牧特感受到自己與這種理想化人類形象的距離.海努南的死亡也讓哈魯牧特意識到,做一個"真正的人"並非僅僅依靠堅守文化與理想,還需要承擔其帶來的風險與代價.這是哈魯牧特一生中無法逃避的命題,如何在現代與自然,忠誠與生存的矛盾中尋找到平衡.

           可以說海努南在小說中的作用遠超一個單純的配角,他的死亡為哈魯牧特的心理掙扎和選擇提供了動力,也對核心主題如文化衝突.復仇與道德,以及"真正的人"的意義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代表了一種失落的理想,一個在外來文明壓迫下無法繼續存在的理想,而他的死,則促使哈魯牧特在生,忠誠,復仇和文化之間作出抉擇.以上.

2月20日的祕密會議

 

2月20日的祕密會議(L‘Ordre du jour,Éric Vuillard)

            這部小說是2017年鞏固爾獎得獎作品.特別的是雖然它是文學小說,但內容涉及一段歷史敘事,文本有點近似歷史小說,但實際上卻不完全是.法文書名"L‘Ordre du jour"依照機器翻譯的意思是"議程",如此看來這本書的繁中版取作"2月20日的秘密會議"似乎是不太合宜.不過讀過後發現中譯本這樣取名其實也藏著某種道理.

            1933年2月20日德國最大的24家工業鉅子領導人,包括克虜伯,西門子,歐寶等企業集團領袖集合召開了一場秘密會議,這場會議是由納粹高層組織,透過希特勒向商界領袖發表演講遊說,爭取他們對納粹黨選舉活動的經濟支援.目的在於說服德國主要的工業家支持納粹,從而鞏固希特勒上任後的政治地位.會議當場募集到300萬帝國馬克,而這些資金日後成為了納粹黨未來政治運作的重要資源.雖然會議的細節在當時極為隱密,但隨著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中相關文件的披露,這場會議被確認為納粹與德國工商界聯手的起點之一.

            不過不論是叫"議程",還是取名"2月20日的秘密會議",其實還是不太能代表這小說的真實狀態.文本中實際描寫2月20日當天開會議程,過程的內容佔據全書內容的比例並不高.反而本書大多數內容都在描寫1938年3月12日為基準的前後的歐洲局勢發展,包括德國,奧地利,英國的統治高層人士的動作與彼此間互動.

            原來在1938年3月12日當天,納粹德軍越界進入奧地利,強迫造成德奧合併為一國,隨後希特勒隨軍抵達維也納後宣布兩國合併成為"大德意志".可以說在描寫完24家巨頭的秘密會議之後,小說作者Vuillard隨後就將敘事重心全力放在德國與奧地利高層之間的競合對抗描寫上,最終奧地利高層不得已受制德國軍力威嚇,而被迫成為德國,成為納粹統治的一部分.身為閱讀者此時的疑問是既然這本小說以德國吞奧地利的過程為敘事主體,那麼為什麼要用5年前的一場秘密會議作為書名?

            這部小說的特色是它的參照就是歷史,因此全書中沒有半個虛構人物,全是歷史上的真實進程發展.讀者一翻開本書首先看到的場景,是一些衣著光鮮的企業大老正拾級而上邁向議場,隨後彼此寒暄,行禮如儀.作者融入大量複雜的行為描述,或整飭衣賞,或調整鏡框,其間佐以關於這24位企業首領,與他所屬集團的訊息說明,這全能全知的第三人稱,這能偷看後來歷史發展的第三人敘述正好整以暇地描述一個開會的議程.直到納粹高層,未來的空軍司令,蓋世太保首領戈林上台說道"如果納粹黨能贏得大多數席次","這場選戰將是未來十年最後一次的選舉,甚至──","將是未來一百年的最後一次.",這意思既講明了這場會議的目的,也暗示了納粹的企圖,甚至隱藏了作者的諷刺,他竟然公開暗示這將是一場長期一黨獨裁的起點會議,而能否成功的關鍵,就在你們這些企業大老的金援,經濟支持.隨後文本這樣描寫:

           "贊同的聲浪傳遍整間會議室.也就在此刻,門口有了幾聲騷動,新總理終於走進了會議室,從未見過的人都渴望見他一次.希特勒微笑著,一派輕鬆,絕不是我們想像的那種模樣.和氣,是的,甚至是討人喜愛,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更討人喜愛.他向每個人道謝,也跟每個人緊緊握手.一等介紹完畢,所有人都重新坐回舒適的扶手椅上".

            接著希特勒展開演講,作者在此簡單帶過,似乎這位表現客氣的領袖是個不重要的人物,演說內容也不重要似的.當然,此時說什麼無非都是一些場面話,偉光正,國家偉大,民族復興的語言.希特勒退場後才是真正的劇情,戈林接著上台表示要達成讓德國走出困境就要讓納粹執政,要贏得接下來的大選,但是我們納粹黨現在沒有錢.隨後沙赫特站起來宣布"先生們,現在可以捐款了!".

            關於2月20日的會議大致的議程正如上述,一派輕鬆,和諧,賓主盡歡.要知道出席這場會議的人沒有一個是弱雞,甚至沒有一個是那種你以為的性格平和,待人寬和的街市平民.他們之中不是需要立即殺伐決斷的政客,就是算計利益發展毫不手軟的大商家.不管是真會演,還是真相信,此時營造的就是一群為了更好的德國未來而聚在一起的人.任何人都不會有太多負面未來的預期.

            接著我們展開跳接,直接跳到1938年2月12日,奧地利總理許士尼希被希特勒叫到德國."在邊界處,馮.帕彭來迎接他,他高雅的長臉讓總理放下了心"."馮.帕彭告知他將會有三個德國將軍參與會議."希望您不會覺得不便.".他漫不經心地說道.恐嚇的企圖明目張膽,粗暴的操控讓人啞口無言,沒人敢搭腔.","許士尼希沒有抗議,車子繼續前行,彷彿什麼也沒發生.就在他呆滯的眼神往路邊低處看時,一輛軍用卡車超過他們,緊接著又是兩輛黨衛隊的鐵甲車.奧地利總理隱隱約約感到焦慮.他來此胡蜂巢做什麼呢？".許士尼希被叫到德國是因為希特勒要強迫奧地利施行國家社會主義,同時讓納粹份子進入內閣出任要職.文本藉由歷史敘述這樣描寫:奧地利必須接受社會國家主義信念,任命納粹分子賽斯─英夸特全權入主內政部──不可思議的干預.也規定任命另一位家喻戶曉的納粹分子福斯博克博士進入內閣.接著規定奧地利赦免所有被關進牢獄的納粹分子,包括罪犯在內.規定奉行國家社會主義的公職人員與軍官重新復職.規定兩國軍隊立即交換一百多位軍官,並且派任納粹分子葛雷茲.侯斯特納擔任戰爭部部長.最後規定──終極凌辱──遣散全部奧地利宣傳單位主管.八天內所有措施必須生效.".在這種情況下,許士尼西仍希望有所轉圜,要知道許士尼希自身也是個威權獨裁者,為了避開德國可能的威脅,他過去刻意拉攏墨索里尼,與意大利結盟,閃避希特勒的威脅,但終究躲不過現勢,此時此刻他不能也不想再讓步,但接著作者這樣描寫:

           "討論被打斷:希特勒叫人傳喚許士尼希.辦公室灑滿燈光,希特勒大步來回踱著.再次,奧地利總理感到不安.就在他坐下的當兒,希特勒馬上用話挑釁他,宣稱同意嘗試最後一次的協調:"這是方案,不能談判,我連個逗號都不會更動!不是您簽署,就是我們的會晤沒有結果.今夜我再決定.".元首臉上有著前所未有的嚴肅與陰森."

           如果只是看到1933年2月20日恭謹,客氣的希特勒,誰會想到5年之後,他單獨私會奧地利總理時所透露的嘴臉,不可一世,毫不寬容,沒有商量餘地的境地.而這位狡猾但是明顯無力的許士尼希還想模稜兩可的含糊帶過,盼望能再給他一段轉圜國內高層意見達成一致的時間.表面上,他爭取到3天,實際上他得到5天,但這有什麼用呢?希特勒已經說了"我連個逗號都不會更動.".最終由奧地利總統米克拉斯下令簽署協議同意德國的提議,而且更糟的是此後奧利地的情勢變化,一旦納粹份子進入內閣,掌握內政部政權,還不進一步創造更傾向支持德國的路線,大德意志其實是在許多奧地利民眾歡心鼓舞的心情下自動由下而上讓高層面臨壓力,加上喜迎德軍王師入境而成就的,在1938年3月11日這一天希特勒下令最後通牒要求奧地利將政權轉給奧國納粹黨,3月12日德軍跨國邊界.新上任的納粹分子在兩天內將權力移交給德國,德國國防軍部隊進入奧地利實施德奧合併.納粹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內在整個帝國舉行了一次有控制的公民投票(Volksabstimmung),要求人民認可既成事實,並聲稱奧地利99.7561%的人民選票是贊成德奧合併的.

            我們透過在這小說裡截取了兩段會面,與兩場投票的拼貼(一場工業巨擘的金錢投票,一場普羅大眾的同意合併投票),對比出前後世界的差異,同樣一批政治人物的兩張面孔,你看不清的稀鬆平常的某一天的小事情,只是一場尋求政治獻金的會議,卻創造了一個能在5年後,強逼鄰國首領稱臣合併,養出一支鐵甲勁旅.並帶出隨後對其他鄰國的土地要求,但那些也只是吞併前的藉口,此時的希特勒早已不滿足簡單的土地.但是從3月12日緩慢進軍的德軍中,作者刻意描寫了德軍的笨拙,並非後來以閃電戰聞名的那般形象,這樣的描述也都在對比另一個事件,就是德軍其實不是一開始就強大到能夠侵犯四鄰,它的戰力固然是由德國國防工業逐步強大發展後的結果,但更多的時候,這場笨拙慢速,器械屢屢故障的進軍諷刺的正是英,法等國當時所採取的綏靖主義,正是他們的無所作為,他們的短視,私心才讓德國有時間與空間,發展出後來橫掃歐洲的軍力,以及後續一連串的人到滅絕事件.

             因此這小説雖然以1933年2月20日的秘密會議作為開場,但個人以為這只是為整部小說鋪設的背景與基調.這場會議象徵了納粹政權與商業巨頭利益集團的共謀,表明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如何聯手促成歷史的悲劇進程.而後文本的重心轉向德奧合併,透過對這段歷史的描寫,展現權力操作,國際冷漠和人類道德墮落的過程.因此小說選擇以這場會議作為開場的目的,可能在於揭示一個重要的隱喻,那就是歷史上看似無害或例行的"議程",往往成為重大災難的開端.秘密會議不是故事的主軸,但它奠定了納粹政權與工業家,國際社會之間的共生關係,最終導向德奧合併的暴力擴張.

            這本小說的核心敘述其實更像是一場對歷史的"解構",作者著重於幾個層面,首先作者似乎是圖揭示微觀歷史中的荒誕與虛偽,透過描述那些看似平靜,普通的會議和對話,暴露了大屠殺和戰爭背後冷酷的計算.即便是決定千萬人命運的"議程",也只是一場權力者之間的例行公事.其次,他可能藉此強調歷史的荒謬感與冷漠.小說對德奧合併中的細節,比如奧地利領袖許士尼希(Kurt Schuschnigg)面對希特勒的屈辱性談判,以及英法的綏靖主義,包括張伯倫或是邱吉爾,里賓特洛甫討論時的言語,行為,甚至表情都做了精細描寫,突顯國際社會的冷漠與妥協,進一步映襯人性中的怯懦與妥協,最後,作者藉此表達某種歷史的預兆與結果的連結,1933年的秘密會議是一個象徵性的起點,顯示經濟和政治結構如何合力促成納粹的擴張,而1938年的德奧合併則是這條歷史路徑的具體展現.

            因此這本小說的主題並非僅僅在於1933年的秘密會議,而是透過這場會議作為隱喻,批判歷史進程中的冷酷算計和人性墮落.Vuillard 試圖提醒讀者注意,那些歷史中的關鍵時刻,其實可能都是在"議程"中以冷漠的方式被逐步規劃出來的,而我們往往是在事後才意識到這些事件的毀滅性意義.這小說沒有虛構的情節,也沒有虛構人物,有的只是對於人物當下情緒,表情,情感的揣摩,調度,因此它雖是以歷史敘述為題,卻不是傳統上的歷史小說.以上.

異鄉人：翻案調查

 

異鄉人：翻案調查( Meursault, contre-enquête, Kamel Daoud )

            接著計劃了兩個系列的交錯閱讀,一個系列是鞏固爾文學獎2008到2020年的得獎作品目前手邊有的為主,有繁中版的就讀繁中,否則就讀簡中版,另一個系列選的是幾位現在還有作品創作的華文男性作家的長篇小說,兩岸的作者都有.當然依照我的習慣與能力,為避免審美疲勞與持續性問題,中間還是會插讀一些投資,或社科書籍.

           Kamel Daoud的"異鄉人:翻案調查"是一部有"用典"的小說.它借用的是卡繆的異鄉人這個故事法文書名中Meursault正是異鄉人中那位殺人犯的名字,莫梭.作者Daoud透過重新卡繆"異鄉人"的殺人故事,以另一面的角度寫下這本翻案調查.他借用的是在異鄉人中被刻意模糊化的死者阿拉伯人角色.揭示了一種因角色"不在場"與"非人化"問題所延伸的問題,除了挑戰了原書的敘事角度,也試圖勾起探討了個人與歷史,正義與記憶,殖民與反抗的關係.

           在"異鄉人"中莫梭殺害的人被徹底去名化,只是一個阿拉伯人,沒有名字或背景,彷彿他的死亡毫無意義.Daoud 則藉由虛構這位被害者的弟弟Harun的敘述,為那位死去的阿拉伯人取了一個名字木薩(Moussa),透過身份重構,從被害者家人的視角來看這場兇殺案.文本中Harun以第一人稱形式描述了關於那場兇案發生後,自己與母親之間的經歷,與互動關係,就由對這場兇案的再追溯展開,文本中描述了他母親自他哥哥被害後所經歷的痛苦生活,當然這也深深影響了Harun的成長過程,與心理.在追查案由的過程中,他的母親一直對此耿耿於懷,強烈要求Harun為木薩報仇,這種家庭壓使Harun陷入對復仇的執念中.在小說中約瑟夫是一名法國殖民者,Harun在阿爾及爾的某個夜晚偶然遇見了約瑟夫,儘管這次相遇帶有偶然性,並非針對約瑟夫個人,而是他成為了哈倫釋放壓抑已久的怒火的象徵性對象.Harun在激情中開槍殺死了約瑟夫,這種行為與莫梭在"異鄉人"中殺害木薩的情節形成對照,然而Harun並沒有感受到真正的解脫,反而進一步陷入存在的虛無感,他的行為也並未帶來正義,只是反映出殖民時代的暴力循環.Harun對約瑟夫的殺害並未被當局追究,因為當時的法律和社會結構對殖民者的死亡漠不關心,而這與"異鄉人"中莫梭因殺害木薩而受到審判形成鮮明對比,進一步強調了殖民制度中的雙重標準.

           這裡有一個關鍵,在小說中說"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叫木薩",這是一種集體身份的隱喻,有意指向殖民語境中阿拉伯人被普遍化,去個人化的歷史處境.透過這種描述,木薩就只是代名詞,是誰都可以,只要是個看起來像阿拉伯人就是了.是所有被忽視,壓迫和消失的阿拉伯人的代表.這種"所有人都是木薩"的說法也凸顯了殖民體制下,每一個阿拉伯人的生命都被視為同樣無足輕重,這明顯的一層是我們閱讀這個小說,最初能夠領會的一層."異鄉人"的敘事聚焦於莫梭的冷漠視角,而"翻案調查"則以Harun的角度反其道而行,對象徵殖民者的莫梭暴力行為進行反思,這種敘事上的對應與顛覆表達了對殖民時代的不對稱敘事的批判.Harun指控莫梭不僅殺害了木薩,也象"徵性地"殺死了木薩的母親,她的生活因失去兒子而被摧毀,這裡暗示殖民暴力不僅針對個人,也針對家庭,文化和整個社群.Harun後來殺害了一個法國人約瑟夫(Joseph),這個行為帶有以暴制暴的報復色彩,但也顯示了Harun陷入暴力循環,無法擺脫創傷的陰影.這裡同時也反映了殖民歷史中,受害者往往會被迫成為加害者的殘酷現實.

            在這小說裡,Daoud 對"異鄉人"的敘事進行補完,這種補完是對殖民敘事中心化的挑戰,試圖將邊緣化的故事重新置於中心.Harun的敘事揭示了殖民暴力對個人,家庭和社群的多重傷害.莫梭的冷漠殺戮不僅奪走了木薩的生命,也摧毀了他的家人,象徵殖民者對殖民地文化和記憶的摧殘.而Harun在追尋真相和報仇的過程中,卻逐漸模糊了正義與仇恨的界限.這種糾纏反映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無法簡單切割的歷史記憶.木薩是受害者,但Harun的報復行為使他成為另一個加害者,這種循環強調了殖民遺產的難以擺脫.Harun的敘述暗示了殖民暴力如何塑造了個人與群體的命運,而"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叫木薩"這句話則提醒讀者,殖民壓迫不僅是個體悲劇,更是一種集體創傷與文化抹殺的象徵.

            在這兩部作品中,母子關係都扮演了重要的象徵角色,但它們的功能和意義各不相同.兩部作品中的母子關係既有緊張對立的一面,也帶有深刻的隱喻和哲學層次,在探討存在主義與後殖民語境時,展現了兩者對個人與社會,自由與責任的不同關注.莫梭與母親的關係表現是一種疏離,冷漠甚至反常的態度.他開篇提到母親的死訊"今天,媽媽死了.或者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這種淡漠的語調立刻凸顯了他對母親之死的"不在乎",甚至在她葬禮上的行為也被社會視為冷酷無情.莫梭對母親之死的冷漠態度反映了他拒絕接受社會既定價值觀的態度,也體現了存在中的荒謬性.他不以情感或道德義務束縛自己,而選擇承認生命的無意義性.母親的死亡象徵了一種對傳統關係和意義的解構.莫梭的行為與世俗倫理格格不入,他在葬禮上的冷漠成為法庭上對其人品的控訴,母子關係的疏離成為莫梭對抗社會規範的象徵.反之,Harun與母親的關係則顯得更為具象化且充滿壓迫性,哈母親在兄長死後,將自己所有的悲痛,憤怒和期待轉嫁給哈倫,逼迫他成為為家族復仇的工具.母親的情感極為強烈,甚至支配了Harun的生活,母子間的關係緊張,壓抑.因此Harun的母親象徵了被殖民者的集體創傷與記憶,她無法忘記穆薩的死亡,也無法接受殖民暴力對她家庭的摧毀,她將這種復仇的使命強加在哈倫身上.因此與莫梭不同,Harun在母親情感壓迫下,一方面想逃離沉重的復仇使命,另一方面又無法否認這種要求帶給他的身份意義.

           無論是"異鄉人"中冷漠的母子疏離,還是"翻案調查"中情感的強加與壓迫,兩者都是圖探討個體如何在既定關係中尋找自身的位置.這反映了人類在家庭與個體自由之間的普遍性矛盾.卡繆探討的是存在主義中的個人荒謬,而Daoud則著重在後殖民語境下重新詮釋這種荒謬,因為被殖民者甚至無法控制自己的記憶與敘事.因此在這兩部作品中,母親角色皆超越了個體的範疇,成為一種象徵.加繆的母親象徵傳統價值觀的死亡與社會倫理的虛偽,Daoud 的母親則象徵殖民創傷的延續與無法擺脫的歷史負擔.透過母子關係,兩位作者對人類如何面對歷史,存在與自由展開了批判與反思.

           由於異鄉人普遍被認為與存在主義有關,所以試著從這個角度來看,"翻案調查"似乎有一種既是對"異鄉人"的反諷,也是某種程度上的致敬的意思.這使得小說能夠既批判又延續卡繆所引起的的哲學探索主題."異鄉人"中,莫梭的荒謬感和冷漠的行為被解讀為對人類境遇的存在主義探索.然而Dauod指出這種思考忽視了木薩作為殖民社會受害者的主體性.木薩在卡繆那裡甚至沒有名字,只是象徵性地代表了殖民地位被去人性化的一整個族群.Harun的行動顯示出殖民壓迫的現實如何使存在主義的抽象概念,如荒謬,自由變得片面甚至荒唐,當Harun殺害約瑟夫時,反而體現了一種對莫梭冷漠行為的鏡像批判,凸顯出殖民暴力的無窮循環.莫梭拒絕遵循傳統道德或宗教價值,相比之下Harun則在復仇的壓力下選擇了對壓迫者象徵性的反擊,這使得Harun的行動與莫梭的行動形成對比,也像是對卡繆的存在主義進行了指控,否過於重視個體荒謬忽視了殖民結構中的集體不公?另一方面,Harun的生活同樣充滿了荒謬感.他一面試圖為木薩報仇,另一面卻對復仇的意義充滿懷疑.他殺害約瑟夫並沒有因此感到解脫,甚至對母親的壓力心生怨懟,這表現出人類在追求意義過程中的荒謬困境.而Harun衝突的內心掙扎顯示出個體在面對死亡,自由和荒謬時的孤獨處境,依然適用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世界,而這又回到了異鄉人原來的意義軌道上.Harun的行為是看似對自由意志的體現,但這種自由是受制於殖民語境的.他的選擇既是自主的,但也是被壓迫歷史形塑的,暗示著自由並非完全脫離環境的抽象存在.換句話說"翻案調查"既批判"異鄉人"的盲點,又尊重並發展其思想遺產.

           "翻案調查"是2015年鞏固爾文學處女作獎,是Dauod的首部小說作品,文本內容不多,但是閱讀前提就是必須先看過卡繆的異鄉人.不過這兩部作品都不是太好看的小說,尤其是對注重情節的讀者來說.以上.

烏暗暝

 

烏暗暝(黃錦樹)

             這是一個短篇小說的集子,選錄的都是黃錦樹在1990年代時期的作品.粗略的感受有二,首先這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集子,在這個閱讀部落成立之前的我,應該是完全看不太懂的,閱讀能力不足,現下也只是勉強算讀過,談不上讀懂.其二,作者的眼光犀利,狠辣,不管這些篇幅的內容引發爭議或討論,我以為30年後的今天,這集子表現的想法,疑問.都還是遠遠超過時代,毫不違和的.

             集子的首篇"落雨的小鎮"上來就有一種熟悉感,那是因為有"木瓜".一個男子去尋找自己突然不告而別與人私奔的妹妹,途經一座小鎮,他在街頭逡巡,鎮上景物一方面誘惑他思續回溯,想起家道的過往,另一方面迎面出現人物,景物也在描寫社會的現世.而一再出現的木瓜樹,與突然出現標示"植有木瓜的小鎮"的段落,讓我想起曾經讀過的龍瑛宗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這一來就有了想法,這顯然就不是一篇單純尋找妹妹的故事.作者似乎是借著木瓜做一些暗諷,隱喻,於是緊接著黑水鎮的歷史,發展描寫,與華人的關係,興衰都接續著這個"植有木瓜的小鎮"段名逐漸鋪陳出來.

              龍瑛宗的作品刻畫了一個貧窮,被忽視的台灣小鎮,木瓜樹成為當地風景的代表,象徵貧瘠與荒涼,也喚起了一種被殖民壓迫,邊緣化的歷史背景.而在黃錦樹的作品中竟然有相同的東西,我們或者能直接將小鎮的木瓜樹成為一種隱喻,暗示在馬來西亞多民族社會中的華人社群,同樣經歷著邊緣化,貧窮,被忽視的處境.這樣的意象帶有濃厚的後殖民隱喻:木瓜樹繁茂而貧瘠,象徵當地社會既無法獲得充分的發展,也難以擺脫被壓迫的命運,將木瓜樹化作對於殖民遺產的反思,也表現出華人社群在多重文化夾縫中的無奈與孤寂,这种用典手法加深了作品在個人之外的集體意識,顯然也是一種對歷史與身份的隱喻性探討.

              "死在南方"與"鄭增壽"看似完全不相關的篇章,但我的看法是兩者透過不同的敘事方式,同時探討了歷史記憶的可變性與不確定性,特別是在馬來西亞當地華人文化被逐漸邊緣化的背景下."死在南方"對郁達夫之死的各種可能性進行想像,模糊了歷史真相,表現出後代人對過往事件的解讀是流動且不確定的.這種多重可能性暗示了歷史敘事的不穩定,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隨著時代變遷被重新建構,甚至完全偏離真實.而在"鄭增壽"中,鄭增壽成為一個虛構但多樣的象徵,隨著不同的人對他的再現,他的形象不再是唯一的,暗示了個人身份和歷史的多重詮釋空間.郁達夫雖然有著歷史上的名聲,但在馬來西亞這個不同文化的語境中,他的過往故事卻逐漸失去影響力.鄭增壽則是從一開始就無人問津的平凡人物,他的身份可以被任意人擁有,詮釋,甚至變成一條狗,象徵著底層人物和未成名的文人終將成為過往的一杯黃土,被時代的浪潮所掩埋.這種邊緣化的命運,正反映了馬來西亞當地華人文化日漸式微的悲劇.郁達夫和鄭增壽的本質相似性,無論是真實歷史人物還是虛構人物,都難逃最終被遺忘的命運.這種平行象徵著個人在廣大歷史脈絡中的渺小無助,進一步呼應了華人文化圈內部在地位邊緣化後的文化身份危機.這兩篇小說共同呈現了作者對歷史敘事,文化遺產與個人記憶消逝的深刻反思.通過虛實交融的手法,他揭示了歷史不僅是事實的堆疊,更是一種經過改寫,選擇甚至遺忘的過程,突顯出個人在歷史洪流中的脆弱性和不可控性.

             "落雨的小鎮","死在南方","鄭增壽"其實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失蹤與找尋.但是主題直接點名有關失蹤與尋找的是"M的失蹤"這篇,它是典型的metafiction,藉由層層嵌套的敘述與虛構作品內的討論,製造出一種混亂感和套娃式的結構,這種寫法常令人感到混淆,不易懂懂.M是一位神秘的作家,他的作品"KRISTMAS"在西方文學界獲得讚譽.然而他的身份成謎,甚至是否真實存在都無從確定,許多角色認為他可能是某位馬來西亞作家,於是一群馬來西亞文學界的作家聚集起來試圖找出M的身份,並分析他的作品"KRISTMAS".他們的分析變成了故事中的一層敘事.然後有一名記者對M的身份頗感興趣,尤其在得知有位被視為三流的馬來西亞作家在叢林中失蹤的新聞後,他猜測這位失蹤的作家可能就是M,於是展開調查.記者的追查為這個故事提供了另一層敘事.記者在叢林中遇到一個家庭,該家庭聲稱見過一位戴眼鏡的陌生人,可能是失蹤的三流作家或M,提供了一些線索.然而線索模糊不清,無法確認身份.而記者在尋找M時,意外遇見一個疑似已故多年的中國作家郁達夫的身影.這個奇幻般的情節進一步擾亂了敘事真實性,讓記者懷疑M的真實身份.

             然後,我們讀的這篇小說明明就是黃錦樹的"M的失蹤",它是我們作為讀者手上閱讀的文本,由黃錦樹撰寫,但故事內部包含不同層次的虛構,模糊了敘述者和讀者的界線.偏偏記者後來為追查M的行蹤,為報導而寫了一篇名為"M的失蹤"的文章,記錄他在叢林中調查M失蹤的過程.此時身為讀者竟然無法確定自己此時閱讀的是黃錦樹寫的"M的失蹤",還是記者的"M的失蹤"報導,這形成了敘述上的迷惑.而那篇被認為由M創作的小說同樣具有自指性.在作家們試圖透過文學分析來解讀"KRISTMAS"時,發現其情節竟然是關於一群作家開會討論"KRISTMAS"的故事.這讓小說中的小說呈現出一種自我參照的迷宮.

             透過這種"小說中的小說"結構,把多層敘事交錯佈置,使得故事本身的邏輯變得模糊.記者與其他角色之間的故事線,報導內容與黃錦樹的寫作之間相互糾纏.尤其當記者在叢林中遭遇郁達夫這一事件時,現實與虛構的界線被進一步模糊,形成一種穿越時空的奇幻感,使讀者不斷懷疑M的身份以及自己正在閱讀的文本真實性.這種敘事手法不僅讓故事的核心謎團M的真實身份更加難以捉摸,同時也在質疑文學作品,作者身份,以及讀者理解之間的界限,這樣的作品挑戰了傳統敘事與閱讀認識習慣,讓讀者體會了在虛構與現,真實與虛構的交界中徘徊的特質.然後,讀者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郁達夫會再次出現在黃錦樹的短篇裡,有什麼意義與代表性嗎?

            對我而言,metafiction不是個容易理解的概念,我大概只能理解為小說中有小說,畢竟我既不是文學專業,也不懂文學研究,在從這個集子裡,這種型態呈現的篇章不少,感覺在當年應該是新奇,但是又有點限制的做法,何以如此說呢?從閱讀上看,面對在一個故事裡鉗入另一個,實與虛之間的交叉或融合,往往容易令讀者不知所措,容易失卻當下的時空立足點,特別是這方面閱讀量不足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作者在寫什麼東西,看起來就似幾團不同的黏稠物質彼此粘連難辨的樣子.但我以為這種型態對寫作的人來說,這可也不容易.我們從集子中夢境的出現頻率,潛入另類文本如日記,書信,書籍內文的時空裡,再回到現實,還是荒野地方的佛像,廟宇,靈能帶來的另一個世界的聲音,影像,這雖有點意趣,卻是限制,能夠想像在那之後,電玩,或是電影,影視作品的這些文本也會成為metafiction的出口.當然形式未必最重要,可能性的選擇興許是這樣構成的一種目標.所以也不知道現在滿螢幕的穿越,是不是正是metafiction的衍生物,若是這也算是,顯然,它也不是嚴肅,古板或者無趣的代名詞,而是領先許多的一種結構玩法.

            顯然這個集子裡,除了metafiction的閱讀困難外,讀者最容易領受的便身份問題的困擾似乎是作者一再重複的議題.這種困擾當然可以以很多種形式展示出來,往往是恐懼,恐懼暴力,恐懼殺害,恐懼歧視,恐懼家庭成員的安危,恐懼資財的喪失,這往往帶著暴力,與憂傷,或者傳統的忍辱壓抑負重的辛勤.其中包括的可能是漂泊,思鄉和離愁所有篇章故事的主角似乎都在某種目的的路上,如"落雨的小鎮","鄭增壽"等是在尋找的路上,"撤退"在逃亡的路上,而"烏暗暝"則在回鄉之路,"膠林深處","血崩"則是在訪查的路上,"M的失蹤","死在南方"則是失蹤.以上的各種狀態與流動性正是作者對自身身分認識,或追尋上的困難,迷惑,這種迷惑有屬於個體的,但多數還是集體性的,我在此並不想用區域的,特定集體的,來指涉一種單向且固定的迷惑,而是將其看成是一個普遍的,共通的,常見的人類自我區分下的經常性知見,思維迷障,所處位置的流動性與時空的不確定性相輔相成,而這些都不是個體,或所謂的小集體能夠改變的,於是在這些小說裡,我們看到此時此刻的人無時不刻受到過去和未來影響,這種宿命般的聯結在個人的,當下的體驗中卻是無常的,無法把握的人生和命運,以至於此刻的人必然要懷疑此刻的價值和此生存在的確定性,比如"夢與豬與黎明","錯誤","說故事者","錯誤"等篇所表達的意思,在這種對個人生命經驗的依賴,又懷疑的理解中,可以發現作者並不走傳統寫實情節偏向一種宏大敘事的方式,在"膠林深處"虛構了一個台灣記者對馬華作家的訪問,我們發現這位作家如何發現自己無法從寫實的書寫中得到真相,從而失去了書寫的能力,因為對他來說如果現實主義無法捕捉破碎,流動,邊緣和無常的生命,現實的意義又在哪裡?所以這個集子是看不到一般人認為的好看有趣的故事,更沒有試圖要呈現任何我們傳統以為的普世價值,因為他無時不刻都在懷疑已經被認定為值得或有價值的意義.

            因此這個集子關於馬來西亞華人過往基於需要生存需要,生活經歷的特殊感受,場景,佔了大多數的內容,雖然代際之間關於未來生活價值傳遞與轉換似乎相當的散亂,迷茫的,直至今日依舊是沒有真正停下腳步,尚在移動變換的一種狀態.畢竟他們所在之處,也不是只有他們自己,還有許多他們無法掌控的,或只能被迫依循的一些限制阻礙了可能的形變與出路,而作者對以上這些其實是有他自身的一套比較嚴厲看法的,只是顯然對於他現在所在位置,或是他曾經所在位置上的人來說,那些嚴厲或者超出的想法就是有點那麼與自己不太有關就是了.但我以為,作者的許多看法是超前的,且可能可以為一些人造問題去魅的,而以上.

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用圖像讀懂世界文學

 

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用圖像讀懂世界文學(What We See When We Read,Peter Mendelsund)

         "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是一本圖文書,雖然頁數不少,但大多是插畫,圖片與文字交錯生成,就構成結構與風格來說非常符合作者的職業,同時也符合這本書的論述.作者Mendelsund是的正式職業是一位書籍封面的設計師.這本書表面上看就是如書名所示,他試圖講述,解構人在閱讀時的進行狀態,包括肢體上的行進,心理上的感知,腦內處理的連結,跳躍,轉譯,去化.另一方面作者集中討論的閱讀,其實局限在閱讀"小說"這樣的範圍,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本作者主張小說是如何構成,演繹,表現的,而他論述的基調應該與他在書籍的封面視覺設計工作有關.

         用簡單的說法來表述作者對閱讀的看法,大約是這樣的;我們試圖理解這個世界時,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去意識到我們看得懂的部分,一次理解一個片段,這世界一個一個的片段,是我們在有意識的情況下感知到的東西.我們其實不知道這些東西是由什麼組成的,不過,我們假設,或者我們在此前的記憶,經驗主動張起翅膀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能夠體驗的感受,所以我們在世上的體驗是混合了原本就存在的東西,以及我們自己擁有的東西.

         小說或書籍的作者試圖過濾他們以為的噪音,盡量提煉出最純粹訊號,他們在混沌之中創造出敘事,把敘事組織成書的形式,並以某種難以用文字表達的方式,主宰閱讀的體驗.然而,不論作者提供讀著多純粹的數據集,或者多努力的篩選多縝密的重新架構,讀者的腦袋依舊會執行自己的預訂任務.人們的腦袋對待一本書的方式就好像那是世上其他未經篩選,加密的訊號.也就是說,對讀者來說,作者的書再度成為一種噪音,我們雖然盡量接收作者的世界,但是又在閱讀的時空中混入了自己的東西,把兩者合而為一,提煉出某種獨特的東西.而這恰就是閱讀會發揮作用的原因,閱讀反映了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過程.我們的敘事不一定會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真相,閱讀感覺起來如同意識本身,閱讀就像意識,不完整,片段,模糊不清,是一種共同創作,由作者與讀者共同完成.用更影像的說法,就是作者寫作時會化約,讀者閱讀時也在化約,大腦的功能包括化約,替代,象徵,轉譯,因此擬真是不可能達成的,甚至是錯誤的,化約就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想像故事,寫作小說都是在化約,人透過化約來創造意義.

         Mendelsund在書中Mendelsund探討了閱讀過程中文字,視覺想像,以及閱讀者心理之間的互動與複雜關係.書中內容確實以一種相對隨意的方式呈現,但這是作者刻意的選擇,旨在反映閱讀體驗本身的非線性和多層次性.Mendelsund的核心論點是我們在閱讀時並不是真正"看到"小說中描述的場景或角色,而是透過文字觸發的片段性影像與抽象印象來形成一種"想像的感覺".他指出文字並不完全提供具體的視覺形象,而是透過暗示和細節來引發我們的腦海自發地建構畫面.而閱讀時的想像並不是穩定或一致的,它通常是模糊而多變的,Mendelsund強調了這種模糊性的重要性,因為它反映了每個人帶著獨特的經驗和記憶來閱讀,這使得每個人對同一段文字的想像各有不同.透過模糊的描述,他讓讀者意識到文字的開放性以及每個讀者如何填補故事中的空白.

         這本書使用了大量插圖,素描和圖像來模仿我們腦中想像的視覺化過程.這種視覺化設計試圖幫助讀者更具體地感知我們在閱讀時所體驗的心理過程,展示了文字如何經過我們的腦海轉化成影像,並捕捉了閱讀中的瞬間靜態畫面.Mendelsund也試圖顛覆一些普遍的閱讀觀念,特別是人們對"視覺化"的誤解.他指出閱讀不是像看電影一樣具體,連續,而是碎片化的,這使得我們對角色和情節的想像處於一種未完成的狀態,這與小說的文字本身相輔相成.整體而言,作者的意圖是想讓讀者重新思考文字,想像與閱讀之間的複雜關係,並探索這一過程中的非線性,模糊性和個人化特質,Mendelsund的隨性筆法可能也是一種刻意的策略,以此來模仿和重現閱讀體驗的流動性與模糊性.

          Mendelsund在文本開頭曾經使用了音符與樂曲的關係來形容文字與書籍間的關係.這種比擬雖然粗略,卻很有替代理解上的意義,且屬於畫面上.文字像音符一般,單一的音符,字詞或片段意義有限,我們甚至不太能從單一音符聽到人想表達什麼,更何況是弦外之音.但在經過連貫組織後形成一種"樂曲",那麼它就可以帶有某種感受或氛圍,起碼是作曲者主觀認定的.然而這種"樂曲"的意涵與原意不見得會被每個閱聽者以同樣的方式感知到,因為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獨特的經驗,記憶和情感來詮釋這個文本的樂章.所以你看那些流行樂曲,往往因為了"歌詞"的加持,賦予了限定的意義,這樣會使得大多數的人接受到相近似的暗示,而勾起類似的記憶,經驗,回想,進而形成約略一致的感知認定.但是那些沒有歌詞的古典樂,甚至不告訴聽者關於樂曲創作者的訊息時,若單憑音樂,可能就在不同的受眾間有著不一樣的記憶感知,而就此產生人言人殊的感受.

         這個比喻的關鍵在於"解讀的差異性",因為音樂的閱聽者依賴自身的情感反應來理解音符組合成的旋律,同樣的讀者也在閱讀時通過自己的人生經驗來感知文字.作者的意圖可能深藏在文字中,但並非直接傳達給讀者.讀者則透過自己的方式將這些文字轉化為內心的畫面和感受.這意味著,閱讀是一種創造性參與的過程,讀者和作者之間並不完全同步,甚至可能產生很大的差異.

         Mendelsund透過這樣的比喻強調了閱讀的主觀性以及文字的多義性.就如同每位音樂聆聽者對同一首樂曲會產生不同的反應,每位讀者也對同一段文字會有各自的體會.這既是文字的限制,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使閱讀成為一種私密又充滿變化的體驗.這本書正是在強調閱讀是極具個人化的體驗.Mendelsund試圖向我們展示每個人帶著自己生活中的感受,經驗,情感記憶來閱讀,會對文字產生截然不同的反應與聯想.這些差異不僅影響我們如何看見書中的世界,也影響我們如何理解和詮釋其中的意義.可以說本書的核心論點是閱讀是一種創造性的重構過程.作者的文字雖然提供了一個起點,但最終的圖像和情感卻是由讀者"填補"與"重塑"的.每位讀者在閱讀時都是帶著獨特的視角去構建屬於自己的世界,這樣的閱讀體驗因此成為了一種"主動的創造",而非單純的被動接收.

         總的來說,這本書強調閱讀不是純粹的信息接收,而是一種深層次的個人參與.正因為這個特性,閱讀才會對不同人產生不同的效果與影響,這也讓閱讀成為一種豐富且充滿變化的活動.它展現了閱讀作為一種高度個人化的感受與認識活動,這種活動不僅是對文本的理解,更是對讀者自身經驗,情感和思維模式的一種反映.當我們閱讀時我們所"看見"的其實是文本在我們心中激起的獨特反應.這種反應包括我們對情節,角色和場景的想像,也融入了我們過去的記憶,生活經驗,情緒和價值觀.閱讀成為一種雙向互動,我們一方面感受文本的內容,另一方面也藉由文本探索和認識自我.因此閱讀不僅是理解他人的內心,也是一次回歸自我內心的旅程.讀者在閱讀中既是"接受者"也是"創造者",文本成為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的個人世界觀與情感深度.這讓閱讀成為一種動態的,自我反思的活動,既在外部世界與文字互動,也在內心與自己對話.以上.

從正統到異端：祝由科的歷史

 

從正統到異端：祝由科的歷史(From Orthodoxy to Heresy : The History of Zhuyou Practices,林富士)

             看到書名的第一困惑是祝由是什麼?用現代不精確的白話來說就是用咒語,符咒,等宗教儀式來替人治病的行為.即使到今日仍能在中國與台灣,甚至東南亞華人社會部分地區看見的宗教醫療方式.

             "祝由"是一種古代中醫的療法,源於中國傳統醫學,特別是道教的醫療實踐.祝由的概念通常涉及運用咒語,祈禱,符咒,靜心等方式來影響病人的身心,透過精神和意識的力量來促進身體健康."祝由科"在古代醫學中是一個獨立的療法分支,主要是利用"祝"與"由"這兩種方式.祝指的是祝禱和咒語,透過口頭祈願來驅邪避災.由則代表特定的符咒和儀式,透過這些方式進行"心理療法".傳統祝由的治療並不包括物理性的醫藥治療,而是靠"意念療法"和"心靈治療"來達到療癒的效果.

             祝由科的發展從隋唐至今經歷了許多變遷,在各個朝代的地位和社會影響力也有所不同.隋唐是祝由科最早出現的時期,在道教和佛教影響下,祝由科的咒術和祈禱等技術得到發展,並逐漸成為一種正規的療法,被認可為醫療手段之一.唐代的皇室信仰道教,因此宮廷內也會使用祝由療法.此外,唐朝官方編纂醫學書籍時,祝由科與藥物醫療,針灸等並列,是官方醫療體系的一部分.宋代強調儒家理學,官方對祝由科逐漸持懷疑態度,並認為其缺乏科學根據.然而由於民間需求旺盛,祝由科並未消失,而是轉入民間,成為地方醫療的重要補充.宋代時期民間仍有大量祝由療法的使用記載,尤其在偏遠地區和貧困地區,祝由科是一種相對便捷的醫療方式.元代由於佛道的影響較強,祝由科得到了一些發展機會,但官方對此的支持有限,祝由療法多在少數民族聚居地或宗教性場所進行.

           到了明清時期,隨著西醫和現代科學知識的傳入.祝由科在官方醫療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下降.儘管如此,祝由療法在民間依然廣泛存在,特別是在農村和偏遠地區.明清的醫學著作中,祝由科逐漸被視為"異術",但仍記載了許多祝由技術,因為民間的需求使它仍然有一定市場.此外祝由科逐漸演變成帶有神秘色彩的民俗療法,被廣泛應用於鎮邪,治病等活動.清末和民國時期,隨著現代科學和西醫的普及,祝由科被視為"迷信"和"巫術",在社會上遭受批評和打壓.特別是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後,傳統祝由療法被批判為落後,非科學.在這一時期,祝由科逐漸從社會主流中消失,僅在一些偏遠地區和信仰傳統醫學的少數族群中存在.

           1949年後,隨著中醫藥學的系統化發展,中醫中較神秘的部分,如祝由科,被批判為封建迷信,官方醫療體系中已經不再包括祝由療法.尤其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破四舊運動中,祝由療法幾乎完全被取締.現代中國對傳統文化的迷信禁錮略為放寬,因此當前祝由科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但多數僅限於歷史和文化研究範疇.如今祝由療法已不再是主流醫療手段,但在特定民間信仰或傳統儀式中仍有應用,特別是在鄉村地區或一些道教流派中,祝由療法仍有少量傳承.現代人對祝由療法多數抱持懷疑態度,但一些偏遠地區仍視其為民俗信仰的一部分.不大體來說,祝由科從隋唐時期的官方醫療技術,逐步演變成民間傳統療法,最後成為一種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中,它只被視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再具備醫療地位.

           "祝由科"在元代初期被正式納入官方的十三種醫學科目之一,後雖與"書禁科"合併為"祝由書禁科",但到明代又獨立為十三科之一,一直到明穆宗隆慶五年(西元1571年)才正式從官方的醫學體系中消失.而到了清代,祝由不僅未能回到官方的醫學體系,即連民間祝由醫者的醫療活動也受到法律上的限制,甚至是禁斷.因此從清代以來,學者及一般民眾逐漸不知"祝由"科為何物,專門的研究者對於"祝由"一詞的解釋也異說紛紜.事實上在元成宗大德九年(西元1305年),當時的統治者雖將十三科整併為十科,但同時也詳細規定了各科醫學教授與醫學生必修,必考的經書篇卷.其中"祝由書禁科"的經典包括有"素問',"千金翼方","聖濟總錄"這三部書.其中"素問"是中國醫學的源頭,也是綜合性的醫學理論論著,不僅"祝由書禁"科必習,也是其他醫學科目的共同必讀經典,而"祝由"一詞也首見於此書.至於唐代孫思邈的"千金翼方"雖是以藥方為主,但其指定閱讀的兩卷正好是"禁經".而北宋徽宗時期編纂的"聖濟總錄"則是所謂的"符禁門".根據"聖濟總錄"的文字,我們可以知道北宋醫家已企圖將上古的"祝由",隋唐時期的"咒禁",以及道教的"符咒"融混為一體,並稱之為"符禁"或"書禁".而後人在看待元,明時期的"祝由"科時,也往往將三者等量齊觀或相互通解.符禁或書禁也好,其實都是掘自於民間信仰道教,與佛教的地方習俗,也就是說所謂的祝由十三科表面上是醫學,實際上已染上了濃重的宗教色彩.以符咒替人治病的方式即使在台灣本地此刻仍有部分的道士,法師,乩童依舊深信自習並援以為當代正當醫學手段後的一種補充替代醫療方式.當然由於西醫的傳入及西學的興盛,自從晚清以來,傳統中國醫學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危機,民國政府甚至在1914年宣稱要廢止中醫,中藥,後經抗議,教育部所公布的大學規程及醫,藥專門學校規程中,醫科的科目已全盤西化,將中醫藥排除在外,連被認為稍有醫學系統邏輯的中醫都有遭滅頂取締的危機,何況是完全不符合後現代科學判斷標準的祝由科.

          "聖濟總錄"的編輯群雖然是由醫官和文臣包括儒者,儒醫組成,但是真正的主導者似乎是對於醫學知識和醫療事務充滿高度興趣的宋徽宗.宋徽宗本人的對於古物收集與整理的興趣,以及他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他對於符籙派道教醫者的尊崇與寵信,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此外在"聖濟總錄"編輯期間,宋徽宗同時啟動了多種醫書,道經的校正,編輯工作.除了命令醫者參與之外,也徵求若干道士加入,他們共同在宮廷之中工作,成為同僚關係.因此"符禁門"基本上涉及符咒之類的宗教療法,當時在宮中出入的道士很可能因而正式或非正式的參與了"符禁門'的編輯工作,這也使"符禁門"和道教有了聯繫.

           從以上宋徽宗積極參與聖濟總錄編纂的歷史可以看出官方的態度,與支持對祝由科興衰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在傳統社會中,任何一種專門知識,技藝,若要能生根,發展,除了要有知識社群的投入與認同,還必須滿足特定的社會,文化,經濟需求,而且,還必須獲得官方的支持,至少是容許.明顯祝由科的興衰廢立就是如此.在西元六世紀末葉開始,祝由科開始被納入官方醫學體系,一直到西元十六世紀下半葉才被廢除,時間延續將近千年之久.在這期間,醫學社群內部及其外圍的士人集團不斷發表頌揚,肯定的言論,並進行療效和治療機制的論述.透過教科書的編纂和醫學教育,官方也不斷培育出祝由科醫師提供病者的醫療需求.即使後來在祝由科被排除於官方醫學體系後,仍有近三百多年的時間中,肯定與支持祝由科的醫者和士人仍不絕如縷.甚至可以說祝由科一直受到中國傳統醫學主流社群的接受與肯定,少數嚴厲批判與拒斥的言論,只見於官方廢除祝由科之後,而且都是以士人的意見為主.換句話說中國傳統醫學社群的主流意見對於祝由科一直是肯定與支持,因此,祝由科的廢除基本上是因為喪失了政治權威和體制上的支持.

           至於明代中期後官方不再繼續支持祝由科的緣由相當複雜.首先,明代官方醫學十三科中的按摩,祝由二科在這個的時代已經'無傳".在明穆宗正式廢除祝由科前,官方祝由科已經名存實亡.這種現象可能與明代政府不積極培養醫學人才,官醫待遇不高有關,再加上祝由科的養成相當不易,必須遵守許多宗教規範,道德戒律,生活禁忌,且需長時間鍛鍊,自然不易吸引祝由科的學習者,特別是非宗教人士.其次明初醫家虞摶等人已經指出當時祝由術已經淪為巫者之流的'邪人","扇惑人民,哄嚇取財"的"邪術",爾後明,清兩朝開始訂有"禁止師巫邪術"律,目的當然是為了避免巫覡者流所帶來的社會治安的威脅.因此廢除祝由科應該和官方的禁巫,抑巫措施脫離不了關係.總之祝由科無論是興是廢,理應與醫學社群的評價,態度不無關係.但是在傳統王朝時期,很少醫者曾經公然否定祝由術的存在和必要,提出質疑的大多是士人,而且是在官方廢除祝由科之後.

           從清末至民國初年的祝由發展,我們大體上能夠得到與上述的推論相當的觀察,依據作者考證在本書列出這段期間發生的較知名的祝由事件文獻的探索,大體上可以得到前現代的最後期間內,儘管官方已不在名目上支持祝由,但部分民間地區依然相當盛行這樣的醫病方式,且這些投身祝由醫生涯的個體大體上正如上面所說,都不是屬於上層階級人士,下層階級的人,特別主要是男性,從事祝由醫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求其他行業,與就業上的困難,二方面是他們確實較士人階級更容易相信這種醫療作用的效果,與經濟效益,不過就收益來說,想靠祝由醫來賺大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因為醫療系統尚未進入現代化,西醫也尚未被引入,所以雖然投身祝由醫的人以下層階級人士為主,但遇到疑難雜症難以治癒的狀態時,多數人,不分階級,地位,轉而尋求祝由醫來解決問題的人可以說是非常多,因為如此,雖然祝由醫未必能賺錢,但有機會被引介替高官或皇親醫病,一旦有所成果,挽救病人倒懸,反而有機會贏得名利的收穫.是故在官方廢除祝由科之後,雖然不再有醫學校,醫學教授祝由術,但學習祝由轉而從私人間的拜師來傳承,或者是自習,尤其是一些簡單的治病符,咒.但是無論是透過什麼途徑,祝由科醫書,與符咒都是必要之物,尤其是自習者,更是無法不仰賴醫書,而在地域的分布上,很明顯南方人士,特別是長江以南地區對於祝由醫的參與是較為積極的,遠勝北方,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分布差異,據作者的觀察與蒐證,一個原因是這種祝由醫的行為自古以來就來就是南方較為興盛,另一個原因則是與現代西方媒體的引入有關,新興的報紙成了許多人吸收訊息與打發時間的媒介,為了要提升普通人對於報紙的更大興趣,報刊的主導者與編輯發現這種介於懞懂謎魅的祝由醫療事件能夠吸引讀者的眼球,對報紙的銷量,與廣告收入都是有益的,因此許多報紙特意地將祝由醫的事件,或是施行醫療過程中的蒙昧關係加以放大,加油添醋的報導,而長江以南地區當時遠較北方更早接受西方勢力與知識的傳入,所以就有較多的祝由醫事件.而媒體渲染的報導,與現代新興知識傳入兩種作用相互交戰,形成了兩種極端的狀態,一種狀態是許多人驚訝於祝由醫是那樣的神乎其技,簡直是隱藏於傳統的魔術醫學,但另一種人對祝由醫的態度則恰恰相反,認定這就是一種欺詐,騙術,與邪術.因此除了一些新聞報導祝由科負面的形象之外,當時有些知識分子,或以媒體編者,業者,專欄作家,甚至讀者都紛紛批判祝由科的迷信和禍害.

            從清代和近代中國社會所產製,流傳的祝由書和祝由方來看,雖然在明穆宗時期被排除於官方醫學體系外,清代政府甚至對於製作收藏祝由書籍,使用祝由術替人治病等都頒有禁令.但祝由術並未因此完全滅絕,民間依舊有不少祝由醫,或是道士,術士等紛紛抄錄,編寫,傳習各種形式的祝由科文本,發展出更為多元,多樣甚至怪異的祝由術.與之前由官方設立的祝由科相較,雖然看似雜亂,卻更為多元.不過這樣的發展,在晚清和民國時期也引發了不少的爭議和批判.晚清後,由於引進西方的新媒體,不少祝由科醫者順勢掌握了"廣告"的行銷利器,用來形塑自己的神醫形象,宣傳祝由術的神奇,招攬客戶.而一些出版業也趁機利用廣告販賣推銷祝由書.因此雖然正負面的形象都有,但是這些都足以映出民間祝由科在近代中國社會蓬勃的生命力.

             從文本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祝由科地位在中國社會浮沉流變是便深受宗教,醫學與政治三方角力的影響.從先秦早期的咒術療法集中在巫覡,巫醫,巫祝這類人的手中.此時它雖然是一種醫療技術,但根本上可以屬於宗教的範疇.統治者對於這種咒術療法基本上放任不管,只對其中的"祝移"有所忌憚和限制.祝移是指以咒術將某人的疾病移到他人身上,漢武帝全面禁止民間巫覡施行這種法術,巫蠱之禍的影響,怕是官方恐懼的所在.秦漢之後,一方面中國臨床醫療的觀念,與技術有所精進,另一方面隨著佛,道等宗教成了統治者的信仰,伴隨此些信仰衍生的巫祝等方式也就逐漸與政治,醫學搭上線.官方不禁,正統醫學也不排斥,但唯獨仍有許多士人對信巫不信醫的現象有所批評.因此當隋唐官方開始納入咒禁科,這種所謂的巫醫,或是民俗療法在這中國社會裡就有了一定的.明末以降的祝由科一方面如前所述,因為為人才養成困難,官方已經無法力撐,不得不廢除.失卻了官方的政治支撐,儘管民間仍有散遊之人能夠持續精進技術,但終究只能往宗教一方傾斜,勉強維持,但三角力已去其一.爾後,隨著西方新型醫學的輸入,讓這種在新式醫學體系中毫無支撐證明的宗教醫學,又去掉了它醫學上的價值,只剩下一團被不少人認為是迷信,詐騙的謎霧.這也讓祝由科在近代中國新,舊文化衝突與交鋒的過程中,不僅被新文化陣營視為舊醫學而被唾棄,也因為是宗教迷信而被攻擊.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統治階層的意識型態,無疑都屬新文化陣營,因此祝由科逐漸衰微似乎是必然的,即使今日有人打著符合精神醫療,心裡療法的角度重新看待宗教療法,或是祝由科,基本上已經很難脫離它潛在被認定的迷信與詐騙的質疑.

             這本書的題材雖然很冷門,文本中因為參酌了大量的古籍與文言文,因此也不見得很有趣,但是能藉此了解一下巫醫,祝由這類傳統醫療方式的興起衰落的歷史過程,也是有些收穫的.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