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

 

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Institutional Genes: The Origins of China's Institutions and Totalitarianism, 許成鋼 )

           "制度基因"是近期出版的新書,屬於學術著作,由台大的出版社出版,不過它的題目非常有話題性,與其說是有意思,不如說是一本相對稀有探索極權制度的書籍.

            本書的主要標的是在探討關於中國當前的極權體制何以無法做更近一步的形變,做政治體制上的變動,即使它在經濟制度上透過所謂的改革,本質上已經接近當代的資本主義,採取市場制度的模式,但卻無法像台灣在1980年代那樣,從一個威權體制過度轉型到憲政民主體制,甚至在習近平上臺之後更近一步的退縮回到絕對極權體制的疆域中.本書作者許成鋼是對岸的學者,但它這本書注定只能在海外,與台灣刊印,因為這個敏感又違背對岸當局絕對威權的題目,註定是要在當地被封殺的,而這恰好正能說明極權體制的問題.

           作者指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差異,在於威權體制與極權體制有著根本上的差異,這個差異是源自於它們各自的制度基因的不同,而這裡的制度基因是從過往制度變化的歷史中,不斷滾動卻一直延續下來舊制度基因的延續,中國共產黨的極權體制制度基因根本未從變動的核心是源自於中國歷史舊王朝封建體制裡專制統治的基因,以至於,它的極權統治根本性一直難以被摧毀,所以本質上即使今天中國國力已經發展到產生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困惑中,但卻依然無法擺脫核心的極權制度專制本質,究其根本是自史前時代起中國即與歐洲文明形成大分流,中國歷來缺乏對於人權,產權,政治制度等制度基因的探索,討論,這與希臘羅馬發軔的西方能行成後來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是一種制度根本上的大分流,兩者從一開始即埋下不同的制度基因因子,中華帝制根本上缺乏邁向立憲體制的基因制度. 

            另外一個形成中國極權制度的制度基因是源自舊有的帝制基因有利於蘇聯引進的共產主義極權基因,正是因為傳統存在帝制基因,所以當現代革命的發軔起點在中國出現時,因為中國民間社會無法提供相關立憲制度基因,加上蘇聯對於中國推翻帝制的革命實質參與,提供武器,資金,使得共產國際所支持的極權主義政黨,與基因有機會潛入到中國的反帝制的革命中,而這個新的極權基因恰好接續了傳統的帝制極權主義基因,它與最終形成憲政制度的基因背道而馳,但卻與極權所需的制度基因較為接近,在共產國際的培養和扶植下,中共經過二十多年發展,培養出自己的極權主義領袖,逐漸演變成獨立的極權主義黨,並透過武裝奪權,在中國建立了全盤蘇式的極權制度.之後中共透過大躍進和文革,以數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將變異的中華帝制的制度基因嫁接在來自蘇俄的共產極權制的制度基因上,形成了具有更深制度基礎的中國式極權主義制──區管式極權制.

            在中國發展出的適應性更強的區管式極權制.這種制度使得私有經濟在極權控制下得以蓬勃發展,從而暫時挽救了中國的極權制.蘇歐共產極權陣營崩潰後,中國特色的極權制在全球一枝獨秀,伴隨私有制的大發展,中共對社會的控制也一度放鬆,使中國的制度曾朝著威權制演變,同時產生了有利於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但中共從來沒有放鬆對這些所謂"和平演變"或"顏色革命"的敵對發展的警惕,習近平作為中國極權主義制度基因的產物和代表,最終採取行動,不惜以損害經濟為代價去消滅所有"威脅"極權制的因素,以防止和平演變.而驅使中國制度朝極權制復辟方向演變的基本力量,是極權制的制度基因.正是中國根深蒂固的極權制的制度基因,使習近平得以在經濟改革四十年後重新確立堅定的極權主義立場.

            本書採用弗里德里希(Carl J.Friedrich)和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關於極權主義的操作性定義(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共產極權主義運動是個世俗宗教的暴力運動,馬克思在這個運動中起的最大作用在於其救世主義的(messianic)世界末日預言(apocalyptic prophecy),在於絕對平等的新世界的誘惑,階級鬥爭的煽動,以及設計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奪權和暴力統治.在極權主義政黨內,只有少數知識分子了解馬克思理論.,但他們必須服從上級,絕不允許表達任何違反上級意圖的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見解.觀察蘇俄和中國的共產極權主義運動,可以看到柏拉圖的哲理在其中並沒有重要作用.相比蘇俄,中共領導階層比蘇共了解馬克思主義的人更少得多,更談不上柏拉圖和黑格爾.二十世紀上半葉,整個中國知道柏拉圖和黑格爾的只有極少學者,而且他們大都與極權主義革命無關.

             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是最早對比分析蘇聯和中國極權主義的人.他從不同社會的傳統農業組織及不同封建傳統來解釋世界近代歷史上的幾個重大的不同演變方向,分析聚焦於為何俄國和中國走向共產主義革命,而德國轉向法西斯主義.他認為極權主義的共同特點是利用或動員作為底層階級的農民.共產黨靠自下而上地動員農民.法西斯主義是封建貴族與上層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治聯姻,靠自上而下地動員農民.許成鋼在此基礎上再分析因爲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決定性影響,中共和中共的武裝力量與中國傳統秘密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共政權內存在的大量中國帝制遺留的制度成分這些重要事實.在分析方法上,本書引用歷史證據,論證了本質上不同於封建制的沙俄帝制和中華帝制的制度基因,如何幫助造就了極權制的制度基因.

            在以上的基礎上,許成鋼表示受到孟德斯鳩和馬克思的影響下,魏復古(Karl Wittfogel)把沙俄制度也歸類到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專制主義,把現代的極權制看成是中國和俄國古代極權制的簡單延續,但他沒有看到從帝制到共產極權制發展的過程所涉及制度基因的演變,突變,並忽略了中國和蘇俄共產制本身許多基本事實,及運作,機制和起源等問題.本書探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如何與中國和俄國的制度基因相結合,進而創造了一種世俗宗教運動,一種現代共產極權主義運動.本書著重分析這種結合如何誘發制度基因的突變,從而產生現代極權制的制度基因.共產極權主義可以說是一種現代化過程中產生最大規模,極為狂熱的世俗宗教式意識形態.世俗宗教運動使得極權主義有極高的蠱惑性和煽動性,使得極權制有極強的動員力,它在壓制人的自由的同時,往往在一段時期有很強的經濟發展和擴張的能力.在如此制度下,不僅經濟發展,連所謂的私有產權都不能自動推動民主化,這對現代化理論是極大的挑戰.從制度基因的角度看,私有產權和經濟發展能成為孕育和推動憲政民主的力量需要滿足多個基本條件,關鍵是私有產權的所有者必須普遍具有自覺的意識,認為產權是自己的權利,而且有意願有能力去保護自己的產權,而在共產極權主義之下,這種個體自覺力量已被去化.

           作者認為要讓私有產權演變成為憲政的制度基因有三個必要條件,首先私有產權必須得到系統法律和司法體系的保護,其次產權所有者的人權必須得到基本保護.否則,即始法律形式上承認私有產權,統治者只要控制所有者,就直接控制了產權,並可以透過暴力要求所有者予取予求.第三條件則是產權所有者必須至少在社區和基層,或者商會及行會,擁有政治決策權.政治決策權指的是超越私人產權的集體事務決策權.民主憲政制度的演變是自下而上的,產權所有者必須至少能在社區範圍普遍擁有集體決策權,才可能形成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使他們能在憲法保障的結社權範圍內形成更大範圍的集體決策,從而保護他們的權利.

            因此在這個基礎上,作者接著就要開始分析台灣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憲政政體的成功,與何以中國在有了接近現代產權,市場基礎上的改革之後,卻依然走向極權主義的回頭路.作者首先提出了幾個台灣轉型成功的幾個流行解釋.第一種解釋基於現代化理論,認為台灣建立憲政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在台灣的經濟發展中,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中產階級成為支持憲政制度轉型的制度基因,與之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雖然產生了很大的私有部門和中等收入群體,但這些群體在各方面的自主性都受到極大限制.人權不斷受侵犯的私企業主不僅戰戰兢兢,馬雲就是一個例子.而企業的最終控制權往往並不在企業家手裡.許成鋼強調若不分辨兩岸制度所有制的實際機制,不看經濟發展中個人的權利,不分辨經濟如何發展,就籠統斷言經濟發展會導致民主憲政,會產生嚴重的誤導,所以那些曾對中國可能會伴隨經濟發展變成民主制度的錯誤期待,主要就源於這類抽象的論斷的誤導.

            第二種解釋強調威權領導人蔣經國和李登輝個人的作用,認為他們個人的遠見和魄力起了決定性作用,但更重要的基本史實是結束台灣的威權制,建立憲政和民主制度,是個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多階段的過程.其過程的每一大步都不是政治強人主動策劃的,而是在強大社會壓力下,政治強人或順應潮流,或被迫,逐步而為的結果,當然根本的制度因素在於國民黨雖是個威權政黨,但因為未能走進極權主義的領域,所以保留了些許多元化的可能性.1980年代後期起,國民黨領袖面對強大的社會壓力時選擇順應潮流,在此過程中,他們努力克服國民黨維護威權制的保守派的巨大阻力,歷史事實證明強大的社會壓力是克服國民黨內保守力量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這些強大的社會壓力,既得利益集團也會有足夠力量逼迫停止變革,.所以在台灣得以形成推動民主憲政改革的強大社會力量,是社會中的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演變增強的結果.

            第三種解釋認為台灣成功的制度轉型是得益於儒學或新儒學.從哲學的角度.儒學真正大規模成為臺灣教育和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是戰後國民政府帶進來的,然而台灣民主憲政轉型中起作用最大的人群,大多是臺灣本地人,特別是早期的民進黨與黨外人士,雖多不是深受儒學影響的,但是他們受到日本殖民時代所帶來的基本教育觀念與立憲政體觀念的影響,開始受到儒學啟蒙,也建立了較爲前進的憲政制度概念.

             從制度基因的角度解釋台灣的制度轉型,可以概要為以下四方面,第一由於中華帝制對台灣的統治較短暫,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時,中國與台灣的制度基因不盡相同.在日殖時期台灣的制度基因更發生進一步改變,第二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時,制度基因已經與中國有了顯著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蘇聯來的極權主義制度基因正在中國大陸迅猛發展,而日殖時期的大正民主卻在台灣留下了雖然微弱但極為重要的民主憲政制度基因的根基,第三雖然國民黨繼承中華帝制制度基因的保守力量,但國民黨信奉的三民主義至少名義上把施行憲政當作最終目標,至少憲法文字上是按照憲政原理設計的.這些決定了國民黨內的保守力量從來也不能徹底消滅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這些與中共的情況截然不同,中共視憲政制度為敵,全面徹底絞殺有助於憲政的制度基因,包括黨內外任何主張民主憲政的人,第四來自美國的外部影響,既幫助了台灣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的成長,也在台灣轉型時期助長了民主憲政的力量.

              雖然顯得有點狗吠火車,但作者還是從台灣的轉型經驗中得出能提供給中國啟示的三點,.第一點,台灣透過民主憲政的啟蒙和實踐有了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意識,民主憲政制度的意識,以及具體的公民社會操作的實踐,社會精英和全社會民眾的普遍啟蒙,是憲政的制度基因的重要部分.第二點,私有產權,公民社會的長期發展及民間為保護產權和公民社會權利的力量的壯大,是台灣制度轉型的基礎.第三點,極權制的退化或崩潰是民主憲政制度基因獲得發展及社會上能產生民主憲政社會壓力的必要條件.而台灣從未受過極權主義統治,國民黨不是極權主義黨,最多只能稱為威權主義政黨,其中還是容忍少許的多元化,它從來沒有控制社會所有方面及所有角落,因此沒有徹底清除民主憲政制度基因得以生存和成長的機會.

              最後作者表示極權制的崩潰是從極權制轉軌到其他制度的先決條件,但極權制崩潰後是否能轉型到民主憲政,取決於社會上是否存在必須的制度基因,包括普遍存在的私有產權,發達的公民社會,及關於人權,產權,法治,憲政的社會共識等.因此,若不存在這些先天的制度基因,則談要轉型成民主憲政無異緣木求魚,因此作者雖然沒有明顯的表達中國當前轉型的不可能,卻也暗示了這個極權主義制度若沒有真正自內部發展出或誘發生出相關的制度基因概念與運動,基本上是不可能有太多改變的,且他還從根本上判斷當中國經濟成放緩,因為制度基因的因素,它的經濟改革制度必然不太可能成功,因此,有可能陷入1970年代蘇聯經濟困境那樣的狀態,而為了應對這樣的困境,極權主義的暴力性將為無時不刻的在黑暗中出擊對付那些在蕭條時期不滿的個體,令其不能煽動與擅動,畢竟軍方的力量是暴力最大的支撐力量,加上固定的太子黨接班體制堵死了變革的可能,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極權主義基因必然的表現.當然以上這些都是臆測,我們基本上仍舊可以從本書的討論中得出中國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本質上近期內應該沒有任何改變的可能.以上.

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

 

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  Victorious In Defe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iang Kai-Shek,1887-1975,  Alexander V. Pantsov)

             歷來關於蔣介石的傳記,評傳雖不說多如牛毛,但有關的各類著作委實不少,但通常敘述方式與標的明顯.與舊國府相關人士親近,或採取早期黨國觀點的書籍,毫無例外的都給予正面甚至過譽評價,這其中自然會刻意選擇性的忽略,或根本未曾真正採證史料,只是根據官方所設定的特種人設,在這個基礎下,去建構,甚至吹噓,於是形成了一種某些政黨主張者的完人定式.相對的隨著傳統威權體制的衰退,新的以批判觀點為主體的敘事成為主流.這新的流派基於批判的立場上,可以說是毫不留情,一方面他們有目的得揭露過去被刻意隱藏的蔣介石方方面面的曾經有過不當的行為,生活,思考,決策上的槽點,讓這個人更豐富完整的人生呈現在世人面前.但另一方面,積淤批判的角度,也有許多作品經常在沒有直接證據,或者歷史紀錄佐證下去自行過度揣測,想像,不當連結,使得蔣介石在某些方面成為了一個絕對毫無可取的混世魔王.

            "失敗的勝利者",從這個副標,大體上能猜想作者Pantsov所描述的是一個怎樣的人物,作者透過了散佈在全球各地圖書館的資料,蔣介石逐步對外開放公布的日記,以期本書自稱的從舊蘇聯的檔案中找到相關中華民國與蘇聯曾經的外交檔案,秘聞紀錄,與去過去蘇聯對外來往的紀錄檔案,等諸多資料,重寫蔣介石自1887年出生起至1975年逝世為止的關於他個人的全部但大略的事蹟,使經歷的事件紀錄,作者自稱希望能為蔣介石找到一個適切而客觀的歷史位置.

             先不說蔣介石,這本書最讓我驚奇的是寫宋美齡,全書從頭到尾,這位所謂的高貴夫人,在這裡已將淪為一個混身充滿公主病的女人,從一出場到落幕謝世都沒有得到作者太多的正面評價,就像是一個每天裝扮得美美的,日日奢華浪費,感情紊亂,偶爾情感出軌,一不如意就要去國遠赴歐美逍遙度日,更看不上所謂的貧窮或一般的民眾,可以說,在本書中,她簡直是一個獨立活在幾億中國人生命之外,而黨國紀錄中曾經把她誇耀的爭取美元資助的訪美行程,在這裏變成了一場追尋情夫威爾基的私奔之旅,及其的不堪,甚至到連羅斯福總統及其夫人都厭惡的地步,根本與舊資料所傳達敘述的那個人是完全不同的.

              至於主角蔣介石呢?這本書有一點把握上的特點,就是他並不把主角寫的過於愚笨,無知,對世界一無所知,與過去對岸許多貶抑蔣氏的書籍那般,當然這樣的好處也是同步化了避免愚蠢話整個所謂黨果體系上的所有人.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作者不但盡力地表現出主角其相關人士的智慧,或智力,眼光的優點,也同時表現出某些時候因為所知狹隘,偏見,目盲所引發的對於狀態,事件,緊急危難處置時的盲點,或者錯誤之處,同時,在埋下這樣的腔調中,作者更集中的表現出主角的性格問題,特色,或是這些性格所帶來的問題,尤其是俄羅斯,蘇聯的多年來往過程中的折衝,秘聞,與那種既希望連結,利用如列寧,史達林在國家對外發展上那種想要取利中國,又不想因此得罪它國,如德國,日本,美國時的矛盾心力,而自己又要慎防對方的貪念與野心,避免偷雞不著又蝕把米的心理,決策狀態,其實有一點表現出蔣介石並不真的那麼的愚蠢,甚至還有點精明的顯露.當然其中也有關於對於蘇態度的轉折,在本書中描寫得非常細緻.早年孫中山因為對蘇聯軍援的需要,而主張容共的政策,我們從本書中看到在早期的蔣介石這裡其實也不反對的,甚至開始時還與國民黨的左派往來較為親密,只是後來的一朝翻臉,卻也顯德決絕毫不容情,而從作者的筆法上,我們都曾中嗅到一點主角精明的味道,當然這種精明並不是什麼真的基於國家大政,人民福祉,而是建立在一種個人權力的絕對增長的目的下,顯然就算不算梟雄,只是一個幸運的軍閥之一,也不太可能單憑好運,沒有任何過人的算計就能成為一方之霸的可能,於是從這個角度,讀者可能開始會想這個人固然貪婪於權力,但絕對不是一個無知的莽夫,而是存在如商人般的投機,兼一些小聰明在期間運作的.而且作者並不吝於揭露蔣介石私德上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其實傳統文化中長期以來累積的污穢,惡習,封建觀念,而這些觀念其實洽也正好影響了身在那個時代的主角的思維的很長一段時間,甚至至死都沒能擺脫這些封建思想,這是在看主角上不可能不去觀察的部分,受制於個人的學識,眼見,見聞,與對於現代性的接納度都是影響其行為的重點,另外,藉由第三者留下的文字記錄,對話,書信,回憶錄,特別是那些曾經與主角往來的國外人士,可以看出大多數人對於主角喜愛權力慾的戀棧,或是某種自信到自大卻但在外人眼中又略顯無知的掌控慾,這裡作者都不是以自己的主觀臆測,或是語言,而是透過了他者的紀錄與感受.所以在文字敘述上,可以說是一本大致排除了許多主觀意見盡量朝向客觀的書寫方式的歷史書了.

              當然,在這個歷史教育內容簡易化且式微的年代,大多是年輕一代的可能也少了自行主動的去尋找多元觀點的歷史書籍閱讀的興趣與動力,以至於形成了另一種與黨國歷史教育下所創造的受眾差不多的狀態,就是雙方各被某種單一價值觀點的政治歷史觀給綁架了,畢竟對多數統治者而言,歷史教育即是政治教育的觀點始終未變.加上現代人尋求快速與便利,許多時候無暇於深刻且近一步的思考,於是乎,真正許多嚴謹書寫,有多元觀點的書籍,或者言有所據的歷史影片就讓位給那些以沒有根據,沒有考究,單憑個人立場立論說書式但方便立即簡單知曉記住的流行歷史影音,這種狀態恐怕也是所謂的客觀觀點歷史書籍逐漸消逝沒落,只淪為學術人追求的原因之一.

               這本書除了蔣介石之外,基本上可以說涵蓋了整個中國民國歷史的絕大多數時刻,有許多與官方決策上層有關的內容,在過去在其他蔣介石傳記上也都有記錄,但是本書因為多了許多後來逐步揭露的文件,檔案,以至於也有許多不同以往的觀點敘述,還算頗值得參考,另外,作者寫這本書的意義在於為主角單人去魅,沒錯,主角固然是以獨裁者形象留存於世,但是,他其實也存在多面性,也存在功勳性,也有功績於國家的後來施政,並不是以一個絕對的獨裁者冠以其名,就能說明白的,它引人思考的是不是蔣介石真的是什麼人,而是會什麼我們總會陷入旁人有新創造的單一價值思維這樣的思考路徑陷阱?以上.

張忠謀自傳

 

張忠謀自傳(張忠謀)

           因為身體尚待復原,原有的閱讀計劃排程暫時改變,先讀這本自傳,接下來的幾本應該也是不會太嚴肅需要耗費過多精神的書籍.

           這部落格中關於經管類的書籍一向不多,看起來似乎這個主人不是這方面的愛好者.但實際上非如此,畢竟是商管學院畢業,也曾從事財經相關書籍雜誌的採訪,與出版工作,這類書籍其實才是我過往閱讀的大宗,只是覺得這類書沒啥好寫心得,所以才看起沒太多這方面的篇章.這本"張忠謀自傳"基本上是基於他確實是個重要人物的角色才入列.

           這本自傳的一個文字特色就是有什麼便說什麼,這是非常難得的事情.相比國內關於經管類人物書籍的書寫經常流於歌功頌德,事後吹捧,或是互捧的狀態,個人以為張忠謀這本自傳的第一特色就是藏不住,他對於過往經歷的事件,人物的描述都是同時兼具褒與貶,甚至不吝批評的態度,沒有一個絕對不會犯錯,想錯,做錯,或是說錯的人物,也並無絕對一無是處之人物,主要因為傳主本身對於大部分篇章的連結是以"事件"的角度在寫的,比如一個半導體技術的攻克,一個生產標準的邁進,一個營業目標的達成,一個新公司的成立的角度為主體,因此在處理這些事情上所涉及的人的思考,價值,私心,或是遠見都會以某種明顯的個人特質,比如聰明,愚笨,短視,前瞻,為公,藏私,或是明顯的基於脾性,涵養,知見,或是身處的職位,基本能力,人脈,思緒範疇,過往經驗都回成為"他"或"她"這個人的優勢或是包袱,因此傳主在書寫這些事件所涉及的人物時,並不會單純的以成敗論英雄,而是會同時書寫自身對於他人處置,思維,或是決策所涉及的相關,與身處環境帶來的限制,所以這本書裡所有的人物都是多面的,有傳主稱讚的部分,但同時他也會因為事件發展的某些關鍵端倪,阻滯,或是失敗而被傳主點出所涉人物犯錯,做錯,或是私心決策錯誤的部分.光是這有話直說,毫不擔心得罪人的態度,就是本書值得閱讀的第一個要素.

           看完自傳的第二感受,首先是關於政治人物與事業經營人物的重大差異.書的下冊後半進入了傳主回到台灣加入工研院,雖然是一個不簡單的人生事件的轉化過程,但與他在美國德州的過往最初最大的不同,就是他開始必須與台灣的官僚互動,打交道.基於前面我們說的本書第一特色,即使面對許多我們當下耳熟能詳的過往財經官員,或黨國大老,傳主一一點名他們的決策中所隱藏的各種缺失,疏漏,或是實際寫出"僚"氣的種種問題,還有就是某些在當前被封神的財經,工業大佬真實的樣貌,這裡面其實並沒有任何一位實際上如同他在後世流傳的名聲那樣的威不可測,或是有絕對的英明,前瞻,或是大膽,反而,因為書籍的事件書寫導向,我們可以看出許多官員的猶豫,短視,近利,與事實上的不專業,只是一個簡單的以高位,剛愎,甚至是錯誤,無效,又自大的態度,而這恰好與本書根本的經營管理特色恰好背道而馳,官員往往有許多不切實際的空想,甚至很多時候只是一時興致的錯想,卻往往把這些錯誤堆積的想法當成執拗不知調整,不容挑戰的權威意志,這與需要不段隨時調整,隨處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彈性經營策略大異其趣.從本傳中,可以讀到許多過往國家產業,與財經政策決策者上的問題,與真相.

           而最深且最值得探究的是作者的人生經驗所帶來想法是自年輕建立後一以貫之的,比如,年輕時傳主於電晶體時代即從日本製造中體會的生產線良率問題,為什麼日本工廠的良率竟然是美國公司的一倍以上,那些與國情,民族性,企業文化有關的體驗,與時至今日台積電要在美國設廠前傳主即已明白的提醒生產良率與其他生產問題恐怕會不如原先在台灣時一般,這些都不是隨口的意興所致,而是有他長期的工作經驗與生活觀察所致,而從電晶體時代40%的良率即是頂峰的狀態,看看今日台積電3奈米製品近80%的高良率,實在可以一窺此代工生產巨擘的真實能力,在一個生產的改良上所耗費的心力與達成的結果,這些都並非一蹴可及,而是經過時代與當下管理者一再不斷的試煉改良而來.

           另一個從傳記中我們能體會則是對所謂的"遠見",並非單一的定義而成.個人曾有機會採訪過HP的Lew Platt,從他那裡聽聞了一個概念,就是預言未來所有的家用電器設備中都會被鉗入電腦,其時他所謂的電腦指的就是"chips"的意思,也就是晶片之意,可是呢?這個看似超前的概念一直要到很多年之後才真的實踐普及起來,當時網路初起,還有一堆新名詞如 Vedio on demand,也都是要若干年後才真的發生,甚至是今天,可是從本書中我發現原來早在1970年代中期,傳主在德儀的上司Mark Shepherd就提出過晶片將進入所有電器設備的概念.若是從概念預言的角度看似是有遠見的,但是從經營管理與生產的角度,過度抱持這種概念的預期,多少有阻礙當下決策,且與市場,技術,生產等實務面脫節的可能,畢竟就真實的經營來說,當下與未來幾年的營運才是重心,且世界的變動甚快,一種預知可能以某種不確定的方式去逐漸實踐,未必能如預言者的預知是直線且光速的,在這方面傳主貼近實務面的做法,是比較合乎企業經營的,但這並不意味傳主對這些預知抱持輕蔑的態度,反而更加證實是以務實的腳步去貼近未來.

            以上幾點大致是我閱讀本書後的主要感受,在此不對原文本內容透露過多,畢竟這是關於傳主張忠謀的個人經驗與真實感受而來,並不需要對其經歷或判斷的對錯做另一番自以為是的評論,有興趣者可以自行找來閱讀,便知分曉,但是個人以為傳主的生命歷程前半段與家國興衰並連在一起,看過上冊大抵能理解,體會這種個人生命與國家存亡間的緊密連結,而下半冊主要是傳主飄洋到美國後的生活,求學,工作經歷,這裡頭尤其傳主個人經歷與世界晶片,半導體產業的連結可以說是非常緊密的,看了傳主的敘述,大體上是同時理解了傳主的經歷,也能夠從中理解全球半導體這個行業自1960年代至今的發展大勢,與經歷的各種起落,並粗曉此行業相關翹楚曾經有過的看法,作法,與各種知識,智慧的展現,或是各式企業內部衝突,與人為知見障的種種,就閱讀來說,既不太嚴肅,帶有許多樂趣,但是也不是隨便閒聊,而是充滿各類生產,行銷,研發,業務,公關等管理智慧的一本作品.以上.

父酬者：姓氏、階級與社會不流動

 

父酬者：姓氏、階級與社會不流動(The Son Also Rises: 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Gregory Clark)

             前段時間,身體微恙,休養了一個多月,這段期間暫停閱讀,這裡自然也跟著停了.

             "父酬者"是一本約10年多前的出版的翻譯書,作者試圖用一個比較奇特的觀點角度,切入分析所謂的世代階級地位的維持程度,或者變動程度,是怎樣的一種狀態.

             在工業革命之後,傳統貴族的地位逐漸的不若過往,新一代的人只要在某些領域,如商業,科技,工業成果上能有卓然成就,也可以在社經地位,階級位階向上流動,加上上會的逐漸開放,這之後逐步形成了一種觀點,就是現代社會階級流動的速度比過去快,一代人受到前幾代在財富,身份,所得,職業上的庇蔭能力正快速降低,但這本書的作者Gregory Clark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角度,指出其實現代社會的人地位,階級位階仍然牢牢地受到前一代,甚至300年前祖先階級地位的影響,他指出階級,財富,地位能力的僵固性,延續程度比我們以為的更強大.因為強大的父蔭階級其實是會透過各種方式來延續他們的後代去維持家族早已存在的位階優勢,一如最近新聞很大的波波醫生,他們的前一代基本上都是正牌正統醫學院出身,但可能基於方便,或是後代在先天智力,能力已無法靠正常管道延續家族榮光,所以就以家族的金錢去買一條捷徑,讓他們的後代持續霸佔醫學行業,或是至少維持家業.

             Clark的研究方式有些特殊,他採用"姓氏"這樣的變數,找出500年哪些姓氏是屬於貴族,然後看看這些姓氏的後代在財富,學歷,行業維持上的程度,藉以得出一個貴族家庭需要經歷多少年才能因為社會的多元變動而逐漸地的洗刷到一般普通人的階級裡面,也就是貴族向下流動的速率與維持率.,根據Clark的研究結果,說的是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祖輩的社會地位之間的維持率約為0.75.而這與當代大多數研究算出來的0.4差了很多.因為如果相關性是0.4的話,那麼祖輩的影響大概在3-4代之間就消失了,即我們常說的富不過三代,但如果Clark的計算是正確的話,那麼祖輩的影響將能持續10代左右. 在以統計方式認證的數據之後,為了對這樣的推論以全球範圍的廣泛適應,Clark在書的第二部分以大量的例子來說明,從英美北歐到中國日本都有.許多的特定個案都顯示社會流動性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高.即使是一些自認為社會流動性很高的地方,比如美加,或是那些祖輩餘蔭早已因為新的民主革命給去化之地,基本上0.75這個數據都是依舊維持的.

           這個0.75維持率的影響力表達了祖先庇蔭比後天培育重要,Clark認為維持率的影響力應該比後天培育大三倍.但是0.75並非代表富有的人永遠富有,這是因為任何社會現像都會逐漸回歸平均值,另外隨機性也是很難消除的.0.75的真正意義是人的階級很難大幅改變,一般來說,人回歸平均值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的改變的,比如世界首富的兒子雖然可能無法持續富可敵國,但依舊是大富或小富即安的可能性較高,他的孫子可能衣食無憂,重孫子可能生活小康等,這種緩慢的台階雖然會因為隨機性的存在而加劇或逆向,但是往往更常見的是隨這階級交往與固化的持續,反而能有機會進入他人難以進入的未來致富,新科技的參與,而形成強化循環的現象.

           基本上,我個人並不完全認同作者的這個研究.他的研究結果看似有所得,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明顯的與時代有所捍格,也就是他的研究一開始就選擇了幾百年前的貴族為標的,所有的研究方式都是架構在這些與全人類社會人口相比而言的少數,甚至可以說是極少數,研究所算出的維持率確實或許可以代表這些貴族影響力的持久性,但是今日社會勃發蓬起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於有更多,大多數的平民藉由新的社會形態,科技發展,研究而逐漸的向上流動,這個人數比率相比於貴無之間的比率可以說時毫無比較性,就算台灣五大家族的財力勢力今天依舊,但是相比200前他們對於社會控制的重要程度,早已大不如前,因為有更多的原先平民藉由創新,經商,從政,而達到與他們同等的地位,而一般人縱使沒有做大幅的階級躍升,其實比起前幾代以務農務工為主的先祖,很多人是邁入了中產階級的角色,因此從全人口的角度來看,個人以為這個研究最多只能反應過去貴族勢力維持的強勢力道,卻不足以說明社會階級固化依舊與過往相同,所以我認為作者的結論是以偏概全的,這本書的許多推薦者也是陷在同樣的思維謬誤推論上.

           Clark使用"姓氏"作為一種工具來追蹤家族的社會地位,他認為姓氏可以跨越數個世代,成為一個有力的指標,用來觀察長時間範圍內的社會地位變動,透過統計學的方法,結合不同國家與時期的歷史資料例如:教育成就,職業,財富等來衡量家族的社會流動性.Clark發現無論是在封建時代的歐洲現代的美國,還是中國,印度等其他國家,社會流動性其實都非常'緩慢',即便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家族的社會地位通常需要數個世代才能明顯提升或下降,Clark的研究結果與一些主流的社會流動性理論相矛盾,他認為,政府政策,教育普及或經濟發展等外部因素,對於社會流動的影響比預期中小,家族的社會地位,更多受到深層次的文化,基因或家庭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書中提出了"精英階層持續存在"的現象,Clark認為儘管經濟系統或政治制度改變,但某些家族長期保持其在社會中的優勢地位,這種現象具有普遍性.Clark提出一個類似"自然法則"的觀點,認為社會流動性在各個社會中呈現出相似的趨勢,即它的速度有一定的上限,無法輕易被外部干預大幅加速,在書中挑戰了許多關於現代社會流動性的"樂觀假設",例如機會平等可以大幅改善社會流動,而他的結論顯示,家族的社會地位變遷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這與我們所認知的狀態,有這明顯的差異,因此端看讀者自己是否要完全接受這種說發法,而我認為大概只有純研究社會學的在城的可能性才會較高,其他領域的看法恐怕未必認同.以上.

成為真正的人

 

成爲真正的人(甘耀明)

            甘耀明的長篇"成為真正的人"是以1945年的三叉山飛機失事事件為背景.小說藉由歷史事件,美軍C-47運輸機在三叉山的墜毀爲鋪墊,以這起意外為背景,將敘事放在協助搜救行動的布農族人青少年身上.藉搜索成員之一的哈魯牧特在事發前數年的經歷,與搜救當時的遭遇結合來探索某個價值觀點的差異,也就是探索什麼是"真正的人".小說的核心是一名布農族青年如何經歷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試圖在這場搜救行動與後續發展中,找到作為"真正的人"的意義.這個過程既有外在的生存挑戰,也有內心的文化與身份認同的掙扎.

            以前讀過甘耀明的"殺鬼","邦查女孩",作者慣以現實魔幻的方式,結合了原住民的神話,祭儀與現實融合,呈現一種超越日常的敘事風格,"成爲真正的人"大體不脫這樣的形式,不過顯然過往大量魔幻的成分已經減少,我以為作者在此甚至幾乎沒有採用這種手法,更多時候是以後設的形式替代.傳說中布農族中若生出雙胞胎,必需立刻殺死,否則將會帶來家族厄運,作者以布農族青少年哈魯牧特與其雙胞胎哥哥帕辛骨利的出現,首先帶出挑戰這樣禁忌的可能,隨著帕辛骨利夭折,哈魯牧特轉與海努南成了親如兄弟的好友,兩人一起下山到花蓮市區接受改造教育,並加入棒球隊.文本的第二部分描述就是這兩人接受現代教育,接觸新世界,感受新事物洗禮的過程,而後海努南在一次美軍空襲時喪生.二戰結束後,哈魯牧特轉回到山上的老家.這時,突然有一架美國飛機在高山上墜毀,當時尚未撤出台灣的日本警方組織了搜救隊,哈魯牧特加入了搜救隊,在他單獨搜索的過程中發現一名受傷的生還者,但是他卻刻意隱瞞了這件事,直到又有新的搜救者上山帶來颱風即將來臨的消息,他才將有生還者的消息透露,但在眾人費盡心力將生還者帶下山的路程中,遭遇了極端暴風雨威脅,最終26名搜救隊成員與待救援生還美軍全數喪命,只剩下哈魯牧特獨活下來.

            當然,探索真正的人的意思,必須先從救援行動中哈魯牧特選擇隱瞞找到生還美軍事實為破口,這一行為具有多層次的心理和文化意涵.首先,哈魯牧特身為布農族的一員,他的行為深受布農文化中的價值觀影響,特別是與自然,族群與外界的關係.美軍作為外來者,與布農族的文化格格不入,加上在日本的統治下,哈魯牧特經受的觀點就是美國乃敵人,即使當時日本已經戰敗,日警自身都已經不把美軍是為敵對,但這卻沒能改變這早期被注入布農族被統治者的價值觀.加上哈魯牧特對這些天上掉下來的人存有一種疏離感,認為這些外來者的命運應該交由自然決定,而非由人類介入,這些觀點來自屬於他自身族裔古老價值的延續,因此他可能認為過早將訊息告知救援隊,會引發外界對布農族土地或資源的侵擾,因而選擇隱瞞.其次,哈魯牧特的隱瞞行為可能反映出一種對現代性的抗拒.他可能感到布農族的傳統價值觀在外來文化,如殖民者和美軍衝擊下受到威脅,因此,他的隱瞞是一種捍衛文化自主性的潛意識行為.而哈魯牧特的行為可能源於他對自己身份的掙扎,他希望透過某種行動來證明自己是"真正的人",但這種行動卻帶有一種自我矛盾的衝突,因此在幫助生還者和忠於自然法則之間,他選擇了後者.

            或者哈魯牧特可能懷有某種私心,比如他認為外來者不應該受到比自己族人更多的關注或援助,也可能基於海努南死於美軍轟炸的仇恨.他可能希望透過隱瞞,讓自己在這場事件中掌握更多主導權,因為隱瞞信息或許也是一種逃避的行為,他可能害怕告知真相後會引發一連串自己無法掌控的事件,甚至帶來負面後果,也可能就是基於報復而玩弄美軍湯瑪士.透過閱讀我們可以稍微理解在布農族的世界觀中,命運和自然力量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哈魯牧特或許相信如果生還者注定要活下來,自然會有其他方式拯救他,而不是依賴布農族或救援隊,一如殺了黑熊就一年不回家,除非接著殺了雲豹這樣的部落習俗在隱形底層思維支配著他,因此讓哈魯牧特認為干預他人的命運,特別是外來者的命運,是對自然秩序的不尊重.但隨著事件發展,哈魯牧特在颱風中目睹救援隊全員喪生,這對他來說是一種精神的巨大衝擊,隱瞞帶來的後果使他必須面對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從而進一步深化了小說對人性與責任的探索.所以哈魯牧特的隱瞞行為並非單純的私心或惡意,而是多層次的心理交織結果,結合了文化價值觀,身份認同的掙扎,人性弱點以及對命運的敬畏,作者透過這一情節,巧妙地將個人行為置於歷史,文化與自然的張力中,挑戰讀者對道德和選擇的簡單定義.

           對哈魯牧特而言,"成為真正的人"是內心的追求,也是一場個體化的試煉,既是他身為雙胞胎之一的詛咒,也是海努南死亡帶給他影響的追求,海努南正是一個處處不適應現代文明生活的受教者.哈魯牧特面對的選擇與矛盾,體現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作為布農族的一員,他面臨的是傳統文化與外來現代性衝突下的身份認同危機."真正的人"或許對他來說意味著忠於自己的文化價值,而非向外來者妥協.然而,這樣的忠誠是否合理,也成為他內心的掙扎之一.他選擇隱瞞信息的行為是否符合"真正的人"的標準?他的決定最終帶來了救援隊的犧牲,這讓他陷入深刻的反思,所謂"真正的人"是否需要承擔對他人生命的道德責任,而不僅是堅守自己的信仰?而颱風帶來的毀滅性後果的試煉,讓哈魯牧特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與價值觀,他的經歷正是一種自我探索的過程,旨在尋找"成為真正的人"的答案.文本的意圖或許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解讀,首先透過哈魯牧特,展現個體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抉擇困境究竟是忠於文化還是忠於人性?哈魯牧特對布農文化的忠誠導致了對生還者和救援隊的隱瞞,這是否合理？故事似乎在挑戰一種絕對化的價值觀,呼籲讀者反思文化的局限性.而真正的人是否超越文化?文本或許在暗示,成為"真正的人"不僅需要忠於文化,更需要反思文化的道德內涵.第二個從面就是它展現的是人與命運的對抗.人性的複雜性使得哈魯牧特的隱瞞既是文化驅使的行為,也是人性弱點的體現,小說透過這一角色,揭示了"真正的人"並非完美無瑕,而是經歷過錯誤與矛盾後的反思與成長.而命運的無常性象徵著自然與命運的不可控力量.真正的人是否在於順從命運,還是努力對抗它?小說背後的三叉山事件,以及布農族角色的呈現,將"成為真正的人"與那些被忽略的歷史人物聯繫起來.真正的人或許是那些在歷史邊緣中掙扎求存,卻未被記錄的人,而透過台灣原住民的故事,"真正的人"的普世性是表現如何在特定文化與時代中,找到共同的人性價值?

           從文本敘述刻意的讓番童到都會去接受現代文明改造教育這樣的情節安排,讓我們應該夠輕易聯想到這部小說的一個核心主題"現代文明人"與"自然生存人"之間的對比與張力.在這個框架下,"真正的人"的含義確實可以被看作是對這兩種生命狀態的探討與衡量.小說中塑造了兩個對立的生命模式,讓角色以及讀者在這兩者之間探索"什麼是真正的人"?現代文明人是科技與秩序的象徵,美軍和救援隊代表的是現代文明的秩序,依靠科技,組織與計畫,試圖征服自然並拯救生命.在現代文明人的視角中,生命的價值至高無上,因此救援行動被視為一種責任和必須完成的道德任務.然而颱風的襲擊和山脈的險峻顯示了現代文明在自然面前的脆弱,暗示人類過度依賴技術可能會忽視自然的力量與規律.相比之下原住民就是自然生存人的代表.哈魯牧特和布農族象徵著自然生存人,依賴對自然的深刻理解,遵循自然的法則生活.他們相信生命的命運由自然決定,而非人類干預.而哈魯牧特的隱瞞行為,部分來源於對外來文明干預自然秩序的不信任,這也反映了自然生存人對現代文明的抗拒.

           問題是那什麼是真正的人?既然真正的人的有兩種可能,似乎在這兩種生命模式之間尋找平衡,究竟是要忠於自然,還是干預自然?哈魯牧特的選擇代表了自然生存人的觀點,尊重自然,接受命運.然而他的隱瞞帶來了巨大的後果,隱含著是否純粹的"自然法則"也有其局限?另一方面救援隊的行動代表了現代文明的價值觀.拯救生命,但同時干預了自然的節奏,最終也付出了代價.在自然生存人的世界中,個人通常需要優先考量群體的利益.而在現代文明,個體的生命價值可能高於一切.哈魯牧特的選擇是否反映了一種"群體優先"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是否與現代文明的個體中心理念相矛盾?小說留給讀者的或許並不是一個確定的答案,而是一個開放性的命題.什麼是真正的人,必須由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文化,經歷與價值觀來回答.

           海努南在"成為真正的人"中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儘管他並不長篇幅出現,但他對哈魯牧特的影響和小說的主題有著深刻的象徵意義.海努南的死,不僅是哈魯牧特個人悲劇的起點,還是揭示小說中諸多主題的觸發點,尤其是關於忠誠,復仇,文化衝突等的討論.海努南在小說中的幾個主要象徵意義,海努南是哈魯牧特的摯友,他的死亡象徵著布農族在戰爭與外來文化衝擊下的悲劇性犧牲,對哈魯牧特而言,海努南的死並不僅僅是個人損失,還是布農族傳統生活方式在現代化,殖民化過程中的一部分犧牲.海努南代表了一種純粹的自然生存模式,他與大自然的聯繫象徵著布農族的原始生活,而他的死亡象徵著這種身份與文化在外來壓力下的消亡.這讓哈魯牧特進一步質疑,如何保持文化純粹性,並成為"真正的人".海努南之死對哈魯牧特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選擇是否幫助美國人生還者的問題上,海努南的死可能成為哈魯牧特內心復仇的觸發點,因而哈魯牧特可能將海努南的死視為美軍的罪行,這讓他對美國人心生強烈的怨恨,這樣的情緒很可能成為他選擇隱瞞生還者消息的根源之一,但他並非完全不救,而是在與復仇的欲望與道德責任之間掙扎.海努南在哈魯牧特心中可能代表著一種理想化的"真正的人".他忠於自己,忠於布農族的價值觀,並且不被外界影響.海努南的死,某種程度上讓哈魯牧特感受到自己與這種理想化人類形象的距離.海努南的死亡也讓哈魯牧特意識到,做一個"真正的人"並非僅僅依靠堅守文化與理想,還需要承擔其帶來的風險與代價.這是哈魯牧特一生中無法逃避的命題,如何在現代與自然,忠誠與生存的矛盾中尋找到平衡.

           可以說海努南在小說中的作用遠超一個單純的配角,他的死亡為哈魯牧特的心理掙扎和選擇提供了動力,也對核心主題如文化衝突.復仇與道德,以及"真正的人"的意義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代表了一種失落的理想,一個在外來文明壓迫下無法繼續存在的理想,而他的死,則促使哈魯牧特在生,忠誠,復仇和文化之間作出抉擇.以上.

2月20日的祕密會議

 

2月20日的祕密會議(L‘Ordre du jour,Éric Vuillard)

            這部小說是2017年鞏固爾獎得獎作品.特別的是雖然它是文學小說,但內容涉及一段歷史敘事,文本有點近似歷史小說,但實際上卻不完全是.法文書名"L‘Ordre du jour"依照機器翻譯的意思是"議程",如此看來這本書的繁中版取作"2月20日的秘密會議"似乎是不太合宜.不過讀過後發現中譯本這樣取名其實也藏著某種道理.

            1933年2月20日德國最大的24家工業鉅子領導人,包括克虜伯,西門子,歐寶等企業集團領袖集合召開了一場秘密會議,這場會議是由納粹高層組織,透過希特勒向商界領袖發表演講遊說,爭取他們對納粹黨選舉活動的經濟支援.目的在於說服德國主要的工業家支持納粹,從而鞏固希特勒上任後的政治地位.會議當場募集到300萬帝國馬克,而這些資金日後成為了納粹黨未來政治運作的重要資源.雖然會議的細節在當時極為隱密,但隨著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中相關文件的披露,這場會議被確認為納粹與德國工商界聯手的起點之一.

            不過不論是叫"議程",還是取名"2月20日的秘密會議",其實還是不太能代表這小說的真實狀態.文本中實際描寫2月20日當天開會議程,過程的內容佔據全書內容的比例並不高.反而本書大多數內容都在描寫1938年3月12日為基準的前後的歐洲局勢發展,包括德國,奧地利,英國的統治高層人士的動作與彼此間互動.

            原來在1938年3月12日當天,納粹德軍越界進入奧地利,強迫造成德奧合併為一國,隨後希特勒隨軍抵達維也納後宣布兩國合併成為"大德意志".可以說在描寫完24家巨頭的秘密會議之後,小說作者Vuillard隨後就將敘事重心全力放在德國與奧地利高層之間的競合對抗描寫上,最終奧地利高層不得已受制德國軍力威嚇,而被迫成為德國,成為納粹統治的一部分.身為閱讀者此時的疑問是既然這本小說以德國吞奧地利的過程為敘事主體,那麼為什麼要用5年前的一場秘密會議作為書名?

            這部小說的特色是它的參照就是歷史,因此全書中沒有半個虛構人物,全是歷史上的真實進程發展.讀者一翻開本書首先看到的場景,是一些衣著光鮮的企業大老正拾級而上邁向議場,隨後彼此寒暄,行禮如儀.作者融入大量複雜的行為描述,或整飭衣賞,或調整鏡框,其間佐以關於這24位企業首領,與他所屬集團的訊息說明,這全能全知的第三人稱,這能偷看後來歷史發展的第三人敘述正好整以暇地描述一個開會的議程.直到納粹高層,未來的空軍司令,蓋世太保首領戈林上台說道"如果納粹黨能贏得大多數席次","這場選戰將是未來十年最後一次的選舉,甚至──","將是未來一百年的最後一次.",這意思既講明了這場會議的目的,也暗示了納粹的企圖,甚至隱藏了作者的諷刺,他竟然公開暗示這將是一場長期一黨獨裁的起點會議,而能否成功的關鍵,就在你們這些企業大老的金援,經濟支持.隨後文本這樣描寫:

           "贊同的聲浪傳遍整間會議室.也就在此刻,門口有了幾聲騷動,新總理終於走進了會議室,從未見過的人都渴望見他一次.希特勒微笑著,一派輕鬆,絕不是我們想像的那種模樣.和氣,是的,甚至是討人喜愛,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更討人喜愛.他向每個人道謝,也跟每個人緊緊握手.一等介紹完畢,所有人都重新坐回舒適的扶手椅上".

            接著希特勒展開演講,作者在此簡單帶過,似乎這位表現客氣的領袖是個不重要的人物,演說內容也不重要似的.當然,此時說什麼無非都是一些場面話,偉光正,國家偉大,民族復興的語言.希特勒退場後才是真正的劇情,戈林接著上台表示要達成讓德國走出困境就要讓納粹執政,要贏得接下來的大選,但是我們納粹黨現在沒有錢.隨後沙赫特站起來宣布"先生們,現在可以捐款了!".

            關於2月20日的會議大致的議程正如上述,一派輕鬆,和諧,賓主盡歡.要知道出席這場會議的人沒有一個是弱雞,甚至沒有一個是那種你以為的性格平和,待人寬和的街市平民.他們之中不是需要立即殺伐決斷的政客,就是算計利益發展毫不手軟的大商家.不管是真會演,還是真相信,此時營造的就是一群為了更好的德國未來而聚在一起的人.任何人都不會有太多負面未來的預期.

            接著我們展開跳接,直接跳到1938年2月12日,奧地利總理許士尼希被希特勒叫到德國."在邊界處,馮.帕彭來迎接他,他高雅的長臉讓總理放下了心"."馮.帕彭告知他將會有三個德國將軍參與會議."希望您不會覺得不便.".他漫不經心地說道.恐嚇的企圖明目張膽,粗暴的操控讓人啞口無言,沒人敢搭腔.","許士尼希沒有抗議,車子繼續前行,彷彿什麼也沒發生.就在他呆滯的眼神往路邊低處看時,一輛軍用卡車超過他們,緊接著又是兩輛黨衛隊的鐵甲車.奧地利總理隱隱約約感到焦慮.他來此胡蜂巢做什麼呢？".許士尼希被叫到德國是因為希特勒要強迫奧地利施行國家社會主義,同時讓納粹份子進入內閣出任要職.文本藉由歷史敘述這樣描寫:奧地利必須接受社會國家主義信念,任命納粹分子賽斯─英夸特全權入主內政部──不可思議的干預.也規定任命另一位家喻戶曉的納粹分子福斯博克博士進入內閣.接著規定奧地利赦免所有被關進牢獄的納粹分子,包括罪犯在內.規定奉行國家社會主義的公職人員與軍官重新復職.規定兩國軍隊立即交換一百多位軍官,並且派任納粹分子葛雷茲.侯斯特納擔任戰爭部部長.最後規定──終極凌辱──遣散全部奧地利宣傳單位主管.八天內所有措施必須生效.".在這種情況下,許士尼西仍希望有所轉圜,要知道許士尼希自身也是個威權獨裁者,為了避開德國可能的威脅,他過去刻意拉攏墨索里尼,與意大利結盟,閃避希特勒的威脅,但終究躲不過現勢,此時此刻他不能也不想再讓步,但接著作者這樣描寫:

           "討論被打斷:希特勒叫人傳喚許士尼希.辦公室灑滿燈光,希特勒大步來回踱著.再次,奧地利總理感到不安.就在他坐下的當兒,希特勒馬上用話挑釁他,宣稱同意嘗試最後一次的協調:"這是方案,不能談判,我連個逗號都不會更動!不是您簽署,就是我們的會晤沒有結果.今夜我再決定.".元首臉上有著前所未有的嚴肅與陰森."

           如果只是看到1933年2月20日恭謹,客氣的希特勒,誰會想到5年之後,他單獨私會奧地利總理時所透露的嘴臉,不可一世,毫不寬容,沒有商量餘地的境地.而這位狡猾但是明顯無力的許士尼希還想模稜兩可的含糊帶過,盼望能再給他一段轉圜國內高層意見達成一致的時間.表面上,他爭取到3天,實際上他得到5天,但這有什麼用呢?希特勒已經說了"我連個逗號都不會更動.".最終由奧地利總統米克拉斯下令簽署協議同意德國的提議,而且更糟的是此後奧利地的情勢變化,一旦納粹份子進入內閣,掌握內政部政權,還不進一步創造更傾向支持德國的路線,大德意志其實是在許多奧地利民眾歡心鼓舞的心情下自動由下而上讓高層面臨壓力,加上喜迎德軍王師入境而成就的,在1938年3月11日這一天希特勒下令最後通牒要求奧地利將政權轉給奧國納粹黨,3月12日德軍跨國邊界.新上任的納粹分子在兩天內將權力移交給德國,德國國防軍部隊進入奧地利實施德奧合併.納粹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內在整個帝國舉行了一次有控制的公民投票(Volksabstimmung),要求人民認可既成事實,並聲稱奧地利99.7561%的人民選票是贊成德奧合併的.

            我們透過在這小說裡截取了兩段會面,與兩場投票的拼貼(一場工業巨擘的金錢投票,一場普羅大眾的同意合併投票),對比出前後世界的差異,同樣一批政治人物的兩張面孔,你看不清的稀鬆平常的某一天的小事情,只是一場尋求政治獻金的會議,卻創造了一個能在5年後,強逼鄰國首領稱臣合併,養出一支鐵甲勁旅.並帶出隨後對其他鄰國的土地要求,但那些也只是吞併前的藉口,此時的希特勒早已不滿足簡單的土地.但是從3月12日緩慢進軍的德軍中,作者刻意描寫了德軍的笨拙,並非後來以閃電戰聞名的那般形象,這樣的描述也都在對比另一個事件,就是德軍其實不是一開始就強大到能夠侵犯四鄰,它的戰力固然是由德國國防工業逐步強大發展後的結果,但更多的時候,這場笨拙慢速,器械屢屢故障的進軍諷刺的正是英,法等國當時所採取的綏靖主義,正是他們的無所作為,他們的短視,私心才讓德國有時間與空間,發展出後來橫掃歐洲的軍力,以及後續一連串的人到滅絕事件.

             因此這小説雖然以1933年2月20日的秘密會議作為開場,但個人以為這只是為整部小說鋪設的背景與基調.這場會議象徵了納粹政權與商業巨頭利益集團的共謀,表明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如何聯手促成歷史的悲劇進程.而後文本的重心轉向德奧合併,透過對這段歷史的描寫,展現權力操作,國際冷漠和人類道德墮落的過程.因此小說選擇以這場會議作為開場的目的,可能在於揭示一個重要的隱喻,那就是歷史上看似無害或例行的"議程",往往成為重大災難的開端.秘密會議不是故事的主軸,但它奠定了納粹政權與工業家,國際社會之間的共生關係,最終導向德奧合併的暴力擴張.

            這本小說的核心敘述其實更像是一場對歷史的"解構",作者著重於幾個層面,首先作者似乎是圖揭示微觀歷史中的荒誕與虛偽,透過描述那些看似平靜,普通的會議和對話,暴露了大屠殺和戰爭背後冷酷的計算.即便是決定千萬人命運的"議程",也只是一場權力者之間的例行公事.其次,他可能藉此強調歷史的荒謬感與冷漠.小說對德奧合併中的細節,比如奧地利領袖許士尼希(Kurt Schuschnigg)面對希特勒的屈辱性談判,以及英法的綏靖主義,包括張伯倫或是邱吉爾,里賓特洛甫討論時的言語,行為,甚至表情都做了精細描寫,突顯國際社會的冷漠與妥協,進一步映襯人性中的怯懦與妥協,最後,作者藉此表達某種歷史的預兆與結果的連結,1933年的秘密會議是一個象徵性的起點,顯示經濟和政治結構如何合力促成納粹的擴張,而1938年的德奧合併則是這條歷史路徑的具體展現.

            因此這本小說的主題並非僅僅在於1933年的秘密會議,而是透過這場會議作為隱喻,批判歷史進程中的冷酷算計和人性墮落.Vuillard 試圖提醒讀者注意,那些歷史中的關鍵時刻,其實可能都是在"議程"中以冷漠的方式被逐步規劃出來的,而我們往往是在事後才意識到這些事件的毀滅性意義.這小說沒有虛構的情節,也沒有虛構人物,有的只是對於人物當下情緒,表情,情感的揣摩,調度,因此它雖是以歷史敘述為題,卻不是傳統上的歷史小說.以上.

異鄉人：翻案調查

 

異鄉人：翻案調查( Meursault, contre-enquête, Kamel Daoud )

            接著計劃了兩個系列的交錯閱讀,一個系列是鞏固爾文學獎2008到2020年的得獎作品目前手邊有的為主,有繁中版的就讀繁中,否則就讀簡中版,另一個系列選的是幾位現在還有作品創作的華文男性作家的長篇小說,兩岸的作者都有.當然依照我的習慣與能力,為避免審美疲勞與持續性問題,中間還是會插讀一些投資,或社科書籍.

           Kamel Daoud的"異鄉人:翻案調查"是一部有"用典"的小說.它借用的是卡繆的異鄉人這個故事法文書名中Meursault正是異鄉人中那位殺人犯的名字,莫梭.作者Daoud透過重新卡繆"異鄉人"的殺人故事,以另一面的角度寫下這本翻案調查.他借用的是在異鄉人中被刻意模糊化的死者阿拉伯人角色.揭示了一種因角色"不在場"與"非人化"問題所延伸的問題,除了挑戰了原書的敘事角度,也試圖勾起探討了個人與歷史,正義與記憶,殖民與反抗的關係.

           在"異鄉人"中莫梭殺害的人被徹底去名化,只是一個阿拉伯人,沒有名字或背景,彷彿他的死亡毫無意義.Daoud 則藉由虛構這位被害者的弟弟Harun的敘述,為那位死去的阿拉伯人取了一個名字木薩(Moussa),透過身份重構,從被害者家人的視角來看這場兇殺案.文本中Harun以第一人稱形式描述了關於那場兇案發生後,自己與母親之間的經歷,與互動關係,就由對這場兇案的再追溯展開,文本中描述了他母親自他哥哥被害後所經歷的痛苦生活,當然這也深深影響了Harun的成長過程,與心理.在追查案由的過程中,他的母親一直對此耿耿於懷,強烈要求Harun為木薩報仇,這種家庭壓使Harun陷入對復仇的執念中.在小說中約瑟夫是一名法國殖民者,Harun在阿爾及爾的某個夜晚偶然遇見了約瑟夫,儘管這次相遇帶有偶然性,並非針對約瑟夫個人,而是他成為了哈倫釋放壓抑已久的怒火的象徵性對象.Harun在激情中開槍殺死了約瑟夫,這種行為與莫梭在"異鄉人"中殺害木薩的情節形成對照,然而Harun並沒有感受到真正的解脫,反而進一步陷入存在的虛無感,他的行為也並未帶來正義,只是反映出殖民時代的暴力循環.Harun對約瑟夫的殺害並未被當局追究,因為當時的法律和社會結構對殖民者的死亡漠不關心,而這與"異鄉人"中莫梭因殺害木薩而受到審判形成鮮明對比,進一步強調了殖民制度中的雙重標準.

           這裡有一個關鍵,在小說中說"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叫木薩",這是一種集體身份的隱喻,有意指向殖民語境中阿拉伯人被普遍化,去個人化的歷史處境.透過這種描述,木薩就只是代名詞,是誰都可以,只要是個看起來像阿拉伯人就是了.是所有被忽視,壓迫和消失的阿拉伯人的代表.這種"所有人都是木薩"的說法也凸顯了殖民體制下,每一個阿拉伯人的生命都被視為同樣無足輕重,這明顯的一層是我們閱讀這個小說,最初能夠領會的一層."異鄉人"的敘事聚焦於莫梭的冷漠視角,而"翻案調查"則以Harun的角度反其道而行,對象徵殖民者的莫梭暴力行為進行反思,這種敘事上的對應與顛覆表達了對殖民時代的不對稱敘事的批判.Harun指控莫梭不僅殺害了木薩,也象"徵性地"殺死了木薩的母親,她的生活因失去兒子而被摧毀,這裡暗示殖民暴力不僅針對個人,也針對家庭,文化和整個社群.Harun後來殺害了一個法國人約瑟夫(Joseph),這個行為帶有以暴制暴的報復色彩,但也顯示了Harun陷入暴力循環,無法擺脫創傷的陰影.這裡同時也反映了殖民歷史中,受害者往往會被迫成為加害者的殘酷現實.

            在這小說裡,Daoud 對"異鄉人"的敘事進行補完,這種補完是對殖民敘事中心化的挑戰,試圖將邊緣化的故事重新置於中心.Harun的敘事揭示了殖民暴力對個人,家庭和社群的多重傷害.莫梭的冷漠殺戮不僅奪走了木薩的生命,也摧毀了他的家人,象徵殖民者對殖民地文化和記憶的摧殘.而Harun在追尋真相和報仇的過程中,卻逐漸模糊了正義與仇恨的界限.這種糾纏反映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無法簡單切割的歷史記憶.木薩是受害者,但Harun的報復行為使他成為另一個加害者,這種循環強調了殖民遺產的難以擺脫.Harun的敘述暗示了殖民暴力如何塑造了個人與群體的命運,而"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叫木薩"這句話則提醒讀者,殖民壓迫不僅是個體悲劇,更是一種集體創傷與文化抹殺的象徵.

            在這兩部作品中,母子關係都扮演了重要的象徵角色,但它們的功能和意義各不相同.兩部作品中的母子關係既有緊張對立的一面,也帶有深刻的隱喻和哲學層次,在探討存在主義與後殖民語境時,展現了兩者對個人與社會,自由與責任的不同關注.莫梭與母親的關係表現是一種疏離,冷漠甚至反常的態度.他開篇提到母親的死訊"今天,媽媽死了.或者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這種淡漠的語調立刻凸顯了他對母親之死的"不在乎",甚至在她葬禮上的行為也被社會視為冷酷無情.莫梭對母親之死的冷漠態度反映了他拒絕接受社會既定價值觀的態度,也體現了存在中的荒謬性.他不以情感或道德義務束縛自己,而選擇承認生命的無意義性.母親的死亡象徵了一種對傳統關係和意義的解構.莫梭的行為與世俗倫理格格不入,他在葬禮上的冷漠成為法庭上對其人品的控訴,母子關係的疏離成為莫梭對抗社會規範的象徵.反之,Harun與母親的關係則顯得更為具象化且充滿壓迫性,哈母親在兄長死後,將自己所有的悲痛,憤怒和期待轉嫁給哈倫,逼迫他成為為家族復仇的工具.母親的情感極為強烈,甚至支配了Harun的生活,母子間的關係緊張,壓抑.因此Harun的母親象徵了被殖民者的集體創傷與記憶,她無法忘記穆薩的死亡,也無法接受殖民暴力對她家庭的摧毀,她將這種復仇的使命強加在哈倫身上.因此與莫梭不同,Harun在母親情感壓迫下,一方面想逃離沉重的復仇使命,另一方面又無法否認這種要求帶給他的身份意義.

           無論是"異鄉人"中冷漠的母子疏離,還是"翻案調查"中情感的強加與壓迫,兩者都是圖探討個體如何在既定關係中尋找自身的位置.這反映了人類在家庭與個體自由之間的普遍性矛盾.卡繆探討的是存在主義中的個人荒謬,而Daoud則著重在後殖民語境下重新詮釋這種荒謬,因為被殖民者甚至無法控制自己的記憶與敘事.因此在這兩部作品中,母親角色皆超越了個體的範疇,成為一種象徵.加繆的母親象徵傳統價值觀的死亡與社會倫理的虛偽,Daoud 的母親則象徵殖民創傷的延續與無法擺脫的歷史負擔.透過母子關係,兩位作者對人類如何面對歷史,存在與自由展開了批判與反思.

           由於異鄉人普遍被認為與存在主義有關,所以試著從這個角度來看,"翻案調查"似乎有一種既是對"異鄉人"的反諷,也是某種程度上的致敬的意思.這使得小說能夠既批判又延續卡繆所引起的的哲學探索主題."異鄉人"中,莫梭的荒謬感和冷漠的行為被解讀為對人類境遇的存在主義探索.然而Dauod指出這種思考忽視了木薩作為殖民社會受害者的主體性.木薩在卡繆那裡甚至沒有名字,只是象徵性地代表了殖民地位被去人性化的一整個族群.Harun的行動顯示出殖民壓迫的現實如何使存在主義的抽象概念,如荒謬,自由變得片面甚至荒唐,當Harun殺害約瑟夫時,反而體現了一種對莫梭冷漠行為的鏡像批判,凸顯出殖民暴力的無窮循環.莫梭拒絕遵循傳統道德或宗教價值,相比之下Harun則在復仇的壓力下選擇了對壓迫者象徵性的反擊,這使得Harun的行動與莫梭的行動形成對比,也像是對卡繆的存在主義進行了指控,否過於重視個體荒謬忽視了殖民結構中的集體不公?另一方面,Harun的生活同樣充滿了荒謬感.他一面試圖為木薩報仇,另一面卻對復仇的意義充滿懷疑.他殺害約瑟夫並沒有因此感到解脫,甚至對母親的壓力心生怨懟,這表現出人類在追求意義過程中的荒謬困境.而Harun衝突的內心掙扎顯示出個體在面對死亡,自由和荒謬時的孤獨處境,依然適用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世界,而這又回到了異鄉人原來的意義軌道上.Harun的行為是看似對自由意志的體現,但這種自由是受制於殖民語境的.他的選擇既是自主的,但也是被壓迫歷史形塑的,暗示著自由並非完全脫離環境的抽象存在.換句話說"翻案調查"既批判"異鄉人"的盲點,又尊重並發展其思想遺產.

           "翻案調查"是2015年鞏固爾文學處女作獎,是Dauod的首部小說作品,文本內容不多,但是閱讀前提就是必須先看過卡繆的異鄉人.不過這兩部作品都不是太好看的小說,尤其是對注重情節的讀者來說.以上.

烏暗暝

 

烏暗暝(黃錦樹)

             這是一個短篇小說的集子,選錄的都是黃錦樹在1990年代時期的作品.粗略的感受有二,首先這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集子,在這個閱讀部落成立之前的我,應該是完全看不太懂的,閱讀能力不足,現下也只是勉強算讀過,談不上讀懂.其二,作者的眼光犀利,狠辣,不管這些篇幅的內容引發爭議或討論,我以為30年後的今天,這集子表現的想法,疑問.都還是遠遠超過時代,毫不違和的.

             集子的首篇"落雨的小鎮"上來就有一種熟悉感,那是因為有"木瓜".一個男子去尋找自己突然不告而別與人私奔的妹妹,途經一座小鎮,他在街頭逡巡,鎮上景物一方面誘惑他思續回溯,想起家道的過往,另一方面迎面出現人物,景物也在描寫社會的現世.而一再出現的木瓜樹,與突然出現標示"植有木瓜的小鎮"的段落,讓我想起曾經讀過的龍瑛宗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這一來就有了想法,這顯然就不是一篇單純尋找妹妹的故事.作者似乎是借著木瓜做一些暗諷,隱喻,於是緊接著黑水鎮的歷史,發展描寫,與華人的關係,興衰都接續著這個"植有木瓜的小鎮"段名逐漸鋪陳出來.

              龍瑛宗的作品刻畫了一個貧窮,被忽視的台灣小鎮,木瓜樹成為當地風景的代表,象徵貧瘠與荒涼,也喚起了一種被殖民壓迫,邊緣化的歷史背景.而在黃錦樹的作品中竟然有相同的東西,我們或者能直接將小鎮的木瓜樹成為一種隱喻,暗示在馬來西亞多民族社會中的華人社群,同樣經歷著邊緣化,貧窮,被忽視的處境.這樣的意象帶有濃厚的後殖民隱喻:木瓜樹繁茂而貧瘠,象徵當地社會既無法獲得充分的發展,也難以擺脫被壓迫的命運,將木瓜樹化作對於殖民遺產的反思,也表現出華人社群在多重文化夾縫中的無奈與孤寂,这种用典手法加深了作品在個人之外的集體意識,顯然也是一種對歷史與身份的隱喻性探討.

              "死在南方"與"鄭增壽"看似完全不相關的篇章,但我的看法是兩者透過不同的敘事方式,同時探討了歷史記憶的可變性與不確定性,特別是在馬來西亞當地華人文化被逐漸邊緣化的背景下."死在南方"對郁達夫之死的各種可能性進行想像,模糊了歷史真相,表現出後代人對過往事件的解讀是流動且不確定的.這種多重可能性暗示了歷史敘事的不穩定,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隨著時代變遷被重新建構,甚至完全偏離真實.而在"鄭增壽"中,鄭增壽成為一個虛構但多樣的象徵,隨著不同的人對他的再現,他的形象不再是唯一的,暗示了個人身份和歷史的多重詮釋空間.郁達夫雖然有著歷史上的名聲,但在馬來西亞這個不同文化的語境中,他的過往故事卻逐漸失去影響力.鄭增壽則是從一開始就無人問津的平凡人物,他的身份可以被任意人擁有,詮釋,甚至變成一條狗,象徵著底層人物和未成名的文人終將成為過往的一杯黃土,被時代的浪潮所掩埋.這種邊緣化的命運,正反映了馬來西亞當地華人文化日漸式微的悲劇.郁達夫和鄭增壽的本質相似性,無論是真實歷史人物還是虛構人物,都難逃最終被遺忘的命運.這種平行象徵著個人在廣大歷史脈絡中的渺小無助,進一步呼應了華人文化圈內部在地位邊緣化後的文化身份危機.這兩篇小說共同呈現了作者對歷史敘事,文化遺產與個人記憶消逝的深刻反思.通過虛實交融的手法,他揭示了歷史不僅是事實的堆疊,更是一種經過改寫,選擇甚至遺忘的過程,突顯出個人在歷史洪流中的脆弱性和不可控性.

             "落雨的小鎮","死在南方","鄭增壽"其實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失蹤與找尋.但是主題直接點名有關失蹤與尋找的是"M的失蹤"這篇,它是典型的metafiction,藉由層層嵌套的敘述與虛構作品內的討論,製造出一種混亂感和套娃式的結構,這種寫法常令人感到混淆,不易懂懂.M是一位神秘的作家,他的作品"KRISTMAS"在西方文學界獲得讚譽.然而他的身份成謎,甚至是否真實存在都無從確定,許多角色認為他可能是某位馬來西亞作家,於是一群馬來西亞文學界的作家聚集起來試圖找出M的身份,並分析他的作品"KRISTMAS".他們的分析變成了故事中的一層敘事.然後有一名記者對M的身份頗感興趣,尤其在得知有位被視為三流的馬來西亞作家在叢林中失蹤的新聞後,他猜測這位失蹤的作家可能就是M,於是展開調查.記者的追查為這個故事提供了另一層敘事.記者在叢林中遇到一個家庭,該家庭聲稱見過一位戴眼鏡的陌生人,可能是失蹤的三流作家或M,提供了一些線索.然而線索模糊不清,無法確認身份.而記者在尋找M時,意外遇見一個疑似已故多年的中國作家郁達夫的身影.這個奇幻般的情節進一步擾亂了敘事真實性,讓記者懷疑M的真實身份.

             然後,我們讀的這篇小說明明就是黃錦樹的"M的失蹤",它是我們作為讀者手上閱讀的文本,由黃錦樹撰寫,但故事內部包含不同層次的虛構,模糊了敘述者和讀者的界線.偏偏記者後來為追查M的行蹤,為報導而寫了一篇名為"M的失蹤"的文章,記錄他在叢林中調查M失蹤的過程.此時身為讀者竟然無法確定自己此時閱讀的是黃錦樹寫的"M的失蹤",還是記者的"M的失蹤"報導,這形成了敘述上的迷惑.而那篇被認為由M創作的小說同樣具有自指性.在作家們試圖透過文學分析來解讀"KRISTMAS"時,發現其情節竟然是關於一群作家開會討論"KRISTMAS"的故事.這讓小說中的小說呈現出一種自我參照的迷宮.

             透過這種"小說中的小說"結構,把多層敘事交錯佈置,使得故事本身的邏輯變得模糊.記者與其他角色之間的故事線,報導內容與黃錦樹的寫作之間相互糾纏.尤其當記者在叢林中遭遇郁達夫這一事件時,現實與虛構的界線被進一步模糊,形成一種穿越時空的奇幻感,使讀者不斷懷疑M的身份以及自己正在閱讀的文本真實性.這種敘事手法不僅讓故事的核心謎團M的真實身份更加難以捉摸,同時也在質疑文學作品,作者身份,以及讀者理解之間的界限,這樣的作品挑戰了傳統敘事與閱讀認識習慣,讓讀者體會了在虛構與現,真實與虛構的交界中徘徊的特質.然後,讀者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郁達夫會再次出現在黃錦樹的短篇裡,有什麼意義與代表性嗎?

            對我而言,metafiction不是個容易理解的概念,我大概只能理解為小說中有小說,畢竟我既不是文學專業,也不懂文學研究,在從這個集子裡,這種型態呈現的篇章不少,感覺在當年應該是新奇,但是又有點限制的做法,何以如此說呢?從閱讀上看,面對在一個故事裡鉗入另一個,實與虛之間的交叉或融合,往往容易令讀者不知所措,容易失卻當下的時空立足點,特別是這方面閱讀量不足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作者在寫什麼東西,看起來就似幾團不同的黏稠物質彼此粘連難辨的樣子.但我以為這種型態對寫作的人來說,這可也不容易.我們從集子中夢境的出現頻率,潛入另類文本如日記,書信,書籍內文的時空裡,再回到現實,還是荒野地方的佛像,廟宇,靈能帶來的另一個世界的聲音,影像,這雖有點意趣,卻是限制,能夠想像在那之後,電玩,或是電影,影視作品的這些文本也會成為metafiction的出口.當然形式未必最重要,可能性的選擇興許是這樣構成的一種目標.所以也不知道現在滿螢幕的穿越,是不是正是metafiction的衍生物,若是這也算是,顯然,它也不是嚴肅,古板或者無趣的代名詞,而是領先許多的一種結構玩法.

            顯然這個集子裡,除了metafiction的閱讀困難外,讀者最容易領受的便身份問題的困擾似乎是作者一再重複的議題.這種困擾當然可以以很多種形式展示出來,往往是恐懼,恐懼暴力,恐懼殺害,恐懼歧視,恐懼家庭成員的安危,恐懼資財的喪失,這往往帶著暴力,與憂傷,或者傳統的忍辱壓抑負重的辛勤.其中包括的可能是漂泊,思鄉和離愁所有篇章故事的主角似乎都在某種目的的路上,如"落雨的小鎮","鄭增壽"等是在尋找的路上,"撤退"在逃亡的路上,而"烏暗暝"則在回鄉之路,"膠林深處","血崩"則是在訪查的路上,"M的失蹤","死在南方"則是失蹤.以上的各種狀態與流動性正是作者對自身身分認識,或追尋上的困難,迷惑,這種迷惑有屬於個體的,但多數還是集體性的,我在此並不想用區域的,特定集體的,來指涉一種單向且固定的迷惑,而是將其看成是一個普遍的,共通的,常見的人類自我區分下的經常性知見,思維迷障,所處位置的流動性與時空的不確定性相輔相成,而這些都不是個體,或所謂的小集體能夠改變的,於是在這些小說裡,我們看到此時此刻的人無時不刻受到過去和未來影響,這種宿命般的聯結在個人的,當下的體驗中卻是無常的,無法把握的人生和命運,以至於此刻的人必然要懷疑此刻的價值和此生存在的確定性,比如"夢與豬與黎明","錯誤","說故事者","錯誤"等篇所表達的意思,在這種對個人生命經驗的依賴,又懷疑的理解中,可以發現作者並不走傳統寫實情節偏向一種宏大敘事的方式,在"膠林深處"虛構了一個台灣記者對馬華作家的訪問,我們發現這位作家如何發現自己無法從寫實的書寫中得到真相,從而失去了書寫的能力,因為對他來說如果現實主義無法捕捉破碎,流動,邊緣和無常的生命,現實的意義又在哪裡?所以這個集子是看不到一般人認為的好看有趣的故事,更沒有試圖要呈現任何我們傳統以為的普世價值,因為他無時不刻都在懷疑已經被認定為值得或有價值的意義.

            因此這個集子關於馬來西亞華人過往基於需要生存需要,生活經歷的特殊感受,場景,佔了大多數的內容,雖然代際之間關於未來生活價值傳遞與轉換似乎相當的散亂,迷茫的,直至今日依舊是沒有真正停下腳步,尚在移動變換的一種狀態.畢竟他們所在之處,也不是只有他們自己,還有許多他們無法掌控的,或只能被迫依循的一些限制阻礙了可能的形變與出路,而作者對以上這些其實是有他自身的一套比較嚴厲看法的,只是顯然對於他現在所在位置,或是他曾經所在位置上的人來說,那些嚴厲或者超出的想法就是有點那麼與自己不太有關就是了.但我以為,作者的許多看法是超前的,且可能可以為一些人造問題去魅的,而以上.

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用圖像讀懂世界文學

 

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用圖像讀懂世界文學(What We See When We Read,Peter Mendelsund)

         "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是一本圖文書,雖然頁數不少,但大多是插畫,圖片與文字交錯生成,就構成結構與風格來說非常符合作者的職業,同時也符合這本書的論述.作者Mendelsund是的正式職業是一位書籍封面的設計師.這本書表面上看就是如書名所示,他試圖講述,解構人在閱讀時的進行狀態,包括肢體上的行進,心理上的感知,腦內處理的連結,跳躍,轉譯,去化.另一方面作者集中討論的閱讀,其實局限在閱讀"小說"這樣的範圍,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本作者主張小說是如何構成,演繹,表現的,而他論述的基調應該與他在書籍的封面視覺設計工作有關.

         用簡單的說法來表述作者對閱讀的看法,大約是這樣的;我們試圖理解這個世界時,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去意識到我們看得懂的部分,一次理解一個片段,這世界一個一個的片段,是我們在有意識的情況下感知到的東西.我們其實不知道這些東西是由什麼組成的,不過,我們假設,或者我們在此前的記憶,經驗主動張起翅膀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能夠體驗的感受,所以我們在世上的體驗是混合了原本就存在的東西,以及我們自己擁有的東西.

         小說或書籍的作者試圖過濾他們以為的噪音,盡量提煉出最純粹訊號,他們在混沌之中創造出敘事,把敘事組織成書的形式,並以某種難以用文字表達的方式,主宰閱讀的體驗.然而,不論作者提供讀著多純粹的數據集,或者多努力的篩選多縝密的重新架構,讀者的腦袋依舊會執行自己的預訂任務.人們的腦袋對待一本書的方式就好像那是世上其他未經篩選,加密的訊號.也就是說,對讀者來說,作者的書再度成為一種噪音,我們雖然盡量接收作者的世界,但是又在閱讀的時空中混入了自己的東西,把兩者合而為一,提煉出某種獨特的東西.而這恰就是閱讀會發揮作用的原因,閱讀反映了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過程.我們的敘事不一定會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真相,閱讀感覺起來如同意識本身,閱讀就像意識,不完整,片段,模糊不清,是一種共同創作,由作者與讀者共同完成.用更影像的說法,就是作者寫作時會化約,讀者閱讀時也在化約,大腦的功能包括化約,替代,象徵,轉譯,因此擬真是不可能達成的,甚至是錯誤的,化約就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想像故事,寫作小說都是在化約,人透過化約來創造意義.

         Mendelsund在書中Mendelsund探討了閱讀過程中文字,視覺想像,以及閱讀者心理之間的互動與複雜關係.書中內容確實以一種相對隨意的方式呈現,但這是作者刻意的選擇,旨在反映閱讀體驗本身的非線性和多層次性.Mendelsund的核心論點是我們在閱讀時並不是真正"看到"小說中描述的場景或角色,而是透過文字觸發的片段性影像與抽象印象來形成一種"想像的感覺".他指出文字並不完全提供具體的視覺形象,而是透過暗示和細節來引發我們的腦海自發地建構畫面.而閱讀時的想像並不是穩定或一致的,它通常是模糊而多變的,Mendelsund強調了這種模糊性的重要性,因為它反映了每個人帶著獨特的經驗和記憶來閱讀,這使得每個人對同一段文字的想像各有不同.透過模糊的描述,他讓讀者意識到文字的開放性以及每個讀者如何填補故事中的空白.

         這本書使用了大量插圖,素描和圖像來模仿我們腦中想像的視覺化過程.這種視覺化設計試圖幫助讀者更具體地感知我們在閱讀時所體驗的心理過程,展示了文字如何經過我們的腦海轉化成影像,並捕捉了閱讀中的瞬間靜態畫面.Mendelsund也試圖顛覆一些普遍的閱讀觀念,特別是人們對"視覺化"的誤解.他指出閱讀不是像看電影一樣具體,連續,而是碎片化的,這使得我們對角色和情節的想像處於一種未完成的狀態,這與小說的文字本身相輔相成.整體而言,作者的意圖是想讓讀者重新思考文字,想像與閱讀之間的複雜關係,並探索這一過程中的非線性,模糊性和個人化特質,Mendelsund的隨性筆法可能也是一種刻意的策略,以此來模仿和重現閱讀體驗的流動性與模糊性.

          Mendelsund在文本開頭曾經使用了音符與樂曲的關係來形容文字與書籍間的關係.這種比擬雖然粗略,卻很有替代理解上的意義,且屬於畫面上.文字像音符一般,單一的音符,字詞或片段意義有限,我們甚至不太能從單一音符聽到人想表達什麼,更何況是弦外之音.但在經過連貫組織後形成一種"樂曲",那麼它就可以帶有某種感受或氛圍,起碼是作曲者主觀認定的.然而這種"樂曲"的意涵與原意不見得會被每個閱聽者以同樣的方式感知到,因為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獨特的經驗,記憶和情感來詮釋這個文本的樂章.所以你看那些流行樂曲,往往因為了"歌詞"的加持,賦予了限定的意義,這樣會使得大多數的人接受到相近似的暗示,而勾起類似的記憶,經驗,回想,進而形成約略一致的感知認定.但是那些沒有歌詞的古典樂,甚至不告訴聽者關於樂曲創作者的訊息時,若單憑音樂,可能就在不同的受眾間有著不一樣的記憶感知,而就此產生人言人殊的感受.

         這個比喻的關鍵在於"解讀的差異性",因為音樂的閱聽者依賴自身的情感反應來理解音符組合成的旋律,同樣的讀者也在閱讀時通過自己的人生經驗來感知文字.作者的意圖可能深藏在文字中,但並非直接傳達給讀者.讀者則透過自己的方式將這些文字轉化為內心的畫面和感受.這意味著,閱讀是一種創造性參與的過程,讀者和作者之間並不完全同步,甚至可能產生很大的差異.

         Mendelsund透過這樣的比喻強調了閱讀的主觀性以及文字的多義性.就如同每位音樂聆聽者對同一首樂曲會產生不同的反應,每位讀者也對同一段文字會有各自的體會.這既是文字的限制,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使閱讀成為一種私密又充滿變化的體驗.這本書正是在強調閱讀是極具個人化的體驗.Mendelsund試圖向我們展示每個人帶著自己生活中的感受,經驗,情感記憶來閱讀,會對文字產生截然不同的反應與聯想.這些差異不僅影響我們如何看見書中的世界,也影響我們如何理解和詮釋其中的意義.可以說本書的核心論點是閱讀是一種創造性的重構過程.作者的文字雖然提供了一個起點,但最終的圖像和情感卻是由讀者"填補"與"重塑"的.每位讀者在閱讀時都是帶著獨特的視角去構建屬於自己的世界,這樣的閱讀體驗因此成為了一種"主動的創造",而非單純的被動接收.

         總的來說,這本書強調閱讀不是純粹的信息接收,而是一種深層次的個人參與.正因為這個特性,閱讀才會對不同人產生不同的效果與影響,這也讓閱讀成為一種豐富且充滿變化的活動.它展現了閱讀作為一種高度個人化的感受與認識活動,這種活動不僅是對文本的理解,更是對讀者自身經驗,情感和思維模式的一種反映.當我們閱讀時我們所"看見"的其實是文本在我們心中激起的獨特反應.這種反應包括我們對情節,角色和場景的想像,也融入了我們過去的記憶,生活經驗,情緒和價值觀.閱讀成為一種雙向互動,我們一方面感受文本的內容,另一方面也藉由文本探索和認識自我.因此閱讀不僅是理解他人的內心,也是一次回歸自我內心的旅程.讀者在閱讀中既是"接受者"也是"創造者",文本成為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的個人世界觀與情感深度.這讓閱讀成為一種動態的,自我反思的活動,既在外部世界與文字互動,也在內心與自己對話.以上.

從正統到異端：祝由科的歷史

 

從正統到異端：祝由科的歷史(From Orthodoxy to Heresy : The History of Zhuyou Practices,林富士)

             看到書名的第一困惑是祝由是什麼?用現代不精確的白話來說就是用咒語,符咒,等宗教儀式來替人治病的行為.即使到今日仍能在中國與台灣,甚至東南亞華人社會部分地區看見的宗教醫療方式.

             "祝由"是一種古代中醫的療法,源於中國傳統醫學,特別是道教的醫療實踐.祝由的概念通常涉及運用咒語,祈禱,符咒,靜心等方式來影響病人的身心,透過精神和意識的力量來促進身體健康."祝由科"在古代醫學中是一個獨立的療法分支,主要是利用"祝"與"由"這兩種方式.祝指的是祝禱和咒語,透過口頭祈願來驅邪避災.由則代表特定的符咒和儀式,透過這些方式進行"心理療法".傳統祝由的治療並不包括物理性的醫藥治療,而是靠"意念療法"和"心靈治療"來達到療癒的效果.

             祝由科的發展從隋唐至今經歷了許多變遷,在各個朝代的地位和社會影響力也有所不同.隋唐是祝由科最早出現的時期,在道教和佛教影響下,祝由科的咒術和祈禱等技術得到發展,並逐漸成為一種正規的療法,被認可為醫療手段之一.唐代的皇室信仰道教,因此宮廷內也會使用祝由療法.此外,唐朝官方編纂醫學書籍時,祝由科與藥物醫療,針灸等並列,是官方醫療體系的一部分.宋代強調儒家理學,官方對祝由科逐漸持懷疑態度,並認為其缺乏科學根據.然而由於民間需求旺盛,祝由科並未消失,而是轉入民間,成為地方醫療的重要補充.宋代時期民間仍有大量祝由療法的使用記載,尤其在偏遠地區和貧困地區,祝由科是一種相對便捷的醫療方式.元代由於佛道的影響較強,祝由科得到了一些發展機會,但官方對此的支持有限,祝由療法多在少數民族聚居地或宗教性場所進行.

           到了明清時期,隨著西醫和現代科學知識的傳入.祝由科在官方醫療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下降.儘管如此,祝由療法在民間依然廣泛存在,特別是在農村和偏遠地區.明清的醫學著作中,祝由科逐漸被視為"異術",但仍記載了許多祝由技術,因為民間的需求使它仍然有一定市場.此外祝由科逐漸演變成帶有神秘色彩的民俗療法,被廣泛應用於鎮邪,治病等活動.清末和民國時期,隨著現代科學和西醫的普及,祝由科被視為"迷信"和"巫術",在社會上遭受批評和打壓.特別是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後,傳統祝由療法被批判為落後,非科學.在這一時期,祝由科逐漸從社會主流中消失,僅在一些偏遠地區和信仰傳統醫學的少數族群中存在.

           1949年後,隨著中醫藥學的系統化發展,中醫中較神秘的部分,如祝由科,被批判為封建迷信,官方醫療體系中已經不再包括祝由療法.尤其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破四舊運動中,祝由療法幾乎完全被取締.現代中國對傳統文化的迷信禁錮略為放寬,因此當前祝由科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但多數僅限於歷史和文化研究範疇.如今祝由療法已不再是主流醫療手段,但在特定民間信仰或傳統儀式中仍有應用,特別是在鄉村地區或一些道教流派中,祝由療法仍有少量傳承.現代人對祝由療法多數抱持懷疑態度,但一些偏遠地區仍視其為民俗信仰的一部分.不大體來說,祝由科從隋唐時期的官方醫療技術,逐步演變成民間傳統療法,最後成為一種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中,它只被視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再具備醫療地位.

           "祝由科"在元代初期被正式納入官方的十三種醫學科目之一,後雖與"書禁科"合併為"祝由書禁科",但到明代又獨立為十三科之一,一直到明穆宗隆慶五年(西元1571年)才正式從官方的醫學體系中消失.而到了清代,祝由不僅未能回到官方的醫學體系,即連民間祝由醫者的醫療活動也受到法律上的限制,甚至是禁斷.因此從清代以來,學者及一般民眾逐漸不知"祝由"科為何物,專門的研究者對於"祝由"一詞的解釋也異說紛紜.事實上在元成宗大德九年(西元1305年),當時的統治者雖將十三科整併為十科,但同時也詳細規定了各科醫學教授與醫學生必修,必考的經書篇卷.其中"祝由書禁科"的經典包括有"素問',"千金翼方","聖濟總錄"這三部書.其中"素問"是中國醫學的源頭,也是綜合性的醫學理論論著,不僅"祝由書禁"科必習,也是其他醫學科目的共同必讀經典,而"祝由"一詞也首見於此書.至於唐代孫思邈的"千金翼方"雖是以藥方為主,但其指定閱讀的兩卷正好是"禁經".而北宋徽宗時期編纂的"聖濟總錄"則是所謂的"符禁門".根據"聖濟總錄"的文字,我們可以知道北宋醫家已企圖將上古的"祝由",隋唐時期的"咒禁",以及道教的"符咒"融混為一體,並稱之為"符禁"或"書禁".而後人在看待元,明時期的"祝由"科時,也往往將三者等量齊觀或相互通解.符禁或書禁也好,其實都是掘自於民間信仰道教,與佛教的地方習俗,也就是說所謂的祝由十三科表面上是醫學,實際上已染上了濃重的宗教色彩.以符咒替人治病的方式即使在台灣本地此刻仍有部分的道士,法師,乩童依舊深信自習並援以為當代正當醫學手段後的一種補充替代醫療方式.當然由於西醫的傳入及西學的興盛,自從晚清以來,傳統中國醫學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危機,民國政府甚至在1914年宣稱要廢止中醫,中藥,後經抗議,教育部所公布的大學規程及醫,藥專門學校規程中,醫科的科目已全盤西化,將中醫藥排除在外,連被認為稍有醫學系統邏輯的中醫都有遭滅頂取締的危機,何況是完全不符合後現代科學判斷標準的祝由科.

          "聖濟總錄"的編輯群雖然是由醫官和文臣包括儒者,儒醫組成,但是真正的主導者似乎是對於醫學知識和醫療事務充滿高度興趣的宋徽宗.宋徽宗本人的對於古物收集與整理的興趣,以及他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他對於符籙派道教醫者的尊崇與寵信,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此外在"聖濟總錄"編輯期間,宋徽宗同時啟動了多種醫書,道經的校正,編輯工作.除了命令醫者參與之外,也徵求若干道士加入,他們共同在宮廷之中工作,成為同僚關係.因此"符禁門"基本上涉及符咒之類的宗教療法,當時在宮中出入的道士很可能因而正式或非正式的參與了"符禁門'的編輯工作,這也使"符禁門"和道教有了聯繫.

           從以上宋徽宗積極參與聖濟總錄編纂的歷史可以看出官方的態度,與支持對祝由科興衰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在傳統社會中,任何一種專門知識,技藝,若要能生根,發展,除了要有知識社群的投入與認同,還必須滿足特定的社會,文化,經濟需求,而且,還必須獲得官方的支持,至少是容許.明顯祝由科的興衰廢立就是如此.在西元六世紀末葉開始,祝由科開始被納入官方醫學體系,一直到西元十六世紀下半葉才被廢除,時間延續將近千年之久.在這期間,醫學社群內部及其外圍的士人集團不斷發表頌揚,肯定的言論,並進行療效和治療機制的論述.透過教科書的編纂和醫學教育,官方也不斷培育出祝由科醫師提供病者的醫療需求.即使後來在祝由科被排除於官方醫學體系後,仍有近三百多年的時間中,肯定與支持祝由科的醫者和士人仍不絕如縷.甚至可以說祝由科一直受到中國傳統醫學主流社群的接受與肯定,少數嚴厲批判與拒斥的言論,只見於官方廢除祝由科之後,而且都是以士人的意見為主.換句話說中國傳統醫學社群的主流意見對於祝由科一直是肯定與支持,因此,祝由科的廢除基本上是因為喪失了政治權威和體制上的支持.

           至於明代中期後官方不再繼續支持祝由科的緣由相當複雜.首先,明代官方醫學十三科中的按摩,祝由二科在這個的時代已經'無傳".在明穆宗正式廢除祝由科前,官方祝由科已經名存實亡.這種現象可能與明代政府不積極培養醫學人才,官醫待遇不高有關,再加上祝由科的養成相當不易,必須遵守許多宗教規範,道德戒律,生活禁忌,且需長時間鍛鍊,自然不易吸引祝由科的學習者,特別是非宗教人士.其次明初醫家虞摶等人已經指出當時祝由術已經淪為巫者之流的'邪人","扇惑人民,哄嚇取財"的"邪術",爾後明,清兩朝開始訂有"禁止師巫邪術"律,目的當然是為了避免巫覡者流所帶來的社會治安的威脅.因此廢除祝由科應該和官方的禁巫,抑巫措施脫離不了關係.總之祝由科無論是興是廢,理應與醫學社群的評價,態度不無關係.但是在傳統王朝時期,很少醫者曾經公然否定祝由術的存在和必要,提出質疑的大多是士人,而且是在官方廢除祝由科之後.

           從清末至民國初年的祝由發展,我們大體上能夠得到與上述的推論相當的觀察,依據作者考證在本書列出這段期間發生的較知名的祝由事件文獻的探索,大體上可以得到前現代的最後期間內,儘管官方已不在名目上支持祝由,但部分民間地區依然相當盛行這樣的醫病方式,且這些投身祝由醫生涯的個體大體上正如上面所說,都不是屬於上層階級人士,下層階級的人,特別主要是男性,從事祝由醫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求其他行業,與就業上的困難,二方面是他們確實較士人階級更容易相信這種醫療作用的效果,與經濟效益,不過就收益來說,想靠祝由醫來賺大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因為醫療系統尚未進入現代化,西醫也尚未被引入,所以雖然投身祝由醫的人以下層階級人士為主,但遇到疑難雜症難以治癒的狀態時,多數人,不分階級,地位,轉而尋求祝由醫來解決問題的人可以說是非常多,因為如此,雖然祝由醫未必能賺錢,但有機會被引介替高官或皇親醫病,一旦有所成果,挽救病人倒懸,反而有機會贏得名利的收穫.是故在官方廢除祝由科之後,雖然不再有醫學校,醫學教授祝由術,但學習祝由轉而從私人間的拜師來傳承,或者是自習,尤其是一些簡單的治病符,咒.但是無論是透過什麼途徑,祝由科醫書,與符咒都是必要之物,尤其是自習者,更是無法不仰賴醫書,而在地域的分布上,很明顯南方人士,特別是長江以南地區對於祝由醫的參與是較為積極的,遠勝北方,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分布差異,據作者的觀察與蒐證,一個原因是這種祝由醫的行為自古以來就來就是南方較為興盛,另一個原因則是與現代西方媒體的引入有關,新興的報紙成了許多人吸收訊息與打發時間的媒介,為了要提升普通人對於報紙的更大興趣,報刊的主導者與編輯發現這種介於懞懂謎魅的祝由醫療事件能夠吸引讀者的眼球,對報紙的銷量,與廣告收入都是有益的,因此許多報紙特意地將祝由醫的事件,或是施行醫療過程中的蒙昧關係加以放大,加油添醋的報導,而長江以南地區當時遠較北方更早接受西方勢力與知識的傳入,所以就有較多的祝由醫事件.而媒體渲染的報導,與現代新興知識傳入兩種作用相互交戰,形成了兩種極端的狀態,一種狀態是許多人驚訝於祝由醫是那樣的神乎其技,簡直是隱藏於傳統的魔術醫學,但另一種人對祝由醫的態度則恰恰相反,認定這就是一種欺詐,騙術,與邪術.因此除了一些新聞報導祝由科負面的形象之外,當時有些知識分子,或以媒體編者,業者,專欄作家,甚至讀者都紛紛批判祝由科的迷信和禍害.

            從清代和近代中國社會所產製,流傳的祝由書和祝由方來看,雖然在明穆宗時期被排除於官方醫學體系外,清代政府甚至對於製作收藏祝由書籍,使用祝由術替人治病等都頒有禁令.但祝由術並未因此完全滅絕,民間依舊有不少祝由醫,或是道士,術士等紛紛抄錄,編寫,傳習各種形式的祝由科文本,發展出更為多元,多樣甚至怪異的祝由術.與之前由官方設立的祝由科相較,雖然看似雜亂,卻更為多元.不過這樣的發展,在晚清和民國時期也引發了不少的爭議和批判.晚清後,由於引進西方的新媒體,不少祝由科醫者順勢掌握了"廣告"的行銷利器,用來形塑自己的神醫形象,宣傳祝由術的神奇,招攬客戶.而一些出版業也趁機利用廣告販賣推銷祝由書.因此雖然正負面的形象都有,但是這些都足以映出民間祝由科在近代中國社會蓬勃的生命力.

             從文本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祝由科地位在中國社會浮沉流變是便深受宗教,醫學與政治三方角力的影響.從先秦早期的咒術療法集中在巫覡,巫醫,巫祝這類人的手中.此時它雖然是一種醫療技術,但根本上可以屬於宗教的範疇.統治者對於這種咒術療法基本上放任不管,只對其中的"祝移"有所忌憚和限制.祝移是指以咒術將某人的疾病移到他人身上,漢武帝全面禁止民間巫覡施行這種法術,巫蠱之禍的影響,怕是官方恐懼的所在.秦漢之後,一方面中國臨床醫療的觀念,與技術有所精進,另一方面隨著佛,道等宗教成了統治者的信仰,伴隨此些信仰衍生的巫祝等方式也就逐漸與政治,醫學搭上線.官方不禁,正統醫學也不排斥,但唯獨仍有許多士人對信巫不信醫的現象有所批評.因此當隋唐官方開始納入咒禁科,這種所謂的巫醫,或是民俗療法在這中國社會裡就有了一定的.明末以降的祝由科一方面如前所述,因為為人才養成困難,官方已經無法力撐,不得不廢除.失卻了官方的政治支撐,儘管民間仍有散遊之人能夠持續精進技術,但終究只能往宗教一方傾斜,勉強維持,但三角力已去其一.爾後,隨著西方新型醫學的輸入,讓這種在新式醫學體系中毫無支撐證明的宗教醫學,又去掉了它醫學上的價值,只剩下一團被不少人認為是迷信,詐騙的謎霧.這也讓祝由科在近代中國新,舊文化衝突與交鋒的過程中,不僅被新文化陣營視為舊醫學而被唾棄,也因為是宗教迷信而被攻擊.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統治階層的意識型態,無疑都屬新文化陣營,因此祝由科逐漸衰微似乎是必然的,即使今日有人打著符合精神醫療,心裡療法的角度重新看待宗教療法,或是祝由科,基本上已經很難脫離它潛在被認定的迷信與詐騙的質疑.

             這本書的題材雖然很冷門,文本中因為參酌了大量的古籍與文言文,因此也不見得很有趣,但是能藉此了解一下巫醫,祝由這類傳統醫療方式的興起衰落的歷史過程,也是有些收穫的.以上.

不平等的錯覺：意識形態混戰下的謬誤與真相

 

不平等的錯覺：意識形態混戰下的謬誤與真相(Social Justice Fallacies, Thomas Sowell)

           "Social Justice Fallacies",原文直接翻譯是"社會正義謬誤",中文版書名為"不平等的錯覺"雖然看似不大相同,但若依照傳統對正義解釋更細微的內涵延伸,其實算是貼合原意.

            為何會這樣說呢?我們知道羅爾斯曾出版過"正義論",他嘗試用社會契約的衍生方式來解決分配公正的問題,由此產生的理論被稱為"justice as fairness",翻成中文可以解釋為"以公平體現的正義",或者可直言成為"正義即是公平",而這樣的理論導出了他的正義兩原則,那就是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因此正義與公平這兩個名詞在羅爾斯那邊可以說是一體的兩面.其中自由原則表達的是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權利去享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而每個人所享有的基本自由權與其他每個人所享有的同類自由權相容.而平等原則強調人們應該調整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使得社會中處於最劣勢的成員受益最大,可稱為差別對待原則;且各項職位及地位必須在公平的機會平等下對所有人開放,這就是機會均等原則.這個正義論是許多今人探討正義,平等等議題的一個重要發想.

             然而本書作者Sowell卻要用這本書來指出,以上的差別原則,或機會均等原則等列在正義論,公評論下等內涵原則就他的觀點來看都是無聊人士胡說八道的臆測,而由那些原則所衍生出的許多對於公平,正義議題的討論與假設基本與胡扯差不了太多.當然提出這樣的反對主張,單憑個人囈語,或是Sowell一貫的保守主義與市場主張,或是某種意識形態的發想是遠遠不夠的.Sowell在本書中引用了一個人的反對概念,那就是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事實上很多人談及公平正義的相關問題時很喜歡拿斯密的'道德情操論"說是他也同意這樣的原則.但是對Sowell而言,他認為斯密在處理這個議題時腦筋算是清楚的,並沒有將公平與效率合併成一個問題,一本書籍,而是知道問題有先後,重要程度各不相同.對那些以教條主義提出公平主張的人相當不以為然.從Sowell爬梳的推論上看,他指出斯密認為人們在定義與討論公平,正義,以及施行相關的解決問題的說法,往往不知覺的加入兩種不經意的行為,以致產生思考上的漏洞,一種他稱為"合宜性的高估",另一種則稱為"可行性的忽視",因為這兩個思考上的漏洞成了人們在思考社會正義願景基本謬誤的要素.從這兩個簡單的論點漏洞上,鋪成了這整本書.

              斯密批評某些正義主張時可能出現的兩個重要謬誤,一是"合宜性的高估"(overestimation of propriety),一是"可行性的忽視"(neglect of feasibility).這兩個觀點的白話重點在於評論者常常過於自信在某些政策措施的道德正當性與適用性上,但往往忽略了其實際的可操作性及潛在負面影響."合宜性的高估"指的是人們在支持一些解決不平等的措施,例如提高富人稅,提升最低工資時,往往過度相信與強調這些政策在道德和結果上的正當性,即過度高估了這些手段在社會公正改善方面的價值.然而這樣的過度高估往往忽視了該措施在實施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與實際效果,例如過高的富人稅可能會導致資本外流或投資減少,而過高的最低工資可能讓低技術工人失去就業機會,這些副作用不僅可能抵銷政策原本的正面效果,甚至可能加劇經濟不平等.另一方面"可行性的忽視"則指的是人們沒有充分考量這些政策在實務層面是否可行.某些措施看似合理,但在實際操作中可能遇到大量困難,或需要更多資源,時間和配套措施來支持,如果這些困難沒有被仔細評估,政策的最終效果往往會背離其初衷,甚至導致更多問題.

             Sowell在分析"合宜性的高估"與"可行性的忽視"時指出這兩種不理性行為常見於一些自認代表社會正義的知識分子或公共領袖之間,他們這些人長期錯誤的認識公平,正義的解方,主要是基於以下四種因素的影響.首先這些人中大部分缺乏實證經濟素養.許多知識分子對社會正義的探討偏向道德立場,而非基於經濟,社會學或數據驅動的分析.Sowell認為這導致他們在設想政策時忽視了政策如何實際運作的複雜性,並傾向於認定只要合乎道德就等於有實質效果這樣理所當然的思考連結,但這無意間忽略了需要透過實證和經驗來檢驗的部分.其次某些正義主張者存有"象牙塔"心態.學者或公共知識分子因長期處於學術或理論的環境,過度強調概念上的辯論和文字遊戲,並未實際參與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這使得他們所推崇的正義主張脫離實際情境,更容易犯下忽視可行性的錯誤,因此他們可能提出看似合理的政策建議,卻缺乏有效的實際操作步驟,方法,從而低估了政策的實行難度.第三這兩種謬誤行為可能是來自於知識分子的自信與道德驕傲.知識分子往往有強烈的道德優越感,認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無需過多考慮現實可行性.他們或許認為"富人稅"或"提升最低工資"等措施理應在道德上是正確的.因此容易高估這些措施的"合宜性",甚至覺得批評者都是站在不正義的一邊,而排除質疑或討論其可行性的聲音.最後一個因素則是源於科學精神與實證檢驗的缺乏.一些知識分子可能認為他們對社會正義的觀點是一種"不證自明"的真理,因此忽略了科學精神中必須檢驗假設的需求.真正的科學精神應包含對自我立場的質疑與接受可能的錯誤這樣的選項.但部分人士尤其是在話語權較強的情況下,可能並未經歷自我檢視和實證驗證的過程,進而忽視了政策實施中的潛在問題.

            Sowell的批評這些知識分子並非全然缺乏科學能力,甚至不是出於主動惡意,且往往還具有真正良善道德的心理與發想,但在倡導正義主張時,可能由於其社會地位,名聲或道德優越感,而陷入了"合宜性的高估"和"可行性的忽視"的陷阱.這也解釋了為何一些正義主張經常淪為文字遊戲,缺乏落地的實務效果.而以上的這些批評都來源自於更早的亞當斯密的觀察.Sowell認為在追求社會公平的過程一但從"事實出發點",稍加考查就會發現許多論述是站不住腳的,許多致力於追求社會公平的人們對自己的理念和認識有著一種不可動搖的自信,而基於此所形成的結果其影響力又往往不可估量,影響千萬人的福祉.但從不合理的出發點所形成的做法,產生的效果也會必然和出發點南轅北轍.

           一個簡單的例子這樣的被Sowell提出來,他問制定刑法的目的究竟是為了"醫療"抑或是為了"懲罪"?如果都不加以嚴謹的討論,就率爾的相信與認定制定刑法的目的就是為了醫療"生了犯罪病"的人,那麼可能會讓許多人就此推論發想出一個人之所以會去偷竊,殺人,強姦,做出恐怖血腥的屠戮是因為這個人生病了,我們只要能把他的"犯罪病"醫好,他就不會再犯以上的罪行,刑法的目的就是為了醫療他,讓他重歸社會.所以若將這個概念推到極致,任何罪大惡極者都是生病,是病也就是有醫療成功的希望,我們便能診治他,最終治癒他,因此一但他犯下罪大惡極的病灶被我們醫好了,他恢復健康了,就能回歸社會做一個健康的人,所以世界上不該有任何死刑的判決.但這種自以為是的烏托邦想像中其實完全沒有科學根據的發想,也不曾有過嚴謹的討論,但這樣的想法真會是這個世界的事實嗎?顯然,這是需要大量且長期辯證與討論的問題.然而人類的社會卻不是這樣在發展這個議題,基於犯罪是一種病,一種可以醫治的病為前提的倡議率爾大量的佔據了當前西歐主要知識份子的案頭上,且毫無任何疑問與有效論述就將其與人權,或者所謂現代文明掛上鉤,並且還想將這種尚未能被認定為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當成一種正義來推動,甚至跨山越海的直接操控與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刑法制定觀點與立法現實,這種現象究竟是一種真正符合人類世界的正義需要,還是僅出於"合宜性的高估"與"可行性的忽視"下而來的知識份子的自鳴得意?!

           在這樣的疑惑上,Sowell以海耶克說事.按海耶克的話語就是那些關於世界平等,正義的論述,我們也有相同的心情,但是我們沒有採用與那些人相同的論點,在於我們認為這個世界遠比我們個人,我們這些個人總和下,所有的想像更為複雜,單憑我們的知識,見解其實無法了解大部分的東西的所有細節與內涵意義,既然如此,我們怎麼可能自大的以為自己有能力解決關乎人類正義,平等面向中可能存在的所有問題.就以剛才的醫療生病最人的觀點來論述刑法設立的目而言,關於醫療的說法是不是正義,他只是一種想像.一個簡單的質疑就是,那為何這個社會需要一些人被殺害,被強姦,被劫掠最為犧牲,藥引,去引出一個藏有病灶的人發病?且最終在這串討論裡被淹沒在人群的忽略中,直到最終遭人遺忘?於是乎,我們在這個議題上,就看到了Sowell在本書最終提出海耶克的疑惑:"從最早的美國進步派以降,有一種理想一直存在,就是刑法的適用要對罪犯做個別考量,而不是通案考量.考慮這個理想是否合宜之前,要先考量人類是否有能力這麼做.公職人員要從哪裡得知某個陌生人如此全面,私密而準確的知識──更不用說要具備超人類智慧,好把這些知識應用於不可勝數的生活複雜情況?","一名殺人犯或許有個不快樂的童年,但那是否足以做為正當理由,以眾人的生命做賭注,讓殺人犯在經過一些所謂的矯正程序之後回歸人群?冠冕堂皇的觀念與時髦的流行語是否重要到可以拿無辜男女與兒童的生命冒險?".

          Sowell指出海耶克的重要見解在於一個大型社會運作之所繫的重大知識,散布於各個個人,階級或機構,無所不在,合起來才是一個整體.因此一個大型社會的運作和存續需要無數人與無數重大知識片段之間的協調.有鑑於此,海耶克反對各種中央直接控制的制度,無論是中央計劃經濟,為了社會正義之益而為的全面代理決策制度,還是"社會"對所有居民的命運無論好壞,皆負有道德責任的假設,因為沒有人具備承擔這種責任所需的知識.因此人類不具備解決所有問題的一切知識,卻要假裝自己有這個能力,最終,這樣的假裝權力被一些知識份子透過政治權力的力量拿到手,或者成為輔助工具,這也是這些人總喜歡談論主張"政府的功能與權力為主軸大於個人自由"的原因,因為這樣能讓他們有機會以少量知識菁英的身份配合著加入政府後隨之而來強大的統治力,制裁力,來號令與制定一切東西,讓世界所有運行的東西都得按照他們在過度"合宜性高估","可行性的忽視"下提出的建言去施行,但最終必然沒有太多能夠成就的事物.海耶克主張社會正義倡議者理想化的世界,即每個人在所有領域享有均等的成功機會,不僅無法實現,狂熱卻徒勞的追求可能會適得其反,結果與倡議者的目標背道而馳.創造獨裁政權的不是社會正義倡議者,而是他們對現存民主政體的強烈抨擊,可能會弱化民主政體,直到有人乘虛而入,攬握獨裁大權.這就是所謂的"致命的自負".

          這本書的重點是將倡議正義論,平等論者經常性論述拿來拆解,依照章節Sowell提出他們關於正義,平等主張中經常出現的論述悖論,分別是"機會均等悖論","種族歧視悖論","棋子悖論","知識悖論"做細節上論述,找出在機會均等,種族歧視,等主張上的謬誤,同時以棋子的形象諷刺正義主張者將其他的人當作是完全不會自我思考,自我調整的棋子那種思維行為上笨蛋的荒唐假設,這些內容是公平與效率討論中的常見的細節,雖然很重要,也值得複誦,但個人認為這類書籍已經出版了不少,糾纏這些細節之外,論述還是要稍微往上踏一階,因此不對這些文本細節做重複探索與討論,而是專從知識悖論這個主題看正義主張的原發缺陷所在,因此本文的內容其實都是從本書文本中那些看似不重要的細節,往往是作者一句帶過去的東西,但基於過去的閱讀經歷中的記憶,我知道在其他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主張的人物中如海耶克,斯密,弗里曼等人曾經對這些一掃而過的概念有過何種說法來作爲鋪墊重塑.個人以為這些內容可能比起文本還更重要的多,如果是對自由主義,或是右派主張有所興趣者,應該或者也會有相當的認同感.

          要說這本書有什麼缺點,就是扣掉附錄,整個中譯本文本一共只有約70頁,但是一看書籍定價:480元,這真的令人咋舌,書籍都已經到貴到這種地步了,即使連我這個書籍需求彈性很低的人都注意到這個怪現象了.以上.

自由：在歷史盡頭長大成人

 

自由：在歷史盡頭長大成人(Free: 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 Lea Ypi)

        如書名所示,這是本試圖表現對"自由"意義內涵認識的一本書.但是呢,它不是那種理論性的談概念的書籍,而是用一段作者經歷過的時間敘事,一段歷史的演進的變化來呈現人們對於自由這個概念認識的浮動感受變化.

        作者Lea Ypi是阿爾巴尼亞人,她生於1979年.1989年柏林圍牆正式開放,並在1990年拆除.鐵幕破裂後,原東歐範圍內共黨執政的國家逐一脫離一黨專政,在政治體制上改向民主多黨制靠攏,經濟上則拋棄了原先長期立為國策的共產主義,馬克思思想,正式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當時的阿爾巴尼亞就是處於這種變化下的其中一國.這本書是Ypi寫自己在阿爾巴尼亞從共黨專政到多黨民主中間的經歷與親身見聞.從她年幼時期的共黨專政社會下雙眼所見的社會,政治,家庭景象,與其心靈,思想上被一黨教育強灌的對政治,對國家認識的意識形態,到1991年阿爾巴尼亞宣布廢除一黨專政,進入民主時期,面臨如此大變革轉折下對原先社會,家庭,個人的衝擊,後到1997年阿爾巴尼亞因為金融風暴掀起內戰,作者必須被迫離開家鄉,遠赴海外生活求學這段期間的見聞.讀者可以從其中,看到作者,與不同的阿爾巴尼亞人對於"自由"的認識,是如何的隨時飄移浮動,經歷了先是反感,繼而期待,後又痛恨這樣的起伏過程.

         以Ypi個人來說,我們能感受到她對"自由"的認識感受是在三個層次上展開的.首先自由是一種被定義,被教導,被傳授,被注入的在地認識.爾後,自由是一種被宣傳,被導引,被物化,被感染的群體認識,最後,自由是一種自覺的,碰撞的,顛覆的,只能屬於個人自己的認識.最先自由似乎是一種"自然"的狀態,但又並非天生就在那裡,有那麼種指引,人雖知自身並肥絕對不受拘束,但極少為這不自由所困擾.對Ypi來說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是她十餘年的童年生活,她似乎已經認自由了,黨的教條,學校的授課,周圍的鄰居,都已經告訴她,阿爾巴尼亞是自由的,所以她所行之事皆為自由,既不自覺受迫,似乎亦不缺乏自主,因為框架社會的線型塑了她所有的認識.直到Ypi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某些觀念經常異於父母親的說法,她總是為要這種差異,對差異的原因屢思不解,表現困惑.

        後Ypi逐步的闖入屬於成年人政治的非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變得複雜,明明彼此不同,卻又很難直接表現出真正的想法.偏偏Ypi家族是個成員政治信仰複雜,加上祖上曾深深涉入阿爾巴尼亞的政治泥淖中,不得不對尚屬於孩童的Ypi隱瞞某些想法,與立場,讓她做一個表面符合威權體制下被國家思想教育改造成功的愛國,愛黨,愛領導人的標準兒童.但實際上Ypi的曾祖父就曾經出任過阿爾巴尼亞的總理,因此Ypi的父母,祖母各自都有對於政治,對自由有一套屬於個人心中的見解,非但不能為外人道,還要試著隱瞞Ypi,以免她在生活中不經意的對外透露,而讓家庭成員遭遇政治災難.於是,我們在這本書中看到了許多荒唐但有趣的場景,小Ypi經常天真的表現出崇敬國家,執政黨,執政者的言語與行動,家中的長輩雖不免嗤之以鼻,卻還要敷衍的表現出Ypi行為的政治正確性,這個正確性就是阿爾巴尼亞是自由的,那外面的世界正與此迥異,那些不自由的國家,及其人民對阿爾巴尼亞的自由是一大危害,從西歐各國,曾經的殖民者義大利,到後來被認為背棄社會主義加入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國,蘇聯,越南都是阿爾巴尼亞自由的敵人.我們在文本敘述中看到Ypi與自己的奶奶,爸爸,媽媽的不同政見,隨後到與老師,同學,鄰居,好友的言談,信仰,行為上仍然能以一種大人阿Q,小孩洗腦自在快樂的生活下存有對立思想荒謬,但她已經能夠觀察到生活黑暗面,發現家人存在著與學校,黨媒體宣傳的思想不一致的想法,隱約覺得自己的父母,奶奶,都有一套對於自由另外的見解,只是不能告訴她.

        隨著1991年的到來,一黨專政被多黨制替換了.突然之間,公民社會這個新的詞庫,取代了"黨"的傳播地位,人人都有了新的見解,或者說敢於發表原先隱藏在心中的想法,自由一詞就是如此改變了它原先出自於定式範圍內,由黨及其領導者定義的阿爾巴尼亞,此時,人們才敢說原來自由是阿爾巴尼亞沒有之物,我們需要開始將它納入旗下,在生活裡去找到它,實踐它,社會主義也讓位於市場經濟,因此在追逐自由之時,人人都在想辦法搞錢,做生意,直到發現新的制度國內很難立刻施行,就往外去追尋去,於是大批人偷渡,或移民,做黑工,或是非法事業,留下來的則利用各種手段搞錢,搞政治,陷入經濟困境的家庭越來越多,但是突然暴富的人也偶爾會被找到,但自由呢?那些沒錢的就沒有找到,雖然它成了結構改革的一種帶名詞,但休克療法的失效,也將它遠遠的推到不知名的天涯海角

        一般公認是公民社會將天鵝絨革命帶到了東歐,加速了社會主義的瓦解,因此公民社會就這樣加入成了新鮮詞彙的行列,此時,自由化取代了民主集中制,私有化取代了集體化,透明取代了自我批判,打擊腐敗取代了反對國主義鬥爭,轉型雖然沒有被取代,但其意思卻從社會主義轉向共產主義變成了從社會主義轉向自由主義.這些新思想都與自由有關,只是不在是共黨宣稱的集體自由,而是個人自由,與此同時,集體也成了髒字.不過Ypi在這種混亂的時節裡,卻也生出了這樣的疑惑,個人自由是好的嗎?因為她擔心一但失去社會控制,更多的個人自由將帶來傷害自己的自由.自由主義中的自由認為社會控制不能完全交給國家,需要大部分依賴公民社會,理論上公民社會不僅獨立於國家之外,還有可能取代國家,這樣雖可能帶來和諧,卻隱隱覺得可能有某些差異是永遠無法化解的.果然,新來定義的自由的表現呈現兩種極端,一方面它讓許多人開始投入過去從未敢介入的領域,Ypi的母親由教職投入政治,父親則由國企進入私企,再後來父親竟要競選議員,試圖投身那個新來的自由,而母親則試圖找回公有制後被沒收的私人財產,畢竟資本主義的財產保障權利又一次回來了,這些都屬於新自由的多元面向.但新自由的另一面面向是多元下面的混亂與黑污,詐騙,與訊息差異,讓許多人因此瘋狂投入過度的投機,給予了不肖之徒上下其手的機會,大批的善良人財產被騙被奪,終於釀成災禍,集體抗議,追索不成下終於引發了內戰,新自由又成了人人開始懷疑的東西.起碼躲在牆角日日擔心外來的子彈是否會穿牆而入Ypi有了這樣的自我疑惑.阿爾巴尼亞與東歐的大部分人民在迎來自由之後,很快就失去了平等,公正,和平,安寧,甚至還失去自由,財富.那麼他們應當去哪裡尋找能維持原來某些條件的自由呢?"難道自由本身是不自由的嗎?". 突然之間阿爾巴尼亞人發現自由使人上當受騙,家破人亡,Ypi懷疑自由製造了1990年代的亂象,路邊隨意殺人,劫掠,女伴改行賣淫?是自由讓飢荒,瘟疫,戰爭回到了阿爾巴尼亞,至少在一黨專政時期未曾有過?!她曾對自由寄予厚望,對自由世界嚮往渴,,為了自由,他們付出許多,所得的卻是未曾預期的景象,因此Ypi開始有了困惑,這樣的困惑最終把Ypi的思維引向了哲學,她在那裡遇到了馬克思主義,她認為馬克思意識到製作出不自由的是人類社會中某些難以輕易看到的內在結構,主要是社會生產的結構,但後來發現這樣的現象在思想,文化,傳播,生態,性別,心理,文學等領域都看見,於是她得了這種啟發式懷疑"自由與束縛是根本的同一物,人生而自由,但無時不在枷鎖之中".這些都顯示她對於自由思考及感受的又一次變化.

         其實本書作者描繪的景象與個人心境上變化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執政者在新的多黨制體系下亂搞以致讓許多人對自由,民主失去理解,甚至仇恨起自由,民主改而懷念專制威權的現象不就正在近10年的本地上演,近期還出現執政者一連串嚴重的貪污腐敗,司法殘破的劇情,簡直到了能與本書內容相比毫不遜色的地步,問題是別人還有文人願意寫這些醜陋及其變化,本地文人似乎不是都已經加入腐敗集團成為幫凶,就是退回到賞味威權餘威的懷念氛圍裡,這本身就是一種很特別的社會現象,值得有心人留下一些觀察作品,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