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Institutional Genes: The Origins of China's Institutions and Totalitarianism, 許成鋼 )
"制度基因"是近期出版的新書,屬於學術著作,由台大的出版社出版,不過它的題目非常有話題性,與其說是有意思,不如說是一本相對稀有探索極權制度的書籍.
本書的主要標的是在探討關於中國當前的極權體制何以無法做更近一步的形變,做政治體制上的變動,即使它在經濟制度上透過所謂的改革,本質上已經接近當代的資本主義,採取市場制度的模式,但卻無法像台灣在1980年代那樣,從一個威權體制過度轉型到憲政民主體制,甚至在習近平上臺之後更近一步的退縮回到絕對極權體制的疆域中.本書作者許成鋼是對岸的學者,但它這本書注定只能在海外,與台灣刊印,因為這個敏感又違背對岸當局絕對威權的題目,註定是要在當地被封殺的,而這恰好正能說明極權體制的問題.
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 Victorious In Defe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iang Kai-Shek,1887-1975, Alexander V. Pantsov)
歷來關於蔣介石的傳記,評傳雖不說多如牛毛,但有關的各類著作委實不少,但通常敘述方式與標的明顯.與舊國府相關人士親近,或採取早期黨國觀點的書籍,毫無例外的都給予正面甚至過譽評價,這其中自然會刻意選擇性的忽略,或根本未曾真正採證史料,只是根據官方所設定的特種人設,在這個基礎下,去建構,甚至吹噓,於是形成了一種某些政黨主張者的完人定式.相對的隨著傳統威權體制的衰退,新的以批判觀點為主體的敘事成為主流.這新的流派基於批判的立場上,可以說是毫不留情,一方面他們有目的得揭露過去被刻意隱藏的蔣介石方方面面的曾經有過不當的行為,生活,思考,決策上的槽點,讓這個人更豐富完整的人生呈現在世人面前.但另一方面,積淤批判的角度,也有許多作品經常在沒有直接證據,或者歷史紀錄佐證下去自行過度揣測,想像,不當連結,使得蔣介石在某些方面成為了一個絕對毫無可取的混世魔王.
張忠謀自傳(張忠謀)
因為身體尚待復原,原有的閱讀計劃排程暫時改變,先讀這本自傳,接下來的幾本應該也是不會太嚴肅需要耗費過多精神的書籍.
這部落格中關於經管類的書籍一向不多,看起來似乎這個主人不是這方面的愛好者.但實際上非如此,畢竟是商管學院畢業,也曾從事財經相關書籍雜誌的採訪,與出版工作,這類書籍其實才是我過往閱讀的大宗,只是覺得這類書沒啥好寫心得,所以才看起沒太多這方面的篇章.這本"張忠謀自傳"基本上是基於他確實是個重要人物的角色才入列.
父酬者：姓氏、階級與社會不流動(The Son Also Rises: 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Gregory Clark)
前段時間,身體微恙,休養了一個多月,這段期間暫停閱讀,這裡自然也跟著停了.
"父酬者"是一本約10年多前的出版的翻譯書,作者試圖用一個比較奇特的觀點角度,切入分析所謂的世代階級地位的維持程度,或者變動程度,是怎樣的一種狀態.
在工業革命之後,傳統貴族的地位逐漸的不若過往,新一代的人只要在某些領域,如商業,科技,工業成果上能有卓然成就,也可以在社經地位,階級位階向上流動,加上上會的逐漸開放,這之後逐步形成了一種觀點,就是現代社會階級流動的速度比過去快,一代人受到前幾代在財富,身份,所得,職業上的庇蔭能力正快速降低,但這本書的作者Gregory Clark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角度,指出其實現代社會的人地位,階級位階仍然牢牢地受到前一代,甚至300年前祖先階級地位的影響,他指出階級,財富,地位能力的僵固性,延續程度比我們以為的更強大.因為強大的父蔭階級其實是會透過各種方式來延續他們的後代去維持家族早已存在的位階優勢,一如最近新聞很大的波波醫生,他們的前一代基本上都是正牌正統醫學院出身,但可能基於方便,或是後代在先天智力,能力已無法靠正常管道延續家族榮光,所以就以家族的金錢去買一條捷徑,讓他們的後代持續霸佔醫學行業,或是至少維持家業.
成爲真正的人(甘耀明)
甘耀明的長篇"成為真正的人"是以1945年的三叉山飛機失事事件為背景.小說藉由歷史事件,美軍C-47運輸機在三叉山的墜毀爲鋪墊,以這起意外為背景,將敘事放在協助搜救行動的布農族人青少年身上.藉搜索成員之一的哈魯牧特在事發前數年的經歷,與搜救當時的遭遇結合來探索某個價值觀點的差異,也就是探索什麼是"真正的人".小說的核心是一名布農族青年如何經歷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試圖在這場搜救行動與後續發展中,找到作為"真正的人"的意義.這個過程既有外在的生存挑戰,也有內心的文化與身份認同的掙扎.
2月20日的祕密會議(L‘Ordre du jour,Éric Vuillard)
這部小說是2017年鞏固爾獎得獎作品.特別的是雖然它是文學小說,但內容涉及一段歷史敘事,文本有點近似歷史小說,但實際上卻不完全是.法文書名"L‘Ordre du jour"依照機器翻譯的意思是"議程",如此看來這本書的繁中版取作"2月20日的秘密會議"似乎是不太合宜.不過讀過後發現中譯本這樣取名其實也藏著某種道理.
1933年2月20日德國最大的24家工業鉅子領導人,包括克虜伯,西門子,歐寶等企業集團領袖集合召開了一場秘密會議,這場會議是由納粹高層組織,透過希特勒向商界領袖發表演講遊說,爭取他們對納粹黨選舉活動的經濟支援.目的在於說服德國主要的工業家支持納粹,從而鞏固希特勒上任後的政治地位.會議當場募集到300萬帝國馬克,而這些資金日後成為了納粹黨未來政治運作的重要資源.雖然會議的細節在當時極為隱密,但隨著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中相關文件的披露,這場會議被確認為納粹與德國工商界聯手的起點之一.
不過不論是叫"議程",還是取名"2月20日的秘密會議",其實還是不太能代表這小說的真實狀態.文本中實際描寫2月20日當天開會議程,過程的內容佔據全書內容的比例並不高.反而本書大多數內容都在描寫1938年3月12日為基準的前後的歐洲局勢發展,包括德國,奧地利,英國的統治高層人士的動作與彼此間互動.
原來在1938年3月12日當天,納粹德軍越界進入奧地利,強迫造成德奧合併為一國,隨後希特勒隨軍抵達維也納後宣布兩國合併成為"大德意志".可以說在描寫完24家巨頭的秘密會議之後,小說作者Vuillard隨後就將敘事重心全力放在德國與奧地利高層之間的競合對抗描寫上,最終奧地利高層不得已受制德國軍力威嚇,而被迫成為德國,成為納粹統治的一部分.身為閱讀者此時的疑問是既然這本小說以德國吞奧地利的過程為敘事主體,那麼為什麼要用5年前的一場秘密會議作為書名?
這部小說的特色是它的參照就是歷史,因此全書中沒有半個虛構人物,全是歷史上的真實進程發展.讀者一翻開本書首先看到的場景,是一些衣著光鮮的企業大老正拾級而上邁向議場,隨後彼此寒暄,行禮如儀.作者融入大量複雜的行為描述,或整飭衣賞,或調整鏡框,其間佐以關於這24位企業首領,與他所屬集團的訊息說明,這全能全知的第三人稱,這能偷看後來歷史發展的第三人敘述正好整以暇地描述一個開會的議程.直到納粹高層,未來的空軍司令,蓋世太保首領戈林上台說道"如果納粹黨能贏得大多數席次","這場選戰將是未來十年最後一次的選舉,甚至──","將是未來一百年的最後一次.",這意思既講明了這場會議的目的,也暗示了納粹的企圖,甚至隱藏了作者的諷刺,他竟然公開暗示這將是一場長期一黨獨裁的起點會議,而能否成功的關鍵,就在你們這些企業大老的金援,經濟支持.隨後文本這樣描寫:
"贊同的聲浪傳遍整間會議室.也就在此刻,門口有了幾聲騷動,新總理終於走進了會議室,從未見過的人都渴望見他一次.希特勒微笑著,一派輕鬆,絕不是我們想像的那種模樣.和氣,是的,甚至是討人喜愛,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更討人喜愛.他向每個人道謝,也跟每個人緊緊握手.一等介紹完畢,所有人都重新坐回舒適的扶手椅上".
接著希特勒展開演講,作者在此簡單帶過,似乎這位表現客氣的領袖是個不重要的人物,演說內容也不重要似的.當然,此時說什麼無非都是一些場面話,偉光正,國家偉大,民族復興的語言.希特勒退場後才是真正的劇情,戈林接著上台表示要達成讓德國走出困境就要讓納粹執政,要贏得接下來的大選,但是我們納粹黨現在沒有錢.隨後沙赫特站起來宣布"先生們,現在可以捐款了!".
關於2月20日的會議大致的議程正如上述,一派輕鬆,和諧,賓主盡歡.要知道出席這場會議的人沒有一個是弱雞,甚至沒有一個是那種你以為的性格平和,待人寬和的街市平民.他們之中不是需要立即殺伐決斷的政客,就是算計利益發展毫不手軟的大商家.不管是真會演,還是真相信,此時營造的就是一群為了更好的德國未來而聚在一起的人.任何人都不會有太多負面未來的預期.
接著我們展開跳接,直接跳到1938年2月12日,奧地利總理許士尼希被希特勒叫到德國."在邊界處,馮.帕彭來迎接他,他高雅的長臉讓總理放下了心"."馮.帕彭告知他將會有三個德國將軍參與會議."希望您不會覺得不便.".他漫不經心地說道.恐嚇的企圖明目張膽,粗暴的操控讓人啞口無言,沒人敢搭腔.","許士尼希沒有抗議,車子繼續前行,彷彿什麼也沒發生.就在他呆滯的眼神往路邊低處看時,一輛軍用卡車超過他們,緊接著又是兩輛黨衛隊的鐵甲車.奧地利總理隱隱約約感到焦慮.他來此胡蜂巢做什麼呢？".許士尼希被叫到德國是因為希特勒要強迫奧地利施行國家社會主義,同時讓納粹份子進入內閣出任要職.文本藉由歷史敘述這樣描寫:奧地利必須接受社會國家主義信念,任命納粹分子賽斯─英夸特全權入主內政部──不可思議的干預.也規定任命另一位家喻戶曉的納粹分子福斯博克博士進入內閣.接著規定奧地利赦免所有被關進牢獄的納粹分子,包括罪犯在內.規定奉行國家社會主義的公職人員與軍官重新復職.規定兩國軍隊立即交換一百多位軍官,並且派任納粹分子葛雷茲.侯斯特納擔任戰爭部部長.最後規定──終極凌辱──遣散全部奧地利宣傳單位主管.八天內所有措施必須生效.".在這種情況下,許士尼西仍希望有所轉圜,要知道許士尼希自身也是個威權獨裁者,為了避開德國可能的威脅,他過去刻意拉攏墨索里尼,與意大利結盟,閃避希特勒的威脅,但終究躲不過現勢,此時此刻他不能也不想再讓步,但接著作者這樣描寫:
"討論被打斷:希特勒叫人傳喚許士尼希.辦公室灑滿燈光,希特勒大步來回踱著.再次,奧地利總理感到不安.就在他坐下的當兒,希特勒馬上用話挑釁他,宣稱同意嘗試最後一次的協調:"這是方案,不能談判,我連個逗號都不會更動!不是您簽署,就是我們的會晤沒有結果.今夜我再決定.".元首臉上有著前所未有的嚴肅與陰森."
如果只是看到1933年2月20日恭謹,客氣的希特勒,誰會想到5年之後,他單獨私會奧地利總理時所透露的嘴臉,不可一世,毫不寬容,沒有商量餘地的境地.而這位狡猾但是明顯無力的許士尼希還想模稜兩可的含糊帶過,盼望能再給他一段轉圜國內高層意見達成一致的時間.表面上,他爭取到3天,實際上他得到5天,但這有什麼用呢?希特勒已經說了"我連個逗號都不會更動.".最終由奧地利總統米克拉斯下令簽署協議同意德國的提議,而且更糟的是此後奧利地的情勢變化,一旦納粹份子進入內閣,掌握內政部政權,還不進一步創造更傾向支持德國的路線,大德意志其實是在許多奧地利民眾歡心鼓舞的心情下自動由下而上讓高層面臨壓力,加上喜迎德軍王師入境而成就的,在1938年3月11日這一天希特勒下令最後通牒要求奧地利將政權轉給奧國納粹黨,3月12日德軍跨國邊界.新上任的納粹分子在兩天內將權力移交給德國,德國國防軍部隊進入奧地利實施德奧合併.納粹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內在整個帝國舉行了一次有控制的公民投票(Volksabstimmung),要求人民認可既成事實,並聲稱奧地利99.7561%的人民選票是贊成德奧合併的.
我們透過在這小說裡截取了兩段會面,與兩場投票的拼貼(一場工業巨擘的金錢投票,一場普羅大眾的同意合併投票),對比出前後世界的差異,同樣一批政治人物的兩張面孔,你看不清的稀鬆平常的某一天的小事情,只是一場尋求政治獻金的會議,卻創造了一個能在5年後,強逼鄰國首領稱臣合併,養出一支鐵甲勁旅.並帶出隨後對其他鄰國的土地要求,但那些也只是吞併前的藉口,此時的希特勒早已不滿足簡單的土地.但是從3月12日緩慢進軍的德軍中,作者刻意描寫了德軍的笨拙,並非後來以閃電戰聞名的那般形象,這樣的描述也都在對比另一個事件,就是德軍其實不是一開始就強大到能夠侵犯四鄰,它的戰力固然是由德國國防工業逐步強大發展後的結果,但更多的時候,這場笨拙慢速,器械屢屢故障的進軍諷刺的正是英,法等國當時所採取的綏靖主義,正是他們的無所作為,他們的短視,私心才讓德國有時間與空間,發展出後來橫掃歐洲的軍力,以及後續一連串的人到滅絕事件.
因此這小説雖然以1933年2月20日的秘密會議作為開場,但個人以為這只是為整部小說鋪設的背景與基調.這場會議象徵了納粹政權與商業巨頭利益集團的共謀,表明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如何聯手促成歷史的悲劇進程.而後文本的重心轉向德奧合併,透過對這段歷史的描寫,展現權力操作,國際冷漠和人類道德墮落的過程.因此小說選擇以這場會議作為開場的目的,可能在於揭示一個重要的隱喻,那就是歷史上看似無害或例行的"議程",往往成為重大災難的開端.秘密會議不是故事的主軸,但它奠定了納粹政權與工業家,國際社會之間的共生關係,最終導向德奧合併的暴力擴張.
這本小說的核心敘述其實更像是一場對歷史的"解構",作者著重於幾個層面,首先作者似乎是圖揭示微觀歷史中的荒誕與虛偽,透過描述那些看似平靜,普通的會議和對話,暴露了大屠殺和戰爭背後冷酷的計算.即便是決定千萬人命運的"議程",也只是一場權力者之間的例行公事.其次,他可能藉此強調歷史的荒謬感與冷漠.小說對德奧合併中的細節,比如奧地利領袖許士尼希(Kurt Schuschnigg)面對希特勒的屈辱性談判,以及英法的綏靖主義,包括張伯倫或是邱吉爾,里賓特洛甫討論時的言語,行為,甚至表情都做了精細描寫,突顯國際社會的冷漠與妥協,進一步映襯人性中的怯懦與妥協,最後,作者藉此表達某種歷史的預兆與結果的連結,1933年的秘密會議是一個象徵性的起點,顯示經濟和政治結構如何合力促成納粹的擴張,而1938年的德奧合併則是這條歷史路徑的具體展現.
因此這本小說的主題並非僅僅在於1933年的秘密會議,而是透過這場會議作為隱喻,批判歷史進程中的冷酷算計和人性墮落.Vuillard 試圖提醒讀者注意,那些歷史中的關鍵時刻,其實可能都是在"議程"中以冷漠的方式被逐步規劃出來的,而我們往往是在事後才意識到這些事件的毀滅性意義.這小說沒有虛構的情節,也沒有虛構人物,有的只是對於人物當下情緒,表情,情感的揣摩,調度,因此它雖是以歷史敘述為題,卻不是傳統上的歷史小說.以上.
異鄉人：翻案調查( Meursault, contre-enquête, Kamel Daoud )
接著計劃了兩個系列的交錯閱讀,一個系列是鞏固爾文學獎2008到2020年的得獎作品目前手邊有的為主,有繁中版的就讀繁中,否則就讀簡中版,另一個系列選的是幾位現在還有作品創作的華文男性作家的長篇小說,兩岸的作者都有.當然依照我的習慣與能力,為避免審美疲勞與持續性問題,中間還是會插讀一些投資,或社科書籍.
Kamel Daoud的"異鄉人:翻案調查"是一部有"用典"的小說.它借用的是卡繆的異鄉人這個故事法文書名中Meursault正是異鄉人中那位殺人犯的名字,莫梭.作者Daoud透過重新卡繆"異鄉人"的殺人故事,以另一面的角度寫下這本翻案調查.他借用的是在異鄉人中被刻意模糊化的死者阿拉伯人角色.揭示了一種因角色"不在場"與"非人化"問題所延伸的問題,除了挑戰了原書的敘事角度,也試圖勾起探討了個人與歷史,正義與記憶,殖民與反抗的關係.
在"異鄉人"中莫梭殺害的人被徹底去名化,只是一個阿拉伯人,沒有名字或背景,彷彿他的死亡毫無意義.Daoud 則藉由虛構這位被害者的弟弟Harun的敘述,為那位死去的阿拉伯人取了一個名字木薩(Moussa),透過身份重構,從被害者家人的視角來看這場兇殺案.文本中Harun以第一人稱形式描述了關於那場兇案發生後,自己與母親之間的經歷,與互動關係,就由對這場兇案的再追溯展開,文本中描述了他母親自他哥哥被害後所經歷的痛苦生活,當然這也深深影響了Harun的成長過程,與心理.在追查案由的過程中,他的母親一直對此耿耿於懷,強烈要求Harun為木薩報仇,這種家庭壓使Harun陷入對復仇的執念中.在小說中約瑟夫是一名法國殖民者,Harun在阿爾及爾的某個夜晚偶然遇見了約瑟夫,儘管這次相遇帶有偶然性,並非針對約瑟夫個人,而是他成為了哈倫釋放壓抑已久的怒火的象徵性對象.Harun在激情中開槍殺死了約瑟夫,這種行為與莫梭在"異鄉人"中殺害木薩的情節形成對照,然而Harun並沒有感受到真正的解脫,反而進一步陷入存在的虛無感,他的行為也並未帶來正義,只是反映出殖民時代的暴力循環.Harun對約瑟夫的殺害並未被當局追究,因為當時的法律和社會結構對殖民者的死亡漠不關心,而這與"異鄉人"中莫梭因殺害木薩而受到審判形成鮮明對比,進一步強調了殖民制度中的雙重標準.
這裡有一個關鍵,在小說中說"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叫木薩",這是一種集體身份的隱喻,有意指向殖民語境中阿拉伯人被普遍化,去個人化的歷史處境.透過這種描述,木薩就只是代名詞,是誰都可以,只要是個看起來像阿拉伯人就是了.是所有被忽視,壓迫和消失的阿拉伯人的代表.這種"所有人都是木薩"的說法也凸顯了殖民體制下,每一個阿拉伯人的生命都被視為同樣無足輕重,這明顯的一層是我們閱讀這個小說,最初能夠領會的一層."異鄉人"的敘事聚焦於莫梭的冷漠視角,而"翻案調查"則以Harun的角度反其道而行,對象徵殖民者的莫梭暴力行為進行反思,這種敘事上的對應與顛覆表達了對殖民時代的不對稱敘事的批判.Harun指控莫梭不僅殺害了木薩,也象"徵性地"殺死了木薩的母親,她的生活因失去兒子而被摧毀,這裡暗示殖民暴力不僅針對個人,也針對家庭,文化和整個社群.Harun後來殺害了一個法國人約瑟夫(Joseph),這個行為帶有以暴制暴的報復色彩,但也顯示了Harun陷入暴力循環,無法擺脫創傷的陰影.這裡同時也反映了殖民歷史中,受害者往往會被迫成為加害者的殘酷現實.
在這小說裡,Daoud 對"異鄉人"的敘事進行補完,這種補完是對殖民敘事中心化的挑戰,試圖將邊緣化的故事重新置於中心.Harun的敘事揭示了殖民暴力對個人,家庭和社群的多重傷害.莫梭的冷漠殺戮不僅奪走了木薩的生命,也摧毀了他的家人,象徵殖民者對殖民地文化和記憶的摧殘.而Harun在追尋真相和報仇的過程中,卻逐漸模糊了正義與仇恨的界限.這種糾纏反映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無法簡單切割的歷史記憶.木薩是受害者,但Harun的報復行為使他成為另一個加害者,這種循環強調了殖民遺產的難以擺脫.Harun的敘述暗示了殖民暴力如何塑造了個人與群體的命運,而"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叫木薩"這句話則提醒讀者,殖民壓迫不僅是個體悲劇,更是一種集體創傷與文化抹殺的象徵.
在這兩部作品中,母子關係都扮演了重要的象徵角色,但它們的功能和意義各不相同.兩部作品中的母子關係既有緊張對立的一面,也帶有深刻的隱喻和哲學層次,在探討存在主義與後殖民語境時,展現了兩者對個人與社會,自由與責任的不同關注.莫梭與母親的關係表現是一種疏離,冷漠甚至反常的態度.他開篇提到母親的死訊"今天,媽媽死了.或者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這種淡漠的語調立刻凸顯了他對母親之死的"不在乎",甚至在她葬禮上的行為也被社會視為冷酷無情.莫梭對母親之死的冷漠態度反映了他拒絕接受社會既定價值觀的態度,也體現了存在中的荒謬性.他不以情感或道德義務束縛自己,而選擇承認生命的無意義性.母親的死亡象徵了一種對傳統關係和意義的解構.莫梭的行為與世俗倫理格格不入,他在葬禮上的冷漠成為法庭上對其人品的控訴,母子關係的疏離成為莫梭對抗社會規範的象徵.反之,Harun與母親的關係則顯得更為具象化且充滿壓迫性,哈母親在兄長死後,將自己所有的悲痛,憤怒和期待轉嫁給哈倫,逼迫他成為為家族復仇的工具.母親的情感極為強烈,甚至支配了Harun的生活,母子間的關係緊張,壓抑.因此Harun的母親象徵了被殖民者的集體創傷與記憶,她無法忘記穆薩的死亡,也無法接受殖民暴力對她家庭的摧毀,她將這種復仇的使命強加在哈倫身上.因此與莫梭不同,Harun在母親情感壓迫下,一方面想逃離沉重的復仇使命,另一方面又無法否認這種要求帶給他的身份意義.
無論是"異鄉人"中冷漠的母子疏離,還是"翻案調查"中情感的強加與壓迫,兩者都是圖探討個體如何在既定關係中尋找自身的位置.這反映了人類在家庭與個體自由之間的普遍性矛盾.卡繆探討的是存在主義中的個人荒謬,而Daoud則著重在後殖民語境下重新詮釋這種荒謬,因為被殖民者甚至無法控制自己的記憶與敘事.因此在這兩部作品中,母親角色皆超越了個體的範疇,成為一種象徵.加繆的母親象徵傳統價值觀的死亡與社會倫理的虛偽,Daoud 的母親則象徵殖民創傷的延續與無法擺脫的歷史負擔.透過母子關係,兩位作者對人類如何面對歷史,存在與自由展開了批判與反思.
由於異鄉人普遍被認為與存在主義有關,所以試著從這個角度來看,"翻案調查"似乎有一種既是對"異鄉人"的反諷,也是某種程度上的致敬的意思.這使得小說能夠既批判又延續卡繆所引起的的哲學探索主題."異鄉人"中,莫梭的荒謬感和冷漠的行為被解讀為對人類境遇的存在主義探索.然而Dauod指出這種思考忽視了木薩作為殖民社會受害者的主體性.木薩在卡繆那裡甚至沒有名字,只是象徵性地代表了殖民地位被去人性化的一整個族群.Harun的行動顯示出殖民壓迫的現實如何使存在主義的抽象概念,如荒謬,自由變得片面甚至荒唐,當Harun殺害約瑟夫時,反而體現了一種對莫梭冷漠行為的鏡像批判,凸顯出殖民暴力的無窮循環.莫梭拒絕遵循傳統道德或宗教價值,相比之下Harun則在復仇的壓力下選擇了對壓迫者象徵性的反擊,這使得Harun的行動與莫梭的行動形成對比,也像是對卡繆的存在主義進行了指控,否過於重視個體荒謬忽視了殖民結構中的集體不公?另一方面,Harun的生活同樣充滿了荒謬感.他一面試圖為木薩報仇,另一面卻對復仇的意義充滿懷疑.他殺害約瑟夫並沒有因此感到解脫,甚至對母親的壓力心生怨懟,這表現出人類在追求意義過程中的荒謬困境.而Harun衝突的內心掙扎顯示出個體在面對死亡,自由和荒謬時的孤獨處境,依然適用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世界,而這又回到了異鄉人原來的意義軌道上.Harun的行為是看似對自由意志的體現,但這種自由是受制於殖民語境的.他的選擇既是自主的,但也是被壓迫歷史形塑的,暗示著自由並非完全脫離環境的抽象存在.換句話說"翻案調查"既批判"異鄉人"的盲點,又尊重並發展其思想遺產.
"翻案調查"是2015年鞏固爾文學處女作獎,是Dauod的首部小說作品,文本內容不多,但是閱讀前提就是必須先看過卡繆的異鄉人.不過這兩部作品都不是太好看的小說,尤其是對注重情節的讀者來說.以上.
烏暗暝(黃錦樹)
這是一個短篇小說的集子,選錄的都是黃錦樹在1990年代時期的作品.粗略的感受有二,首先這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集子,在這個閱讀部落成立之前的我,應該是完全看不太懂的,閱讀能力不足,現下也只是勉強算讀過,談不上讀懂.其二,作者的眼光犀利,狠辣,不管這些篇幅的內容引發爭議或討論,我以為30年後的今天,這集子表現的想法,疑問.都還是遠遠超過時代,毫不違和的.
集子的首篇"落雨的小鎮"上來就有一種熟悉感,那是因為有"木瓜".一個男子去尋找自己突然不告而別與人私奔的妹妹,途經一座小鎮,他在街頭逡巡,鎮上景物一方面誘惑他思續回溯,想起家道的過往,另一方面迎面出現人物,景物也在描寫社會的現世.而一再出現的木瓜樹,與突然出現標示"植有木瓜的小鎮"的段落,讓我想起曾經讀過的龍瑛宗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這一來就有了想法,這顯然就不是一篇單純尋找妹妹的故事.作者似乎是借著木瓜做一些暗諷,隱喻,於是緊接著黑水鎮的歷史,發展描寫,與華人的關係,興衰都接續著這個"植有木瓜的小鎮"段名逐漸鋪陳出來.
龍瑛宗的作品刻畫了一個貧窮,被忽視的台灣小鎮,木瓜樹成為當地風景的代表,象徵貧瘠與荒涼,也喚起了一種被殖民壓迫,邊緣化的歷史背景.而在黃錦樹的作品中竟然有相同的東西,我們或者能直接將小鎮的木瓜樹成為一種隱喻,暗示在馬來西亞多民族社會中的華人社群,同樣經歷著邊緣化,貧窮,被忽視的處境.這樣的意象帶有濃厚的後殖民隱喻:木瓜樹繁茂而貧瘠,象徵當地社會既無法獲得充分的發展,也難以擺脫被壓迫的命運,將木瓜樹化作對於殖民遺產的反思,也表現出華人社群在多重文化夾縫中的無奈與孤寂,这种用典手法加深了作品在個人之外的集體意識,顯然也是一種對歷史與身份的隱喻性探討.
"死在南方"與"鄭增壽"看似完全不相關的篇章,但我的看法是兩者透過不同的敘事方式,同時探討了歷史記憶的可變性與不確定性,特別是在馬來西亞當地華人文化被逐漸邊緣化的背景下."死在南方"對郁達夫之死的各種可能性進行想像,模糊了歷史真相,表現出後代人對過往事件的解讀是流動且不確定的.這種多重可能性暗示了歷史敘事的不穩定,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隨著時代變遷被重新建構,甚至完全偏離真實.而在"鄭增壽"中,鄭增壽成為一個虛構但多樣的象徵,隨著不同的人對他的再現,他的形象不再是唯一的,暗示了個人身份和歷史的多重詮釋空間.郁達夫雖然有著歷史上的名聲,但在馬來西亞這個不同文化的語境中,他的過往故事卻逐漸失去影響力.鄭增壽則是從一開始就無人問津的平凡人物,他的身份可以被任意人擁有,詮釋,甚至變成一條狗,象徵著底層人物和未成名的文人終將成為過往的一杯黃土,被時代的浪潮所掩埋.這種邊緣化的命運,正反映了馬來西亞當地華人文化日漸式微的悲劇.郁達夫和鄭增壽的本質相似性,無論是真實歷史人物還是虛構人物,都難逃最終被遺忘的命運.這種平行象徵著個人在廣大歷史脈絡中的渺小無助,進一步呼應了華人文化圈內部在地位邊緣化後的文化身份危機.這兩篇小說共同呈現了作者對歷史敘事,文化遺產與個人記憶消逝的深刻反思.通過虛實交融的手法,他揭示了歷史不僅是事實的堆疊,更是一種經過改寫,選擇甚至遺忘的過程,突顯出個人在歷史洪流中的脆弱性和不可控性.
"落雨的小鎮","死在南方","鄭增壽"其實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失蹤與找尋.但是主題直接點名有關失蹤與尋找的是"M的失蹤"這篇,它是典型的metafiction,藉由層層嵌套的敘述與虛構作品內的討論,製造出一種混亂感和套娃式的結構,這種寫法常令人感到混淆,不易懂懂.M是一位神秘的作家,他的作品"KRISTMAS"在西方文學界獲得讚譽.然而他的身份成謎,甚至是否真實存在都無從確定,許多角色認為他可能是某位馬來西亞作家,於是一群馬來西亞文學界的作家聚集起來試圖找出M的身份,並分析他的作品"KRISTMAS".他們的分析變成了故事中的一層敘事.然後有一名記者對M的身份頗感興趣,尤其在得知有位被視為三流的馬來西亞作家在叢林中失蹤的新聞後,他猜測這位失蹤的作家可能就是M,於是展開調查.記者的追查為這個故事提供了另一層敘事.記者在叢林中遇到一個家庭,該家庭聲稱見過一位戴眼鏡的陌生人,可能是失蹤的三流作家或M,提供了一些線索.然而線索模糊不清,無法確認身份.而記者在尋找M時,意外遇見一個疑似已故多年的中國作家郁達夫的身影.這個奇幻般的情節進一步擾亂了敘事真實性,讓記者懷疑M的真實身份.
然後,我們讀的這篇小說明明就是黃錦樹的"M的失蹤",它是我們作為讀者手上閱讀的文本,由黃錦樹撰寫,但故事內部包含不同層次的虛構,模糊了敘述者和讀者的界線.偏偏記者後來為追查M的行蹤,為報導而寫了一篇名為"M的失蹤"的文章,記錄他在叢林中調查M失蹤的過程.此時身為讀者竟然無法確定自己此時閱讀的是黃錦樹寫的"M的失蹤",還是記者的"M的失蹤"報導,這形成了敘述上的迷惑.而那篇被認為由M創作的小說同樣具有自指性.在作家們試圖透過文學分析來解讀"KRISTMAS"時,發現其情節竟然是關於一群作家開會討論"KRISTMAS"的故事.這讓小說中的小說呈現出一種自我參照的迷宮.
透過這種"小說中的小說"結構,把多層敘事交錯佈置,使得故事本身的邏輯變得模糊.記者與其他角色之間的故事線,報導內容與黃錦樹的寫作之間相互糾纏.尤其當記者在叢林中遭遇郁達夫這一事件時,現實與虛構的界線被進一步模糊,形成一種穿越時空的奇幻感,使讀者不斷懷疑M的身份以及自己正在閱讀的文本真實性.這種敘事手法不僅讓故事的核心謎團M的真實身份更加難以捉摸,同時也在質疑文學作品,作者身份,以及讀者理解之間的界限,這樣的作品挑戰了傳統敘事與閱讀認識習慣,讓讀者體會了在虛構與現,真實與虛構的交界中徘徊的特質.然後,讀者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郁達夫會再次出現在黃錦樹的短篇裡,有什麼意義與代表性嗎?
對我而言,metafiction不是個容易理解的概念,我大概只能理解為小說中有小說,畢竟我既不是文學專業,也不懂文學研究,在從這個集子裡,這種型態呈現的篇章不少,感覺在當年應該是新奇,但是又有點限制的做法,何以如此說呢?從閱讀上看,面對在一個故事裡鉗入另一個,實與虛之間的交叉或融合,往往容易令讀者不知所措,容易失卻當下的時空立足點,特別是這方面閱讀量不足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作者在寫什麼東西,看起來就似幾團不同的黏稠物質彼此粘連難辨的樣子.但我以為這種型態對寫作的人來說,這可也不容易.我們從集子中夢境的出現頻率,潛入另類文本如日記,書信,書籍內文的時空裡,再回到現實,還是荒野地方的佛像,廟宇,靈能帶來的另一個世界的聲音,影像,這雖有點意趣,卻是限制,能夠想像在那之後,電玩,或是電影,影視作品的這些文本也會成為metafiction的出口.當然形式未必最重要,可能性的選擇興許是這樣構成的一種目標.所以也不知道現在滿螢幕的穿越,是不是正是metafiction的衍生物,若是這也算是,顯然,它也不是嚴肅,古板或者無趣的代名詞,而是領先許多的一種結構玩法.
顯然這個集子裡,除了metafiction的閱讀困難外,讀者最容易領受的便身份問題的困擾似乎是作者一再重複的議題.這種困擾當然可以以很多種形式展示出來,往往是恐懼,恐懼暴力,恐懼殺害,恐懼歧視,恐懼家庭成員的安危,恐懼資財的喪失,這往往帶著暴力,與憂傷,或者傳統的忍辱壓抑負重的辛勤.其中包括的可能是漂泊,思鄉和離愁所有篇章故事的主角似乎都在某種目的的路上,如"落雨的小鎮","鄭增壽"等是在尋找的路上,"撤退"在逃亡的路上,而"烏暗暝"則在回鄉之路,"膠林深處","血崩"則是在訪查的路上,"M的失蹤","死在南方"則是失蹤.以上的各種狀態與流動性正是作者對自身身分認識,或追尋上的困難,迷惑,這種迷惑有屬於個體的,但多數還是集體性的,我在此並不想用區域的,特定集體的,來指涉一種單向且固定的迷惑,而是將其看成是一個普遍的,共通的,常見的人類自我區分下的經常性知見,思維迷障,所處位置的流動性與時空的不確定性相輔相成,而這些都不是個體,或所謂的小集體能夠改變的,於是在這些小說裡,我們看到此時此刻的人無時不刻受到過去和未來影響,這種宿命般的聯結在個人的,當下的體驗中卻是無常的,無法把握的人生和命運,以至於此刻的人必然要懷疑此刻的價值和此生存在的確定性,比如"夢與豬與黎明","錯誤","說故事者","錯誤"等篇所表達的意思,在這種對個人生命經驗的依賴,又懷疑的理解中,可以發現作者並不走傳統寫實情節偏向一種宏大敘事的方式,在"膠林深處"虛構了一個台灣記者對馬華作家的訪問,我們發現這位作家如何發現自己無法從寫實的書寫中得到真相,從而失去了書寫的能力,因為對他來說如果現實主義無法捕捉破碎,流動,邊緣和無常的生命,現實的意義又在哪裡?所以這個集子是看不到一般人認為的好看有趣的故事,更沒有試圖要呈現任何我們傳統以為的普世價值,因為他無時不刻都在懷疑已經被認定為值得或有價值的意義.
因此這個集子關於馬來西亞華人過往基於需要生存需要,生活經歷的特殊感受,場景,佔了大多數的內容,雖然代際之間關於未來生活價值傳遞與轉換似乎相當的散亂,迷茫的,直至今日依舊是沒有真正停下腳步,尚在移動變換的一種狀態.畢竟他們所在之處,也不是只有他們自己,還有許多他們無法掌控的,或只能被迫依循的一些限制阻礙了可能的形變與出路,而作者對以上這些其實是有他自身的一套比較嚴厲看法的,只是顯然對於他現在所在位置,或是他曾經所在位置上的人來說,那些嚴厲或者超出的想法就是有點那麼與自己不太有關就是了.但我以為,作者的許多看法是超前的,且可能可以為一些人造問題去魅的,而以上.
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用圖像讀懂世界文學(What We See When We Read,Peter Mendelsund)
"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是一本圖文書,雖然頁數不少,但大多是插畫,圖片與文字交錯生成,就構成結構與風格來說非常符合作者的職業,同時也符合這本書的論述.作者Mendelsund是的正式職業是一位書籍封面的設計師.這本書表面上看就是如書名所示,他試圖講述,解構人在閱讀時的進行狀態,包括肢體上的行進,心理上的感知,腦內處理的連結,跳躍,轉譯,去化.另一方面作者集中討論的閱讀,其實局限在閱讀"小說"這樣的範圍,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本作者主張小說是如何構成,演繹,表現的,而他論述的基調應該與他在書籍的封面視覺設計工作有關.
用簡單的說法來表述作者對閱讀的看法,大約是這樣的;我們試圖理解這個世界時,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去意識到我們看得懂的部分,一次理解一個片段,這世界一個一個的片段,是我們在有意識的情況下感知到的東西.我們其實不知道這些東西是由什麼組成的,不過,我們假設,或者我們在此前的記憶,經驗主動張起翅膀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能夠體驗的感受,所以我們在世上的體驗是混合了原本就存在的東西,以及我們自己擁有的東西.
小說或書籍的作者試圖過濾他們以為的噪音,盡量提煉出最純粹訊號,他們在混沌之中創造出敘事,把敘事組織成書的形式,並以某種難以用文字表達的方式,主宰閱讀的體驗.然而,不論作者提供讀著多純粹的數據集,或者多努力的篩選多縝密的重新架構,讀者的腦袋依舊會執行自己的預訂任務.人們的腦袋對待一本書的方式就好像那是世上其他未經篩選,加密的訊號.也就是說,對讀者來說,作者的書再度成為一種噪音,我們雖然盡量接收作者的世界,但是又在閱讀的時空中混入了自己的東西,把兩者合而為一,提煉出某種獨特的東西.而這恰就是閱讀會發揮作用的原因,閱讀反映了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過程.我們的敘事不一定會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真相,閱讀感覺起來如同意識本身,閱讀就像意識,不完整,片段,模糊不清,是一種共同創作,由作者與讀者共同完成.用更影像的說法,就是作者寫作時會化約,讀者閱讀時也在化約,大腦的功能包括化約,替代,象徵,轉譯,因此擬真是不可能達成的,甚至是錯誤的,化約就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想像故事,寫作小說都是在化約,人透過化約來創造意義.
Mendelsund在書中Mendelsund探討了閱讀過程中文字,視覺想像,以及閱讀者心理之間的互動與複雜關係.書中內容確實以一種相對隨意的方式呈現,但這是作者刻意的選擇,旨在反映閱讀體驗本身的非線性和多層次性.Mendelsund的核心論點是我們在閱讀時並不是真正"看到"小說中描述的場景或角色,而是透過文字觸發的片段性影像與抽象印象來形成一種"想像的感覺".他指出文字並不完全提供具體的視覺形象,而是透過暗示和細節來引發我們的腦海自發地建構畫面.而閱讀時的想像並不是穩定或一致的,它通常是模糊而多變的,Mendelsund強調了這種模糊性的重要性,因為它反映了每個人帶著獨特的經驗和記憶來閱讀,這使得每個人對同一段文字的想像各有不同.透過模糊的描述,他讓讀者意識到文字的開放性以及每個讀者如何填補故事中的空白.
這本書使用了大量插圖,素描和圖像來模仿我們腦中想像的視覺化過程.這種視覺化設計試圖幫助讀者更具體地感知我們在閱讀時所體驗的心理過程,展示了文字如何經過我們的腦海轉化成影像,並捕捉了閱讀中的瞬間靜態畫面.Mendelsund也試圖顛覆一些普遍的閱讀觀念,特別是人們對"視覺化"的誤解.他指出閱讀不是像看電影一樣具體,連續,而是碎片化的,這使得我們對角色和情節的想像處於一種未完成的狀態,這與小說的文字本身相輔相成.整體而言,作者的意圖是想讓讀者重新思考文字,想像與閱讀之間的複雜關係,並探索這一過程中的非線性,模糊性和個人化特質,Mendelsund的隨性筆法可能也是一種刻意的策略,以此來模仿和重現閱讀體驗的流動性與模糊性.
Mendelsund在文本開頭曾經使用了音符與樂曲的關係來形容文字與書籍間的關係.這種比擬雖然粗略,卻很有替代理解上的意義,且屬於畫面上.文字像音符一般,單一的音符,字詞或片段意義有限,我們甚至不太能從單一音符聽到人想表達什麼,更何況是弦外之音.但在經過連貫組織後形成一種"樂曲",那麼它就可以帶有某種感受或氛圍,起碼是作曲者主觀認定的.然而這種"樂曲"的意涵與原意不見得會被每個閱聽者以同樣的方式感知到,因為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獨特的經驗,記憶和情感來詮釋這個文本的樂章.所以你看那些流行樂曲,往往因為了"歌詞"的加持,賦予了限定的意義,這樣會使得大多數的人接受到相近似的暗示,而勾起類似的記憶,經驗,回想,進而形成約略一致的感知認定.但是那些沒有歌詞的古典樂,甚至不告訴聽者關於樂曲創作者的訊息時,若單憑音樂,可能就在不同的受眾間有著不一樣的記憶感知,而就此產生人言人殊的感受.
這個比喻的關鍵在於"解讀的差異性",因為音樂的閱聽者依賴自身的情感反應來理解音符組合成的旋律,同樣的讀者也在閱讀時通過自己的人生經驗來感知文字.作者的意圖可能深藏在文字中,但並非直接傳達給讀者.讀者則透過自己的方式將這些文字轉化為內心的畫面和感受.這意味著,閱讀是一種創造性參與的過程,讀者和作者之間並不完全同步,甚至可能產生很大的差異.
Mendelsund透過這樣的比喻強調了閱讀的主觀性以及文字的多義性.就如同每位音樂聆聽者對同一首樂曲會產生不同的反應,每位讀者也對同一段文字會有各自的體會.這既是文字的限制,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使閱讀成為一種私密又充滿變化的體驗.這本書正是在強調閱讀是極具個人化的體驗.Mendelsund試圖向我們展示每個人帶著自己生活中的感受,經驗,情感記憶來閱讀,會對文字產生截然不同的反應與聯想.這些差異不僅影響我們如何看見書中的世界,也影響我們如何理解和詮釋其中的意義.可以說本書的核心論點是閱讀是一種創造性的重構過程.作者的文字雖然提供了一個起點,但最終的圖像和情感卻是由讀者"填補"與"重塑"的.每位讀者在閱讀時都是帶著獨特的視角去構建屬於自己的世界,這樣的閱讀體驗因此成為了一種"主動的創造",而非單純的被動接收.
總的來說,這本書強調閱讀不是純粹的信息接收,而是一種深層次的個人參與.正因為這個特性,閱讀才會對不同人產生不同的效果與影響,這也讓閱讀成為一種豐富且充滿變化的活動.它展現了閱讀作為一種高度個人化的感受與認識活動,這種活動不僅是對文本的理解,更是對讀者自身經驗,情感和思維模式的一種反映.當我們閱讀時我們所"看見"的其實是文本在我們心中激起的獨特反應.這種反應包括我們對情節,角色和場景的想像,也融入了我們過去的記憶,生活經驗,情緒和價值觀.閱讀成為一種雙向互動,我們一方面感受文本的內容,另一方面也藉由文本探索和認識自我.因此閱讀不僅是理解他人的內心,也是一次回歸自我內心的旅程.讀者在閱讀中既是"接受者"也是"創造者",文本成為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的個人世界觀與情感深度.這讓閱讀成為一種動態的,自我反思的活動,既在外部世界與文字互動,也在內心與自己對話.以上.
從正統到異端：祝由科的歷史(From Orthodoxy to Heresy : The History of Zhuyou Practices,林富士)
看到書名的第一困惑是祝由是什麼?用現代不精確的白話來說就是用咒語,符咒,等宗教儀式來替人治病的行為.即使到今日仍能在中國與台灣,甚至東南亞華人社會部分地區看見的宗教醫療方式.
"祝由"是一種古代中醫的療法,源於中國傳統醫學,特別是道教的醫療實踐.祝由的概念通常涉及運用咒語,祈禱,符咒,靜心等方式來影響病人的身心,透過精神和意識的力量來促進身體健康."祝由科"在古代醫學中是一個獨立的療法分支,主要是利用"祝"與"由"這兩種方式.祝指的是祝禱和咒語,透過口頭祈願來驅邪避災.由則代表特定的符咒和儀式,透過這些方式進行"心理療法".傳統祝由的治療並不包括物理性的醫藥治療,而是靠"意念療法"和"心靈治療"來達到療癒的效果.
祝由科的發展從隋唐至今經歷了許多變遷,在各個朝代的地位和社會影響力也有所不同.隋唐是祝由科最早出現的時期,在道教和佛教影響下,祝由科的咒術和祈禱等技術得到發展,並逐漸成為一種正規的療法,被認可為醫療手段之一.唐代的皇室信仰道教,因此宮廷內也會使用祝由療法.此外,唐朝官方編纂醫學書籍時,祝由科與藥物醫療,針灸等並列,是官方醫療體系的一部分.宋代強調儒家理學,官方對祝由科逐漸持懷疑態度,並認為其缺乏科學根據.然而由於民間需求旺盛,祝由科並未消失,而是轉入民間,成為地方醫療的重要補充.宋代時期民間仍有大量祝由療法的使用記載,尤其在偏遠地區和貧困地區,祝由科是一種相對便捷的醫療方式.元代由於佛道的影響較強,祝由科得到了一些發展機會,但官方對此的支持有限,祝由療法多在少數民族聚居地或宗教性場所進行.
到了明清時期,隨著西醫和現代科學知識的傳入.祝由科在官方醫療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下降.儘管如此,祝由療法在民間依然廣泛存在,特別是在農村和偏遠地區.明清的醫學著作中,祝由科逐漸被視為"異術",但仍記載了許多祝由技術,因為民間的需求使它仍然有一定市場.此外祝由科逐漸演變成帶有神秘色彩的民俗療法,被廣泛應用於鎮邪,治病等活動.清末和民國時期,隨著現代科學和西醫的普及,祝由科被視為"迷信"和"巫術",在社會上遭受批評和打壓.特別是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後,傳統祝由療法被批判為落後,非科學.在這一時期,祝由科逐漸從社會主流中消失,僅在一些偏遠地區和信仰傳統醫學的少數族群中存在.
1949年後,隨著中醫藥學的系統化發展,中醫中較神秘的部分,如祝由科,被批判為封建迷信,官方醫療體系中已經不再包括祝由療法.尤其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破四舊運動中,祝由療法幾乎完全被取締.現代中國對傳統文化的迷信禁錮略為放寬,因此當前祝由科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但多數僅限於歷史和文化研究範疇.如今祝由療法已不再是主流醫療手段,但在特定民間信仰或傳統儀式中仍有應用,特別是在鄉村地區或一些道教流派中,祝由療法仍有少量傳承.現代人對祝由療法多數抱持懷疑態度,但一些偏遠地區仍視其為民俗信仰的一部分.不大體來說,祝由科從隋唐時期的官方醫療技術,逐步演變成民間傳統療法,最後成為一種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中,它只被視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再具備醫療地位.
"祝由科"在元代初期被正式納入官方的十三種醫學科目之一,後雖與"書禁科"合併為"祝由書禁科",但到明代又獨立為十三科之一,一直到明穆宗隆慶五年(西元1571年)才正式從官方的醫學體系中消失.而到了清代,祝由不僅未能回到官方的醫學體系,即連民間祝由醫者的醫療活動也受到法律上的限制,甚至是禁斷.因此從清代以來,學者及一般民眾逐漸不知"祝由"科為何物,專門的研究者對於"祝由"一詞的解釋也異說紛紜.事實上在元成宗大德九年(西元1305年),當時的統治者雖將十三科整併為十科,但同時也詳細規定了各科醫學教授與醫學生必修,必考的經書篇卷.其中"祝由書禁科"的經典包括有"素問',"千金翼方","聖濟總錄"這三部書.其中"素問"是中國醫學的源頭,也是綜合性的醫學理論論著,不僅"祝由書禁"科必習,也是其他醫學科目的共同必讀經典,而"祝由"一詞也首見於此書.至於唐代孫思邈的"千金翼方"雖是以藥方為主,但其指定閱讀的兩卷正好是"禁經".而北宋徽宗時期編纂的"聖濟總錄"則是所謂的"符禁門".根據"聖濟總錄"的文字,我們可以知道北宋醫家已企圖將上古的"祝由",隋唐時期的"咒禁",以及道教的"符咒"融混為一體,並稱之為"符禁"或"書禁".而後人在看待元,明時期的"祝由"科時,也往往將三者等量齊觀或相互通解.符禁或書禁也好,其實都是掘自於民間信仰道教,與佛教的地方習俗,也就是說所謂的祝由十三科表面上是醫學,實際上已染上了濃重的宗教色彩.以符咒替人治病的方式即使在台灣本地此刻仍有部分的道士,法師,乩童依舊深信自習並援以為當代正當醫學手段後的一種補充替代醫療方式.當然由於西醫的傳入及西學的興盛,自從晚清以來,傳統中國醫學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危機,民國政府甚至在1914年宣稱要廢止中醫,中藥,後經抗議,教育部所公布的大學規程及醫,藥專門學校規程中,醫科的科目已全盤西化,將中醫藥排除在外,連被認為稍有醫學系統邏輯的中醫都有遭滅頂取締的危機,何況是完全不符合後現代科學判斷標準的祝由科.
"聖濟總錄"的編輯群雖然是由醫官和文臣包括儒者,儒醫組成,但是真正的主導者似乎是對於醫學知識和醫療事務充滿高度興趣的宋徽宗.宋徽宗本人的對於古物收集與整理的興趣,以及他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他對於符籙派道教醫者的尊崇與寵信,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此外在"聖濟總錄"編輯期間,宋徽宗同時啟動了多種醫書,道經的校正,編輯工作.除了命令醫者參與之外,也徵求若干道士加入,他們共同在宮廷之中工作,成為同僚關係.因此"符禁門"基本上涉及符咒之類的宗教療法,當時在宮中出入的道士很可能因而正式或非正式的參與了"符禁門'的編輯工作,這也使"符禁門"和道教有了聯繫.
從以上宋徽宗積極參與聖濟總錄編纂的歷史可以看出官方的態度,與支持對祝由科興衰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在傳統社會中,任何一種專門知識,技藝,若要能生根,發展,除了要有知識社群的投入與認同,還必須滿足特定的社會,文化,經濟需求,而且,還必須獲得官方的支持,至少是容許.明顯祝由科的興衰廢立就是如此.在西元六世紀末葉開始,祝由科開始被納入官方醫學體系,一直到西元十六世紀下半葉才被廢除,時間延續將近千年之久.在這期間,醫學社群內部及其外圍的士人集團不斷發表頌揚,肯定的言論,並進行療效和治療機制的論述.透過教科書的編纂和醫學教育,官方也不斷培育出祝由科醫師提供病者的醫療需求.即使後來在祝由科被排除於官方醫學體系後,仍有近三百多年的時間中,肯定與支持祝由科的醫者和士人仍不絕如縷.甚至可以說祝由科一直受到中國傳統醫學主流社群的接受與肯定,少數嚴厲批判與拒斥的言論,只見於官方廢除祝由科之後,而且都是以士人的意見為主.換句話說中國傳統醫學社群的主流意見對於祝由科一直是肯定與支持,因此,祝由科的廢除基本上是因為喪失了政治權威和體制上的支持.
至於明代中期後官方不再繼續支持祝由科的緣由相當複雜.首先,明代官方醫學十三科中的按摩,祝由二科在這個的時代已經'無傳".在明穆宗正式廢除祝由科前,官方祝由科已經名存實亡.這種現象可能與明代政府不積極培養醫學人才,官醫待遇不高有關,再加上祝由科的養成相當不易,必須遵守許多宗教規範,道德戒律,生活禁忌,且需長時間鍛鍊,自然不易吸引祝由科的學習者,特別是非宗教人士.其次明初醫家虞摶等人已經指出當時祝由術已經淪為巫者之流的'邪人","扇惑人民,哄嚇取財"的"邪術",爾後明,清兩朝開始訂有"禁止師巫邪術"律,目的當然是為了避免巫覡者流所帶來的社會治安的威脅.因此廢除祝由科應該和官方的禁巫,抑巫措施脫離不了關係.總之祝由科無論是興是廢,理應與醫學社群的評價,態度不無關係.但是在傳統王朝時期,很少醫者曾經公然否定祝由術的存在和必要,提出質疑的大多是士人,而且是在官方廢除祝由科之後.
從清末至民國初年的祝由發展,我們大體上能夠得到與上述的推論相當的觀察,依據作者考證在本書列出這段期間發生的較知名的祝由事件文獻的探索,大體上可以得到前現代的最後期間內,儘管官方已不在名目上支持祝由,但部分民間地區依然相當盛行這樣的醫病方式,且這些投身祝由醫生涯的個體大體上正如上面所說,都不是屬於上層階級人士,下層階級的人,特別主要是男性,從事祝由醫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求其他行業,與就業上的困難,二方面是他們確實較士人階級更容易相信這種醫療作用的效果,與經濟效益,不過就收益來說,想靠祝由醫來賺大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因為醫療系統尚未進入現代化,西醫也尚未被引入,所以雖然投身祝由醫的人以下層階級人士為主,但遇到疑難雜症難以治癒的狀態時,多數人,不分階級,地位,轉而尋求祝由醫來解決問題的人可以說是非常多,因為如此,雖然祝由醫未必能賺錢,但有機會被引介替高官或皇親醫病,一旦有所成果,挽救病人倒懸,反而有機會贏得名利的收穫.是故在官方廢除祝由科之後,雖然不再有醫學校,醫學教授祝由術,但學習祝由轉而從私人間的拜師來傳承,或者是自習,尤其是一些簡單的治病符,咒.但是無論是透過什麼途徑,祝由科醫書,與符咒都是必要之物,尤其是自習者,更是無法不仰賴醫書,而在地域的分布上,很明顯南方人士,特別是長江以南地區對於祝由醫的參與是較為積極的,遠勝北方,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分布差異,據作者的觀察與蒐證,一個原因是這種祝由醫的行為自古以來就來就是南方較為興盛,另一個原因則是與現代西方媒體的引入有關,新興的報紙成了許多人吸收訊息與打發時間的媒介,為了要提升普通人對於報紙的更大興趣,報刊的主導者與編輯發現這種介於懞懂謎魅的祝由醫療事件能夠吸引讀者的眼球,對報紙的銷量,與廣告收入都是有益的,因此許多報紙特意地將祝由醫的事件,或是施行醫療過程中的蒙昧關係加以放大,加油添醋的報導,而長江以南地區當時遠較北方更早接受西方勢力與知識的傳入,所以就有較多的祝由醫事件.而媒體渲染的報導,與現代新興知識傳入兩種作用相互交戰,形成了兩種極端的狀態,一種狀態是許多人驚訝於祝由醫是那樣的神乎其技,簡直是隱藏於傳統的魔術醫學,但另一種人對祝由醫的態度則恰恰相反,認定這就是一種欺詐,騙術,與邪術.因此除了一些新聞報導祝由科負面的形象之外,當時有些知識分子,或以媒體編者,業者,專欄作家,甚至讀者都紛紛批判祝由科的迷信和禍害.
從清代和近代中國社會所產製,流傳的祝由書和祝由方來看,雖然在明穆宗時期被排除於官方醫學體系外,清代政府甚至對於製作收藏祝由書籍,使用祝由術替人治病等都頒有禁令.但祝由術並未因此完全滅絕,民間依舊有不少祝由醫,或是道士,術士等紛紛抄錄,編寫,傳習各種形式的祝由科文本,發展出更為多元,多樣甚至怪異的祝由術.與之前由官方設立的祝由科相較,雖然看似雜亂,卻更為多元.不過這樣的發展,在晚清和民國時期也引發了不少的爭議和批判.晚清後,由於引進西方的新媒體,不少祝由科醫者順勢掌握了"廣告"的行銷利器,用來形塑自己的神醫形象,宣傳祝由術的神奇,招攬客戶.而一些出版業也趁機利用廣告販賣推銷祝由書.因此雖然正負面的形象都有,但是這些都足以映出民間祝由科在近代中國社會蓬勃的生命力.
從文本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祝由科地位在中國社會浮沉流變是便深受宗教,醫學與政治三方角力的影響.從先秦早期的咒術療法集中在巫覡,巫醫,巫祝這類人的手中.此時它雖然是一種醫療技術,但根本上可以屬於宗教的範疇.統治者對於這種咒術療法基本上放任不管,只對其中的"祝移"有所忌憚和限制.祝移是指以咒術將某人的疾病移到他人身上,漢武帝全面禁止民間巫覡施行這種法術,巫蠱之禍的影響,怕是官方恐懼的所在.秦漢之後,一方面中國臨床醫療的觀念,與技術有所精進,另一方面隨著佛,道等宗教成了統治者的信仰,伴隨此些信仰衍生的巫祝等方式也就逐漸與政治,醫學搭上線.官方不禁,正統醫學也不排斥,但唯獨仍有許多士人對信巫不信醫的現象有所批評.因此當隋唐官方開始納入咒禁科,這種所謂的巫醫,或是民俗療法在這中國社會裡就有了一定的.明末以降的祝由科一方面如前所述,因為為人才養成困難,官方已經無法力撐,不得不廢除.失卻了官方的政治支撐,儘管民間仍有散遊之人能夠持續精進技術,但終究只能往宗教一方傾斜,勉強維持,但三角力已去其一.爾後,隨著西方新型醫學的輸入,讓這種在新式醫學體系中毫無支撐證明的宗教醫學,又去掉了它醫學上的價值,只剩下一團被不少人認為是迷信,詐騙的謎霧.這也讓祝由科在近代中國新,舊文化衝突與交鋒的過程中,不僅被新文化陣營視為舊醫學而被唾棄,也因為是宗教迷信而被攻擊.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統治階層的意識型態,無疑都屬新文化陣營,因此祝由科逐漸衰微似乎是必然的,即使今日有人打著符合精神醫療,心裡療法的角度重新看待宗教療法,或是祝由科,基本上已經很難脫離它潛在被認定的迷信與詐騙的質疑.
這本書的題材雖然很冷門,文本中因為參酌了大量的古籍與文言文,因此也不見得很有趣,但是能藉此了解一下巫醫,祝由這類傳統醫療方式的興起衰落的歷史過程,也是有些收穫的.以上.
不平等的錯覺：意識形態混戰下的謬誤與真相(Social Justice Fallacies, Thomas Sowell)
"Social Justice Fallacies",原文直接翻譯是"社會正義謬誤",中文版書名為"不平等的錯覺"雖然看似不大相同,但若依照傳統對正義解釋更細微的內涵延伸,其實算是貼合原意.
為何會這樣說呢?我們知道羅爾斯曾出版過"正義論",他嘗試用社會契約的衍生方式來解決分配公正的問題,由此產生的理論被稱為"justice as fairness",翻成中文可以解釋為"以公平體現的正義",或者可直言成為"正義即是公平",而這樣的理論導出了他的正義兩原則,那就是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因此正義與公平這兩個名詞在羅爾斯那邊可以說是一體的兩面.其中自由原則表達的是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權利去享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而每個人所享有的基本自由權與其他每個人所享有的同類自由權相容.而平等原則強調人們應該調整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使得社會中處於最劣勢的成員受益最大,可稱為差別對待原則;且各項職位及地位必須在公平的機會平等下對所有人開放,這就是機會均等原則.這個正義論是許多今人探討正義,平等等議題的一個重要發想.
然而本書作者Sowell卻要用這本書來指出,以上的差別原則,或機會均等原則等列在正義論,公評論下等內涵原則就他的觀點來看都是無聊人士胡說八道的臆測,而由那些原則所衍生出的許多對於公平,正義議題的討論與假設基本與胡扯差不了太多.當然提出這樣的反對主張,單憑個人囈語,或是Sowell一貫的保守主義與市場主張,或是某種意識形態的發想是遠遠不夠的.Sowell在本書中引用了一個人的反對概念,那就是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事實上很多人談及公平正義的相關問題時很喜歡拿斯密的'道德情操論"說是他也同意這樣的原則.但是對Sowell而言,他認為斯密在處理這個議題時腦筋算是清楚的,並沒有將公平與效率合併成一個問題,一本書籍,而是知道問題有先後,重要程度各不相同.對那些以教條主義提出公平主張的人相當不以為然.從Sowell爬梳的推論上看,他指出斯密認為人們在定義與討論公平,正義,以及施行相關的解決問題的說法,往往不知覺的加入兩種不經意的行為,以致產生思考上的漏洞,一種他稱為"合宜性的高估",另一種則稱為"可行性的忽視",因為這兩個思考上的漏洞成了人們在思考社會正義願景基本謬誤的要素.從這兩個簡單的論點漏洞上,鋪成了這整本書.
斯密批評某些正義主張時可能出現的兩個重要謬誤,一是"合宜性的高估"(overestimation of propriety),一是"可行性的忽視"(neglect of feasibility).這兩個觀點的白話重點在於評論者常常過於自信在某些政策措施的道德正當性與適用性上,但往往忽略了其實際的可操作性及潛在負面影響."合宜性的高估"指的是人們在支持一些解決不平等的措施,例如提高富人稅,提升最低工資時,往往過度相信與強調這些政策在道德和結果上的正當性,即過度高估了這些手段在社會公正改善方面的價值.然而這樣的過度高估往往忽視了該措施在實施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與實際效果,例如過高的富人稅可能會導致資本外流或投資減少,而過高的最低工資可能讓低技術工人失去就業機會,這些副作用不僅可能抵銷政策原本的正面效果,甚至可能加劇經濟不平等.另一方面"可行性的忽視"則指的是人們沒有充分考量這些政策在實務層面是否可行.某些措施看似合理,但在實際操作中可能遇到大量困難,或需要更多資源,時間和配套措施來支持,如果這些困難沒有被仔細評估,政策的最終效果往往會背離其初衷,甚至導致更多問題.
Sowell在分析"合宜性的高估"與"可行性的忽視"時指出這兩種不理性行為常見於一些自認代表社會正義的知識分子或公共領袖之間,他們這些人長期錯誤的認識公平,正義的解方,主要是基於以下四種因素的影響.首先這些人中大部分缺乏實證經濟素養.許多知識分子對社會正義的探討偏向道德立場,而非基於經濟,社會學或數據驅動的分析.Sowell認為這導致他們在設想政策時忽視了政策如何實際運作的複雜性,並傾向於認定只要合乎道德就等於有實質效果這樣理所當然的思考連結,但這無意間忽略了需要透過實證和經驗來檢驗的部分.其次某些正義主張者存有"象牙塔"心態.學者或公共知識分子因長期處於學術或理論的環境,過度強調概念上的辯論和文字遊戲,並未實際參與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這使得他們所推崇的正義主張脫離實際情境,更容易犯下忽視可行性的錯誤,因此他們可能提出看似合理的政策建議,卻缺乏有效的實際操作步驟,方法,從而低估了政策的實行難度.第三這兩種謬誤行為可能是來自於知識分子的自信與道德驕傲.知識分子往往有強烈的道德優越感,認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無需過多考慮現實可行性.他們或許認為"富人稅"或"提升最低工資"等措施理應在道德上是正確的.因此容易高估這些措施的"合宜性",甚至覺得批評者都是站在不正義的一邊,而排除質疑或討論其可行性的聲音.最後一個因素則是源於科學精神與實證檢驗的缺乏.一些知識分子可能認為他們對社會正義的觀點是一種"不證自明"的真理,因此忽略了科學精神中必須檢驗假設的需求.真正的科學精神應包含對自我立場的質疑與接受可能的錯誤這樣的選項.但部分人士尤其是在話語權較強的情況下,可能並未經歷自我檢視和實證驗證的過程,進而忽視了政策實施中的潛在問題.
Sowell的批評這些知識分子並非全然缺乏科學能力,甚至不是出於主動惡意,且往往還具有真正良善道德的心理與發想,但在倡導正義主張時,可能由於其社會地位,名聲或道德優越感,而陷入了"合宜性的高估"和"可行性的忽視"的陷阱.這也解釋了為何一些正義主張經常淪為文字遊戲,缺乏落地的實務效果.而以上的這些批評都來源自於更早的亞當斯密的觀察.Sowell認為在追求社會公平的過程一但從"事實出發點",稍加考查就會發現許多論述是站不住腳的,許多致力於追求社會公平的人們對自己的理念和認識有著一種不可動搖的自信,而基於此所形成的結果其影響力又往往不可估量,影響千萬人的福祉.但從不合理的出發點所形成的做法,產生的效果也會必然和出發點南轅北轍.
一個簡單的例子這樣的被Sowell提出來,他問制定刑法的目的究竟是為了"醫療"抑或是為了"懲罪"?如果都不加以嚴謹的討論,就率爾的相信與認定制定刑法的目的就是為了醫療"生了犯罪病"的人,那麼可能會讓許多人就此推論發想出一個人之所以會去偷竊,殺人,強姦,做出恐怖血腥的屠戮是因為這個人生病了,我們只要能把他的"犯罪病"醫好,他就不會再犯以上的罪行,刑法的目的就是為了醫療他,讓他重歸社會.所以若將這個概念推到極致,任何罪大惡極者都是生病,是病也就是有醫療成功的希望,我們便能診治他,最終治癒他,因此一但他犯下罪大惡極的病灶被我們醫好了,他恢復健康了,就能回歸社會做一個健康的人,所以世界上不該有任何死刑的判決.但這種自以為是的烏托邦想像中其實完全沒有科學根據的發想,也不曾有過嚴謹的討論,但這樣的想法真會是這個世界的事實嗎?顯然,這是需要大量且長期辯證與討論的問題.然而人類的社會卻不是這樣在發展這個議題,基於犯罪是一種病,一種可以醫治的病為前提的倡議率爾大量的佔據了當前西歐主要知識份子的案頭上,且毫無任何疑問與有效論述就將其與人權,或者所謂現代文明掛上鉤,並且還想將這種尚未能被認定為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當成一種正義來推動,甚至跨山越海的直接操控與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刑法制定觀點與立法現實,這種現象究竟是一種真正符合人類世界的正義需要,還是僅出於"合宜性的高估"與"可行性的忽視"下而來的知識份子的自鳴得意?!
在這樣的疑惑上,Sowell以海耶克說事.按海耶克的話語就是那些關於世界平等,正義的論述,我們也有相同的心情,但是我們沒有採用與那些人相同的論點,在於我們認為這個世界遠比我們個人,我們這些個人總和下,所有的想像更為複雜,單憑我們的知識,見解其實無法了解大部分的東西的所有細節與內涵意義,既然如此,我們怎麼可能自大的以為自己有能力解決關乎人類正義,平等面向中可能存在的所有問題.就以剛才的醫療生病最人的觀點來論述刑法設立的目而言,關於醫療的說法是不是正義,他只是一種想像.一個簡單的質疑就是,那為何這個社會需要一些人被殺害,被強姦,被劫掠最為犧牲,藥引,去引出一個藏有病灶的人發病?且最終在這串討論裡被淹沒在人群的忽略中,直到最終遭人遺忘?於是乎,我們在這個議題上,就看到了Sowell在本書最終提出海耶克的疑惑:"從最早的美國進步派以降,有一種理想一直存在,就是刑法的適用要對罪犯做個別考量,而不是通案考量.考慮這個理想是否合宜之前,要先考量人類是否有能力這麼做.公職人員要從哪裡得知某個陌生人如此全面,私密而準確的知識──更不用說要具備超人類智慧,好把這些知識應用於不可勝數的生活複雜情況?","一名殺人犯或許有個不快樂的童年,但那是否足以做為正當理由,以眾人的生命做賭注,讓殺人犯在經過一些所謂的矯正程序之後回歸人群?冠冕堂皇的觀念與時髦的流行語是否重要到可以拿無辜男女與兒童的生命冒險?".
Sowell指出海耶克的重要見解在於一個大型社會運作之所繫的重大知識,散布於各個個人,階級或機構,無所不在,合起來才是一個整體.因此一個大型社會的運作和存續需要無數人與無數重大知識片段之間的協調.有鑑於此,海耶克反對各種中央直接控制的制度,無論是中央計劃經濟,為了社會正義之益而為的全面代理決策制度,還是"社會"對所有居民的命運無論好壞,皆負有道德責任的假設,因為沒有人具備承擔這種責任所需的知識.因此人類不具備解決所有問題的一切知識,卻要假裝自己有這個能力,最終,這樣的假裝權力被一些知識份子透過政治權力的力量拿到手,或者成為輔助工具,這也是這些人總喜歡談論主張"政府的功能與權力為主軸大於個人自由"的原因,因為這樣能讓他們有機會以少量知識菁英的身份配合著加入政府後隨之而來強大的統治力,制裁力,來號令與制定一切東西,讓世界所有運行的東西都得按照他們在過度"合宜性高估","可行性的忽視"下提出的建言去施行,但最終必然沒有太多能夠成就的事物.海耶克主張社會正義倡議者理想化的世界,即每個人在所有領域享有均等的成功機會,不僅無法實現,狂熱卻徒勞的追求可能會適得其反,結果與倡議者的目標背道而馳.創造獨裁政權的不是社會正義倡議者,而是他們對現存民主政體的強烈抨擊,可能會弱化民主政體,直到有人乘虛而入,攬握獨裁大權.這就是所謂的"致命的自負".
這本書的重點是將倡議正義論,平等論者經常性論述拿來拆解,依照章節Sowell提出他們關於正義,平等主張中經常出現的論述悖論,分別是"機會均等悖論","種族歧視悖論","棋子悖論","知識悖論"做細節上論述,找出在機會均等,種族歧視,等主張上的謬誤,同時以棋子的形象諷刺正義主張者將其他的人當作是完全不會自我思考,自我調整的棋子那種思維行為上笨蛋的荒唐假設,這些內容是公平與效率討論中的常見的細節,雖然很重要,也值得複誦,但個人認為這類書籍已經出版了不少,糾纏這些細節之外,論述還是要稍微往上踏一階,因此不對這些文本細節做重複探索與討論,而是專從知識悖論這個主題看正義主張的原發缺陷所在,因此本文的內容其實都是從本書文本中那些看似不重要的細節,往往是作者一句帶過去的東西,但基於過去的閱讀經歷中的記憶,我知道在其他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主張的人物中如海耶克,斯密,弗里曼等人曾經對這些一掃而過的概念有過何種說法來作爲鋪墊重塑.個人以為這些內容可能比起文本還更重要的多,如果是對自由主義,或是右派主張有所興趣者,應該或者也會有相當的認同感.
要說這本書有什麼缺點,就是扣掉附錄,整個中譯本文本一共只有約70頁,但是一看書籍定價:480元,這真的令人咋舌,書籍都已經到貴到這種地步了,即使連我這個書籍需求彈性很低的人都注意到這個怪現象了.以上.
自由：在歷史盡頭長大成人(Free: 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 Lea Ypi)
如書名所示,這是本試圖表現對"自由"意義內涵認識的一本書.但是呢,它不是那種理論性的談概念的書籍,而是用一段作者經歷過的時間敘事,一段歷史的演進的變化來呈現人們對於自由這個概念認識的浮動感受變化.
作者Lea Ypi是阿爾巴尼亞人,她生於1979年.1989年柏林圍牆正式開放,並在1990年拆除.鐵幕破裂後,原東歐範圍內共黨執政的國家逐一脫離一黨專政,在政治體制上改向民主多黨制靠攏,經濟上則拋棄了原先長期立為國策的共產主義,馬克思思想,正式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當時的阿爾巴尼亞就是處於這種變化下的其中一國.這本書是Ypi寫自己在阿爾巴尼亞從共黨專政到多黨民主中間的經歷與親身見聞.從她年幼時期的共黨專政社會下雙眼所見的社會,政治,家庭景象,與其心靈,思想上被一黨教育強灌的對政治,對國家認識的意識形態,到1991年阿爾巴尼亞宣布廢除一黨專政,進入民主時期,面臨如此大變革轉折下對原先社會,家庭,個人的衝擊,後到1997年阿爾巴尼亞因為金融風暴掀起內戰,作者必須被迫離開家鄉,遠赴海外生活求學這段期間的見聞.讀者可以從其中,看到作者,與不同的阿爾巴尼亞人對於"自由"的認識,是如何的隨時飄移浮動,經歷了先是反感,繼而期待,後又痛恨這樣的起伏過程.
以Ypi個人來說,我們能感受到她對"自由"的認識感受是在三個層次上展開的.首先自由是一種被定義,被教導,被傳授,被注入的在地認識.爾後,自由是一種被宣傳,被導引,被物化,被感染的群體認識,最後,自由是一種自覺的,碰撞的,顛覆的,只能屬於個人自己的認識.最先自由似乎是一種"自然"的狀態,但又並非天生就在那裡,有那麼種指引,人雖知自身並肥絕對不受拘束,但極少為這不自由所困擾.對Ypi來說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是她十餘年的童年生活,她似乎已經認自由了,黨的教條,學校的授課,周圍的鄰居,都已經告訴她,阿爾巴尼亞是自由的,所以她所行之事皆為自由,既不自覺受迫,似乎亦不缺乏自主,因為框架社會的線型塑了她所有的認識.直到Ypi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某些觀念經常異於父母親的說法,她總是為要這種差異,對差異的原因屢思不解,表現困惑.
後Ypi逐步的闖入屬於成年人政治的非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變得複雜,明明彼此不同,卻又很難直接表現出真正的想法.偏偏Ypi家族是個成員政治信仰複雜,加上祖上曾深深涉入阿爾巴尼亞的政治泥淖中,不得不對尚屬於孩童的Ypi隱瞞某些想法,與立場,讓她做一個表面符合威權體制下被國家思想教育改造成功的愛國,愛黨,愛領導人的標準兒童.但實際上Ypi的曾祖父就曾經出任過阿爾巴尼亞的總理,因此Ypi的父母,祖母各自都有對於政治,對自由有一套屬於個人心中的見解,非但不能為外人道,還要試著隱瞞Ypi,以免她在生活中不經意的對外透露,而讓家庭成員遭遇政治災難.於是,我們在這本書中看到了許多荒唐但有趣的場景,小Ypi經常天真的表現出崇敬國家,執政黨,執政者的言語與行動,家中的長輩雖不免嗤之以鼻,卻還要敷衍的表現出Ypi行為的政治正確性,這個正確性就是阿爾巴尼亞是自由的,那外面的世界正與此迥異,那些不自由的國家,及其人民對阿爾巴尼亞的自由是一大危害,從西歐各國,曾經的殖民者義大利,到後來被認為背棄社會主義加入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國,蘇聯,越南都是阿爾巴尼亞自由的敵人.我們在文本敘述中看到Ypi與自己的奶奶,爸爸,媽媽的不同政見,隨後到與老師,同學,鄰居,好友的言談,信仰,行為上仍然能以一種大人阿Q,小孩洗腦自在快樂的生活下存有對立思想荒謬,但她已經能夠觀察到生活黑暗面,發現家人存在著與學校,黨媒體宣傳的思想不一致的想法,隱約覺得自己的父母,奶奶,都有一套對於自由另外的見解,只是不能告訴她.
隨著1991年的到來,一黨專政被多黨制替換了.突然之間,公民社會這個新的詞庫,取代了"黨"的傳播地位,人人都有了新的見解,或者說敢於發表原先隱藏在心中的想法,自由一詞就是如此改變了它原先出自於定式範圍內,由黨及其領導者定義的阿爾巴尼亞,此時,人們才敢說原來自由是阿爾巴尼亞沒有之物,我們需要開始將它納入旗下,在生活裡去找到它,實踐它,社會主義也讓位於市場經濟,因此在追逐自由之時,人人都在想辦法搞錢,做生意,直到發現新的制度國內很難立刻施行,就往外去追尋去,於是大批人偷渡,或移民,做黑工,或是非法事業,留下來的則利用各種手段搞錢,搞政治,陷入經濟困境的家庭越來越多,但是突然暴富的人也偶爾會被找到,但自由呢?那些沒錢的就沒有找到,雖然它成了結構改革的一種帶名詞,但休克療法的失效,也將它遠遠的推到不知名的天涯海角
一般公認是公民社會將天鵝絨革命帶到了東歐,加速了社會主義的瓦解,因此公民社會就這樣加入成了新鮮詞彙的行列,此時,自由化取代了民主集中制,私有化取代了集體化,透明取代了自我批判,打擊腐敗取代了反對國主義鬥爭,轉型雖然沒有被取代,但其意思卻從社會主義轉向共產主義變成了從社會主義轉向自由主義.這些新思想都與自由有關,只是不在是共黨宣稱的集體自由,而是個人自由,與此同時,集體也成了髒字.不過Ypi在這種混亂的時節裡,卻也生出了這樣的疑惑,個人自由是好的嗎?因為她擔心一但失去社會控制,更多的個人自由將帶來傷害自己的自由.自由主義中的自由認為社會控制不能完全交給國家,需要大部分依賴公民社會,理論上公民社會不僅獨立於國家之外,還有可能取代國家,這樣雖可能帶來和諧,卻隱隱覺得可能有某些差異是永遠無法化解的.果然,新來定義的自由的表現呈現兩種極端,一方面它讓許多人開始投入過去從未敢介入的領域,Ypi的母親由教職投入政治,父親則由國企進入私企,再後來父親竟要競選議員,試圖投身那個新來的自由,而母親則試圖找回公有制後被沒收的私人財產,畢竟資本主義的財產保障權利又一次回來了,這些都屬於新自由的多元面向.但新自由的另一面面向是多元下面的混亂與黑污,詐騙,與訊息差異,讓許多人因此瘋狂投入過度的投機,給予了不肖之徒上下其手的機會,大批的善良人財產被騙被奪,終於釀成災禍,集體抗議,追索不成下終於引發了內戰,新自由又成了人人開始懷疑的東西.起碼躲在牆角日日擔心外來的子彈是否會穿牆而入Ypi有了這樣的自我疑惑.阿爾巴尼亞與東歐的大部分人民在迎來自由之後,很快就失去了平等,公正,和平,安寧,甚至還失去自由,財富.那麼他們應當去哪裡尋找能維持原來某些條件的自由呢?"難道自由本身是不自由的嗎?". 突然之間阿爾巴尼亞人發現自由使人上當受騙,家破人亡,Ypi懷疑自由製造了1990年代的亂象,路邊隨意殺人,劫掠,女伴改行賣淫?是自由讓飢荒,瘟疫,戰爭回到了阿爾巴尼亞,至少在一黨專政時期未曾有過?!她曾對自由寄予厚望,對自由世界嚮往渴,,為了自由,他們付出許多,所得的卻是未曾預期的景象,因此Ypi開始有了困惑,這樣的困惑最終把Ypi的思維引向了哲學,她在那裡遇到了馬克思主義,她認為馬克思意識到製作出不自由的是人類社會中某些難以輕易看到的內在結構,主要是社會生產的結構,但後來發現這樣的現象在思想,文化,傳播,生態,性別,心理,文學等領域都看見,於是她得了這種啟發式懷疑"自由與束縛是根本的同一物,人生而自由,但無時不在枷鎖之中".這些都顯示她對於自由思考及感受的又一次變化.
其實本書作者描繪的景象與個人心境上變化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執政者在新的多黨制體系下亂搞以致讓許多人對自由,民主失去理解,甚至仇恨起自由,民主改而懷念專制威權的現象不就正在近10年的本地上演,近期還出現執政者一連串嚴重的貪污腐敗,司法殘破的劇情,簡直到了能與本書內容相比毫不遜色的地步,問題是別人還有文人願意寫這些醜陋及其變化,本地文人似乎不是都已經加入腐敗集團成為幫凶,就是退回到賞味威權餘威的懷念氛圍裡,這本身就是一種很特別的社會現象,值得有心人留下一些觀察作品,以上.
我們中的一個 : 挪威7.22大屠殺(One of Us: The Story of Anders Breivik and the Massacre in Norway,Åsne Seierstad)
"我們中的一個"講的是關於2011年7月22日發生在挪威的爆炸,槍擊屠殺事件,在這件事中喪生的人數共為77人,看似不多,但是策劃與執行這件恐怖攻擊的兇手只有一人,那就是名為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年輕男子.這是一名信仰保守主義,純化的民族主義者,當然可能還有個人的人生不如意的影響,可以說,因為他對於越來越多來自亞洲,主要是中東地區的難民進入挪威社會定居,生活的現象,感到威脅與不安,為了喚起當地的傳統社會注意這種現象,注意這種外來的威脅,所以不惜以這種殺戮手段來引發騷亂與注意.7.22雖然是一件看似孤狼犯案的單一事件,但它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許多歐洲保守或種族主義者對於越來越多的伊斯蘭移民進入當地社會所產生的反感與恐懼排斥心理,這自然也是歐洲極右主義與政黨逐漸擅場的一種象徵.
本書由挪威記者Åsne Seierstad撰寫,深入探討了2011年7月22日挪威大屠殺事件.這起事件中,極右派主義者Breivik先在奧斯陸的政府大樓附近引爆炸彈,隨後在烏托亞島(Utøya,本書譯為于特島,但在此仍用本地譯法)對由挪威工黨舉辦的青年夏令營的成員開槍,共導致77人喪生.書中除了重點描述Breivik的生平,成長背景及思想轉變,也深入探討了挪威社會對多元文化和極端思想的看法.Seierstad運用大量的採訪和調查資料,不僅剖析Breivik的個人心態和行為邏輯,還呈現了受害者家庭的傷痛與恢復過程,讓讀者對事件的複雜背景和影響有更全面的了解.
文本內容不少,以深度的細節為主,此處不打算重複內容.僅從文本的一個特色就是三線敘述並進的主體來切入.所謂的三線敘述在本書裡指的是三個主要人物為主體的敘述線,分別是兇手Breivik,分別遭殺害的伊斯蘭移民二代女孩Bano Rashid,以及來自挪威傳統中產家庭的年輕男孩Simon Sæbø,後二者因為參加AUF在烏托亞島上的夏令營而遭到殺害,.AUF是Arbeidernes Ungdoms fylking的縮寫,意思是"勞動青年聯盟",也就是挪威工黨的青年組織,從工黨這樣的組織,我們知道他在書中是一種作為對比的左派角色.
Breivik是本書的核心角色,他的生平從童年到成年逐漸揭示了孤立,被排斥與逐漸極端化的心路歷程.他出身於一個破碎的家庭,成長過程中缺乏親密關係的支持,並對多元文化和移民政策有深深的不滿.透過他的故事,書中展現了極右思想的成因以及極端主義如何滋生在孤立和憤恨之中,反映出當代西方社會中部分人對全球化和移民問題的憤怒.相反的Bano Rashid是來自伊拉克的移民家庭,她與家人為了逃離戰亂而來到挪威,希望能有更美好的生活.書中描述她在挪威的成長經歷,展示出移民家庭的努力與希望,以及在新國度中的身份認同挑戰.她象徵挪威日益多元化的社會,以及移民第二代的努力與追求.她的不幸遭遇凸顯出移民家庭成員成為仇外情緒的無辜受害者,深化了社會對多元文化的反思.而Simon Sæbø這第三條敘事線的主人公則相當具有關鍵位置,Sæbø出身於傳統挪威家庭,他遭殺害當時未滿18歲,但儘管未達法定成年人的年齡,他當時已加入並活躍於挪威工黨青年團.他的敘事線強調了挪威青年的理想主義與對社會正義的追求,並象徵了挪威社會中左派年輕人對多元文化和包容性的支持.他的遭遇表現了這場屠殺對挪威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衝擊,突顯出Breivik的行為對挪威工黨及其理念的直接挑戰.這三條敘事線呈現了不同社會群體的背景與信念,包括極右思維的產生,移民家庭的艱辛與希望,以及左派青年的理想.透過這些對比,讀者或者更能理解挪威社會存在的多元性,以及這些多元性主義各面向在不同人身上的影響與思考,包括這場屠殺後續對各個群體的深遠影響.
知識的不正義：偏見和缺乏理解，如何造成不公平？(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onwing, Miranda Fricker)
"知識的不正義"這本書光看書名可能會有點爭議,甚至可能引發誤會.個人認為Epistemic翻譯成"知識"有點太跳躍,雖然也不能說絕對錯誤,但其中有點想當然爾的問題.去查字典Epistemic的中文意思是"關於認識論的",或者就是"認識論的".而我認為"認識論的"最白話的說法就是一個人去理解事情,知識的動作,行為及其相關的問題.也能解釋"為理解某些知識前的一切相關動作".去查維基百科的''認識論"詞條,認識論旨在回答諸如"我們知道什麼?","知道是什麼意思?","是什麼使被證明的信念被證明是正當的?"和"我們如何知道?我們知道嗎?"等目的,認識論專業領域提出的問題包括:"人們如何建立與知識相關問題的形式模型?"認識論探究的方法,目的和主題是什麼?",以及 "人們是如何共同認識的?"從這些敘述我們可以知道認識論與知識有關,但不是只代表知識本體,而是圍繞著關於獲取知識中的一切行為.而Epistemic Injustice的意思比較貼近的解釋是在認識某些事情的動作上存在的不正義的情況,因為如此可能導致一個人無法正確的認識別人所說的某一件事情,或知識.若我用具象來形容來說認識論,像是我們用眼睛去認識某一個知識,欣賞一座山,聽一段話,但是在知識,山與眼睛之間,與詞語的意義之間被人為的放置一塊紅色的玻璃阻絕器,,這塊人為放置的有色玻璃會造成我們認識的這個知識,或眼中看到的這座山,或者這段語言內容,與它的真實內容是有差異的,而造成這種差異的行為,就是上面的放置了一塊有色玻璃,因此它就會讓認識產生誤解,造成了某種認識不正義,結果也就形成中文書名直接跳躍的接收為"知識的不正義".
從上面的表達中,我們能得知兩件事情,就是這裡關於人類對認識傳播涉及到至少一位發言者,與一位聽聞者.所以其實真正的認識論不是只單純的關於學問或知識傳播,就是單純的兩個人之間進行談話,都存在著相同的問題,一塊人為的玻璃阻絕器恆更在兩人中間誤導著理解的可能,因此有關於認識論的問題絕非只出現在高聳入雲的哲學探索,知識傳播上,而是在生活中的任何一個時刻都存在這樣的傳達困境.其二是這種傳達的困境可以猜測出有兩種來源,一是接收者自身的認識能力不足,或者不敏感,等與身份無關的只限於對知識理解上的困境因素,另一個造成傳達誤差困境的來源在於接收者存先天的,或是先驗的對於傳播者傳達的懷疑是來自於對傳播,或口說者的誤解,比如身份,立場,口音等以至於他對傳播內容帶著否定式的意願在進行接收,因此而造成了認識的不正義,也就是這本書通稱的知識不正義.而以上的這兩件事也形成了知識不正義的兩種型態,一個稱之為詮釋不正義,一格則稱為證言不正義.
證言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是指聽者與知識接收者對於發言者社會身分懷有偏見,比如階級,性別,種族,黨派,國籍,宗教等,並由此產生負面的刻板印象,因此先驗的貶低發言者的知識可信度.而詮釋不正義(hermeneutical injustice)通常是產生於集體詮釋資源的闕漏,使得發言者在重要社會經驗找不到適當的概念與詞彙,因此無法自我理解,也無法為社會大眾所理解.像過去社會還沒有建立性騷擾這個關鍵概念之前,社會缺乏理解及詮釋不當身體碰觸與言語騷擾的概念,所以當時的受害者不知道如何解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更難以向他人清楚表達與溝通其處境,就是詮釋不正義的一種案例.
那麼認識或知識不正義為什麼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我們其實可以由上述的內容直接想到無論是"因人廢言"的證言不正義,或是缺乏詮釋的詮釋不正義,兩者所造成的傷害不只在於錯看發言者的認知能力,而是根本將其排除在知識互動,意義創造與對話溝通之外.因此當某些特定群體被排除,無法參與社會想像與意義詮釋的共構時,那個群體的重要社會經驗便會因此不被看見,不受傾聽,在詮釋上被邊緣化.這種對發言者的不信任,排除與噤聲,深深傷害他們作為認知主體與作為一個人的自我認同與自我價值,造成認知的物化與人性的降格,讓人與社會錯失某些必要知識,而且屈辱人性.
證言不正義的關鍵在於身份偏見問題,身份偏見通常源於權力關係.在權力關係中,所謂的"社會他者"指的是那些被置於邊緣或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的人或群體.這些"他者"常常因為其性別,種族,階級或其他社會身份而無法在主流社會中獲得平等的地位或話語權.提出這套想法的Thomas Wartenberg的觀點是"權力不僅是單純的壓迫與控制,還包括對這些社會他者的定義與建構.被邊緣化的群體往往因為缺乏權力而無法影響自身的社會定位.這導致了他們在政治,經濟,甚至文化中的沉默或弱勢地位.Wartenberg 探討的權力關係與社會他者,強調了權力如何在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中運作,以及這些結構如何將某些群體邊緣化.他的理論幫助我們理解,權力不只是外部施加的壓迫,也是如何建構"他者"的文化和社會機制.
社會權力影響證言不正義的主要層面主要存在於五種來源,首先是來自於權力關係中的信任偏見,社會權力影響人們對於誰的證言值得信任.擁有社會權力的人通常更容易被信任,他們的證言也更容易被接受.相反,處於弱勢或邊緣化群體的人,往往因為種族,性別,經濟背景等因素,面臨信任不足,導致他們的證言不被重視或忽視.第二個層面是源於刻板印象的強化,社會權力透過刻板印象來加深證言不正義,某些群體被貼上特定標籤,這些刻板印象讓人們傾向於懷疑這些群體的可靠性.例如性別刻板印象可能會導致人們認為女性在某些專業領域的證言不如男性可靠,這進一步加深了證言不正義.第三個層面則是系統性壓迫的延續.社會權力結構往往是系統性壓迫的產物,那些控制社會資源,決策權和影響力的人能夠塑造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方式.這樣的權力不僅控制了誰能夠發聲,也決定了哪些聲音被賦予權威性.因此處於弱勢的人不僅僅是個別受到不公平對待,而是系統性地被排斥在知識生產和流通的主流之外.第四個層面則是源於對知識來源的扭曲,社會權力會影響誰被認定為合法的知識來源.社會上的某些群體被認為更具知識性,比如學者,專家或具社會聲望的人.那些權力較小的群體比如勞工階層,少數族裔則常常被認為缺乏可信的知識,這種扭曲導致他們的聲音被忽視形成證言不正義.最後一個層面則使來自於個人自我認識的影響,證言不正義的另一個層面是如何影響被邊緣化群體的自我認識.當他們的證言反覆被貶低或忽視時,這不僅影響他們的社會地位,也會損害他們對自己知識能力的信心.這是一種"內化的證言不正義,個人開始相信自己無法產生值得信賴的知識.社會權力在證言不正義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決定了誰的聲音被聽見,誰的經驗被認可,並延續了知識生產和分配中的不公平.
理解了偏見,權力,與證言不正義間的關係,作者Fricker開始探討了關於"聽者的責任"(hearer's responsibility)這件事情.,並涉及推論主義(inferentialism)與非推論主義(non-inferentialism)兩種觀點,以上這些理論探討聽眾在接受他人資訊時應有的態度和責任,進而引出聽眾在信念上的責任,以及必要的德行素養.也就是說本書從證言不正義的探索上癮倒入倫理學,道德進入了聽者責任的必要性.推論主義主張信念的形成是基於聽者對於傳達內容的理性推論,換句話說聽者必須根據提供的證據來評估說話者的陳述.而非推論主義則認為,某些信念是直接形成的,不需要中介推論,在這個脈絡下,Fricker提出聽眾如何決定信任或不信任信息源的問題,並認為聽眾應對說話者的可信度進行負責任的判斷.他更進一步提出負責任的聽眾必須培養出'認知德行"(epistemic virtues),例如開放性,公正性,謙遜等,以能夠準確且公正地評估說話者的可信度,而非受偏見影響.這些德行幫助聽眾在形成信念時避免因為個人偏見而對說話者造成不公平.在道德認知主義(moral cognitivism)中存在一種"道德感知"(moral perception)的概念,即個體能夠通過某種感知能力來識別道德價值值,作者借鑑這一觀點認為聽者在評估說話者時需要一種類似的認知感知,以判斷對方陳述的可信度,這種道德認知主義的延伸體現了負責任的聽眾在認知層面所需的敏感度,並指出一位負責任的聽眾應具備特定的認知德行,來協助其進行道德認知與正義判斷.
Fricker借用了亞里士多德的道德訓練概念來說明聽者在面對證言時所需的理解能力如何透過訓練來養成.亞里士多德認為有德者的道德感知能力來自於透過實踐和跟隨道德典範(moral exemplars)而逐漸培養出的習慣.這種訓練並非僅僅是理性的學習或推理,而是將德行內化,成為個人行為和反應的一部分.Fricker藉由這一觀點提出聽者也需要通過類似的訓練來培養出負責任的理解能力.他指出聽者要能夠正確理解和評估他人提供的證言,並非完全依賴理性分析.而是需要經由反覆的實踐來逐步內化這種能力.比如透過與他人互動並認真對待他人的言論,聽者可以更敏銳地分辨說話者的可信度,進而形成一種自然而然的感知能力.如同亞里士多德的道德訓練依賴於典範的指引,Fricker認為聽者的訓練也可以受益於有德者的榜樣.當聽者能夠觀察那些在認知上公正,有同理心且開放的榜樣時,他們會逐漸學會如何在日常互動中公正地評估他人言論,而不受偏見的影響.同時他認為聽者需要逐步建立出一種'認知德行",這不僅是理性的訓練,還包括態度和習慣的塑造,包括培養謙遜,尊重和公正的態度,使聽者在對話中更能正確評估對方的陳述.這種訓練過程使聽者的理解能力變成一種習慣性的反應,而不僅僅是理性思考.所以本書希望透過反覆訓練,透過實踐和榜樣來塑造,從而讓聽者在面對證言時能夠負責任地進行公正的認知評估.
Fricker對'證言正義"(testimonial justice)有著強烈的主張,認為它這不僅僅是智識上的需求,更是道德德行的一環.證言正義指的是在聽取他人證言時,聽者應避免因偏見而對說話者產生不公正的低估或懷疑,以確保公平的理解和評估,他提出許多例子來說明證言正義的概念,包括種族與性別偏見,醫療情境中的病人證言的例子.這些例子說明了偏見對證言正義的威脅,突顯了聽者在認知上需要對這些偏見有所覺察,並且應該培養適當的德行來避免這類不公平.他以為證言正義不僅僅是智識上的德行(intellectual virtue),更是道德德行(moral virtue).所以他認為,當我們在聽取證言時聽者不僅需要智識上的準確判斷力,還需要具備道德的敏感性.證言正義不僅影響個體間的互動,也對社會的知識生態產生深遠影響.當偏見導致某些群體的證言被低估,會進一步加劇他們的邊緣化,並阻礙社會整體對知識的獲取與理解.
"詮釋不正義"(hermeneutical injustice)如最開頭所寫的就是指某些群體的經歷和觀點因社會偏見而無法被適當理解或表達的情況.詮釋不正義導致一種"詮釋缺陷",使某些群體的經歷缺乏適當的概念工具來描述,無法被社會理解.Fricker舉了一些案例來說明詮釋不正義,比如性騷擾的早期經歷,或者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精神疾病患者的某些症狀和需求往往因社會偏見而缺乏適當的詮釋,這導致患者在尋求幫助時常被誤解或標籤化,進一步加深了他們的邊緣化這些案例說明了詮釋不正義如何影響受害者,並指出詮釋不正義的存在使某些群體無法完全參與社會知識的生成和理解,進一步加深社會的偏見和不平等.認為詮釋不正義之所以錯誤是因為它剝奪了某些群體參與社會知識建構的權利,使他們的經歷無法被公平理解.這種情況下,受害者不僅經歷了個人不公,也無法得到社會的支持,甚至可能自我質疑.詮釋不正義限制了知識的公平分配,使社會無法獲得完整而多元的觀點.Fricker認為詮釋正義(hermeneutical justice)需要特定的德行,這些德行使人們在理解他人經驗時保持開放和敏銳,尤其是對那些可能被邊緣化的聲音,這些包括同理心,開放性,敏銳性三要素,其中同理心是指一位詮釋正義的聽者應該具備同理心,能夠設身處地理解他人的經驗,而不是立即依賴既有的偏見或概念去判斷.開放性則是詮釋正義的聽者需要具備開放的態度,願意挑戰自己的理解框架,尤其是當面對不熟悉的經驗或觀點時.詮釋正義需要敏銳性,因為詮釋正義的德行還包括對社會權力結構和邊緣化機制的敏銳意識,以避免因無意中的偏見而忽視或低估某些群體的經歷.一些詮釋正義的例子包括社會運動的知識生成,比如在女性主義運動中婦女透過合作和討論創造了"性騷擾","家暴"等概念,詮釋正義也能包括心理健康領域的進步,比如隨著社會對心理健康的重視增加,人們逐漸理解某些症狀的真實意涵,而非單純視為懶惰或情緒化.這是社會對心理疾病患者進行詮釋正義的例子.詮釋不正義的討論中強調了詮釋正義的重要性,並提出需要透過培養德行來實現詮釋正義,使社會能夠更公平地理解並包容多元的經歷和觀點.
這本書單就內容其實不難懂,但是因為作者採取了大量引據,與哲學,科學邏輯論述方式,使得文本充滿了學術味道,這造就了它的閱讀障礙,加上它引進了一個道德因素加入了閱聽者知識不正義內含中,應該讓很多人會感到意外,原來知識不正義的主要責任不在傳播方,而在接收方的道德與制式能力,這恐怕很難讓許多人接受,估計若不是書名譯為"知識的不正義",若照原意來翻恐怕能吸引進來的讀者會更少,沒辦法,畢竟現在的大多數人恐怕已經無法讀下這樣的書籍了,就不知這種現象算是證言不正義還是詮釋不正義了?!以上.
再玩個一關就好了：關不掉遊戲不是你的錯，那些潛藏在電玩之中的心理學效應(Getting Gamers: The Psychology of Video Gam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People who Play Them, Jamie Madigan)
"Getting Game"這本書談的一如書的副標題就是關於電玩遊戲中所隱藏的心理學,及這些心理學是如何影響玩家的.個人以為就心理學或是社會學而言這是一本淺顯易懂有利于一般人的書籍,雖然個人並不完全同意這本書裡的所有觀點,但是它確實能提供讀者許多值得深思問題與參考的價值.不論是消費性商品的銷售者,設計者,商家,還是需要吸引支持者,點擊率的政黨,自媒體工作者,應該都能在這本書得到一些關於電玩玩家個體心理學的核心,與應用,及其效用,並考慮將棋用在非電玩的領域與商品上.
書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談電玩玩家可能會有的行為,並從中解析得出其中可能的心理狀態.首先Jamie Madigan提到了玩家在遊戲中經常會陷入"去個人化"(deindividuation)的狀態.這一心理現象指的是當個體置身於群體或匿名環境中時,會減少自我意識,進而改變他們的行為表現.當玩家進入去個人化的狀態時,他們的自我約束感下降,這導致一些平時不會出現的行為,例如攻擊性,網路欺凌或其他反社會行為增強.去個人化讓人感覺自身不再受到個人責任的約束,尤其是在匿名的線上遊戲環境中,如多人遊戲中的語音聊天或訊息板上,玩家可能會表現出更多不負責任的行為,這也是為什麼遊戲中經常出現網路霸凌和言語攻.具體來說這種現象的典型例子包括玩家在遊戲論壇或線上聊天中使用侮辱性語言,或在多人遊戲中蓄意破壞他人的遊戲體驗.在許多匿名多人遊戲中,由於玩家的身份不會與現實世界中的自我直接聯繫,這種去個人化現象更加明顯.除了負面的行為表現外,去個人化也會促使集體行為的出現
去個人化的問題主要來自於社會問責(social accountability)的降低.當玩家感覺自己是匿名的,或者他們相信自己不會被他人辨認時,他們的行為約束感會減弱,這導致了更容易發生不當行為或反社會行為,在線上遊戲和社群平台中,這種匿名性通常使得玩家感覺到「沒人能看見」他們，因此他們認為不必為自己的言行負責.在去個人化狀態下,個體的自我意識降低,他們不再認為需要遵守正常的社會規範.這解釋了為什麼玩家在多人遊戲的匿名環境中更容易表現出辱罵、欺凌或挑釁性行為.線上遊戲中的這種去個人化現象尤其明顯,例如在競技遊戲中的"罵人"行為,或者是故意破壞隊友遊戲體驗的搞破壞行為.去個人化不僅與個人的行為表現有關,還能影響集體現象.當玩家感到自己是團體的一部分,且自身行為不會單獨被追究時,他們更容易參與團體中的極端行為.例如集體中的玩家可能會在沒有個人責任感的情況下跟隨其他成員進行不當行為.這一現象與心理學中的"旁觀者效應"有一定關聯,即當人數增加時,個體感到責任分散,從而不會採取適當行動.Madigan 在書中強調這種效應在遊戲的匿名環境中尤為強烈,因為玩家感覺不到現實世界中的社會制裁.
事實上用上面的敘述,如果把電玩兩個關鍵字遮起來,讀者應該能感到這種現象似乎很熟悉,我們今日所見的網路社群現象就是類似於此,尤其是那些關於討論政治議題的社群或軟體上,一窩蜂一致性的帶風向或是洗版狀態,這些行為都與這種去個人化這種心理現象是一樣的.而為了要贏,這種去個人化機制容易衍生出作弊等不擇手段的風潮與現象.遊戲機制如何促使玩家尋找作弊途徑,這與人們對進度條,獎勵機制的渴望密切相關.當遊戲設計強調逐步進展並通過即時反饋系統如進度條和成就系統來獎勵玩家時,這會誘使一些玩家去尋找捷徑,以便更快獲得這些回報,這就是作弊心理的根源之一.這類心理學議題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解析,首先遊戲中常見的進度條和階段性獎勵設計會強化玩家的目標導向行為,玩家希望快速達到目標,而進度條讓他們能夠隨時看到自己離目標還有多遠,這種即時回饋的設計激發了玩家的"成就動機",使他們更傾向於尋找捷徑來迅速完成目標,無論是透過正當手段還是作弊工具.再來當玩家覺得某些遊戲目標難以達成時會產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即他們認為自己應該能夠完成,但現實卻與此不符.為了緩解這種心理壓力,玩家可能會選擇使用作弊程式或攻略來縮短這種心理不適.這樣做能讓他們感覺在遊戲中的表現與自我期待一致.而許多多人遊戲會設有排行榜或競技系統,這種機制會促使玩家進行社會比較.當玩家發現他們的朋友或其他競爭者在遊戲中進展更快時,他們可能會感到壓力並受到激勵去尋找捷徑.作弊可以讓玩家快速縮短與他人之間的差距,這讓他們能在社交和競爭環境中保持優勢.隨後Madigan還討論到在遊戲環境中玩家的道德標準往往變得更加彈性,因為遊戲通常被認為是"非現實"的空間.這使得玩家更容易合理化自己的作弊行為,認為這只是一種遊戲內的行為,不會帶來現實中的道德後果,這種心理促使了外掛程式和漏洞利用等行為的泛濫.最後當玩家感覺遊戲設計不夠公平,他們也可能會選擇作弊來平衡自己的處境.他們認為遊戲的設計本身有問題,因此作弊是一種"補救"措施,這種心理自我辯解也是作弊現象的重要來源之一.總結來說這些心理效應結合了遊戲的設計元素,使得玩家更容易被誘惑去尋找捷徑,從而催生了作弊工具和外掛程式的需要.
而後作者探索Fandom(迷弟文化)和"支持選擇性偏誤"(choice-supportive bias)如何與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結合催生出對立的玩家群體對抗現象.Fandom現象指的是粉絲群體對特定遊戲,角色,甚至遊戲開發公司的強烈情感依附.這種依附使玩家在購買或支持某款遊戲後,透過選擇性偏誤,即傾向於支持自己過去的選擇,來強化自己對該遊戲的正面評價,並忽視其缺點.玩家會不斷合理化他們的選擇,即使該遊戲可能有明顯的缺陷,這是因為他們已經情感投入於該選擇.而社會認同理論指出人們傾向於將自己歸類為某一社會群體的成員,並從該群體的認同中尋求自尊心的提升.在電玩界玩家往往將自己歸屬於某個特定的fandom如"魔獸世界"的粉絲或"任天堂"的擁護者.當他們認為自己所支持的遊戲或平台受到外界批評時,這種"內群體"(in-group)與"外群體"(out-group)的對立就會加劇.他們不僅會為自己的選擇辯護,還會攻擊其他"外群體"的玩家,這是典型的迷弟現象.這種對立的玩家集團在遊戲論壇,社交媒體上經常能看到,玩家之間的爭論甚至可能演變為激烈的言辭攻擊.例如喜愛 PlayStation 的玩家可能會貶低Xbox的粉絲,反之亦然,這些對立的群體之間的衝突源於每個群體成員都強烈認同自己的選擇,並透過攻擊其他群體來保護自己的身份認同和自尊.但這種現象並不僅限於遊戲界,它在政治中也有類似的表現.選民常常會將自己強烈認同於某個政黨,並且同樣受到選擇性偏誤的影響.他們會選擇性地忽略自己支持的政黨或政治人物的錯誤,並加強其優點的認知,從而合理化自己的支持行為.這種對立在現代政治中尤其明顯,特別是在兩極化的環境中,像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支持者之間.
正如遊戲中的粉絲群體一樣,政治支持者也常常透過貶低"外群體"來維護"內群體"的自尊,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中的分裂和對立.支持選擇性偏誤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僅強化了個人對所選政黨的忠誠,也使得他們更加難以接受對方陣營的觀點,這與遊戲迷群體的行為模式極為相似.總的來說無論是在遊戲還是政治中,fandom和選擇性偏誤加強了群體認同,並導致了對立的形成.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認同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何人們會如此熱衷於捍衛他們所支持的遊戲,平台或政黨,甚至不惜與其它群體發生激烈衝突.
第一部分的最終訴求了一個電玩的懷舊心理效應.這是指玩家通常對於已經逝去,過去的舊款電玩擁有不可思議的情懷,但是這主情懷是建立在兩種異樣的心理上,一是懷舊潛伏的是對於現狀的不滿投射,另一種情緒則是懷舊經常充滿著選擇性的記憶偏誤,往往只記得過去的美好,而將不好的記憶,經歷給予隱藏,比如過去畫質低劣,甚至完全稱不上美學的電玩,或者連網困難,撥接時代需要耗費大量金錢的遊戲,今天懷念起那種好,往往只是一種部分記憶的呈現.
"非池中物"(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是一種心理學現象,指的是當個體處於一個相對較小的環境中,且在這個環境中擁有顯著的優勢或成就時,該個體會感受到自我價值的提升.這種現象強調的是比較優勢,也就是即使個體的能力在更大,更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可能不是最頂尖的,但在較小的群體或圈子中,個體因其明顯的優勢而獲得自信心.在電玩遊戲中這種心理學狀態常通過遊戲設計來強化,他也能稱之為寧為雞首勿為牛後效應,例如當玩家在遊戲的某個階段獲得高分,特殊技能或在多人遊戲中排名領先時,會感到自己是"大魚",並因自我優越感而持續參與遊戲,遊戲設計者便採用這種設計策略以保持玩家維持高參與度,甚至可能讓玩家在遊戲中的成功感強烈到不願意進入難度更高或更競爭激烈的環境,因為他們可能會喪失這種"大魚"的感覺.這種現象對於個體活動的影響在於,它會驅動玩家更多地參與遊戲,因為持續的優越感能帶來正向的心理回饋.遊戲設計者可能會運用這一點,設計出能讓玩家在不同階段都有成功感的遊戲進程,確保玩家不斷感受到成就和自我價值的提升.藉由"非池中物"這種概念,本書開啟的第二部分,探索遊戲設計者會採用哪些手段讓玩家長期的停留,或者持續地玩一款遊戲,其中最顯著的一種方式就是藉由切割各種成就表,成績表,讓許多不同面向的遊戲成績能讓個普通人自己覺得自己很厲害,是個強人,這種設計方式就是有一個在心理學上稱為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在操控,但其實這種效應有另一個名稱,叫做井蛙現象.遊戲設計者可以以性別,地區,年齡,還是某種職級為標準將一個成績並不好的人,列成為某種雞首,這樣就可以心滿意足的玩家持續地留在遊戲中.
其次,遊戲設計者可以將許多無意義的活動切割成細小的"滑動"獎勵,以"刷"螢幕的次數來讓玩家創造某種成績,且實際上並無太多難關,也不需思維的方式,透獎勵累積,讓玩家心理滿意度提升,而願意因此更常玩這款遊戲,或是停留在其中,這種做法是基於一種心理學上的"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TD).自我決定理論被認為是遊戲設計的重要心理學基礎,這個理論強調三個核心心理需求,分別是自主性(autonomy),勝任(competence)和關聯(relatedness).這些心理需求滿足後,個體會更有動力參與某項活動,並持續投入.運用在遊戲設計中,這些需求可以大幅提升玩家的遊戲體驗和參與度.其中的"自主"是指玩家能自由選擇自己的遊戲方式或行動,感受到掌控感.遊戲中的開放世界設計,自由度高的任務選擇等都能滿足玩家的自主需求,讓他們感到自己是遊戲進程的主導者,而不是被遊戲系統強迫執行某些行為,這其中運作的現象稱之為蔡格尼克效應(Zeugarbuj effect)與人為推進效應(the endowed-progress effect).而"勝任"則是指玩家希望感受到自己在遊戲中不斷成長,變強,這種勝任的感覺能驅動他們持續挑戰和進步,遊戲設計師會透過合理的難度曲線,獎勵系統,技能升級等方式,讓玩家感受到自己的能力提升,從而保持遊戲的吸引力.最後的"關聯"是指玩家希望感到與他人有所連結,無論是與遊戲中的角色還是與其他玩家.多玩家合作模式,社群活動或是敘事中強調角色之間的情感連結,都能讓玩家感受到他們不是孤立的,而是與遊戲中的世界和其他玩家有關聯.
在遊戲設計中,自我決定理論的功能作用主要是通過滿足玩家這三個心理需求,來提升他們的內在動機.當這些需求得到滿足時,玩家會對遊戲產生更深層次的情感投入和持續的興趣,這有助於延長遊戲的壽命並提高玩家的滿意度.總的來說自我決定理論在遊戲設計中的應用旨在創造一個讓玩家感到自由,勝任且與他人連結的環境,從而提升遊戲的沉浸感和持久吸引力.當然除了以上指這些模式外,最常見的便是利用隨機的方式提供獎酬,採用掉寶的機制,讓使用者,玩家持續預期可能有的意外驚喜,增加個人遊戲時的多巴胺分泌滿足,透過這種機制便能有效地讓玩家長期停留在遊戲中.
從製作遊戲者的角度,希望設計出能讓人長期停留,駐足的遊戲,而這樣的觀念延伸至銷售者的立場,可以稱之為讓玩家沈浸在想像的世界裡.書的第八章就講述了如何讓玩家沉浸在想像的世界中,並提出了幾個具體的設計措施,這些措施包括1.精細的世界建構(World-building):書中強調了創建一個詳細且一致的虛擬世界,讓玩家感到他們進入了一個真實存在的地方.當玩家感受到遊戲世界的細節時，他們會更容易投入其中.2.良好的故事敘述:玩家透過與角色和情節的互動來感受遊戲世界,設計者應該創造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和具情感共鳴的角色,讓玩家能夠情感投入,進一步強化他們對遊戲世界的聯結.3.一貫的視覺和音效風格(Consistent Visual and Audio Style):遊戲中的圖像風格,色彩搭配,聲音和音樂都應該與遊戲的世界觀和故事相吻合,並且一貫地表現出來,這種一致性可以幫助玩家更自然地進入遊戲世界,不被突兀的設計拉出沉浸狀態.4.讓玩家對其扮演的角色產生認同感:書中建議應該賦予玩家能夠影響遊戲世界的能力,讓玩家的選擇具有實際後果,從而使玩家感受到自身的行動對遊戲世界的影響,進一步拉近與虛擬世界的距離.5.提高遊戲中物件和環境的可互動性:當玩家能夠與環境中的各種元素進行多樣化,細膩的互動時,他們會覺得自己確實身處在這個虛擬世界中,而不只是觀察者.6.提供一個循序漸進的學習過程:這樣的設計能夠讓玩家在探索和熟悉遊戲世界的過程中不會感到挫折,進而更順利地進入沉浸狀態.7.情緒設計;情感是玩家與遊戲世界聯結的重要橋樑,透過設計能夠激發玩家情感反應的場景或劇情,可以讓玩家更深地沉浸於遊戲體驗中,無論是驚險刺激的戰鬥場景,還是感人至深的情感交流,都可以強化玩家的參與感.以上這些具體措施強調的是創建一個一致,互動豐富且情感共鳴強烈的虛擬世界,讓玩家能夠感受到他們不是在玩一個簡單的遊戲,而是在經歷一個真實存在的世界.這些設計策略共同作用,促使玩家長時間沉浸其中,增強遊戲的吸引力和參與度.
在玩家願意沈浸之下,本書接著討論一些實際上在使用的遊戲收費或定價方式,作者討論了幾種不同的遊戲定價方式,並分析了這些模式如何影響玩家的消費行為,鼓勵他們不斷投入金錢.以下是我將書中提到的主要定價方式及其背後的運作邏輯的彙整:
1. 一次性付費模式（One-time Purchase）
2. 訂閱制（Subscription Model）
3. 免費遊戲+內購（Free-to-play + In-game Purchases）
4. 季票（Season Pass）
5. 「免費試玩+完整付費解鎖」模式（Free Trial + Full Purchase Unlock）
6. 「付費贊助」模式（Patronage Model/Donation）
7. Loot Box 隨機獎勵（Loot Box/Randomized Rewards）
8. 分期發售內容（Episodic Content）
而這些些不同的定價策略旨在最大化遊戲的收入來源,透過滿足不同玩家群體的需求來激勵消費行為.每種模式都有其特定的應用情境和背後的心理學驅動原理,設計者會根據遊戲類型和目標玩家的特性來選擇最適合的定價方式,以便確保玩家不斷投入金錢,從而維持遊戲的長期盈利.
在結束三個主要部分的探討之後,作者進入了一個較為社會性的層面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事它探討了虛擬世界中的外在形象如何影響玩家的內在心理和行為,並進一步延伸到虛擬與現實世界的交互作用.藉此想說明虛擬角色的外觀和玩家的行為選擇,不僅對電玩遊戲體驗有直接影響,還能夠影響玩家在現實中的自我認知和行為模式.於此,他提出了一個稱為穿衣認知(enclothed cognition)的概念.作者強調了玩家在電玩中的角色外觀如何影響其心理狀態.無論是穿著強大盔甲的戰士,還是穿著華麗服裝的角色,這些外在形象都能改變玩家的自我感受,讓他們更具自信或更具挑戰性.隨後他將穿衣認知衍生出自我知覺理論(self-perception theory).基於自我知覺理論.玩家在遊戲中的行為選擇會反饋到他們的自我認知.例如當玩家扮演一個英雄角色並做出正義的選擇時,會加強其內心的英雄感,同樣玩家若選擇了反派角色,可能也會在心理層面上感受到角色的影響.最終形成了所謂普羅透斯悖論(The proteus Paradox).普羅透斯悖論進一步說明了玩家在遊戲中所選擇的角色形象或行為,會影響他們在現實世界中的行為和態度.這表明虛擬世界中的自我形象不僅是一種遊戲內的體驗,而是一種深遠的心理過程,能夠改變玩家對自身能力和身份的認知,甚至影響他們在現實中的自信心,社交行為等.而理解穿衣認知,自我知覺理論和普羅透斯悖論,能幫助設計者創造更具吸引力的虛擬形象,並通過這些形象來加強玩家的投入感和沉浸感.這些心理效應能讓遊戲不僅僅是一種娛樂,而是一種強烈的自我探索和身份塑造體驗.
書的最後作者試圖探討遊戲與社會暴力,及遊戲與激發個人智商,智慧上的作用.但我認為作者這兩個議題方面處理的稍嫌淺碟浮面,加上他也沒有明確的結論,是以顯得有點雞肋,我以為可能因為作者就是電玩遊戲業的參與者之一,所以他先天上就不願承認暴力題材性質的電玩可能引發玩家在真實世界經常以暴力方式處事的因果關係,只願承認兩者相關,也不願稱常玩電玩遊戲並不能帶來玩家更多智商,或智慧,純粹只是娛樂這樣的通俗結論,且試圖引導讀者玩電玩能夠增強人類某些片面的個人能力這樣的傾向.是以他用那種開放式兩可狀態的答案顯示出這樣的內容,但可惜,我認為多餘了.以上.
發表文章
所有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