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

 

「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台湾原住民社会の地方化：マイノリティの20世紀 ,松岡格)

          這一本書是"台灣經濟四百年","帝國棄民"後的延伸閱讀.在"台灣經濟四百年"中,我提到該書捨掉了關於樟腦,森林的產業經濟,與戰時經管問題兩大塊的過往敘事.由"帝國棄民"的樟腦開發衝突中,我們得知形塑今日的"原住民化"的相關殖民期間歷史演進過程,這本"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則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更詳細的分解了過去日殖期間與解嚴前的國民政府主政期間試圖在山地執行一元化,地方化政策的歷程,及其失敗原由.

          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是這經歷幾本書所感受的,就是所謂的"原住民"既不是原住民自身的視角觀點,也不是台灣歷來的主權統治者預先設定對島上可見的前住民蕃人的定位,原住民是後來直到20世紀末才在台灣逐漸形成出現的概念.任何一個統治者,除了清廷那樣的衰弱無力,只能劃界放任島上蕃人自行其是外,套用德州撲克的用語,如果自認牌比較強,都是要喊call拿價值,既然自認力量較強,當然需要將島上的全部蕃人納入自己強大絕對統治的範圍裡,讓"蕃人"或"山地人"與其他平地的民眾一樣,一樣的納稅,一樣的服勞役,一樣地接受自己的指令,這便是所謂的讓蕃人"一般化",於一般化同時,也讓蕃人所居住的地方由所謂的蕃人"社"變成為平地概念的"村","鄉",這就是所謂的"地方化",這種做法固然是強大中央政權統治者的必然思維,除了統治集團外不能讓任何其他人有著特殊標籤,也包括著期望能夠在新納入的土地與人民身上攫取經濟利益的考量.日本統治者開啟了這樣的歷程,表面上樟腦與森林經濟開發便是統一山地"地方化"下附帶產物,但實際上從財政考量上,這應該也是統治者視角"開山撫蕃"的主要目標.

          從"帝國棄民"中得知,日本人原先的設定中是要用絕對武力征服,後來發現它的執行較平地困難,蕃人可採誘敵深入,化整為零,甚至可以深藏山林不出,讓日軍在戰事中難以一舉而成,疲於奔命,另一方面在於當時的台灣財政太差,根本就無法支撐日軍長期這樣的戰事消磨,於是他們便由懲戒改為規訓,由武力轉為攏絡手法,與蕃人接觸交往,也開始了兩種名稱近似但目標不一的相關事業執行,一是"理蕃事業",一是"蕃地事業",這裡的'蕃地事業"較為單純,就是用山地的人力開發山林,從山林中的自然資源開發中取的經濟利益,也就是前面所謂的樟腦與森林等開發經濟目標,並且最好能夠利用當地蕃人的勞力來協助達成此目標,而要讓蕃人為己所用,那就需要"理蕃事業"的規劃與執行,"理蕃事業"的目的就是讓蕃人能夠一面進入現代化,一面能一般化,讓蕃人最終能加入成為能夠為統治者所用的"國民",同時讓番地成為與普通地方的行政單位一樣,接受日本統治者治理的"領地",讓蕃地與平地一樣都接受一元化的統治.而這理蕃事業始發於佐久間馬太的"五年理蕃事業計畫".

          在確立蕃地的有效控制權後,為了將蕃地置於一元化統治,與行政體系之下,殖民政府特別設立了由警察主導的特別行政體系,試圖將蕃地的部落改造為行政末端的"村",當局的目的就是想讓原住民整體由分散的社與部落固定在由國民,臣民所構成的台灣規模金字塔中,其中以國民形塑為基礎的"地方化"可以說是這樣理蕃事業的主軸.在本書中作者松岡格借用了人類學者James Scott的"國家的視角"中"可視化"的觀點來解釋這種"地方化"目標的觀點,意思就是說讓番地的部落改造成一眼即能辨識的屬於國家的村落,從景觀到人物,從房舍到活動其間人的言語,行為,而為提高可視化,就需要加強與提高對於社會的控制力與流用度.為了達成這些目標,日方首先施用了強制遷移,合併部落的手段,這種手法首先就打破了原先的蕃人之間的關係.從現代的視角,我們會以為原住民是一個集體,或至少以為排灣族,魯凱族集體,但其實從當時蕃人的視角觀點,是根本沒有排灣,魯凱,原住民這樣的集體觀念,有的只是居住於一起的部落人,或親族觀,許多現在來看同屬排灣這個集體中的人,其實以當時蕃人的角度可能反而是彼此有嫌隙,仇恨關係的兩個部落,所以日本的強制合併本身就是創造出同一民族神話的一種起源手段.而為了達成地方化,也施行改變農業結構,與朝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階段整編為中心的經濟施政.農業上的主要改變是試圖引進水稻的耕作,試圖取代原住民小米與芋頭為主的種植習慣.而這種農作物的改變是有日本人的經濟意圖的,主要的是蕃人原先的小米種植是採取火耕模式,它沒有固定地點的田地,一但種植區的地利耗盡,就將其火燒棄置養地轉換耕地,但這種作法不利於森林資源需要強烈的"蕃地事業"運作,而水稻種植因為需水灌溉,就必須固定地點,這一方面有利於日本的蕃地事業,另一方面也讓原住民可由火耕改為農耕,由漁獵遊牧轉成農民生活型態.這些都是有利"理蕃事業",而轉為農耕定居,由食米的增產獲得成功,雖然未必能出售獲利,但能減少蕃人從其他私人資源開採或漁獵活動的可能,有利蕃地管理,定居生活.

           在逐步的收繳槍械中,一面引進現代資本主義的交易觀念,引進貨幣,逐步地取代了原先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收繳槍械的過程也引起過反彈與對抗,本書中所述的"霧台事件"便是其一,最終當然在日軍的優勢下,逐漸的蕩平,但除了武力,另一種手法就是結交各部落的首領,或頭人,在這樣的基礎下,創造形成了"頭目"的統治基礎,特別是在合併為基礎村的概念下,有助達成統治,並利用這些統治階級的後代成立"青年團",帶他們前去日本參訪,施以日語教育,統一語言,開辦學校傳授專門的技能,同時改變新一代原住民的生活觀念,試圖革除蕃人的許多傳統習俗與習慣,簡言之,就是利用頭目等統治者的後代為菁英,利用這些最容易一般化的人來達成"可視性"的地方化目標.而這樣的改變消除了蕃人原先屋內埋葬,傳統祭祀的現象,甚至因為引進稻米取代小米,而讓關於小米的祭祀活動衰退的現象,加上日語與生活習慣的引入,使得一元化有呈現出某些效果,使得地方化政策朝向一元式統治,行政體系整編逐步的將蕃地改換成地方行政體系下個下層部分,雖然這些成果確實有達到目標的一部分,但我們知道,這種全然一元化的目標直到日殖結束也未能達成,原因在蕃人的集體要成為準國民,並沒有日本人以為的簡單,許多人的傳統部落思維始終沒有進入日本統治者設定的範圍裡,最終也只能放任自流,只要"蕃地事業"仍持續創造營收利潤歸於日本獨佔即則"理蕃事業"就算是有所成了.

          高山蔬菜與水果現在成為了台灣山地重要的經濟作物,在新的政權國民政府來管理後,對於蕃人的統治政策,其實並沒有太多改變,主要原因倒是簡單,因為政權不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已經有個尚可執行的政策在前,只要稍微換一下湯,蕭規曹隨即可.因此水稻由以上兩種作物逐漸替代,而日語換成國語,頭目變成只能由原住民競選的鄉長村長,部落與村依舊是高度的"可視化"程度,戰後地方化的政策分多段進行,除了統治權外,主要目標是將蕃人一般化後,至少能成為課稅對象,因此在同樣的基礎上,蕃地成了山地,"青年團"轉變成為"山地青年服務隊",繼續延續著青年團推行移風易俗的潛藏功能,同時接續戰前推動農業單純化,以提升農業收入為中心,此方面固然在原住民的現金收入提升上看到了明顯效果,但是卻並未能因此提升原住民國民化的意願,而所有接續的一般化,地方化的政策的效果也為能如預期,最多只是達成與日本統治約略相同的狀態.這是因為首先原住民只是一個被動配合的集體,原住民選出的地方官員不能主導或改變中央的指令,只能配合,二方面是年輕一代的原住民部分開始離鄉前往城市工作,他們發現了在城市中,自己的勞動收入遠不及平地人,勞動技能的需求也未必符合,因此普遍有陷入被內部人經濟殖民的自我角色懷疑中,第三是原先在日本統治下以蕃人精英加入協助統治功能的角色,雖在後來國民政府的山地鄉長村長提名策略中被延續考量,但是卻也有越來越多的非菁英原住民階層的青年加入了統治機構成為基層公務員,他們看到了這種精英統治帶來的權利差異化,於是也興起了對自身權利的追求,而開始思考這種由中央統治所引領的一般化政策所帶來的問題,國民政府延續執行的一般化施政也可以說是失敗了.

         於是原住民的覺醒運動便在這些人的發動下開始形成,此時所謂的"原住民"這個觀點才真正的開始成為一個集體視角,成為想像的某種主體,加上又與當時擅於利用社運的政黨結合,於是從覺醒到執政,到改換設立直屬中央的統治機構,這個原住民化的運動便由民間,成了一主國家政策,一種完全的可視化結構與樣貌.所以,雖然一般化,地方化施政被後來的原住民運動視為是一種同化主義,但是想想清廷時期的蕃社林立,彼此互不統屬的關係,又怎麼可能與現在所謂的"原住民"集體,或分割下來的"排灣族"各族集體是一樣的概念?由社,部落蕃人轉變成原住民這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演變,表面上看,原住民似乎脫離了一般化,地方化,有了自己的保留地,屬於適合於自己的地方條例,但從某些角度看,它何嘗不過是換了另一種方式被納入為國民,最終也是一般化了,而且這只能告訴我們,人類自我劃分彼此的方式然後藉此找到互相攻訐的理由有多麼好玩,又顯得多可笑了.以上.

馬斯克傳

 

馬斯克傳(Elon Musk, Walter Isaacson)

           這本Ｗalter Isaaacson所寫的"馬斯克傳"中文版似乎是與它的英語及其他各種語言版本說好全球同步發行,既然有潮,那也買來看看.作者Isaacson寫過一些名人的獨家授權傳記,包括Steve Jobs,Kissingler,所以即使市面上關於Musk的側寫與採訪傳記已然不少,應該還是可以作為閱讀選擇目標,儘管本書的後段內容略嫌灌水,稍嫌可惜.值得閱讀自然是對於傳主是有興趣的人來說,但他也是個相對爭議性大的人物,討厭他的人應該非常多,在追平穩生活的員工眼中,傳記中呈現的Musk不僅是個超級'慣老闆",是個沒太多同理心的企業主,是個亞斯伯格症患者,甚至可以說根本是個決策反覆愛折磨員工的瘋子,專門喜歡追求達成平常人眼中不可能的任務的人.

           Musk當下共擁有六個主要企業,特斯拉,SpaceX,The Boring Company,Neuralink,Twitter,X.AI,這六家企業無一不是具有科學前沿性,生活未來性相關的屬性,但其中項目也都存在著相當多關於會觸碰到道德問題的爭議,但這也是我個人對於傳主唯一較欽佩之處,比起那種老派的賺錢企業主思維,此人已經超過了這個階段,我們動輒看到其他富豪們拍賣古董,字畫,紅酒,奢侈品,炒作地產,收集女明星,甚至賭場豪賭的新聞,有了錢後大多數人都玩這些,若論再投資,他們喜歡與其他的有錢人聯手進入一些公用獨佔,或是穩拿的領域,但這位Ｍusk卻把錢投到一個個沒有當前前例典範,沒有成功案例,沒有邊際,甚至尚無人進入,無人知道是否能成功的行業,或是知識前沿上,他講求追求風險,站在風險的浪頭追逐科學,追逐生命,追求金錢,追求夢想,而那種風險超出常人的想像範疇,而這正是老一派的人喜歡說的"投機",不務實的人,殊不知對於追求風險的人來說,投機只是個中性詞,這種投機都是有所計算,包括科學思維在其中的,但是我們所處的文化環境中對這些化科學想像為現實的做法其實是明褒暗貶,成功吹捧,失敗嘲諷,因為失敗機率高,所以自己的子孫最好別"實踐"這些白日夢,但是別人成功還是需要恭賀吹捧一下的,這才是文化現實的真相.

           Musk的這些白日夢,或說是科學想像都不是小事,每一件都要花到大筆的金錢,投資.登陸火星要做什麼呢？與我的人生何關?這裡頭有科學問題,哲學問題,人類存在與滅絕問題,但就問一個常人,誰會真的把人類這些問題當成個人的人生目標來執行?常人會想,就算要做,那也應該是政府的事,國家的事吧?!.因此Musk企業的嘗試反映了兩件事,這兩件事歷來看法都有爭議,未必能單純說是好事或是壞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常說的,Musk領導的事業成功執行正反映初過去我們常說以某些企業功能與效率去替代政府的角色的成功例子,政府不應該大包大攬什麼都要做,美國在政府放棄了太空梭計畫後,太空事業便處於空擋,技術能力與設備節節落後衰退,但這給民間企業太空拉展的機會,從通訊,到太空開發的利益思維,由民間引導美國人重返太空,為的是普遍大眾的生活方便,甚至以更便宜低廉的成本達成發射目標,這固然有利於商業,商人的利益,為他們開創一些獲利機會,但其實更有利於民,政府省下的太空經費能夠轉移為其他民生或福利支出,這便是私人取代政府的好處,如果登月,登火星只是為了單一國家的榮譽感,請問對於一般人來說意義何在?他又為何要納稅支持,因為這不能改善切身的生活狀態,改由民間執行,則雙方互蒙其利,這便是我們說的第一件事大政府與小政府之別.這裡的第二件事便是狂飆原則,Musk喜歡執行一種在極短期間內壓榨出員工所有本能能力的計畫,這種計畫往往不符合人性,超時工作,超過正常安全的思維行動,他的自動駕駛,火箭發射,汽車造型打磨,甚至要解僱程式員工的考核方式都是以相當不盡人情,不合常規的手段去執行,把Twitter的8000員工砍成剩下2000人,讓特斯拉一工廠由周產1800輛快速增加到周產5000輛,因此Musk的這幾家企業都逐漸的邁入獲利增長的規模,但這便產生了第二個有爭議的問題,究竟什麼才是真的好企業家,Twitter的案例只是告訴我們原先的冗員太多,效率不彰,企業主與員工只不過是集體的分贓資本市場親輕鬆募集到的資金在享受小日子而已,但企業本身並未真正開始獲利,只有一個好聽的名聲,因此原本的經營者稱不上是好企業主,但Musk這種驚人的不合理的,甚至直接沒有態多人情的管理與工作方式,即便使這企業增加利潤,為員工增加收入,他依舊不能被稱作是個好企業主,因為文中所述,他表現的實在是超級慣老闆,隨時隨地,即使在半夜也要on call,立馬就能開掉人,沒有人性,不盡人情,而他卻偏偏又是個沒太多個人自覺的亞斯伯格症患者,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的某些時候的發飆究竟是種激勵,還是種罪惡,甚至從本書裡,我們可以感到他有時並不太在乎或沒知覺到他人的感受,因為他的目標裡可能經常遺忘了跟他一起工作的其他人,別人的條件與身份,收入其實跟他不同,而他心中往往只有單純的數字或是型態目標,眼裡也只看到那些,而這實在不太能夠符合當前好的企業主該有的標準裡.即便他對自己夠狠,常常強逼自己達到自己能力範圍與想像範圍之外的目標,也身體力行,折磨自己,但並不意味著他可以這樣的要求與自己共同工作的其他人也同時執行這些不合人體極限人性需要的事務與步驟,但是,我們也不盡不得不這樣想,要不是他那些不合理的命令與執行力,他的企業應該早就燒光資金,沒一個能夠成功的吧,這應該也是不爭的事實.

           而Musk在企業經營上遇到問題的解決方法上主要只有兩個思維重點.首先解決問題必須是滿足"第一原理",所謂的第一原理就是認為人們應該從某些事情最初的原因和最初的第一原則的知識去展開分析與思考,研究,意思是說Musk喜歡在遇到問題上的所呈現的真正立即困難面上去解決問題,思考,研究,而不是拋開這第一原理,去思考其它看似更深入隱藏複雜的東西,若從工廠中的實際面去問題看就是從基本的物理學出發,不外加其假設和與經驗擬合的計算與推導,而換成實際的工作流程就是馬斯克的五步驟工作法：

          1.驗證命令要求: Musk很強調所有的命令要求都是一種預設,是一種仍未實現的東西,因此在收到命令時必須抱持質疑的態度,特別是來自專家的要求,會被他的專業性麻痺,但是任何人的專業性都來自過去已經完成的事情,而這只能說明他過去是對的,無法保障對未知事物的準確預測.

          2.簡化流程: Musk認為對組織來說,如果沒有覺得流程不夠用,就表示流程已經太多了,過多的流程將讓企業失去創新和探索能力.當一個組織用既定的方式去應對不相匹配的全新問題的時候只有2種結果,一是流程可能會失效無法推進,其次是按照既定流程做出錯誤的決策並造成不可預料的結果.出現流程問題的時候需要組織中個體站出來創造性的解決問題,而這必須依賴組織中鼓勵創新的激勵措施.

          3.簡化和優化: 所有的管理理論都在提簡化和優化,但是Musk以為簡化和優化的前提是目標的正確性和鼓勵創新的組織文化.

          4.加速更新換代: Musk在這裡強調的加速的是更新換代,而不是更新速度.更新換代是一個循環,透過這個循環可以不停的驗證當前推進的方向,並且持續的進行改進和優化,因此五步驟工作法不是單向一次性的行為,它應該在最小可執行粒度上持續的循環推進.

          5.自動化: 自動化雖然是工業化中的一個重點,但Musk對於自動化是有所保留的,過度的自動化不但耗費成本,甚至某些操作步驟上的錯誤率還比人為高,耗費更多時間,因此自動化的評估應該由規劃者到現場實際了解觀察後才能確定他的可用度,信度,與效率效能比.

         夠過"第一原理"與馬斯克五步驟工作法,我們發現了Musk所經營企業中經常考慮的兩個管理性重點,首先Musk非常重視成本管理.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為了成本管理,Musk經常冒險放棄一些安全考量,基本保障防範考量,如在特斯拉的電池製造,底盤的物件打造上,也發現為了他為了第一原理,放棄了火箭材質,載重保障的一些傳統觀念,審制在搬移Twitter資料庫設備時使用的暴力拆卸搬運手段,這些過程與結果,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但失敗只要符合第一原理,他通常也能坦然以對.第二個重點是Musk是一個高度目的導向的人,他當前想做的事,只會要手下去執行,不論是否有難度,或是某些現實的時間空間限制,他都力促要完成,為了這樣的結果,他經常在開除人,雖然他也會一直招募新的人,但在壓力之下,很多人即使沒被開除,也會選擇幾年之後離開,所以他的用人需求三特點,一是絕對優秀,二是能夠忠誠,三是需要自我激勵型性格,也因為第三個因素,讀者應該發現即使像Musk這樣略嫌變態的工作態度下,那些受訪的離職者,曾經直接與Musk共事的人對他的稱讚都比批評多,哪怕是被Ｍusk開除了人也都如此,因為具有自我激勵型人格的人本來就與普通讀者或常見企業員工的心理心態不太相同,他們通常追求比較多比較遠,只是恰好不在Musk可以一直仰賴的範圍裡,從Musk要求工程師必須離開公司的辦公室經常的常住在生產線與製作現場留意製成流程與環境,就知道自身實際能夠動手解決問題,又具備腦袋能夠簡化問題,加上又具備強烈的自我激勵型人格的人才會是他重視的人才,單會賣弄口才與文書公關作業的人在他那裡則不太有戲,2000個程式員能考核簡化到不到100人,除了成本考量外,就是優化下的結果,確實夠殘忍又令那些有追求的人嚮往 .

        而在Musk這六大主要企業及其他相關較小相關的公司項目中,那些與未來相關的,如自動駕駛的電動車,人因工程,人工智慧都有著對於人工智慧發展的憂慮,主要是道德問題,機器控制人,與人在猴子或人體植入晶片來控制動作思維這樣的發展有違傳統人性觀點.但是這本書也顯出了另一個關於道德問題的重心,就在Musk個人的成長過程.他視自己的父親為某種心理變態,家暴,再婚後竟然又娶了自己的繼女,還生下小孩,在Musk心中似乎不以為然,看不慣,所以他常年遠離他父親.可是他自己的婚姻也很奇怪,跟第三任妻子以人工生殖法生下3個小孩,同時又跟一個無婚姻關係的女子人工生殖一對雙胞胎,而大兒子又變性成為女人,Ｍusk可以說是多元成家的代表性家庭,加上他自幼於動亂南非生長的經歷,家庭的冒險基因,創造出他可能認為經常冒險會有所得的經驗性格,這些內容的加總,讓他的家庭生活與複雜的企業經營過程交織成這樣的一個奇特的人物,所以這本傳記注定不是單看傳主有多成功,而是以他的經驗,經歷形成的奇怪人物,與奇特企業,可能都與人類的未來會有一點點關係,也許未來你會買能完全自動駕駛特斯拉,用他optimus的機器人做養老臨終照護,或是用他的星鏈通訊衛星,還是隨著SpaceX攀上太空,移民火星,都是相對屬於前沿的,反而只有Twitter即使真的成了美國或全球的電子支付系統,卻算是比較落後的舊產業了.

         介紹企業經營者的書籍近年是越看越少,幾乎沒有了,因為有趣的人,事,與企業越來越少,有的通常只是商業吹捧為多,這本"馬斯克傳"內容尚可,關於對傳主的批評或負面呈現的內容其實不少,如果有讀到他成功事業的相關內容,通常也伴隨著看到了其他被傷害或犧牲的對象,所以它基本有跳脫成功人物傳記的窠臼,我以為,這是因為傳主自身存在這樣充滿爭議的性格與人生,他不是符合常態傳統的那種商業人士,也不太是作者單純的寫作手法就能產生的,以上.

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

 

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Outcasts of Empire: Japans Rule on Taiwans Savage Border, 1874-1945, Paul D. Barclay)

          這本"帝國棄民"雖是獨立閱讀,但某個面向來看也能稱為是"台灣經濟四百年"的延伸閱讀,我在寫前面那篇時提到過清代起台灣的森林與樟腦的產業經濟並沒有被納入該書的內容,捨掉其實有點可惜,而這本"帝國棄民"基本能說是由樟腦開發產生衝突的一種延伸觀察,思考.這裡關於的樟腦紛爭主要是指日本殖民時期因為開發山地樟腦產業的需要,而與當時盤據山地樟樹林的原住民發生的經常性衝突.清代以來在台灣山中伐樟風險極高,除了極耗體力,還要面對受傷,蚊蟲,疾病等問題,更常因為侵犯原住民領域而引發雙方衝突,甚至爆發激烈戰爭,原民動輒出草獵人頭,根據殖民時代的紀錄,日本警察會荷槍實彈,帶腦丁到山上開採樟腦,當時流傳"一斤樟腦,一斤血"的諺語,透露出採集樟腦連帶產生的血腥紛爭,是的,"帝國棄民"概念的產生正是由於兩個不同文明族群的人接壤與接觸而引發的一連串難解的管理性問題,從經濟面,存文明面,從人性面,最終讓日本人視原住民是一群特殊的無法文明化的人,特別是相對於隘勇線以外的地區人都已臣服或接受日本化的統治狀態下,這些人無異現代文明的"棄民".

          本書試圖闡述的一個核心議題就是"原住民化"的概念.放在這書裡意思是說,我們觀念中以為的原住民,並不是在任何人有經驗前即已經存在於世的觀念,它最多只是一種單純的集體認同的歷史過程,更白話的說,"原住民"是一種他人視角,不是所謂的在地而生的概念,以台灣為例,自有外來人登陸後,他們看到那些散居於島上各地的漁獵族群,是以"蕃"的模糊概念先行理解,一群不同於當時西方與漢人所理解的生活型態的人群.後來形成的所謂原住民只是經由晚清階段到日殖時代透過當時的"高速資本主義"與"國際競爭"的發展背景下才逐漸形成的一種域外想像,而這裡稱為"帝國棄民"的意思,便是在這樣的資本世界與國際環境下,從台灣當時主要政權的統治者觀點來看,始終沒有辦法讓所謂的"番"同化或改造成政權文明與王化下所期望的"人民該有的樣子".主政者經過多年努力後,原住民依舊是保持著舊有風俗習慣文化的一群,因而從主政者的角度來看,這些人是屬於無法教化完全轉型過現代生活的'"帝國棄民",於是便回頭強調這些人之所以不受教,是因為他們的自身"原"的特殊性,自此便開始有了原住民的印象與概念被傳播,簡單相比日本同一時期被納入的琉球或是北海道上的原住民,在日本人進入墾殖或統治後早已完全沒了原先生活形貌與文明,於是像台灣蕃人這樣的原住民化便有了它特殊的意義.這本書概念形成觀察的時間是起自1874年牡丹社事件起至日殖時期結束,並延伸進到戰後國民政府統治原住民策略或爭取權益等內容,回溯連接當代原住民文化社經弱勢的歷史成因.從比較殖民主義的角度,作者觀察日本國內的國族主義發展與決策圈勢力消長,牽動的殖民地預算及人力布局,包括如何逐步擾動與重創部落社會,將其劃入有別於平地行政區的"第二階地理實體"即"蕃地",之所以是第二階地理實體,是"蕃地",正因為是無法如第一階實體般容易管理,因此無法採用一套相同的方式來進行管理,必須分而治之.

          自19世紀末起國際間民族國家主權與利益的興起與擴張,成為一股新的風潮,新的主權民族國家概念是以西發利亞的協定產生,採行資本主義與境內行政權力均質一致性的主張,因此大多是西方新興民族國家有著以上兩個明顯的特點.於是像清朝,日本這樣的舊帝國的國家,基於實際上的不同,為了要將在國家邊緣有著許多不同民族的緩衝帶也納入行政均質運作裡,讓不同國家間的貿易及外交可在相同的對話機制上暢行無阻,讓資本主義市場機制能運作這些可能能在全國運行,於是邊陲地帶原有特殊的交易互動形式,比如依據人情,貪污,賄賂等方式都被視為阻礙,在國家設法將這些複數主權整合至單一主權的過程中,必定會遭遇因預算,地形,抵抗等狀況而吸納不成功的可能狀態.這些無法併入主流殖民空間的區域就是所謂的'第二階地理實體",也就是日本統治下的"蕃地"狀態.日治時期統治者與原住民的接觸與互動首先包括懷柔外交,通婚,語言通譯,物質文化等交流,逐漸了解即使透過暴力驅趕,隔離,族群識別等種種手段,依舊無法將原住民區域管理一般化,而後將管理策略改變成專注'原住民化"的群體,擴大的說就是因為無法施行行政均質化,所以只好將被統治原住民逐漸固著在採用特殊治理方式,將與其經濟交往範圍也隔離於平地自由貿易市場之外,形成國家內部的"他者".

           事實蕃與蕃地的概念,不過是日本人延續著清朝流傳下對於台灣邊緣地區原住民的應付之道的略轉型而已,1871年宮古島人漂流到八瑤灣的遇難事件,三年後醞釀成日本出兵台灣的牡丹社事件,因為事件發生在清廷聲稱王化不及的界外地帶,因此清廷雖稱擁有當地主權,但實際上然該地是有著複數主權,清廷無力處置包括當地的原住民社行為.因而從日本的角度,依當時國際法而言蕃地是個人人可以垂涎的無主地,這是牡丹社事件後一直縈繞在日本統治者心中的大事,而"中間人"像是某些原民社的頭目,通譯,商品中介交換業者等人,擁有能力在不同主權間斡旋,是讓牡丹社事件平息的重要人物;因此無論願不願意,就日本人來看未來外來統治者需要的各種情報,物資必不得不仰賴這些中間人.於是1895年日本將臺灣納入殖民地之後,原住民出草頻繁,隨著山林被入侵而愈演愈烈,日本殖民者在初期先透過懷柔外交,透過中間人以及原住民部落間的敵我關係試圖來逐步的收攏對原住民同化與文明化;而在1899年樟腦專賣獲利後,開始以隘勇線圍堵與槍砲,掃除阻礙開發並挑戰帝國權威的生蕃,試圖將台灣"蕃地"的物產整合進全球商業網絡.但是投注龐大預算金錢,經過長達10年的武力理蕃,這些慘烈的征服也未能將原住民整合入一般行政區域,仍需仰賴土著權威,但他們不服王化,於是便有了後來的霧社事件,之後日殖民者採取最嚴厲的武力進攻征服,終於讓原住民放下了武器,但即使如此,原住民社會始終沒有進入日本人所建立的一般行政區域中,在日本人眼中依然不受教,沒有法治觀,依然故我.

        透過頭目,中介及外交懷柔往來達成間接統治,利用土著權威便宜行事的最初原因便是基於經濟考量.從前面的"台灣經濟四百年",我們知道清朝時期台灣財政收支在日本來後因缺乏資料難以釐清,加之日人初來乍到發現能夠產生財政收入的部分有限,而日本本土自身的財政又須考量後續納入的其他殖民地與對外擴張需要,因此急須台灣財政能夠自給自足,甚至期望能有盈餘調撥他用,在本書裡作者用了傅柯的"規訓與懲戒"來表達這種統治方式的對比,在台灣一般行政區域,日本人先採用嚴厲的懲戒方式來統治,而後便能輕鬆的進入規訓統治階段,如此作為最終目的是希望能有創收,來應付支出的需要,便於盈餘,但是同樣的懲戒手段施展在隘勇線外的蕃地,成本高,但收益低,於是不得已,日本人在蕃地便採取了規訓為主體的統治手段,因為懲戒為主體的統治手段成本太高,又不清楚山地開發帶來多少收入錢,只能採取成本較地的手法,所以在前述大規模武力擴張前後均持續採用規訓的權宜之計,這種規訓管理方式首先‘需借助大量的中介人物,主要目的是傳達政令,因此主角是通譯,翻譯.然而臺灣族群及語言的多樣性,使訊息的傳遞須透過層層接力轉譯,日本人翻譯者學過的主要是北京話,台人當時能通北京話的人很少,一個主要日本行政官員往往須帶著幾個翻譯,先將日語翻成英語或北京話,再將其翻譯成閩南話,再由閩南話翻譯成原住民的語言,而原住民語彼此間又有不同的分支,這導致政策執行多有短路,效果不彰,於是日本人有興起為日人,原民雙方都開辦規模有限的外語教育,通婚也是被鼓勵來跨越分歧的方式,很多日本在地行政官員娶原住民妻,於是在這種規訓管理為前提的體制下,仲介人翻譯,異族妻成了統治要角,聯姻本身表面雖是土著權威制度延伸,但因為嫁給日本人,這些離開部落的女性還是受到一定的懷疑,後來加上這些翻譯仲介試圖從中牟利,有時亂譯,有時假裝傳達錯誤,或假借聖旨,甚至於產生日本人自己的貪污事件,這讓當局不能容忍,因此規訓成果影響的範圍有限,霧社事件便是很好的例子,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日本人完全不理解原民的風俗,禮儀,與這些行為背後的族群心理觀,事後的統治也轉趨嚴謹以懲戒為主導的管理方式佔相當的一段時期.所以其後對於霧社事件的行政改革與檢討,便將頭目等權威者勢力架空,以通曉日語的年輕世代取代中間人的角色,但經濟保護,特殊法律及三流教育讓原住民居於從屬,殖民者期待其從事農牧業,即使擔任警察等公職,生涯發展亦難脫離原住民的領域 .

         我們前面說的經濟管理考量在蕃地其實有兩個主要目標,首先,統治者自然希望能夠從山地開發中獲得收益,樟腦大獲全勝.這便是森林與樟腦的經濟要旨.另外一種是屬於文化上的目標考量,統治者希望隘勇線以外的蕃地人民能夠被納入屬於現代資本主義世界商業圈的一員,但這個目標因為規訓方式久而久之產生了一種雙方的誤解.那就是單一主權的扞格,雖然殖民統治者認為自己主導台灣行政,二階段實體只是一種不得不然的暫時性手段,目的是行政均質,但在心理與設計面上,他們根本不承認原住民頭目的對等主權,視其為被統治者,但是規訓手法讓原民有誤解,他們的頭目以為自己與日本統治者是權力同位階的,因此當初期統治者借禮物餽贈方式來結交原住民時,他們想的是一種上對下的王化關係,可是原民中心想的是卻是雙方互惠的饋贈,是基於情誼,從不曾想到統治面上的上下層關係.因此,當這種互惠的禮尚往來,逐步地變為一種日常交換交易的行為概念時,關於價值價格認定錯誤的紛爭就躍上檯面,和諧時期基於需要可以一些容忍一些不對等的交換,如用無價值的草筐換織布,但實際的商業交易中沒有平地人,日本人願意接受這樣的不對等,因此拒絕這樣的交易,但拒絕如此的交易,在原民的心理卻認定的是你看不起我,而這就有了文化上的誤解,進一步就會產生流血事件.1860年代開港通商後,來自外國的訪客進入部落,他們做為見面禮的紅布會經由頭目分配,再被婦女拆開,重新編織成織品.但有趣的是這些與外人交流取得原料而再製的織品又輸出給民族學物件採集者或觀光客,被作為文化特色的物證及檢驗原始與否的標的.而這些日本殖民時期再製文化物化到了今日反成為原住民文化復興的獨特性及原生性的表徵,這是原住民化的一種怪象.另一方面殖民者以交易制衡蕃地,利用強化原住民單純,無私人財產觀念等作為種族特性正當化奪取原民土地的作為,進行森林開發,樟腦提製,使得原住民自然資源真正的如日本統治者開始所期望的那樣進入國際市場,創造日殖民政府的台灣營收,但是蕃地原住民卻被蕃界隔離在一般市場行為之外,日本政府嚴格限制火柴,食鹽,刀等物資的供給,且刻意只收購特定農產品以軟性方式將原住民多元生計方式轉為耕作特定作物,以至於原住民自此慢慢的被隔離開了它與土地,與在文化間的連結,又無法如平地人擁有行政均質,自1914年後只有極少部落能夠從蕃地劃到"一般行政"區域中,作者認為這是特殊行政下交易均為定價定性下,導致難以培養出部落生產盈餘的能力,而生產盈餘是殖民政府辨別是否有資格劃歸至一般行政的關鍵,部落自然也就無稅收盈餘能充沛府庫,自然也就被統治者視為雞肋,不要出事即可,但當地自然資源森林樟腦的價值因被日殖民政府統轄武力徵收,及其中介人半買半騙的給收攏其中,也使得當地自此無能力進入後來需要龐大資本切入的新資本主義世界,因為那些山林後來都收歸公有,而後來的政府也給承繼這樣的政策,當然這是後話.         

       因此本文開始所說的"原住民化"就是在上述統治者施政過程中,逐漸的將原先散居各地各不統屬,也未必有明顯關係的所謂"社",蕃,收攏成一個所謂的"原住民"身份上.殖民時期的人類學者開始踏查台灣,以族群的自稱作為族名來別於沿用清廷"生蕃/熟番"概稱.這些學者選取了他們視為"原生"的特徵,將混雜不純的隱蔽,暗示每一族群為內部均質,彼此間對等的本體,但我們知道這根本不是真正的事實,它只是一種方面管理統計或書寫分別的一種手段而已.而後來從官方所發行之圖冊,明信片中,攝影集中則可開始見到原住民的形象逐漸由"被征服的臣民"轉化為某種"文化承載者",這些演變都是經由前述人類學家式去除時間脈絡後的的肖像與工藝品照,加上前述種種日本統治下措施下的人為影響來形成,以至於後來廣為流通的教科書及商業刊物,文宣上的原住民圖像,也依這樣的一種想像與管理的重點逕行裁切,改繪,甚至添加強調地方色彩的虛構背景,將原先在文化與風俗多元多種多變的各支生蕃,固定為不具時間性的原住民族群特徵,呼應了上述包含了地理及種族的地理實體建構,達成了所謂的"原住民化"的結果.

          本書所談日本殖民下的"原住民化"最初是奠基於懲戒性質的,隨著隘勇線推進及物資控管,蕃地特殊行政施行包括以社為單位的連坐懲罰,低收入的勞務,固定價格的交易,強制搬遷,剝奪土地權利等措施後,創造出的是部族,部落,而非個人.結束武力理蕃後,人口調查,地圖繪製等做為持續加強族群的類型化與理想化,形成一種由上而下的"族源建構".但在資本主義規訓個人政策的成效不彰下,日殖民政府就放棄了將山地納入規訓的區域,及讓原住民成為財政累積盈餘回饋政府的人口,加上難以爭取到可教化原住民達到平地規訓狀態的軟硬體建設預算,因此在理蕃鎮壓之後選擇的是土著權威,通婚等間接統治的形式,直到1930年代才逐漸成功培育了新一批熟習日語的部落青年來協助治理.霧社事件後原住民需被特殊對待的保護主義抬頭,期待其日本化成為溫順的農民就已經是難度很高的挑戰,日本人已經放棄在他們身上建立現代化的追求,只要他們能夠保持著日本人認定的"原生性"即可,而後來的政府也大致承繼了這樣的統治觀念,直到上世紀90年代隨著解嚴於民主化的到來而有了轉變的可能.至於現在所謂的原住民化究竟只是單純的統治者概念,或是原住民自身也想延伸的集體認同反而變得不是重要的問題,從這本書的閱讀,我們大體上已經知道了它不可逆的官方最初主導的角色.

          必須說一下這本書雖是第一學府出版社的書籍,但翻譯與文本可以說略嫌災難,應該讓很多人看不懂吧,也因此浪費了這個"帝國棄民"的好題目,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以上

台灣經濟四百年

 

台灣經濟四百年(A 400-Year History of Taiwanese Economy,吳聰敏)

          個人以為"台灣經濟四百年"是2023年出版的新書中比較值得閱讀的一本,超過其他作品,這本書基本上是主談產權概念與政府於實體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作用,作者以四百年實際的歷史教訓來為某些經濟觀點與產業政策做出說明,或釐清本質,或重新解釋,或撥開誤解,或重設評價,若要更簡化的說,它一則說明產權釐清對於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另一部分在說明政府於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角色,引用本書26章上的一段話"台灣高成長的經驗說明,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確實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政府政策的目標是要強化比較利益,並避免管制政策抵消本身所具有的優勢",應該能大體說明本書文本的主要重心.

          至於為何認為本書勝過其他,原因有下,首先本書論述直白,作者認為是什麼便說什麼,即使有些觀點,訊息,與過往人們長期的認知或習得的知識或不同,作者都會拿出引用證據,或是提出詳細解釋方式,發表他以為正確的觀念或是取締舊誤,絕不模稜兩可,資料不清楚或他暫時無法解釋的現象,作者也會直言.其次,本書使用一致性的標準來看待不同人不同時期的相同的行為,不會因為對於A,B,C個人評價的不同,而對相同行為的x有不同的對待處置,以上兩特點對於論寫歷史極為重要,其三,本書將焦點集中在歷史上那些對經濟發展上重要的核心產業,事業發展與當下政府政策施行間的關係,並主談成敗若何原因何在,而不是發散的經貿漫談,或因此捨棄掉許多或許有價值的個別產業發展的歷史,但核心的論點都有與經濟觀念相互勾稽,頗有可觀.最後一點則是這是本觀念價值與個人價值契合的書籍,關於制度經濟,產權,市場觀點,甚至是對過往台灣央行的決策看法,它於我個人定見頗有一致性,是以視其為值得花上時間成本閱讀.

           住處附近將揭幕的新商場開有號稱全國最大書店.但個人對於它的發展頗有疑慮,包括商場或書店皆是.從舊台北縣五個縣轄市之一到今日,本地歷來無夜市,無八大行業,唯一的戲院甚至在上世紀末就關門了,本地人的消費娛樂長期以來都是過橋到台北市去進行.此地生活機能原本就不是娛樂消費型,純住家為主體,常見小弄商鋪總是在頂讓換新老闆,或轉營它類商品.諷刺的是這新商場所在位置原先就是一個汽車工廠,是曾在國家限制自製率且高度關稅保護下但經營並不成功的汽車公司,後在成本考量下,30年前就將廠辦移轉到中部,留下大片的工廠用,經變更用途變為現在的商場,它原先就是國家經濟管制主義與保護主義雙重政策下的失敗者.而夾雜於工廠附近歷來只是一個由大片農地逐漸轉變的住宅區,,雖說隨著兩條捷運開通與高速公路交流道的出現,稍微改變了原先的純住氛圍.但自幼在此長大,覺得它本質上並沒有跳脫先前的住宅生活型態,因此要立即轉為商場吸引人潮持續湧入其實不易,頂多會是開幕初期的煙火而已.至於書店,個人的感受是,我以前認為自己是一個對於書籍的需求彈性很低的人,但是這幾年越來越發現自己想錯了,因為身邊接觸到的人,幾乎對於書籍的需求彈性根本都已經歸零,不看書不買書的人越來越多了,我的需求彈性相比之下還是有的,甚至不低,但文化部與主要的書商此時卻提倡說書籍個是特殊商品,不該讓電商或網路書店用超格折扣來吸引人去購買,因為要保障作者的利益,折扣太多,書商與作者便沒有利潤,因此文化部強硬提倡固定價格制,在這種許多人需求彈性為零的情形下,最後只會賺到與我一樣僅存的書籍消費者,對於大批需求彈性轉為零的人,他們視而不見,也不在意,只在乎現在分到的利潤.而如此發展最終的結果必然就是總收入大減,書市萎靡,逐漸貼近垂直的書籍需求曲線不斷的往左側移動而已.

           價格管制或是需求彈性,乃至於汽車自製率到新商場開幕的感受,許多觀念都是這本書"台灣經濟四百年"裡主談的觀念之一.既然書名是'台灣經濟四百年",擺在橫軸的便是一個時間序列,自荷蘭人在大員,也就是今日台南安平附近登陸以來至今日的四百年,當然,所謂的經濟自然是西方所興起的眼光,荷蘭人登陸第一眼所及除了原住民外,就是到處跳耀奔跑的鹿,但對他們而言這些都只能算是意外的東西,他們所以要登陸佔領此地,最初只是為了與中國的貿易需要,但意外地開啟了此地的經濟現代化的初步.當然,原始之地,是不可能有什麼現代觀點產業可供談資,除了舉目所及的鹿,於是鹿皮,鹿脯就這樣從原住民生活上的一種必需品,變成了原住民與外來人之間交換的商品.但是鹿該如何取獵,如何交換於此卻是一個問題,因為本地的原民有分族分社,每一個原民社有自己所屬範圍,但是鹿卻不是人所豢養,是個會到處奔走的生物,因此個人產權的定義難以在原住民地區形成,共有產權的狀態應該是這種漁獵社會的沿襲,雖然原民是過著漁獵的生活,但他們也需要無法從漁獵中獲取的生活必需品,於是荷蘭人便利用了許多當時以個人身份來台耕作或謀生活的中國人為仲介,只要給予荷蘭人一定的"贌金",此人便能夠進入某個特地原民社,用生活必需品與原民交換鹿皮,鹿脯,然侯中國人的仲介者再將這些鹿皮鹿脯以事前談定的價格賣給荷蘭人,如此三方人原住民,中國人,荷蘭人都可以透過這樣的制度牟利,這便是所謂的'"贌社制度".

          但是隨著鹿的撲殺越來越激烈,台灣島上的鹿越來越少,它一方面影響了原住民生區域內的生活,因為原住民會離開沒有鹿的地方遷徙到他住,而另一方面後來進入台灣開墾的中國人,無法單憑光單純的贌社制度來討生活,於是他們開始試著用武力搶佔或透過買賣,租賃一些土地來從事農業耕作.而和移入漢人的這種耕作事業帶來了兩種影響,一是許多熟番也開始學著這些中國人一樣進行耕作,即耕作讓一些原住民由漁獵移動的生活轉為定居的農耕生活.另一個影響則是,開墾的漢人其實原本並無土地,他們只能試圖能用一些手段來獲取耕地,其中不遑搶騙或強佔原住民離開無鹿可獵的原獵場,有部分人則以較為溫和文明的手法向原住民租用或購買土地,這便是"招佃開墾",但是購買土地一開始需要較大的資金,非一般人可行,於是便有一些富人購買了相當大面積的土地,然後再將這些土地整片出租或以分割方式租予不同的第三人開墾耕作,於是便形成了台灣土地普遍存在"大小租"的狀態.這其中也有部分的原住民學習漢人大戶將他們的土地出租給其他耕作者,是謂"民墾番地"契約.

          而這樣的"招佃開墾",與"大小租"發展自鄭成功時期一路延續的清朝,它形成一些不太有利的狀態.首先就是原住民的土地逐漸被半騙半賣得從手中流失,另一方面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被分開,大小租權可以分別分開的賣,使得產權有時不易劃分而產生爭訟,比如土地所有人轉賣土地,但新的所有人可能不想承接土地上原有的租賃關係,或是土地的田賦與地租之間因為產出豐盈不一而興起的繳納問題,這都是源於財產權的劃分與觀念不清所致,這也間接導致交易成本增加,土地的利用價值受到限制,使得台灣的經濟規模與經濟發展受到限制,如果這還是單純的農耕時期也還罷了,隨著清末世紀局勢的開展,農產貿易的交易往來成為新的主題,台灣在這種土地使用受限的情況下,根本上還處於一個封閉的自有經濟體,直到日本殖民者在此經營糖類生產事業後,基於實際需要花錢把勁大租權,並將其取消,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歸ㄧ的狀態,才結束了這種停滯不前的古老經濟型態,有了向農茝加工業或輕工業進軍的可能而產權制度釐清的同時,日本人也開始引進了真正現代化國家的基本統治手段,如地籍測量劃清地界,地目,建設基本軌道設施改良交通,對於衛生環境與醫療進行全面的改革,更進一步的是開發通灌溉水道,建設疏濬加深加大港口等活動,這些活動配上了產權的釐清迅速有效的使台灣有機會開始進入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門檻,邁向真正的全面的市場經濟,與統治者有效的政策措施規劃與施行的可能.

         產權的釐清與有效施政措施與政策的建立,便是形成了有效的制度改革.而這便是美國經濟學家North提出制度對經濟成長的重要性,好的制度將會帶動經濟成長.制度是人為制定對於政治,經濟,社會互動的規範.若進一步研究什麼樣的制度對經濟成長有幫助,首先是對於私有產權的保障,因為現代社會對於私有產權習以為常,低估了私有產權的重要.在台灣尚未發展出成熟的產權制度之前,對於土地的分界,買賣,轉讓等均無成熟的紀錄,清朝時台灣的土地產權不明確,到劉銘傳開始清賦時才開始有了產權制度的雛形,雖然劉銘傳其實只是以增加稅收的角度才實施該政策,但到了日本統治時期,在台進行土地與戶口的普查,完善西部平原的土地產權,也因此開啟了通往經濟發展與市場經濟有效制度的大門,先不要論他是否目的為殖民,它的結果終究是有助於現代市場經濟與經濟成長發展,讓台灣有機會脫離完全的農耕與漁獵生活型態的綁架.

         在種種新的建設與法令規章下,作者只提出了日治時期中的一個產業,就是精煉糖為主要的案例來說明產業發展選擇的問題,那就是基於比較利益原則.台灣產糖並無除口優勢,基本榨糖設施,資金與人力皆不足,土地產權釐清之後,可以在糖廠附近土地徵求甘蔗契作,加上遍佈的小火車運輸軌道,新式的機械軋糖機,精煉設備,雖然仍不能與他國貿易競爭,但可以作為日本的進口替代,而這個糖業案例的發展,正是後續的台灣紡織業與電子產業發展的雛形.糖業一方面解放了大小租問題,同時還產生了對於女性人力需求的增加,使得許多台灣婦女有機會擺脫纏足的命運,並創造了政府有利的收入,改善了自清朝以來台灣財政收入就遠遠低於支出的殘破財政狀態,當然這也沒什麼好比的,因為清朝內地自身的財政ㄓ與各種現代化也是落後殘破的,遠遠低於當時世界主要國家正在興起的各種變革程度,反而是落入殖民命運的台灣因為明治維新的成功,有機會先進入各類基礎設施的現代化.而糖業上的生產比較利益原則,也是本書後段重要的論述觀點的核心,其中延伸思維的關鍵在於政府須要解放產業的管制思維,讓更多市場的觀念進入產業發展與經營上.當然日治時代的糖業比較利益也只是從日本統治者的觀點去看的,因為台灣成為日本主要輸入糖的出口地,就不需要從東南亞或其他地區進口,給予台灣糖業若干補貼,改進生產機制降低生產成本,同時對其他外來進口糖徵收關稅,台灣糖業就可以依靠日本市場的需求成長建立起來,反過來,透過糖業增收所帶進的稅收,可以改善台灣的財政收支,加上行政官員勘定地界,釐清地目,修築公路鐵路,灌溉溝渠,改善衛生醫療等設施讓農產,主要是米糧增產,也有助原先各類田賦,糧稅的徵收,消彌了許多大地主隱匿所有地目不報的情形,改善了財政收入自然就有機會做其他可能的建設規劃執行.

         談財政收支的目的在這裡要引出的便是舊台幣的通膨悲劇,因為財政收入與各類農糧產出必須優先支應內戰軍事需要,所以當國民政府初期來台時,原先的支應已經緊俏的財政狀態,因為戰情的激烈需求,中央不得不更進一步的要求台灣地方政府墊撥糧款,加上應付其他軍需,可能還包括來台接收與管理官員的大量盤剝盜用,在連自身需求都無法滿足支應下,最後只好動用台銀印鈔發債的方式來變通處理支應問題,使得貨幣數量狂增,自然引發通膨問題.而原先有日本需求為基礎的糖業出口,必須進入國際市場後,完全失掉了比較利益,所以糖類帶來的收入銳減,因此更不得不借助於印鈔換錢.從財政失衡,到通貨膨脹,道貨幣政策,到金融管制,這一連串的錯誤措施,文笨在此主要在於點出行政官員缺乏處理各類問題的專業外,還普遍存在著管制主義,保護主義思維,這對於發展現代化的經濟可以說是根本上的大敵,人的思維一代旦無法打開,也就不可能有好的解決問題辦法產生,能憑藉的可能只有好運氣,或者是外部力量來協助.

         嚴重的通貨膨脹可以靠著新發行的貨幣,改善財政支出與財政紀律來逐步消彌,但是當時的狀況除了苟活,還需要經濟獨立的生存下去,加上突然之間湧入了近200萬人入台,除了軍公教外,還有大量的人需要活下去的"工作"需求,若無法滿足,簡直就是對社會穩定埋下不定時的炸彈,這絕對是當時的逃難大員心中害怕的,於是發展產業成了主要議題.一個當時只有人力,基礎設施還行,但缺乏技術與資本之地,財經官員首想的便是外匯,透過創匯累積能夠發展出一條進口替代的生路.所幸,韓戰爆發,讓美國改變對台態度,美援的進入首先緩解的暫時的困難,因為美援可以讓當局省下部分用在軍事上的支應,轉付民生需要,而隨美援而入的還有美國的財經專家,雖然自1950開始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很快被穩定下來,但外匯短缺問題,讓當時的財經官員想以紡織進口替代,與匯率與貿易管制來達成,但事實上這些作為的成效不彰,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的台灣紡織業無國際競爭的比較利益,不論是進口棉出口紡紗,紡布都沒有比較利益,不論是施行價格管制,還是以進口棉代替進口紗再轉製成衣出口,甚至加大貼補都不能取得好的效果,這一切關鍵的原因在於匯率問題,因為當時新台幣兌美元的匯率為1:5,這是不具有比較利益的價位,直到台幣開始貶值到1:26.5後才開始有了改觀.但是要放任讓匯率市場決定匯價升降,在當時政府官員的思維中根本不太可能產生,他們幾乎全信仰喜愛管制主義,大人當家決定一切的思維,而給於這些僵化者帶來一些額外思維的人便是1954年來台的美國經濟顧問團,卜蘭德,郝樂訊等人,他們提出了"八點財經措施"其中的稅制改革,解除貿易管制,施行單一且符合現實的匯率,成立公用事業委員會,建立資本市場,公營事業民營化頗為重要,其中能讓台灣經濟在1960年代開始有所轉變的便是建立單一匯率制度,與放寬貿易管制,政府後來以此八點為主體,提出十九項財經措施.

          雖然今日的人都知道台灣紡織業曾經有過輝煌的出口歷史,但他們大多不知道在單一可變的匯率制度施行之前,紡織業其實也是黯淡但拼命了許多年,只是因為找錯了方向與問題而被耽擱的,當時的官員規定了複雜無比的匯率價格,以至於只能讓有心之人從中套利,而沒辦法建立有效的價格利益,這種用實際時間與金錢的試誤法產生了許多浪費與蹉跎,究其根本,便是官員的思維錯誤,落後,且還喜歡施行管制主義,認為民間無人無腦所致,而自1960年代開動的貿易紡織列車大軍進入國際後,外貿獲得改善,同時也讓官員有機會欣喜思考能否將紡織業的成功複製到其他的產業,而電子業就是這樣一個既被選定,又恰被運氣帶動下的產業,比起紡織業的試誤法,官員還是不改要伸手去操控的習慣,欣喜有部分的官員知道了民間的力量與思維也有可參考之處,民營企業也能創匯與搶佔技術,資本.所以電子業的發展略與紡織不同,官方成立的工研院固然曾經參與並出大力,但民間自行勃發的力量才是它開頭成功的源頭,從收音機到電視,電腦及這些商品所衍生的關鍵零組件產業與企業就這樣的一個接一個興起成立,最終就是榮景的頂峰的半導體業,並由此形成一整個產業的完整供應鏈,這大約都是以民營企業為主體所形成的結果,官方雖然不說沒有功勞,但通常不管就是最大的功勞.管制主義逐漸的被鬆綁,加上制度的改良越來越完善,利於民間企業的經營.其後便是1960~2000年這全球排名第一的,年均GDP 6.5%成長最速的40年的經濟成果.

         這本書選擇以制度的改良,限制,目標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為論述的主軸,透過回顧歷史看出台灣經濟今日的成果主要就是從由放棄掠奪,鬆綁管制,明確產權,加強基礎建設,尋找必較利益,最終由私營企業主導的經濟體而能有所成的,政府施政在這其中的角色只能是協助尋找利益,主動主導有利基礎設施建製,開放思維,協助困難,並放棄自身的過多的家父制管制式條框與規定.這其中自然也有因為無法做到這些而成為反例的部分,比如台灣至今仍頗為落後的金融業,就是管制主義的結果,新銀行的開放直到上世紀末才開始,讓傳統公股銀行獨佔長久,落後國際太多,顯然是落後根源之一,另一個落後的便是匯率操控,為了維持出口競爭力,不知是不是還停留在紡織業勃發的初期思維,央行的管理匯率制度,讓許多產業無法被淘汰升級,因為它無技術無資本優勢的業者有了價格上的比較利益,自然就又不會想到去升級企業與產業狀態,使得一些企業成為萎靡的黃昏狀態,連帶著因為操控匯率產生的全民匯損,壓低貨幣價值的低利環境所創造的資產價格飆漲狀態,讓房地產價格如坐太空梭升空般,處於一路飆升的狀態,最終妨害了人民生活的幸福感,還有因為學費管制形成的無數低落大學,空有升格學位卻沒能提升素質的大學生越來越多,致使生產力無法提升,而大學生平均薪資也因此無法拉高始終處於低薪的狀態,這些都是從價格管制所帶來衍生出的問題與困境.也是未來企待改革之處.

         由於主題有選擇性,所以可以感覺若以經濟史來看,作者刪節掉許多並不符合主題的部分,我以為比如樟腦,茶,米糧,木材等清代的農業經濟與當時對中國,對外國的商貿往來,或如殖民時期的商業與生活,如從圖16.2可以看出米糧的生產,出口在1937至1945逐年衰退,很明顯的有戰時經濟狀態,當時的經濟環境,社會狀態,產業與工作都還算是可以書寫的內容,都算是有關這四百年的經濟生活一部分的例子,所以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本書就還是顯得稍微有點不足,但以出版主題來說,這本已經很夠了吧!特別是對不同統治時期,不同財經官員的施政評價,措施思維與大眾認知的歷史頗有不同,應該也是值得閱讀者再次深思之處,以上.

閨蜜: 說八卦、宮鬥劇，女人總是為難女人。歷史上難道沒有值得歌頌的真摯情誼？

 

閨蜜: 說八卦、宮鬥劇，女人總是為難女人。歷史上難道沒有值得歌頌的真摯情誼？(The Social Sex: A History of Female Friendship, Marilyn Yalom & Theresa Donovan Brown )

      "閨蜜"是一本關於歷史上女性間情誼關係發展的書籍.寫作的邏輯思維顯得單純,就是對比男性,在歷史的長河裡,過往書籍記載的主要都是男性間的友情,互動,與相關故事,彷彿這世界中只有男性間才有真摯深刻的友情,女性之間呢?!作者對於女性間只有講八卦,或彼此互鬥的刻板印象顯然不以為然,所以她們也循此關係邏輯去發掘曾經出現在歷史中的女性情誼故事案例,藉此說明其演進,

       但不知道作者是故意不點破,還是她們明知自己只是換了一種角度寫作,知道說穿了運作關竅這本書就不特別似的,這本書中所謂的女性間情誼的發展,其實還是深深紮根於女性這個身份對比於她在歷史長河中的角色位置的變化而變動著,當女性依附於家庭時,女性情誼的發展受家戶限制,受傳統男性為主體的家庭觀與親屬觀匡限,所謂的閨蜜間的身份形式,範圍與交往都有其固定的模式,但隨著女性從家庭圈禁中逐步被解放出來,女性間的情誼互動,與關係方式也就跟著演變,直到近代女性進入公共領域的每一環,女性情誼與女男情誼也就有了多元多種的面貌了.而女性能突破門檻離家,首先便是宗教因素,那些進入女修院的女性,她們帶起了第一波所謂的非親屬間的閨蜜關係於情誼,但是這種因為宗教因素的解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仍有其固定的因素與範圍,這個因素就是與階級有關.

       依我們文化傳統的制約,人們會認為那些出家去僧院佛寺的必然多是窮苦人家,但是在這裡,西方的女性脫離家庭的最初原因是進入宗教領域,但是也不是任何人都能隨意地進入有門檻的宗教界中,特別是女人,她們要不是出身自主持宗教的高層,便是從信仰的高層而來,最早在聖經中可見的女性,及其相關的女性情誼發展,都是從屬於基督或天主的,她們若不是基督的親友就是鄰居友朋,傳播教義教務的助手,或是見證人.而脫去蒙昧外衣下,當宗教成為重要的生活事務,與政治可相互對抗時,首先進入宗教領域的女性便是去從是工作的神職人員,除了那些專職受約束特別明顯的修女外,最重要的是一批有錢人家受過基本教育,能夠認字書寫的女性,他們進入了女性主體的女修道院,從事宗教經典維護,或是輔助工作,利用她們的受教特性,通曉文字的人力,一些女性開始利用書信往來,建立情誼,這便是本書所謂閨蜜的最初脫離家庭範疇下的初步型態,因此閨蜜最初發展的關係中是以高層富人的女子,受過基本的識字讀寫訓練後所產生的,當然作者這麼寫也不過是在呼應那個男性體力的世界,早期的希臘羅馬以來的各種書籍中所見到的男性情誼文字的回饋.

      這種宗教性發跡的閨蜜形態,先是限制於若干的女性修道院,後隨著任期與定期的輪調,而逐步的擴散開來,一種是由宗教聯網式修道院建立的女性關係連結,另一種則是修道院中的負責勤雜事務的低階女工,來自普通家庭的女性間的接觸,也發展出另一種女性間的閨蜜型態,但他們因為不通文字,缺乏有計劃的紀錄,因此也就被遺忘在邊緣,因為聯網式關係透過文字連結的情感,還是更受人矚目,這是因為她們留有文字,書信,甚至作品,能夠於今日重啟翻閱,知道這種關係的存在,理解這些靈性上的交往.因此隨著這樣的模式後來開展了女性讀書人或貴族女子間的女雅人閨蜜圈型形態,他們是一群有著自己思維與創作能力的女人,也就是說在原先的階級連結之外,能夠擁有相同識字與心靈理解力的人也慢慢的被引入原先只有少數宗教神職人員能成型的閨蜜範疇,文化程度,創作能力,基本的識字理解,也就是教育於女性中受到重視的程度開創了另一種閨蜜,女性情誼交往的中間因素.但是,儘管已經比起只有少數富貴人家時有所進展,中世紀以來的女性情誼圈的建立依舊與女性所屬的家庭出身與角色有著相關,商人之家出身的女性也開始進入此圈,而後隨著新型態民主制度與革命興起,一些有著相同理念的女性,不過通常仍是依附於男性政治信仰的女性,她們開始結合一企,在本書中主要是以美國獨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為依託來講述幾個閨蜜結合交往的故事範例.而真正有了全面性的女性閨蜜圈的概念,應該還是革命年代開始後,解放了大多住人的生活空間,工作空間後,以致家庭觀,教育觀,乃至獨立的身份思考觀才逐漸地發展多元與開展,於是乎大量的女性進入學校,進入工廠,而受高等教育與一般角色的女攻也在工作外的生活場所中有了交集,所以在19世紀,當大學都開始允許女性就讀取得學位,更多的普通人家的女性進入校園,後入職場,而後閨蜜圈更從同階級,同教育程度,同工作性質,而逐漸發展出跨階級,跨教育,跨領域,最終變得多元多樣,因為社會變得更多元,更混亂,更不純種,甚至隨著性別角色單一關係的解放,由女女的閨蜜,到女男構成的閨蜜形態都成了閨蜜這個主題中的一員,而後隨著網路的發展,這樣的圈子更是同步連結到世界各地,閨蜜的型態與樣貌就變得更不可單一形容,不能一概而論,甚至不該是一種絕對的定式.

         可能是我開篇沒看兩章就破解了作者們書寫中隱藏的社會結構變動因素是女性閨蜜情誼歷史發展的關鍵,所以就沒執著太多時間與精力去紀錄書中描寫的那些女性閨蜜情誼個案故事,其實作者們是想用敘述形態替代論理來說明女性也能發展出類似男性那般具深厚專業非八卦性,高度性靈的同性情誼,而不是一群只會道人短長的聒噪女人圈,至於讀者是否認同與同意就不是很瞭了.畢竟個案也只能說有這種現象,但證明什麼的,還是缺了點.以上.

歡場女孩：慾望、歡愉與性苦悶，近代法國性產業的形式與管制

 

歡場女孩：慾望、歡愉與性苦悶，近代法國性產業的形式與管制  (Les Filles de noce: misère sexuelle et prostitution, XIXe et XXe siècles , Alain Corbin)

          成人展上個月在台北登場,來了許多日本AV女優,因為是近幾年夏天的例行公式,本來也沒啥特別的.但是在檯面之下,國內的應召站竟順勢推出與部分來台的AV女優交易方案(https://sextw.net/feature-products/av-girls/),不同女優單次交易的價碼從台幣3萬一路可到誇張的144萬,沒錯,網站上面就是標上了144萬,令人咋舌,雖然不知是否真為本尊,但膽敢開價如此,也是一絕,有人說這是另類欺騙,應召站將以假貨替代,反正被騙的嫖客也不敢聲張,其他人則稱AV女優名義純粹只是一場賣淫噱頭,不過我想144萬應該也沒那麼容易就騙到吧,有嫖客會刷卡嗎？這可會留下金融紀錄的!?難不成真抱著現金144萬去交易?若進一步的對比同一網站上低到完全不能相比的東南亞越,泰,馬來西亞妹標明的3000,4000價碼,至少可以我們知道性產業裡的階級分野現象比現實生活遇到的更為直接清楚,購車買雙B尚可全額貸,沒錢的人也能裝闊,但嫖妓就不行了,沒錢的男性恐怕連自己的衣服都脫不,遑論脫別人的衣服.

          '歡場女孩"是一本討論法國自18世紀末期大革命以來至20世紀初期這段期間內性產業的發展與管制措施演變的書籍.性產業是個特殊又怪異的存在,上面的網站例子就可說是一個標準現象.我國明明對於性交易採取的處罰與禁制,但類似這樣明碼標價又附上照片的網站其實不少,如果再加上那些隨時可申請或棄用的line,telegram,twitter帳號,恐怕隨便都有成千上萬甚至幾十萬個通路可以找到管道去聯絡老鴇,換成現代用語就是找到雞頭比找道路還簡單.而那些貼出來吸引嫖客的女性照片,只要是本國女性照片應該都是假的,業者詭詐稱其為類似圖,而外國人照片反而是本尊的機率較高,通常不需用照騙來遮掩,因為這原來就是性產業的特性,賣淫女通常不會在自己住處附近從事這項工作,甚至會遠離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到其他城市或國家去.階級,私密性,價碼定位,賣淫者原從事工作特性,原身份,不論是今日的網站還是200年前的法國社會,其實性產業內自身改變的並不太多,畢竟它只是由供給與需求來構成.而讓這種原始產業面貌改變的最大核心要素力量其實是來自於社會型態,與政府態度的變動.

         本書的開端就澄清一件事,作者認為"性交易"與"公開賣淫"是兩碼事.官方能夠直接介入處理的是"公開賣淫"而非"性交易","公開賣淫"就是任何一個人用眼睛看到就知道這個地方,或這個人正在從事性交易,或此處為性交易場所,他便能自行決定自己的需要與行為.而那些暗地裡的性交易比如被包養的女孩,社交名媛,交際花,高級應召女,自然數量更多的私娼也包括在內,都不是政府能夠把手伸進去管理的介入的範疇,這樣的定義有兩個重點,首先是這本書所討論的核心: 就是法國政府,主要是警察機構在這200多年內對於"公開賣淫"這種行為的看法,處置,與管理措施演變,因為法國官方始終保持對於"公開賣淫"採取管理限制的想法與做法,但經過這200年的施行這種原始管制措施,最終它施行的管治理念已經與原始目標大不相同.第二個定義重點是作者把不能管理的性交易排除在管制管理之外,它引人深思的地方在於點出讓人思考究竟什麼算是性交易?哪種人是妓女,嫖客?原來妓與嫖還會因為階級的不同,而被世間人以不同的眼光看待,高級名媛,女明星,富商與權貴間的交易,就不被人稱為是性交易,甚至被投以欽慕的眼光,儘管從各種角度它根本也是公開賣淫,而這便是世間好玩之處,當然這些內容都在本書思維範疇外.

      本書所討論的"公開賣淫"主要指的是法國各地方經由政府登記允許由私人公開設立的"寬容妓院",我的理解是這種寬容妓院類似於我們印象裡的"公娼",法國政府的思維很簡單,它要管理這些"寬容妓院".管理的理由挺簡單,就是妓院骯髒,影響社會,污染環境與人心.我使用骯髒一詞既表示內在,也表示外在.與我們印象中想像的不同,我們以為西歐的法國應該是個性觀念開放,可隨意濫交之地,因此對於公開賣淫應該不會採取太嚴厲的措施,甚至應該會更寬容的任期發展,但這本書顯示我想錯了."寬容妓院"位在大街上,門前站立著各色妓女或雞頭,馬夫來招攬路過之人,這本身就有礙市容觀瞻,從官方的眼光來看就是"難看".另一種難看與骯髒,則是無法透過肉眼看見的,就是性產業被認為直接威脅到道德主義的規範,對於女性思維與身體的制約,官方認為性產業的公開表現無異於在公開告訴大眾女性可以為了金錢收入而做出一些違背道德與義務的行為,它既破壞了傳統對於女性貞節的定義,也深深地影響了可能的家庭生活,所以"公開賣淫"是骯髒人性,黑暗社會的源頭,所以若公開展示這種交易與招攬行為必將影響社會價值與行為.

       儘管視其骯髒,影響人心,但法國政府知道"寬容妓院"存在也是有利於社會的,那就是有助社會的穩定.性本身是人類需求之一,也是躁動的源頭之一.這本書之所以從大革命以後的歲月談起性對於法國性產業興起的管制主義,跟人性的躁動其實有莫大關係,革命之後,第三級人士有了更大的政治空間,加上當時開始興起的工業革命.人心與人力普遍的被從田地解放,男男女女湧入了城市,這使得城市的構成面貌被改變了.一方面徒增了許多躁動的男性,及其相伴的性需要,另一方面因為許多鄉村單純的女孩進入城市,使得現有的城市男女與家庭關係發生了某種程度上質的變化,它讓原居城市的男性有了額外的性追求機會,比如從家中雇用的新的保姆,女幫工身上發展出新的男女關係,加上那些大批湧入城市的農村青壯力必須有所性發展的需求,初來乍到城市的鄉下女性對於金錢的渴求,對於物質的追求,都讓性交易成了一種必須必要或者不得以的存在,因為若得不到滿足,不知道這些躁動的人士會在城市裡做出什麼出格或犯罪之事,鄉下女性也可能會私下淪為他人禁臠,或動輒成為小三破壞他人家庭,毀掉天主教立國的法國家庭觀,因此存在一些公開的能夠讓人進行性交易的場所讓妓女與嫖客各蒙其利,有其必要.但是法國政府又嫌妓院骯髒,於是乎便生出了管制主義這樣的思維.管制主義思維很直白,就是試圖將"寬容妓院"限制開設在某些特定封閉的街區,這很像我們傳說中所謂的公娼,因為除了因為特定性需要的人才會進入該區域外,旁人與一般民眾正常情況下是看不到它,也接觸不到的,這就是透過"眼不見為淨"這樣的概念來讓賣淫,妓院離開普通人的視線,既可保障大部分街區是乾淨的,也能保障其它所謂的良家婦女一不受無良嫖客騷擾,二不會受影響其傳統的貞節觀念,對於家庭社會產生危害,這便是管制主義的基本目標.由此可以看出法國這200年關於性產業的管制主義,跟我們想像中性開放的法國其實是不太一樣的.他們其實並沒有公開的宣稱開放這個產業,而是用種隱晦的手法將它暗藏在封閉的街區,且同時,法國政府並沒有真的公開宣稱性交易是合法的,他們會去抓捕某些在規定區外交易的賣淫女,同時對於寬容妓院中的賣淫女採用一種封閉監管的措施手段..

       所謂的封閉監管,就是所有的賣淫女必須居住於寬容妓院中,在規定的時間與地點來工作,不得隨意在外交易,同時接受政府主要是警察與衛生機構定期的身體檢查.是的,妓院骯髒,傳染性病,主要是恐怖的梅毒,也是當時採取管制主義的一個目標,ㄧ但被發現染有性病,賣淫女就會被送進主要的療養院中進行醫治,但是這個療養院又不同於一般的醫院,前面說過法國政府對於性產業是採用封閉分離式的監管政策,除了妓院規劃於某些封閉的街區外,給賣淫女醫治性病的療養院通常都設在與常人看病分開的獨立院所,而且採監禁式醫治方式,也就是説賣淫染病者除了與其他姓病患者分開醫療外還必須在治療期間都住在療養院內,這些特殊的醫療機構通常設在城市的邊緣,或者鄉村,遠離人口密集區,院內還設置神職人員或教誨師,其目的是除了醫治染病者的身體外,也同時進行心靈醫治,因為從政府的角度賣淫女全身上下都是骯髒的,污染社會的,必須進行全面的治療與洗禮.

        或許有人此刻就該質疑,為何要採用這樣的管制主義與政策呢?這倒不難想,除了前面所說的去除髒污,保持社會的清潔,單純與表面和諧外,另一個目的就是希望能照著監督與管制的方式起帶頭與引領作用,讓那些不在"寬容妓院"中的性交易能夠逐步消失,同時讓那些私娼轉變為公娼,或乾脆脫離性產業,回歸到家庭與從事其他行業的生活.但是最終這種管制主義卻沒有得到普遍的成功,寬容妓院隨著社會發展反而數量逐漸減少,而私娼則是到處氾濫,造成這樣的結果有幾個因素,首先影響管制主義寬容妓院數量的第一個因素在於經營規模的影響,這種須由官方定義的寬容妓院本身對於所在位置與建物的要求不低,它設有一定的規範,包括活動空間與妓女居住需求的空間保障,飲食,訓練與各種氣氛裝潢需要,活動需要的多元,使得它一開始注定就不會是一個少量金錢的投資,這對於開設妓院的私人來說無疑是筆龐大的投資,難與私設的私娼相比,甚至獨自有牌的賣淫個體戶都比寬容妓院更有經營彈性,而後隨著大規模的城市現代化更新的需要,許多傳統的街區形態被都市造鎮所改造,打破了原來的封閉形式,這使得寬容妓院的存在成了一個難題,實際上難以獨立封閉,其次因為這樣的改變,使得長期需要居住在寬容妓院中賣淫女,也有了新的挑戰與選擇,比如妓院可能開始為了節省開支與成本接受那些只有在工作期間才來妓院的賣淫女,這導致他們的交易可變性彈性變大,加上隨著時代的變遷,寬容妓院出現了許多名義上不是妓院的競爭者,比如商鋪,小酒館,甚至某些咖啡廳都開始私設工人們賣淫的小房間,或是提供類似的功能成場所,這使得原先職業於寬容妓院中賣淫者有了更多其他賺錢的機會與場所,她可能因此偷偷地由少量接客,最終轉換成乾脆離開變成另一種交易模式的賣淫者.第三種影響因素是社會道德觀念的轉變,使得賣淫這件事逐漸地由單純的需求,融入格更多元化的理由原因,比如所謂的交際花,或說是專與富貴人士往來的包養女,她很可能由專情於一個目標,轉換成在不同時期不同期間的多個目標的需要追求,於是名義上她雖不被認為是賣淫女,但實際上他的行為可能造成模仿效應,產生了一些低階級的仿效者,這些人卻是道道地地的賣淫女,他們也不可能進入寬容妓院,而是與寬容妓院或其他老鴇協商提供一個短期的交易空間,以上這些原因都使得原先的寬容妓院的結構被逐漸瓦解為私人臨時搭伙或交易之地,不再具有長期管制管理的作用,以致於逐漸的被私娼或其他型態的賣淫方式給取代.而上流上會的包養女,新的街邊咖啡店或歌舞小酒館,幌子商店,甚至是軍妓,農婦下海,都使得賣淫這個行業的參與來源變得更多元,更離開了所謂的中心管制的可能,它一方面使得人們對於賣淫道德理解的逐漸寬容與瓦解,一方面也使得所謂的皮條客與妓女的人數都大幅地增加,只是開始逐漸地從寬容妓院往外擴散到射回的其他角落就是了,以至於連啤酒館的侍應生,小歌女都成了賣淫可能的供給者.

         另外一種影響賣淫產業結構的因素在於提倡性觀念解放所產生的結果.而這些倡議者主要是一些所謂的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結果與部分社會主義與激進思想的前衛者倡議所促成,他們普遍認為性交屬於個人自由的一部分,政府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該介入其中,這些人便是所謂的廢娼主義者,這裡的廢娼是指廢除政府認定的寬容妓院,畢竟不可能真的禁絕娼妓,他們所謂的廢娼不過是指讓賣淫者的交易行為回歸到一種個體的交易,排除政府的介入.於是一部分的人提出資金設立性服務場所,促進了性產業的發展,對於這樣的發展,一些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士則宣稱廢娼固然是必須,但仍需要注意賣淫者個人的生涯保障,這些主要是左派人士的廢娼主義者本質上其實也不贊同賣淫,他們唯一同意的賣淫者的性自由意願與行為,但是這些左派人士大都出身於當時中高層貴族的道德保守主義群中,他們認為賣淫有違保守主義婦女的貞節觀,同時容易淪為資產階級剝削的對象,所以他們以為只要消滅資本主義,這種被剝削的受害婦女才能孻回自己身體的性自主權.

         廢娼主義者確實曾經一度戰勝管制主義,透過社會運動,與女性主義者的宣傳,讓性交易脫離政府管制回歸個體.但是到了20世紀初,管制主義者提出了新的觀點來強調集中管理妓女的理由,又讓管制主義再次站上了風間浪頭.這其中主要還是因為宗教與神職人員將賣淫視為敵人,而醫學觀點上對於性病可能引發的人體敗壞作用在此有了更科學的說明作用,這些因素交錯下,因此使得支持寬容妓院政策的人又找了的依靠,因此他們指出廢除妓院將導致公共衛生問題,飲酒作亂問題,損害道德,傷害青少年成長,特別是青少年道德成長問題,而這引起了許多中產階級人士的重視,於是掃黃警察的再次出動,而監禁醫治等手段再度被提上檯面,並獲得了當時保守派政府的支持,管制主義再次躍升為主角.於事便有了1908年通過將未成年的妓女送交收容所安置,但也開始更人性化的進入管理,比如承認日租套房的幽會館,以更人性的手法對待性病治療,擴大警察與衛生的監察,以其在社會秩序,治安,清潔問題獲得全面的改良.當然廢娼主義者也沒被完全打敗,他們提出了賣淫妨害身體與精神狀態,容易創造現代的個精神疾病,又提出了所謂的"白奴貿易"問題,所謂的白奴貿易就是指從國外引進的妓女被當地的業者囚禁與剝削的問題,換成現代的語言與畫面,就是本文開始所提網站上的那些外國來台賣淫者的人權與自由問題,白奴貿易問題經過了這100年依然不變可見一般,變的只有社會形態與政府態度.

        "歡場女孩"並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書籍,內容多,又有學術性,但它又不是單純的學究研究,很多內容論述值得深思,廢娼主義與管制主義的大戰可能依舊不會改變,但是回過頭來看看國內狀態,聲明性交易非法但實際上卻處處充滿著這樣的性交易公告與宣傳的狀態確實頗為違和,從這樣的衝突性狀態可見,其實我國的性產業討論可能連進入討論需要管制或廢娼的那一扇門都還不曾跨進過吧,既便滿街都是色情按摩護膚,性交易場所,卻當它不存在就是了.以上.

春藥：從神話、宗教與社會，探討人類服用春藥的文化意涵

 

春藥：從神話、宗教與社會，探討人類服用春藥的文化意涵 (Isoldens Liebestrank, Claudia Müller-Ebeling & Christian Rätsch)

         如書名,這是一本談春藥的書籍.它試圖讓春藥這個主題與歷來的社會,宗教,與神話等文化演變現象搭上線.因此它有兩個看似獨立的知識來源,一是春藥自上古時代以來所包含的內容物,來源,及其效用與各種延伸使用的發現,一種則是從東方的印度,中國,一路向西經由中東到歐洲社會中,乃至於新大陸發現後當地人一路以來對春藥的用途看法,與春藥在這些社會中的意義與角色作用演變,表面上這個主題的企圖有點意思,但可惜這本寫的內容過於單一匆匆帶過,並不是真的有太多徹底的理解與整理下的書寫.但當作是篇媒體上的閒談鄉野傳奇意趣的文章還可以讀一讀就是了.

         談春藥發現的過程中,作者是以它的功能與用途為主軸.而這裡所謂的功能,用與它字面的意思不盡相同,它不單指作用於人體,還指其作用於人體之外的部分,我可以大概得出這樣的心得與規律,就是本書所談春藥的作用於人類社會的功能是隨著人類社會的蒙昧狀態而有所變化的.書籍是從印度的宗教與春藥間的關係談起的,那是一種介於神性,靈性溝通上的需要,而對應著這種溝通約莫相通的便是男女之間的性事,充滿神秘與幻覺性,作者們試圖通過印度宗教傳說與儀式上的二元多重性,男女同體,談人之起源要達到這種靈性上的至高,在遠古早期人類便知道借助著大麻開始引領著另一條通往神蹟超脫的靈性之路,當然這些都是一種言外之意,修行者實則是藉由大麻中所蘊藏特定物質的生化作用達到與至高神尊相同的神靈至幻的境地,而這樣的儀式中所暗示除了神性至高外,也隱含人們能夠超脫於自身之外,於是濕婆,印度教,但恒羅瑜伽等便開始了以為某些植物菌菇所具有的神性隱身之處的作用,神明與人類都能夠借助這種東西來改變意識,而大力推崇其作用與需要.而這一來便讓春藥與人類中的神性或與神的接近有了一種橋樑的功能.

        因此當人發現所謂的神性藉由宗教溝通,可同時存在著溝通的橋樑植物大麻時,春藥的角色便成了可以帶領人暫時離開了俗世繁瑣進入神性魔幻時空的美好東西,因而在春藥史上的早期它總是與祭典儀式,與宗教長老,或是個主要神祇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故事.當然這其中不乏無用無效的騙局,或是自以為是的假借,但在蒙昧的時代裡,人們不知其真實功能,只能認為與某種表象或呈現狀態來與神祇,或宗教的至上人物達到相互溝通的目的.逐漸的隨著人類社會權力由神性轉為脫離蒙昧而擁有較多人性考量時,包括西藏的阿輸輪,吠陀醫學等這種與宗教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觀念轉為作用春藥,文化意涵轉變為在人類的權力與統治意圖上的約當功用.我想起小時候看東周列國誌的開頭,天上的一隻龍闖進了宮廷,在地上留下了龍涎,後來某宮女偶經龍涎流經之地,便自體懷孕,誕下了一名女嬰,但未婚生子被視為不祥之兆,女嬰遭扔出宮恰被某村民收養,沒想到幾年之後這女嬰長大成人成了美女,被姓褒獲罪官員收為義女改名褒姒,又以另一種角色送回到宮中獻給天子,成了後人口中的讓君王失國的罪女,這故事裡龍涎既是權力,也是春藥,人類的權力替代了神性成了春藥意義中深藏的文化意涵,它既是帝王的權力,也意味著男性力量的宰制力.這種春藥的用途與觀念經過中東像西方傳播,在那裡的不禁止與性開放下,春藥逐漸地由神壇,皇宮,而成為民間人士的用物,到了希臘,羅馬,毫無禁忌的神性亂交神話充斥,春藥的作用與內容就更加的直白被引入,直到中世紀開始方士,煉金師等古代的化學大師,透過各種冶煉,或是尋找,測試下為這個原先只見於植物的內容物,填上了新的物質,包括金屬,生化合成物,帶來了新的功能,新的作用,新的想法,同時也被伴隨著各種不明原因的肢體消融與毀傷病痛,因為藥與毒本來就是互為因果,互為相容的,使得他既是春藥也是春毒,而春藥的作用在新功能新物質的出現下更為廣泛的被使用,直到北方蠻族入侵後,進入中世紀的黑暗時期,妖魔,女巫,黑死病,各種恐怖的災難下,春藥竟然於惡魔,行刑,女巫等議題是相伴相生的,女巫的軟膏,劊子手的植栽,甚至連人體的血污,經血,糞便,各色動物的排泄物都被納入了春藥的範圍,因為以毒攻毒是這個時代對抗巫蠱,女巫咒語的有效工具,強姦犯被吊死時留在絞刑台上的最終精液拿夠滋潤蔘茄屬的根部,號稱絞刑台小人,蔘茄自此成了愛欲,死亡,惡魔的植物.整個中世紀幾乎就是一個春藥和性自虐,女巫和煉丹術士盛行的時代.人們既想縱情聲樂,又不想招惹上帝的憤怒,再加上瘟疫橫行,於是出現了諸多女巫的故事.而後在即逐漸成形的性文獻裡,春藥按照他們的來源與功用被分為四種,包括食品,嗜好品,如調料,可可,,毒物,與巫術用品比如經血構成.這其中,肉類和嗜好品佔多數,世界不同地域的人們對春藥的認識顯然不同,春藥類別與使用便隨著人類蒙昧面紗的去除而逐間的由神壇降落到民間,由少樣變為多樣且大量,最終在科學進展下,煉金術的產品最終為化學合成物所取代,先是在植物中找尋,賓育亨這樣的物質被發現了出來,隨即在許多相關的植物中也找到了類似功能的新物質,而隨著權力的逐漸個人化,春藥獻王祭神的作用也被個人的需要給取代.上古時那種男女同一體的狀態被各自地獨立需要給割離了,春藥源於天地萬物中的植物與煉金術也被新的化學合成技術給替換,男的卻乏力量,女的少刺激,只要在新的化合物下無一不能給予個體的助力,再也不需要集體性的神壇,與共同的惡魔鋼索來讓人感到恐懼或敬畏,因為那只是一種個人的缺憾,無需在集集惶惶於天地未知之事.

       現代醫學世界裡,春藥雖被剝開了想像的外衣,單純刺激貪欲者無休止性慾的各種媚藥,漸漸被人遺忘,不過仍有人迷信那種古老的土方,或是神秘的藥丸,不過威而鋼橫空出世之後,大部分的秘藥都退位讓賢,雖然如此,但是有一項關於春藥的隱喻作用地位未曾改變,就是它始終是權力或能力的同義詞,有了它,至少在某個時間空間中,某個個人依舊會感到自己有一小部分的權力還能被自我的身體掌控著,沒有丟失.這本書雖然以我所說的這個角度來書寫,但始終很表面,也沒有細究不同時期社會的實際案例狀態與內容,就閱讀上,個人以為是可惜的,只能當成是雜誌裡的奇聞逸談那類的文章看了,以上.

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在流行文化中被架空的社會運動

 

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在流行文化中被架空的社會運動(WE WERE FEMINISTS ONCE: From Riot Grrrl to CoverGirl®,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ANDI ZEISLER)

        這本中文書名稍嫌轉了彎,個人直接略過,選擇直譯原文書名"我們曾是女權主義者:從暴動者到封面女郎 一場政治運動的買賣".用更白話的說法就是女性不論是從事社會運動的街頭健將,還是PLAYBOY的封面女郎,或是大學教授,藝人歌手碧昂絲,泰勒斯,或是政壇希拉蕊,裴琳,人人都曾宣稱過自己是女性主義或女權主義者.

        這書名含義表達的一方面既是事實,但同時也提出疑問.究竟誰?做甚麼樣的主張?做甚麼樣的事情?才能被稱為女性主義者?因為以上我列舉的這些人不論工作,經歷,思維,教育,成長環境都大不相同,彼此間的舉止行為更大異其趣,價值觀開放與保守各不相同,彼此間行為甚至互有扞格,怎麼可能全部都是女權主義者?!是的,她們全部都是女性主義,只要換上一個角度,她們居然全部都是女性主義者,這個角度的關鍵便是將女性主義給商品化,市場化,讓女性主義由一種道德觀,價值觀,一種權力追求,變成是一種融入包容多元的商品的追求,它自然由權力追求轉換成是一種選擇權利的行使,而一個女性只要你消費了女性主義這個商品或以此為基準的衍生商品,你居然就成為女權主義者.因此,這書名帶有是一種明褒暗貶的懷疑態度,作者懷疑市場化,及其伴隨的以消費主義為核心的流行文化已經徹底改變了女性主義的面貌與本旨,而這樣還算是女性主義嗎?.

        作者思路的觀察演進挺直白的,她看到為什麼早期的女性主義者幾乎都是外表粗陋,易怒,仇男,或是滿嘴各種學術名詞,語意詭譎充滿激進,態度咄咄逼人,不留情面,沒有餘地,毫不妥協甚至絕不退讓的男人婆形象.但今日的女性主義基本已經與上述的特質大不相同,連碧昂絲,泰勒絲都能夠說自己也是這個圈中的一員,更怪的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可以宣稱不戴胸罩的解放是女性主義,另一位則說穿上丁字褲有著自我的舒適感主張也是女性主義,所以作者透過這種演變來自問那女性主義者的穿衣主張究竟是要解放還是不解放?因為兩個衝突的行為都可以這樣被解釋因為它們都是它行為的主張者認定的女性自我思維後的結論,因此莫說它根本是解放與否,只要是她個人經過自我思維後的選擇結果,它就是女性主義,但Zeisler認為如果定義是如此演進,問題就來了,那還有什麼東西不會成為女性主義?!只要是個體女性獨立自我的思維結果,沒有什麼是不能被包括進來的,作者Zeisler就啟動了這樣的質疑,這種女性主義運動的進行方向與當前呈現的結果對嗎?因為這種基於個人主張選擇納入的定義,與資本主義中所形成的市場需求的來源,那個個人選擇而產生的結果定義看起來根本是同一個路子衍生的思維,而現實環境中的女性主義走向確實也變成了那個樣子,就是沒有什麼是不可以不被囊括進來的,所以才有中文書名"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的疑問與感嘆,這是女性主義或商品化女性主義!?,而這種女性主義正在呈現許多荒誕名女人言行的現象與創造初許多異類女性主義者,這對作者而言,是她疑惑的來源:"女性主義是來幹這些事情的?在內褲上印上我是女性主義者意義何在?,這荒謬至極吧!?".

           商品市場與影視文化的興起下美國開始出現大量迎合女性解放潮流的商品,與廣告,隨著市場主義發展,這種對於商品消費反應個人身份主張與認同的的論調與行為開始流行起來,用什麼洗髮精,穿什麼內褲,配哪種手錶,哪種刺青,收看何種戲劇居然都有相對應的角色認同與滿足感.於是奢侈品,健身課程,化妝美容產品,甚至教育課程都成了一種自我解放或追尋成就上必須的工具,且不單單是工具而已,它還被認為能反應個人主張與價值觀,甚至能反應代表這是一種你或妳個人權利的主張,或是你某種權力的實踐,也就是本來是單純的商品消費,居然最後能夠連接上"賦權"這樣的行為,根據維基百科,所謂的賦權逝者個人,組織,社區經由學習,參與,合作等過程或機制,使獲得掌控自己本身相關事務的力量,以獲得個人生活,組織功能與社區生活品質.在本書中賦權一詞已經成了一種包羅萬象的籠統說法,廣泛代表女性的自尊,成就,購買力.當需要迴避直接說某行為代表女性主義時,就說這是為女性"賦權",透過消費主義,與流行觀念追求的結合開始在廣告,商品,時尚,與他們所結合形成的流行文化中,於是消費某種商品居然逐漸被認定成為某一種"賦權"的替代性定義,而當這種轉介定義行為被鋪天蓋地的施行與傳播後,女性主義的認定就開始所不包,從穿高跟鞋,平底鞋,到醫美整形,放任皺紋橫生,到要不要小孩,吃母乳還是餵奶粉,瑜伽或是健身,結婚與否皆能成為一種"賦權"的表徵,且都有它背後的流行文化定義與代表性人物,於事當代女性主義開始在一種不斷被"賦權"的狀態下廣納各種主張,吸收各種可能人物成為女性主義者.而賦權在以流行文化為主體的現代女性主義中逐漸變成了這樣的定義狀態:"我是女性,這是我的選擇".也就是說只要是個體女性的選擇都符合女性主義,但女性主義不是本來應該是講求一個群體的普遍主張,怎麼會是這種以個體認定的滿足與接受為定義的主體呢?因此究竟何謂賦權,誰又會因而受益?這些問題在Zeisler這裡是有疑問的,因為若答案的定義時從集體分散到個體,那麼女性主義的受益者必然在多數的狀態下只能是那些條件優越的女性,職場上的贏家,甚至是流行文化的寵兒,因為只有他們方有能力與機會做出完全個人化的選擇,而受益的也只是她自己,畢竟泰勒絲只會有幾個,小城鎮髒亂酒吧的跑江湖女歌手才是多數,但他們卻是流行文化中所產製的"賦權"下被忽視遺忘的人.

           然則女性主義市場化就是不對的?市場化,或是由消費主義與流行文化合製的女性主義個體化定義下,選擇成為一個關鍵名詞.如我前面所說的,沒有能力,特別是沒有經濟能力的人可能並無太多選擇機會與可能,甚至是毫無選擇.但是所謂的毫無選擇可能不一定來自於經濟上,也可能其他方面造成一個人無選擇,一個女性可能因為失能而失掉了某些權利,所以我們必須考慮為這種人賦權,因為既是權利,它有一個基本要求,那就是平等.賦權一詞最早出現在社會服務,社區發展和公共衛生等領域,後來賦權多與弱勢群體爭取權益相關,代表一種自下而上的努力.隨著賦權慢慢脫離研究領域,融入流行文化,越來越多的廣告用它向年輕女性推銷自己的消費認同.這種賦權確實和市場的觀念一致,個人可以獨立於社會文化和經濟影響之外,靠自己的選擇取得成功,但這種變化當然不會考慮是否真的有那麼多平等的選擇存在,是否真的有那麼多女性有條件自由選擇,但室友沒有什麼是市場化之外的不平等因素造成賦權的不可能?以最近的例子來說,代理孕母就是一種可能因為失能而產生的沒有選擇下不得不然的一種補救賦權做法的提議.

          批評者謂代理孕母是將子宮商品化,這有其直觀的道理,無需冗述.但是提議者倡議的平等與失能的概念確實是值得思考的一種被忽略的問題.這種問題可以推衍自早期的羅訴韋德案,到底一個女性的墮胎權是關於她自己的身體主張,還是另一種生命權的延伸的爭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採用了一種說法指稱這是某種"選擇",也就是說安全合法的墮胎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選項,以此等選擇來指代墮胎,淡化爭議,可以說是個圓滑的作法,但"選擇"一詞是一個看來積極卻又實則被動的說法,加上它總是消費行為難分軒輊,不過因為看來溫和尋常且只和個體自己有關,不必訴諸與他人為敵,所以解決紛爭看來不錯,但因此關於墮胎的爭論焦點也被模糊了,這一行為到底是女性的自主決定,還是出於醫學考慮不再有明顯區別,於是人們也漸漸忽略"選擇"和"權利"是截然不同.因為對天生沒有選擇權的人來說,豈不就因此喪失了她的權利,因此天生不易受孕或是子宮有某些缺損問題不宜懷孕的女子就必須要放棄他身為女性的某種權利?此時若有人願意出於自願的協助他人,或經由市場的補貼互蒙其利,使雙方都能滿足其賦權,達到平等,難道不是一種對於"賦權"的延伸與補救?女性主義難道不是原本就是由針對集體性中的不平等而出發,比如性別不平等而生的主張,如果連女同志都能主張生育權利並獲法律實現,那何以傳統異性婚的女性反要因為身體的錯異而得失去這種權利?此時,市場化也就有了它為此賦權的新衣,那麼市場化女性主義還會是不好的嗎?!.

          本書雖然列舉細述若干年來流行文化與消費主義如何讓女性主義有了各種怪異與新奇的主張與樣貌,但作者的目的卻不在於完全地反對它,因為市場化的女性主義有它在傳播女性主義上成功的作用,它讓大眾知道這個議題,即使那些實際經由消費主義所傳達的女性主義內容常見荒誕不羈,可笑至極,但它讓女性主義成為一個時刻受關注的主流議題,而不再只是一些粗野的男人婆或是學究,激進主義者在社會邊緣角落無人理會中無以止盡的自言自語,流行文化提升它的能見度,而其中那些名女人更是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儘管可能有人對於名女人個體因此獲取超額財富與名聲有意見,或認為名女人的主張內含無關女性主義主旨,只是一種無聊的次文化展現,但她們在曝光女性主義議題的能見度上是有關鍵作用的,這不容抹殺.市場主義的問題是在賦權與選擇上合併協同,甚至成為一致的框架下讓人們忘記女性主義的原始根基是基於"平等".真正女性主義中所談的選擇沒有任何一種該是憑空出現的,或單單附屬于某消費個體的認同,它的每個選擇背後應該都存有有某種倫理和價值觀,本質上是能推動社會進步與平等,而這與主張只要是女性個人做出的選擇都一樣好的那種消費選擇實則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不該出現的某類選擇,或是原該擁有卻因為無法賦權而消失的選擇都是這個女性主義真正關心的平等問題核心.

           作者最終宣稱她不再關注哪個名女人又自稱為女性主義者,也不再把主流社會全盤接受女性主義為視為重心,她以為當前最重要的事是能夠用女性主義做些實質的什麼,主要的重心當然是促進社會平等權利的實踐,而不是單單符合表面上流行文化的口號與次文化現象表現而已,以上.

犬儒與玩笑 : 假面社會的政治幽默

 

犬儒與玩笑 : 假面社會的政治幽默(徐賁)

        再次看本徐賁的作品,選的是"犬儒與玩笑".經驗上徐賁的書有兩大特點,一是篇幅過多,常顯得拖拉,觀點經常重複表述,雖然很有閱讀價值,但常因篇幅讓人中途失掉耐心.另外一個特點是:指桑罵槐.這棵桑樹可以是某段歷史,某個外國,某個時空,某種其它環境,某種道德情境,但罵的那"槐"樹則一定是當前的中國,中國社會,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的主要統治人物.指桑罵槐是不得已,因為需要用力的避開可能帶來自身困擾與麻煩的問題,這本書可能因此改為繁體出版,是香港的出版社出的,跟徐以前的簡體版書不同,似乎意味著某種安全性上的規避選擇吧.

        "犬儒"(cynic)一詞自古即有,這本書所論述的犬儒有從古代演進至今的意思,作者論述這種演變的主要基礎在於政體的變化.犬儒主義是古希臘的一個哲學流派,奠基人叫安提斯泰尼,他主張人類社會應該順其在自然狀態下的樣子,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財產,不要婚姻,不要確定的宗教,主張清心寡欲,鄙棄俗世的榮華富貴,力倡回歸自然,拒絕接受一切的習俗,無論是宗教的,風尚的,服裝的,居室的,飲食的,或者禮貌的.他對"德行"的追求有一種熱切的情感,與德行相較,俗世的財富無足計較的.早期犬儒是極其嚴肅和憤世嫉俗的,但並不玩世不恭,與所謂的玩笑是搭不上邊的.他們希望自己能看穿世間的一切偽善,熱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希望人從物慾中解放出來.但後來隨著犬儒逐漸世俗化,他們雖認為沒有物質,財產的生活是最為輕鬆的,但世俗後的犬儒並不要求人完全禁絕俗世追求,僅僅是對俗世表示應具有某種程度的不關心即可,這種演變下犬儒雖然依然蔑視世俗,但也逐漸失去了蔑視所依據的道德原則,於是犬儒的觀念就出現這樣的改變,那就是開始認為世間無所謂高尚,也就無所謂下賤,既然沒有什麼東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沒有什麼東西是要不得的,所以他們一方面對世俗觀念做出不在乎的姿態,但另一方面卻又毫無顧忌地去擷取他想要的任何世俗的東西,於是犬儒從原本應該是憤世嫉俗,追求某種德行約束的就變成了玩世不恭並開始否認道德的內在與價值.後來犬儒開始分化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不同,很明顯的這就是政治地位造成的差異,因應權力不同下的發展,對於在下者即普通人來說,犬儒看來是一種任人擺佈而勉強生存和宣洩憤懣的混人,因為下層人面對世道的不平和權勢的強梁,沒有公開對抗的力量和手段,所以冷嘲熱諷和玩世不恭便成為他們以謔洩怒的主要表現形式.但對於在上位者,即權勢精英來說,犬儒則是一種對付與統御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他們將人類分為兩類:一種是智者;一種是一般人,對付一般人,犬儒統治者宣稱自然非物欲的就犬儒生活觀念是好的生活方式,希望他們能樂在其中,但對於智者,就試圖拉攏他讓他加入自己的集團,跟自己一同享樂,因為智者並不會輕易去相信過去的舊思想有甚麼好,所以需給予實在的賄賂才能達到統治他們的目的.從此,在上者的犬儒就成了權力精英,設置雙重標準,說一套做一套來控制一般人,拉攏智者進入統治集團,共享權力.歸納起來,犬儒發展出以下傾向:一是隨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現有價值;三是犬儒統治精英的虛假的雙重標,犬儒的觀念延續到19世紀的現代社會中被視為是一種對於他人宣稱的動機以及正直保持懷疑並且嘲弄的態度,或者意指那些憤世嫉俗的人,而這樣的定義相較於古希臘時期其哲學思想的核心理念:將美德與良善從慾望中解放,已是大不相同.

        現代犬儒表現出是以不相信來獲取合理性的社會文化形態,他已經完全不相信有能有什麼方式改變他所不相信的那個世界,所以他有玩世不恭,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求接受現實的一面,說好聽點,可以說他把對現有秩序的不滿轉化成一種不拒絕的理解,一種不反抗的清醒,與一種不認同的接受,說難聽點,就是他清醒的理解他無力改變社會,他不能認同,但又不接受這種狀態,當代犬儒被定義成是一種對倫理道德和社會習俗的不信任,犬儒完整的不信任表呈現為不信任別人的熱情,不信任別人的正義,不信任所謂的正義呼喚,在沒有互信的另一個世界裡有規律的變化.換句話說現有秩序的不滿轉變是一種不排斥的冷漠,一種不叛逆的覺醒,一種不承認和接受,所以獨善其身,只要自己不受傷即可,現代犬儒主義懷疑論者有多重相似之處,差別在於犬儒主義者認為對錯無所謂,而懷疑論者認為根本沒有對與錯的分別.

        這本書有五分之四的內容都在討論與敘述"笑話"這件事情在納粹德國與蘇聯時前發展的狀態,與當地當時曾經出現過的笑話,為什麼呢？這與上面所述的'犬儒"這個觀念與角色的歷史發展演變有關.笑話這個產物有兩種主要的功能,一種是提供日常的趣味與人類心理的滿足,另一種功能則提供給人類抒發壓抑與困惑的管道..前面已經說到了犬儒被分為上層階級與下層人士,在進入了20世紀後由法西斯與共黨帶來的絕對專政體制橫掃了初期的德,蘇兩地,產生了一種絕不同於過往的新型控制型社會,這種社會中人士無處逃躲與隱藏的,特別是在人的心理層面,有當局任何的不滿在這種社會下,既不能反抗,也不能辱罵,這就成了一種產製大批犬儒的新環境,一種是普通的人,平民,我們能夠稱為被統治者的犬儒,另一類則是統治者也要形成統治階級的犬儒,因為自認為不能改變,無力改變,也無從抗議,因為容易獲罪,最簡單的抒發方式就是形成一些看似有反對功能,實在不太有力地反對手法,那就是形成與傳播一些關於政治或政治人物的笑話,作者謂專制之下的犬儒行為為"犬儒治世".指的是現代專制和極權化國家與社會的背景出現的一種知識分子階層社會文化現象.密爾早就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在前蘇聯史達林中後期所奉行的高壓政策是一種極端的專制,因此它更會使人變成犬儒.在專制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容易變成犬儒.統治者變成犬儒,因為他們早就不相信他們口頭上宣講的那套理論和原則,他們只把那些理論和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以及鎮壓反抗的藉口.在被統治者方面,當他們一旦意識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實際上處於被愚弄被壓迫的境地,很容易轉而對一切美好的價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試圖反抗又遭到嚴重的挫折之後.這樣,他們就可能放棄理想,放棄追求,甚至反過來嘲笑理想,嘲笑理想追求.這樣他們就變成了犬儒,當然統治者的犬儒主義和被統治者的犬儒主義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廣義地講,它們都可以歸入犬儒主義.

       本書的全名是"犬儒與玩笑:假面社會的政治幽默",要釐清何以犬儒需與玩笑相連的前提,就是去理解假面社會中的政治幽默.本書中的假面社會主要是從政治狀態的特殊性下創造出來的,這個特殊性就是獨裁專制或是法西斯統治下的社會,本書以德國的納粹政權與蘇聯自列寧以來的經過史達林,赫魯曉夫,布里茲涅夫,至今天的普丁為止的社會狀態,納粹社會或蘇聯共黨的統治都仰賴一種被制定的意識形態,與一種分割區別不同人的身份與階級的標準,一種洗腦的方式來進行統治,因此想在這種社會好好生活不受沒必要的困難干擾,要不就是一個人剛好符合這些要求,要不就是一個人選擇在公眾生活可見場合中假裝的扮演符合那種意識形態的言行與舉止,以這種假面來讓他人知道,自己是堅定的政府主張的支持者與追隨者.也就是說一個人要嘛是真的愚蠢,否則就得裝作愚蠢,裝作愚蠢的意思就是起碼本質上是清楚自己知道看到的東西代表什麼,用學術的話語說就是"啟蒙",一個經過啟蒙的人有一定的知識,見解,判斷力.所以他是儒,又因為他自以為無能為力改變,形成了回歸到原始的犬儒演進歷史過程中的一環,所以他是犬儒,如果他想要跟統治者合流,分享嚴控社會下的利益與好處,他就是統治者犬儒.反之留在民間的則是被統治的犬儒.而因此徐賁給了犬儒一個更簡化的解釋名詞"明白人做不明白的事",而這無關啟蒙者是官還是平民,在專制威權下苟活或是富貴活的只要是對於現實政治內涵是明白的,卻要仍假裝做些符合統治者需要的不明白事,就是犬儒.

        大一時有門課,雖然都不會缺席,但基本上只是去那課堂上放空,沒在聽課,經常望向窗外看校園鳥飛行穿梭,有一天上課時又在雲遊物外,忽然聽到老師點我的名,要我課後留下,本以為有大事要訓斥,實則他只是將手指向當天要發回的我寫的期中報告上他註記要"重寫"的字樣,因為他認為我寫得不符合規定的主題,甚至可說完全離題.他說的確實是事實,我的報告確實是胡亂寫的,是與主題無關的風花雪月內文拼湊而成,這是因為我認定那門課本身就是由胡言亂語的內容所構成,既然完全不認同,又何必花時間心力要把自己認為是錯的東西背到高分並複製貼上?!而那個時代中,當時與我一樣完全不認同這門課內容的人不少,不過他們至少都選擇能夠將報告寫到合乎滿分答案的那種輸出了結,並不似我如此愚蠢.那門許多人不認同的課其實就是:國父思想.後來我依要求重寫,雖不太在意但也不得不以不情願的時間寫出接近授課者期盼的模式.幸好這位課任老師很仁慈,課程完結勉強給我及格,沒有為難,國父思想在那個年代是個必修課程,不通過是不可能畢業的,因此沒誰會那麼笨連這個都故意不過?!思考一下,不過的代價是要重修,但這樣豈不更矛盾?,不認同的要重修,再被壓迫一次,所以逃不過必須要做一次犬儒,除非選擇不要那張文憑.

        看懂我的故事,這本書也就算讀得有些理解了,依照徐賁最簡單的定義方式"明白人做不明白的事"就是犬儒,如果你知道或你認為國父思想是由一大堆不太相關的的言詞與篇章拼湊出來的,完全不認同這種思想,或完全反對它的存在,那麼為什麼你還要花時間將它的內容死記考到高分,甚至滿分?若選擇這樣做,便是徐賁所說的'明白人做不明白的事",就是犬儒,而我雖然一開始沒有做不明白的事,但後來還是得屈服,而這依舊是犬儒.因為受制於利益或是前途的威脅,即使有心反對的人,也必須屈就,這便是極權社會能夠創造諸多假面人形成假面社會的原因,不管是自願或被迫,太多人明白人去做許多不明白的事,在那種環境下,不管只要選擇當個平民還是願意去當官,只要你被啟蒙了,你就可能是犬儒.而在一個受意識形態嚴密支配下的社會中,唯一還能算是有效的利己抒發的活動便是講些關於政治上的酸腐笑話,也是唯一帶有反抗意識,在某些範圍內不會受到懲罰的一種行為,所以才有所謂的政治幽默與假面社會的問題.

        本書在納粹與蘇聯的統治與笑話列舉之後開始談中國當下流傳的一些笑話,特別是關於政治的.從相聲到小品,然後及於現代網路流傳下的各類新的笑話內容,形態,惡搞,雖然說關於政治笑話的內容還是直得去看,但是作者很清楚的說明了光是流傳或創造笑話,在一個意識形態已經封鎖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形成了龐大的統治階級犬儒與被統治者犬儒的世界裡,是沒有辦法憑藉笑話改變什麼的.因此本書的開場徐賁即直言"現代犬儒與古代犬儒不同“,它經常是一種明白但又無奈的心態和處世方式,即使有求變之心,也懷疑有改變的可能,所以放棄任何求變的行動,它一面懷疑,不信任和不相信眼前的事物,一面卻看不到有任何改變它們的出路,剩下唯一的生存策略只能是冷漠,被動和無所作為.普通人可以把犬儒 主義悄悄放在心裹,然而並不總是如此,他們的犬儒態度一旦流露或表達出來,便一定會同時包含"嘲笑"(ridicule)和"非議"(admonishment),嘲笑和非議也正是一切批判性"玩笑"的關鍵因素.人們只有在徹底看穿和看透某些事物的時候,也就是處於相當明白和覺醒的狀態之中才會親近犬儒主義,所以有德國人稱犬儒是"受過啟蒙的錯誤意識".也就是明白人的迷思或錯誤行為,這種犬儒 主義不僅關乎社會中的精英與體面人士,而且也關乎所有普通⺠眾.在這樣犬儒社會裹,說的時候人人明白,做的時候人人不明白,所有的人都在自欺欺人,也都知道別人在自欺欺人,他 們知道自己做的是些什麼,但依然坦然為之,犬儒是明白人的錯誤行為,不是愚昧者的愚蠢行為,犬儒者是一個不能按自己的精明去行事的精明人,作為社會生活中的大活人,犬儒主義者當然不可能對發生在他們生活世界裹的種種荒謬可笑之事完全無動於衷,無所反應,無所行動.然而他們生活在一個言論和行動都不允許他們有所公共參與或作為的制度中,他們所能訴諸的應對行動也就不過是排遣無奈和紓解不滿的玩笑而已.在壓迫性的環境中,玩笑並不只是一種娛樂和排遺,玩笑裹包含着不滿和批評,因此也是一種認知和評判方式.徐賁以為"玩笑是面對乖訛(incongruity) 事物,對之有所察覺,知䁱和排斥後的反應".笑話的對象是被判斷為不好或邪惡的事物.笑經常是普通人對生活中怪事和壞事的一種直接的情緒反應,也是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抵制方式.這種應對可能是對壞事很在乎,但 卻没有糾正或改變的辦法,只能苦笑而已.它也可能根本就不在乎,只是覺得糗事,怪事滑稽好笑,可以逗人一笑.但這兩種笑都是明白人的無行動,一種是沒有行動的可能條件,另一種則是根本就没有求新思變的意願.這兩種對怪事和壞事的"笑對"都在認知和行為上與犬 儒主義有高度的親緣關係,也就是說某些人以為政治幽默是假面社會,或威權社會,甚至是乖離走偏的民主社會中少數犬儒仍以為可行的糾錯或是非議的方式,但實際上它仍是一種犬儒,與其他的犬儒行為作用並無二致.

           在不自由的假面社會裹,⺠間笑話經常是聰明人和明白人經過自我審查的意見表達,充滿著旁敲側擊,婉轉迂迴,閃爍其詞,欲言又止,顧左右而言他.但此時講玩笑話也是一種不自由的,被控制的表達,是戴着鐐銬跳舞.且玩笑的想法與言說未必一致,在環境的壓力下,玩笑起源於人們有想法,但表達卻因被控制而不得自由.然而,控制了人們的表達就是控制了 他們的思法.表達的怯懦,暖味和模校兩可,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 ,這這多半會蠶食人們思想的獨立和勇氣,使之變得油滑,投機和隨波逐.而考察和研究一個社會裏普通人說些什麼笑話,怎麼說笑話,在什麼政治 社會氣氛下說笑話,是從一個特殊的文化角度來了解他們對發生在自己周圈的事情和事件察覺到了什麼,知曉了什麼,明白了什麼.察覺,知曉,明白到什麼程度並作了怎樣的表示或表達.在一個人們普遍戴着假面的犬儒社會裹,這樣的資訊總是被遮掩在層層扮相,偽装,謊言和神話的帷幕後面.越是這樣,玩笑和笑話裡包含的真實資訊也就越加粥足珍貴,對它們的思考也就越加有窺視帷幕後真質景象的作用和價值.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形成的政治玩笑具有長遠的真實史料和⺠間記憶價值,我們在為之發笑之餘,更需要思考的是這種制度生態環境中普通人的犬儒文化和他們的玩笑裡‘的那種弱者政治.而除了威權專制政體外,這種對笑話作用與效力用在觀察失敗的民主國家裡的專制狀態也是具有同等的功能.以上.

價值戰爭:極權中國與民主陣營的終極經濟衝突

 

價值戰爭:極權中國與民主陣營的終極經濟衝突(Ultimate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Countires: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朱敬一,羅昌發,李柏青,林建志)

       這本書被譯為"價值戰爭",但個人閱讀後以為"戰爭"一詞名符其實,但它究竟是什麼樣的戰爭,我是抱持價值之外同時存在其他可能的,而這必然得由讀者的知識,立場,與理解觀自行決定.

       書的內容大體是在呼應川普宣稱在當前WTO的架構與法規下,中國長期對美國施展不公平貿易的控訴,中國因為這種不公平貿易的狀態而得利.為了要取締這種因不公平而單邊獲利一面倒的狀態,作者們試圖說明這種不公平制度有利中國的貿易與經濟發展產生的緣由,與狀態,可能的影響,結果,及未來發展,他們並提出一種解決這種不公平貿易的方式,那就是設立一個新的平行對比於WTO的機構：E-WTO組織,集合若干不同於中國極權制度的眾多民主國家為成員組成新貿易仲裁機構,發展出有利於公平且主張真正自由市場經濟發展國家的國際貿易規則,透過WTO與E-ＷTO的對比與競爭,以便能改變現行WTO下不公平規則與不公平競爭的貿易與經濟環境.

       以上用了許多次的"不公平",在作者等人的研究結論上宣稱,WTO之所以能夠發展出有利中國經濟與外貿的不公平制度與法規的根本因素在於中國的極權統治,以黨領政主導一切政經施令的體制.所以呢,對抗這種因為極權所產生的不公平貿易制度與國際組織最好的方式,就是集合民主國家來成立新的全球貿易組織與原來的組織競爭,新組織將發展出有利民主國家講求公平,追求自由經濟與完全市場制度下的貿易環境,使得全球貿易利益能歸於合乎自由經濟體制下的成本與效率要求,排除極權國家政治考量優先的思維,達到共存共榮,而非現行著度下獨利中國的形制.因此,這場新組織與舊組織對抗的就是"民主"與"極權"兩種不同價值國家間的戰爭.是的,就個人感受來說,從嚴謹面講,這又是一本基於中國威脅論的角度出發寫出的研究作品.以下我將分兩部分說明這個推論,先是敘述作者們的邏輯觀與推論,爾後,我將用上一階的角度重新詮釋作者們推論後的潛台詞,來釐清何以這本書的新組織設立目的,不單是基於"價值戰爭",而是存在著可能基於利益的戰爭,因此本書所謂的重歸自由貿易,完全市場經濟的新組織提倡議,從某些角度來看不過就是一種變形的"重商主義"思維的延伸罷了.

       為何極權能夠創造國家競爭之間的貿易與經濟上的不公平呢?依作者們的主張,簡化來說就是現代市場與貿易運行的基礎在於個人與個體企業為主體,自由市場經濟或是國際貿易的競爭都是以此為利益基礎展開競爭,因此在競爭過程中的主要考量便是比較利益與能力上的問題,而這些大體上都屬於個人與個體的範疇,這種個體性的利益與思維主導的經濟模式與政治上講求個體為權力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是相輔相成的.企業的股東,投資人,是企業經營獲利的最終得利者,為了個人的利益與理想,這與民主制度中的基本運作是相通的,在個人與個體利益之外,並沒有太多其他方面的考量.但是作者認為中國的極權制度下,企業經營的謀利未必是第一考量,因為大多數的企業都從屬於國家或共產黨的領導,同時經常是直接由國家參股投資而成,因此企業的經營除了獲取經濟利益外,必然還存在著在對中國國家戰略上服務的目的與責任,而這種目的與責任必然會導致某些經營上目標重心的改變,特別是對外競爭上,可能會因為政策上需要攏絡某些國家或當地政府,政要,而做出犧牲經營利益換取中國國家利益的可能.或是因為國家要求經由中國政府給予企業補貼或直接金援,產生了不對稱的資金力量,讓其能夠在世界上與其他國家純粹由私人有限資金成立的企業競爭,從而達到控制主宰該產業的領到地位的戰略要求,而這些都不是當初WTO讓中國入會的主要目的,因此,作者們認為雖然中國企業表面上符合了WTO規定的現代經濟股份制個體制市場經竟追求的要求,但那只是表面上,骨子裡頭中國企業大多都是由國家或共產黨在背後主導一切的事業單位兼政治工具,而這導致了實際上的不公平競爭來源,源源不絕的國家資金,加上政策與政治目標的支持,必然能夠用較低的成本與他國家的企業競爭,以至其他國家的企業一開始就處於不利競爭的狀態,而這正是本書所要取締的目標.特別因為中國發佈了"中國製造2025"的政策計畫目標,希望未來能在10個高科技產業取得領先地位,包括了電訊,機器人,航天設備,海洋工程,軌道與交通設備,綠色能源,電動車,奈米材料,與醫藥,作者們擔心若持續原有WTO不公平的架構下任其發展,中國必將會囊括這些高科技領域的全部經濟利益,同時達成其後的政治目標,這有違公平貿易的本質,更對世界的政治局勢有害.因為高科技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如果中國因為不公平的制度成了許多產業的龍頭與領導者,其他國家就更沒有機會在此領域發展,爾後勢必要因為經濟問題臣服於中國的政治要求與領導,當然後面所延伸的政治推論是我個人閱讀後理解為這是本書書寫的真正潛台詞.

       自1990年代的關貿協定開始,到1993年正式定名ＷTＯ,世貿組織的成立就是為了規範貿易而存在的,雖然他號稱是會員協商同意制,但實際上幾個發達經濟體的密室決定往往才是這個機構運作的核心動能.中國遲至2001年才加入,因此我們至少可以說出一個基本道理,就是中國必然是需要符合所有原本WTO規範好的會員資格的一切準則,與標準才會獲准入會的,否則必然是經過幾個主要的發達經濟體考量後願意讓它加入的,原因自然是有利于這些發達經濟體他們自身的經濟與政治利益追求.這些利益無非有三,自1970年代開始西方與中國重新有了接觸,利用當時的國際局勢需要,一則是聯中或切斷中俄關係,以便能夠在冷戰中領先戰勝蘇聯,二則是中國是否可能因為朝向西方而有所變化,藉此變化謀求質變如中國的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需要,三則是中國大量人口所隱藏的消費市場,但不論這些國家利益考量是什麼,這些都只能是當時那些發達經濟體自身的夢想與願望,是不能拿上檯面說清楚講明白的願望,他們答應中國入會,並沒有將這些願望要求寫成協議目標要求中國未來必須達成達成,或是提供,而中國更從未表示它加入世貿就代表未來中國會施行民主制,因為對中國來說,世貿組織就是一個協調處理國際貿易事務紛爭的機構,如果有政治目標,必然共產黨也要利用WTO擴張自身的地位與影響力,甚至擴張自己的極權制度於他國,只是同西方的利益夢想一樣,是不能公諸檯面,形成文字的.所以我根本無法理解何以本書一開始就談經濟能否促進民主的題目,世貿一定是在滿足大多數會員國,與幾個核心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利益要求前提下才讓中國入會,中國也是基於自身的利益才申請加入,既然世貿當初沒有規定獨裁專制政體不能入會,允許了中國入會,又怎麼可能現在回過頭去探討世貿成員國民主制度施行的必需性,然後又以對方的以黨領政領商所帶來的經營優勢為題發展出一篇不公平貿易的應對之策,要知道,在中國經濟沒有快速發展與崛起之前,中國表面上就是符合WTO的大多數規定,除非你能針對某些項目真正的違背條約的幾條幾款來說嘴,否則很容易這樣的書寫指控最終淪為是一場誅心論而已,

     而誅心的目的也不在於那是因為價值的差異,或因為制度的不同,一切的原因不過是因為現在全球貿易的大部分的利益已不歸於那些發達經濟體,而歸於中國.甚至於因為經濟利益龐大到中國藉機謀取了許多技術的突破與領先,遑論它是巧取,豪奪,還是自行發展,經濟體量與地位的躍升,科技技術的抬頭與超前,使得在政治地位與軍事上地位也同步的改善,中國成了原先發達經濟體的假想對手,因此,本書雖名為"價值戰爭",但其實根本的原因在於它是一場"利益戰爭",那些發達經濟體未曾想過自己當年只是基於某些利益的考量而讓利中國,給予它許多優惠,令其發展,不料昔日弱國今日成為有能力反噬自己主宰自身市場的操控者.這令他們後悔,利益喪失更叫他們痛心,但是以當前架構,他們很難在WTO找到反制的工具,又不願示弱低聲要求中國讓利,加上WTO的會員國又不是人人都能這些發達經濟體因為中國的崛起而經濟受害,事實上有許多會員國還因為中國的發達得利,他們應該也不會願意或同意所謂的中國發達後所帶來的全球不公平貿易論,而那些國家也可能都是民主國家,並不是作者一廂情願地以為民主國家成立一個E-WTO就能讓他們加入的,畢竟如果新的機構只是讓全球經貿利益由中國轉移到美國,或幾個主要經濟發達體外,它自身並不能因此獲利,或是獲利減少,誰又會傻傻的只是因為有民主體制的政府就該棄舊換新?!這不是夢想,這是現實考量,何況原有的主張只是一種基於"中國2025"計劃的為禍端的恐懼,但對比它實際發展又如何,這顯然也只是一種臆測.

       從文本中"國家安全"這個名詞的出現量可推知關於此新組織倡議的來源之一,.究竟哪些WTO會員國需要因為中國的經貿獲利成長崛起並因此斬獲不論是技術轉讓,巧取,偷竊,還是自行研發出的新科技技術與軟體市佔,而擔憂未來他們會被那些高科技工具綁架入侵而擔憂自身的國家安全?要知道那於網路電子數位方式的入侵,竊取,或後門等威脅是來自於微信,QQ,阿里巴巴,還是Facebook,Youtube的風險與機率都差不多,如果查閱已顯出被抓獲的案例,顯然美國企業更多一些,當然或者中國正因為其封閉性而沒有被外界查獲,但非法入侵切探之事一樣不低.如果說國家在背後支持便要因此懷疑該企業可能存有政治目的,那麼除了美國,其他的國家都有這樣動機的可能,必如沒有國家的扶持,三星與台積電最終都不會成功,難道他們背後也有政治算計與目的?.甚至實際上全球除了美國之外,恐怕不太可直找出一個國家存在私人企業能夠獨自靠自己不靠國家協助或不貼而發展出橫跨全球的超大規模的狀態,最好的說明就是全球前100大企業除卻美國外,無一家他國家入榜企業能在沒有國家資金與能源支持下而能單獨成立成功的,台積電迄今仍享受台灣的水,電,與租稅優惠可見一般,更何況它成立初期要是沒有政府資金恐怕早就倒閉了,也就是說在未來可見的科技獨角獸企業,除了美國企業外,不太會有其他國家的私人企業能在沒有國家支援扶持的狀態下能入榜,而卻這是長期以來人們的誤解與偏見,私人獨創能橫越跨國與全球領域的公司,除美國外,別無他者,也就是當前在美國之外產生不了能夠誕生大型企業滋養的創業環境,因此自由市場經濟能夠在高科技領域創新成功,基本上只有在美國出現過成功的案例而已,其他地方目前也只能找到零星的中小型案例,所以以國家安全因為跨國軟體,電子商務為外國控制之名除了美國外,別無其他可能,至少目前環境下應該是如此.所以國家安全之名不過是川普與台灣本地的人用在對抗中國時的一種常見政治話術的延伸而已.

       也就是說,個人雖基本上不排斥這本書所用的數位經濟發展下的規模報酬遞增性與中國網路封性兩者加乘作用下所造成的各類交易與商業上的不對等現象,因此你可以說基於對抗這種未曾想的不對等來展開各種可能的謀求改善活動.但是本書很明顯的只是延續川普封鎖,報復與對抗中國的思維而附和興起的倡議,旨在使中國遠離國際社會,遠離主流市場,他的目的基本是政治性的.一個簡單的觀察就是當這些瑣碎不公平的利益被從中國拿走,誰會接收呢?是那些WTO當前的所有會員國,還是回歸那些原本就霸佔著世界秩序主導的發達經濟體國家?所以我說除了包裝上的價值戰爭,骨子裡頭,這本書是基於利益而起的書寫,被一個所謂不公平貿易問題解掩蓋其他企圖的政治作品,跟經濟的關係倒是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讀者可以自行想一想,所謂的民主會員組成的E-WTO究竟是為了對抗?還是為了協商處理,如果是為了後者,那何必多此一舉,原來的組織結構中就該有這種功能與目的,為何不在那裡進行呢?!很清楚不是嘛!

       若本書一開始就誠實說是基於對抗中國才寫了"價值戰爭",也許個人就會有另一種想法了,現在卻包裝成是為了消除"不公平貿易與經濟發展",因為它有害國家安全,而這只會令人聯想到川普的語言中美國的利益,安全,與需要,而非其他國家與人民的共同需要,無論如何就變成純政治思維,而把經濟事務等放到了另外一個覺不重要的位置上,這是個人以為相對可惜的,就像住大安區的人主張廢掉聯考改採個人資格審查制一樣,身份決定了一切,但這樣還是WTO要的國際貿易事務嗎.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