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人(Homo Academicvs,Pierre Bourdieu)
光看書名"學術人"絕對會令人卻步,聯想到就是冷門乏人問津的題材.因此,建議閱讀這本書前先微分一下,降階,或許就不那麼排斥了,它的內容主旨是分析"學術人",透過對主要是大學教授的生活背景,家庭環境,資歷經歷與他們所任教的學院類別間的關係找出不同學院的學術人會對於社會議題與制度的變動可能採取怎樣的態度與想法,或有怎樣的行為與立場上的差異.而這類似某車廠找了市面上房車與SUV兩組車主,根據不同車主們的各種身分背景家庭狀況,經濟條件,與工作型態找出它們對於購車需求的差異點,進行探索,從而可以擬定若要推行新型款車該如何來規劃設計生產行銷,以達到最大的銷售目的.同樣的,透過分析不同學院"學術人"對於社會議題的行為與思考價值的差異,可以對如何改進高等教育找到一些幫助的切入點,只是我這種降階閱讀法著重效率,可能會被社會學者鄙視吧.但我更進一步降階用白話來說,其實這本書是談廣設大學,狂印大學畢業證書後所產生的社會現象與引發的影響,作者布赫迪厄以法國在1968年發生大規模社運運動"五月風暴"裡的實質內涵來搭建這個研究基礎.
從法國五月風暴的背景,應可以立刻反射到本地的實況,從以前23%的大學錄取率到今天超過95%以上甚至根本沒人考不上大學的發展.較法國當年更甚,但從90年代到今天的產業結構其實並沒太大不同,不過從輕工業轉為電子業,實質內容皆為代工,理工科生受影響有限甚至是大學教育的受益者.但大學生增加人數最多的那些科系卻跟產業結構不太相關,而以文科社科生為大宗.因為供給遠超需求,薪資成交價格只能是更低,我們股市的用語叫"多殺多",這一大批成就不滿者就擺在那邊,當大家的智識能力差不多,最終決定收入滿足與成就流動的還是在於個人的"出身"(此處只論從事規模報酬不變的工作者,至於從事規模報酬可變的工作者本來收入就與學位的相關性不高),因此這些多出的不滿就轉化為對經濟與階級等社會問題,不妨研究一下那些參與社運,加入網軍,都是那些科系與身分出生的人,這在五月風暴的呈現裡也有相同性,光是這樣對應便足以讓人來看看這本書寫些甚麼.不過,因為社學家一般不碰產業結構工作需求那些,所以他們分析的一現象有一定的參考性,卻也有絕對偏失性,這是看書前須先理解的.
透過降階來看,這就能是本有點意思的書,有意思的有兩部分,一則是能反映現實供本地決策人參考,一則是可引人質疑文本形成悖論的有助思考.這裡說有助思考形成悖論的意思並不是指文本自身,因為單是第一章內容就不知有多枯燥誨澀令人難解.這裡的有意思是指作者布赫迪厄一貫的態度在開創路徑與觀點,來批判權力,資本入侵文化社會教育領域呈現出的異化現象與問題.但我必須說書雖屬社會學.不過它實質結構卻與商管學院"生產"的行銷類學術論文,或是做消費產品區隔定位分析的論文很類似,只不過在這本書裡被分類的"產品"是"大學教授",依據他們任教的學院屬於文,法,醫,自然學科的不同,而推論出他們個人所存的社會價值觀點與社會權力位置的兩者間的緊密關係,布赫迪厄就此推論出一個日常生活與社會權力近的教授則思想易趨保守,傾向順著當下的社會結構與制度方向行事與思考,醫學院與法學院的教授即屬此類.而與社會權力距離較遠的教授則傾向於經常發表離經叛道的言論或是不時倡議改革,進步主義,以文學院與自然科學學院任教者為大宗.而我所指有意思帶動質疑的就在這裡,即便作者使出渾身解術要遠離資本市場場域的控制,這文本的"結構形式"恰好就是整個大學中使用的最多的商管類文章常見的模式,於是我這商管學院出身的人偏要將書中的"大學教授"給當成"產品"來解讀,於是明明是高等的社會學分析,離經叛道進步主義,是否就因此成了低下的商研所"市場區隔"論文?,變成了保守思維順應資本市場權力結構的依從者?難道不正反映所謂的離經叛道與保守守舊是站在同一方法,而形成了悖論?.
畢竟這書裡完全沒有提及商學院的人思維該是如何傾向,就因為商業管理接近社會權力便要遵行作者這種一刀切的"品味"分類嗎?但是商管類的論文結論確實通常只能有如此簡化的答案,否則便沒有太多參考價值,但難道社會學也要如此的分析方式?或是用了同樣的方式卻不能承認其實異域也有值得讚賞處?或許作者的另一本書"秀異: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有不一樣的看法也說不定.但這種悖論在布赫迪厄的書裡正好找到了解釋:"文化的媒體主義',被偽裝的公知販售他喜好的意識形態,選擇摘取特定的觀點加以改裝,但這觀點自身並未曾如此宣稱它的真義.而從中我就回思到這本"學術人"不就正是產品定位切割的進行式!這些人都想拋卻資本,權力的影響,不論是出於本質或虛偽,但實際上要做到幾乎不可能.靠販賣缺角正義與斜視經濟觀點的就轉為成為正義與拚經濟的代言者.要知道一個平凡的人可能還會在不同的洗髮精中選擇出自己要的,起碼他可以都試用過,未必是純粹商業權力運作的結果,那麼做閱讀者或學術人便不該太過執著僵化.即使方法來自不喜歡的敵對領域,能合用的就是好方法.於是批評者舉文化的媒體主義攻訐,卻不得不用文化的媒體主義來行銷自身,這樣豈不很有意思?!
質疑悖論並非要點,那另一個好的能反映現實的意思就有有助觀察當下,也是普通人閱讀本書的主要收穫,畢竟大家都不是也不想做學術人.這與本書寫作的背景有關.1968年5月法國發生"五月風暴"事件.大學生佔領校園,工人發動罷工,遭致校園被政府關閉,超過1000萬工人停工,全國陷入混亂,要求總統下台.本書作者布赫迪厄發現在1968年走到抗爭最前線的,大部分都是社會科學的學生與年輕教授.他根據數據指出當年學生的不滿源自戰後法國高等教育過度膨脹帶來的教育危機,社會科學的學生與教授,正是那場危機的最大受害者,戰後嬰兒潮,法國高等教育在1950,1960年代擴增大學生名額,當然也同步增加了教席,但過度濫發畢業證書導致大學學位貶值,匆匆新增的教席除了破壞了大學教授該有的水準,這些新增聘的老師大多以件工的形式出現,待遇較傳統大學教師低.而這些新增的教席與大學生大都集中在當時興起的社會科學領域,以至於大學畢業生與年輕教授無產階級化的趨勢在這個學科裡被突顯出來.所以處於物質生活偏低的學生與工人便聯合起來發動這次事件,當時的戴高樂總統雖然暫時壓住了暴動,卻仍在一年後下台.
布赫迪厄相信"場域"的概念可以幫助研究工作者以新穎的眼光觀察熟悉的學術界.從場域到大學場域,在布赫迪厄的著作中場域一般被理解作相關位置客觀關係的網絡.行動者在場域中所佔據的位置是由他們所擁有的資本的總量及類型而決定的.不同行動者資本的差別其實也是權力的關係,因為它決定了支配的(dominant)與被支配的(dominated)位置的分配,也影響著行動者進一步爭取利益的機會.布赫迪厄雖然承認資本的多樣性,他認為最主要的還是"經濟資本"及"文化資本".因此,個人在社會階級場域的位置基本上是受到他擁有這兩類型資本的總量及相對比重所決定的. 布赫迪厄認為社會整體應被看成是社會空間或社會階級場域.他指出法國社會基本上可分成三大階級,它們是1.擁有大量資本的支配階級2.擁有中量資本的中產階級,及3.只有少量資本的低下階層.然而,每個階層又可按成員們經濟資本及文化資本的相對比重而劃分不同的階級部分.比如,主導階層中的大企業家擁有極豐富的經濟資本,然而文化資本相對較少.然而,同一階層的名作家,大學教授,及藝術家等則剛好相反,他們的文化資本極豐厚,然而經濟資本卻相對較少.布赫迪厄把以經濟資本為主的稱為"主導階層的支配部分",以文化資本為主的則是"主導階層的被支配部分".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整體的社會空間或階級場域會發展出其他的場域.這些場域雖然受到整體的權力場域的影響,然而它們的成熟發展意味著它們擁有愈來愈多的相對自主性.布赫迪厄注意到大學場域也有類似的發展.最早的時候大學教授是由掌握政治權力者任命,為政治權力服務,其後大學自行聘用教授,大學的教研人員變得專業化.他們以從事獨立研究,發掘真理為己任,甚至往往與統治者格格不入.布赫迪厄無疑認為大學場域在整體的社會空間中佔據著"主導階層的被支配"的位置.因為大學教授的權力源自豐厚的文化資本.然而,布赫迪厄進一步將文化資本細分,把"主導階層的被支配"做進一步的區別.他指出大學教授的地位相對上較作家及藝術家依靠制度化了的文化資本.這類型的文化資本使他們傾向有科層式的的職業生涯與固定的收入.因此,跟作家及藝術家相比,大學教授比較類似高級的公務人員,他們在文化生產場域中佔領著與世俗權力關係較密切的位置.大學場域在整體社會空間的位置影響著學術人與現實社會秩序的關係.布赫迪厄的研究發現大學教授比作家及藝術家等願意結婚及生育兒女.這意味著他們是相對而言較被整合到現存的社會關係的.大學教授與現實社會的連繫一定程度上導致他們的保守性,這當然會影響到他們的文化生產活動.布赫迪厄深知學術界並非單一同質性的群體,他注意到大學場域的內在差異,指出任何場域與整體的階級場域都有一些相同點.比方說,它們的內部存在著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對立.在任何的場域內總是有一端是"經濟主導文化從屬的",另一端是"文化主導經濟從屬".布赫迪厄稱各場域的這相似性為類同的結構.跟其他場域一樣,法國的大學場域亦存在這種結構.舉例說,法學院及醫學院的地位主要是基於它們與外在的俗世權力(例如國家、企業,與其他的政治勢力)的關係,它們相對是沒有那麼重視學術研究的突破.因此,它們是屬於大學場域的世俗性主導部分.相反的,文學院及自然學科學院與外在經濟及政治權力的關係較疏離,它們較傾向追求知識的創新.因此,文,自然學科學院是大學場域的文化主導部分,大學場域的世俗及文化兩極不單與權力場域有結構性的類同,它通過對成員的選拔及教導,再製了權力場域的階級關係.
布赫迪厄把文化資本分為三類:身體化的文化資本,物質化的文化資本,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其中制度的文化資本是指學歷及文憑等科層產物.這類型的文化資本出現是為了讓大規模的科層組織在選拔時有較客觀的根據.一般而言,愈科層化的場域愈依靠制度化的文化資本作為聘任,升等,及獎勵的依據.而世俗權力是指在整個社會權力場域中的經濟及政治力量.大學教授在大學任職,大學的維持相當程度依靠國家的財源.因此相對於作家及藝術家,大學教授與世俗權力或社會權力的關係較密切.布赫迪厄討論"經濟主導"或"經濟從屬"階級時,往往把政治因素同時納入.因此,"經濟主導"的意思是指權力來自政經關係的主導階層."經濟從屬"是指與政府,政治組織,企業及財團缺乏關係者.因此當文化資本的學習沒有被制度化成為客觀化的程序成為科層的部分,或沒有被納入學校的課程,文化資本的分佈將完全受學生的家庭背景決定.透過分析教授及學生過去及現在與權力場的關係,以及這一切對它的文化生產及再製活動的影響.比方說,在學界年輕資歷淺的教授一般不容易打敗資深的教授取得學術權力.但年輕的教授可以憑靠優秀的研究成果得到比資深教授更高的"科學權力及聲望".因此,競逐"科學權力及聲望"的教授較不願意服從只靠年資的上司.布赫迪厄大致認為競逐"科學權力及學術聲望"者較多是出身於文化資本極豐厚,但經濟資本相對較少的"主導階層中的從屬"的家庭.競逐"學術權力"者比較是來自中產階級中較傾自於文化資本的部份.法國從1901年至1963年間法學醫學院學生增加了約4倍,同時期文,自然學科學院學生增加23倍.在1950年法學,醫學院與文學,自然學院學生分別佔高等教育學生人數的49%及46%,但到了1963年,相關的百份比分別是31%及65%,當時法國有許多有文學,歷史學,及哲學博士學位者在中學任教或從事其他行業.他們在博士班畢業多年一直無法在大學找到教席.當高等教育擴張,大學須多聘教授時,他們就成為了重要的生力軍.然而,新興的科系,比如心理社會系面對擴張壓力時就沒有太多擁有類似的高學歷及學術訓練背景的候選人可供選擇.,因此出現了一謝貫一現象,在文學系很難找到非讀文學出身的教授,但很多當時法國社會學系的教授都並非社會學出身.布赫迪厄強調階級分析除了要注意行動者資本的總量及各種資本的比重,還要分析他們的階級軌跡,包括他們出身的階級與其後的階級位置變化,以及今天所處的位置.階級軌跡會影響行動者的"生存心態".通常從上往下流動者較悲觀,經歷往上流動者較樂觀,對現狀較滿足.布赫迪厄認為不少新興學科畢業生在學時感大學把他們視為次等的.這助長了他們日後的反建制心理,加上就業後的落差,於是乎社會運動的火苗就從這個缺口給引燃了.
布赫迪厄在這場運動中有了自己的觀察,本書解釋了教授及學生在大學場域的位置如何中介了他們的政治立場,以及大學的某些人如何促成社會運動,並進一步來分析學院結構與運動的關係.布赫迪厄發現文學院,自然科學學院的教授比法學院,醫學院的老師更傾向支持學生的抗爭,因為前者與外在的世俗權力距離較遠.平常努力追求學術研究突破與文化生產的教授比只注重教學,文化再製的教授對社會運動較持肯定的態度.因為從事文化再製的活動強化了後者的保守性格.他的目的主要是為進一步闡明大學場域的相對自主性.從事件主要參與者的類型看出中大學場域並非單純的被外在的因素扯進群眾與當權者的鬥爭.相反的,大學教育無法自外於"五月風暴"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內部出現了自我再製的困境.並由此引進他擅長的權力,場域分析法來進一步說明何以會有這以上種現象.
布赫迪厄認為要了解"五月風暴"的成因,必須分析高等教育場域的外在影響.因為大學相當程度上促成了其他場域的危機,最終導致社會總體危機的爆發."五月風暴"爆發前法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明顯導致學歷文憑的貶值,以及整體性的階級地位下降.在還未適應這新局面之前,不少高學歷者的期望與實際機會間存在重大落差.這是大學場域促成"五月風暴"的其中一個因素.然而,大學場域會因為個別位置的不同以致危機的嚴重程度會有所差別.一般而言,最頂級的學府比普通大學較能抵抗證書貶值的壓力.因此它們的畢業學生人數增長較輕微,學歷文憑貶值的輻度也較小.而就大學內部而言,法,醫學院及傳統學科擴張的速度遠慢於文學院及自然科學學院及新設的學科.因此,文科,自然科學學院學生較有可能在畢業後要面對文憑貶值所帶來的挫敗感.所以說他們遠較法.醫學院及傳統學科的學生傾向於支持群眾抗爭.除了較容易受到文憑貶值的衝擊,新興科系有兩大特徵也導致它們更傾向支持"五月風暴".首先,許多新興科系,比如社會學系及心理學系取錄的學生一般都是學業成績較差的.這群學生中有部份是來自不錯的階級背景.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有不切實際的期望.新興科系與就業機會的關係含糊不清,也使它們的學生不容易按實際情況調整自己的期望.結果是希望愈大,失望愈大,對現實愈是不滿.其次,新興學科在短時間急劇擴張,加上缺乏完整博士訓練擁有高學歷的教授,它們聘用了大量來源複雜資質普通者為教授.其中有部份的新聘教師本來就對學術沒有太大認同.加上欠缺國家高等會考等學歷,升等的機會渺茫.因此,這些教授傾向於反對大學既有的遊戲規則.當激進的學生發動衝擊大學時,他們當然迫不及待的要表態支持.當然,來自新興科系的學生及教授對"五月風暴"的反應並非全是一致的.許多出身寒微的學生及教授對該群眾運動抱有保留的態度.因為縱然大學文憑的價值下降,在大學任教前景沒有之前想像般光明,但能夠在大學讀書及任職,對他而言已是極富價值的象徵性回報.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大學又通過對其他場域的影響而促成"五月風暴"的出現.如上所述,布赫迪厄認為"五月風暴"是因為多個相對自主場域的危機巧合匯聚的結果.
大學場域的再製危機一定程度上也導致其他場域的危機.50,60年代文學院及社科學院急劇擴張,加上新興科系的出現製造了大量的畢業生.其中不少投身媒體,大眾消費文化生產及傳播的工作.他們在大學接受了認為文化領域應追求理想,擁有自主性的想法.然而置身於科層化的,以追求利潤為最高目標的文化企業,他們深感自主性被扼殺.這形成了強烈的反建制心理.因此,當外部出現不滿既有社會秩序的聲音時,他們便積極表示支持.由於教授與學生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大學場域的危機而支持五月抗爭,但他們與群眾運動關係是脆弱不穩定的.知識份子支持工人群眾,只是因為彼此都是處於結構類同的位置,前者在文化領域被壓迫,後者在經濟生產的場域,並非真正因為彼此具有共同被壓迫的經驗.而普羅大眾參與社會運動主要是要改善物質生活條件,知識份子很容易對工人階級的普羅物質主義感厭倦.布赫迪厄當然知道階級只是社會分化的其中一種,其他的社會群體例如族群及國族的也有可能是衝突的源頭.然而他始終認為階級的,以經濟及文化資本作劃分的,才是最重要的,以階級為動員基礎的社會運動較具穩定性.相比之下,族群及國族群體往往因成員之間經濟及文化資本的差異而分裂.從布赫迪厄的階級場域分析可見他反對將階級單純地理解為經濟生產所導致的等級關係.他認為社會階級的根源是各類型資本的不平均分佈,經濟資本只屬其中一種.有人認為布赫迪厄將以經濟資本為主的稱為"支配階層的支配部份"意味著他認為經濟比文化重要.然而,布赫迪厄經常強調經濟的主導階級需要"支配階層的被支配部份"的符號勞動協助合法化他們的優越位置.他又一再指出階級鬥爭的核心是競逐合法的世界觀.從這些觀點可以推斷布赫迪厄並不把文化看成是次於經濟的"權力場域",而是屬於"超場域".它的功能是調節各場域之間的分化與衝突,決定各類型資本的價值.布赫迪厄有時侯把"權力場域"看成是社會的主導階層,但他也同時注意到國家在"權力場域"的影響力,而這便是引進它場域與權力關係分析的一種狀態.
教育體系其實存在矛盾性格,它一方面灌輸保守的意識型態,維持不平等但和諧的社會現狀,但同時又鼓吹批判,懷疑既有的權力關係.由這矛盾衝突加上之前發展出的對資本,場域,再輔以生存心態,策略等概念解釋來形成本書.他以各類型大學或不同學院教授所擁有的資本,在場域所占的位置,他們的生存心態,及由此而衍生的策略解釋為何有些教授傾向保守,有些教授思想離經叛道的原因.布赫迪厄討論教授及學生在大學場域的位置如何中介他們的政治立場,各系所的內部結構的差別如何導致它們對外在衝擊作出不同的反應.這些分析開拓了更多思考學校與社會關係的方向.他提出了"生存心態"的概念.他認為實踐並非完全出於人的自由意志,因為外在的客觀環境早已通過過去的經驗在人們的內在形成了感知及思維的歸類系統.在一般情況下生存心態會衍生有助客觀社會結構再製的實踐活動.因為生存心態是可以通過批判反思而改變的.他認為一切社會都存在剝削與宰制,一切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都必須依靠符號暴力(symbolize violence)維持.符號暴力的特點是把隨意的歸類及等級系統自然化,從而使宰制的關係合理化.這種歸類及等級系統就是符號暴力,因為它是隨意的,並非從具有普遍性的原則引申出來的.布赫迪厄認為符號暴力運作的先決條件是把外在的,隨意的歸類及等級系統內化成為行動者的生存心態.這轉化的過程必須通過符號勞動把權力關係轉變成看似是與利益無關的.在現代社會中,高等教育體制是其中一個符號暴力的主要執行者.因為人們一般相信大學是中立的,學者的使命是追求真理,促進社會整體利益.這種迷思掩蓋了大學保護特殊利益的事實,因為高等教育體系真正的功能是保存,傳授,有利維持既有權力關係的文化傳統,維持或擴大文化資本的不平等及掩蓋學校的社會再製功能,以便行使符號暴力.他認為我們對大學的"誤認"是我們生存心態的一部份.為了對抗這迷思及其所隱藏的不平等社會關係,他才對這種高教問題提出批判.
本書從學院的差別推論大學場域存在兩大敵對的分層原則:"社會等級"及"文化等級"."社會等級"的分層標準是經濟及政治資本,它意味著大學場域對俗世的權力的依賴."文化等級"是科學權威與學術聲望的資本,它代表了大學對自主權的執著.社會等級及文化等級大致上是相當於"整合"及"抽離"的二元對立.整合是對既有社會秩序的認同,抽離則剛好相反,是對現存社會的批判.法學院及醫學院的教授傾向整合於社會,因為他們的專業主要是應用己有的法律及醫學知識把混亂的秩序恢復正常.而文學,自然學科學院剛好相反,因為它們重視學術研究,鼓勵創新,以及超越既有的想法.因此教授們也傾向對現存採取抽離的態度.法醫學院教授在整體生活上也顯得較為融入現有的社會秩序.他們較為活躍在學術圈外擁有更多的政治及經濟權力,以及較願意生兒育女.兩大分層原則對立顯示了整體社會場域中經濟權力與文化權力的對抗亦存在於以文化再製與生產為目的的大學場域中.布赫迪厄比較大學場域中支持兩類分層原則者過去及現在與權力場域的關係.他發現不少文,自然學科學院教授出身自較低的社會階層,他們缺乏經濟資本,社會資本以及與有權勢者建立關係所需的文化資本,所以幾乎是單靠學業成就爬升到主導階層的位置.布赫迪厄發現文,自然學科學院教授中學階級的成績較法,醫學院的更優,他們傾向全力投資在大學場域,較少在其他領域,例如經濟及政治建立權力.相反地,法學院大部分教授來自布爾喬亞階層,他們傾向結合大學所賦予的權威與在外的政商關係建立權力.布赫迪厄引用康德"上級職別"及"下級職別"的概念進一步分析社會及文化兩大分層原則.上級職別的功能是替政府向人民施行最強與最持久的的影響.協助執行這任務者,是較直接受政府影響,他們相對而言缺乏自主性的.下級職別與世俗權力疏遠,它根據自己的律則行事.大學場域中的自然學科學院及文學院是這方面的代表.由於大學場域中負責上級職別的學科主要的任務是培養不懂懷疑的執行者,它們選拔教師及學生時極為看重候選人的"生存心態"是否與學院原有的目標相符合.它們會先發制人的把有異端思想的候選人排除.相對而言,文,自然學科學院因為較不受世俗權力的約束,它們選拔教授及學生時較為開放,它們較可能接受有個性,思想獨特者.布爾思厄認為社會科學在法國高等教育場域取得合法地位的結果是加劇了"上級職別"與"下級職別"的對立.歷史顯示社會科學的出現是為了向國家提供統治所需的社會的知識.從這點而言它是扮演上級職別的角色.然而,社會科學也有下級職別的特點.因為不少社會科學學者都強調學科的自主性,以對社會進行獨立的,科學的研究為使命.此外,社會科學研究往往打破了國家對社會論述的壟斷.布赫迪厄一直強調大學場域的相對自主性.這一特點導致高等教育機構相當程度上掌控了自我再製的過程,也帶來了大學場域權力的進一步分化.大學場域有所謂"學術權力",擁有這種權力者控制了場域中其他參與者的遴選,升遷以及事業發展.這類權力的基礎是對場其他中位置及位置佔據者的掌控,它屬於組織再製的權力.與學術權力相對的是"科學權力及聲望".布赫迪思厄把它定義為對學術研究資源的掌控,在科學界的聲望,以及為受過教育的公眾所認識的程度.不同學院對這兩種權力的重視程度是有差別的.一般而言,自然學科學院較強調學術研究,它們相對重視"科學權力及聲望",因而把注重累積學術權力的行政人員:比如系主任,院長,校長,看成是較次等的.然而在法學院及醫學院,權力分配的原則較不重視學術研究的成就,因此累積學術權力者得到的負面評價較少,願意投資在這方面的教授也較多.因此學術權力是由大學的明文章程賦予在科層占決策位置者的,跟個人的才能沒有必然的關係.由於這類權力的基礎是科層的等級制度,權力層級的距離以年資,年齡計算,學術權力的競逐者必須懂得專重科層的年資差距.這導致掌握學術權力者的保守傾向.此外,學術權力的累積必須投資大量的時間,它與"科學權力及聲望"的建立存在嚴重的衝突.因此,估計自己有條件在學術研究追求突破的教授大都不願意投資累積學術權力.結果是不少選擇累積學術權力者都是估計自己在學術研究不會有甚麼成就的.這造成了大都份在大學場域掌握行政位置者在內心深處對學術研究創新文化生產的抗拒.布赫迪厄認為競逐學術權力者大多數是來自小資產階級背景的.小資產階級屬於中產階級的其中一個部份.他們跟"主導階層的被支配部份"一樣缺乏經濟資本及社會資本,然而,他們的文化資本都比"主導階層被支配部份"少很多.他們完全依靠學業成就爬升到大學教授的位置.對他們而言大學場域是他們唯一的救贖.然而,因為他們的出身是小資產階級,所繼承的文化資本並不豐厚,學術研究創新的能力有限.對大學場域的絕對忠誠加上缺乏累積"科學權力及聲望"的條件使他們選擇以學術權力為目標.學術權力擁有者不單再製大學體制,相對薄弱的文化資本使他們的學術工作亦充滿保守性格.比方說,他們較傾向於從事教科書,字辭典,及其他工具書籍的編寫,較少進行有原創性的研究.他們容易把自己所熟悉的一套看成是絕對唯一的,因此他們的教學及學術作品限制學生及讀者的視野,甚至鼓勵對另類的文化世界無知,甚至採敵對態度.用布赫迪厄的話,他們是進行文化再製而非文化生產. 布赫迪厄發現在文學院的正統學科如法國文學,哲學經典等與學術權力的相容性較高.這些科目傳統上是被用作傳授法國傳統文化的,本來就具有濃厚的文化再製的味道.此外,不少正統科目也是中學的學科,大學中相關的科系的訓練須與中學的教學及考試配合,這進一步加深了保守的格局.習慣文化再製,以正統文化自居者當然較容易適應保守的學術權力世界. 與上述以文化再製為主者相反的是大學場域中一群全心投入研究工作的教授.他們比較集中在較邊緣化的學術機構,新成立的學系如社會學,語言學,漢學,及埃及學等,及以革新方式進行研究的傳統學科如強調社會史取向的歷史學系.他們處在邊緣位置,使他們幾乎不必受到權力場域再製機製的約束.位於邊緣的學術機構較容易接受罕為人知或早已被遺忘的學科.此外,新的學科一般都不是中學課程的科目.這使新興的科系不必顧慮與中學教育的銜接.結果是讓教授們可以較自由地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在其他地方不易進行的研究課題.選擇累積"科學權力及學術聲望"者一般出身家庭的文化資本較學術權力競逐者遠為豐厚.一方面是因為來自"主導階層中受支配部份"者較有文化資本從事原創性的研究.另一面是因為追求學術創新是帶有風險的,出身小資產階級的教授一般而言較來自"主導階層受支派部份"者不能承受風險.大學場域中負責文化再製的尋常教授與從事文化生產的離經叛道者雖然表面上格格不入,但實際上兩者是有著共生互補的關係.因為敵對的雙方都通過對方來定義自己.因為不同的教授可按自己的資本選擇適合的策略爭取較有可能爭取到手的權力.最終使沒有能力從事學術研究的教授也能獲得意義重大的一些補償慰藉.
而大學場域的相對自主性與普及教育的衝擊帶來些衝擊, 首先高等教育場域內在結構中介了外在因素對它的衝擊,而教授及學生在大學場域的位置中介了他們的政治立場,大學場域導致其他場域的危機,最終促成了大規模的社會運動.要全面地評估學生人數急劇增長的影響,必須先了解各學院的內在變項,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學院自我再製的機制,比如說它們取錄學生,教師選拔及升等的規則.因為這些內在因素導致有些學府沒有受到普及化的影響,有些院系因學生人數激增而獲得利益,另一些系所的內在平衡卻被打敗,出現嚴重的再製危機.布赫迪厄認為高等教育擴充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大學職位的增加,以及加速了部分教授升等的機會.然而,這轉變也導致教員的短缺,迫使大學放鬆選擇教授的標準,結果是危害了教授隊伍的再製.整體而言,愈是歷史悠久的,位於巴黎的傳統名牌大學學生數目愈不受教育普及化影響.因此,它們較少出現因為教授隊伍擴大所導致的再製危機.其次,法,醫學院學生人數擴張的速度遠較文,自然學科學院為慢,所以它們所受的影響也較.傳統學科一般擴張的速度較慢,有龐大的教授候補隊伍.新興學科許多教授都並非正途出身,他們所聘的新老師來源亦較雜.這些因素導致新興的學科及位於較邊緣位置的學府較易因教育普及化而出現再製危機. 正統學科在需要擴大教授隊伍的人數時往往需要放棄一些較次要的考慮條件例如年紀資歷.然而,它們總是可以較容易的從龐大的候補隊伍中挑選到在相關科系拿到高學歷者.結果,它們可以繼續排斥非正式出身的,與思想離經叛道之人,科系及教授團體的再製亦較容易維持.在普及化之前大學場域的延續有賴教授們學術生存心態的穩定性及同一性.學術生存心態使教授們肯定在學術崗位工作的價值,又使他們不自覺地遵守有助維持學院正常運作的隱性的規則.然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破壞了教授隊伍學術生存心態的穩定性及同一性.首先,新聘的教授很快發現在大學任職的回報並沒有之前所想那麼高.因為隨著大學數量增加,教授人數不斷擴大,在大學任教的社會聲望比以前下降.此外,由於大學須在短時間增聘大量的教員,助理教授等級的人數甚多,其中大部分都極難有晉升的機會.這打破了原有的時序結構.再者,短時間增聘大量教授也容易引入對學術界理念不太認同者.這些問題當然較容易在邊緣的學院及新興的學科出現.
這其實是一本標準的社科類的學術書籍,作者有觀察,有調查,有統計與數據分析,表面上看的是"教授"的分類與前景問題,實際上就是一種看社會問題的方式,也能對照當時或當下的社會氛圍與議題.其實頗值得閱讀,可惜不知是原文誨澀難懂或是翻譯出了甚麼問題,這本也屬於不易讀"通順"的書,要說讀通順而不說讀懂其實是很難的事,雖然作者的哲學背景必然會讓書的調性顯得冷僻,但造成閱讀艱難,就不知是誰的錯,平白讓一本佳作失色.其次,這法國的案例不能夠完全照搬回國內,比如說文,自然學院學生成績優於法學醫學院學生,在法國可能說得通,但推論國內一定被人罵,且會有人告訴你答案相反,而這也可推論有可能只是反應作者思維裡偏好的排序是"文化"的而非"經濟"的,其實不用計較,倒是他在討論戰後逐漸普及化的大學教育的同時沒能加入經濟結構的需求與變化加以配合也是個問題,畢竟大多數畢業生最終是要進入社會從事"經濟"工作,沒有需求只有供給,社會不滿的原因可能就不只一種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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