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史: 從1789年到1814年

 

法國革命史: 從1789年到1814年(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814)

 

   繼前次自由主義後,再次嘗試以法國革命做主題閱讀,主要是小說類,閱讀書目就從這本米涅(François Auguste Marie Mignet)的法國革命史開始,接下來預計是雨果的九三年,大仲馬基督山伯爵,阿克頓勛爵法國大革命講稿,巴爾札克高老頭,斯湯達紅與黑,如果還不嫌煩再接一本悲慘世界結尾.這些書皆圍繞法國革命這個時空為題,每一本都是十九世紀的作品,即使這本法國革命史也寫成於1824年,各有其時代特色,也代表當時人對於歐洲國家,經濟,民族,社會乃至國際關係間的某一種看法,正是如此,它們少了經過時間演變而參雜的各種現代觀點或馬後炮評論,有一種值得玩味的原味,其間的名著不少,但過去看過的不多,趁此一結,當然這些不可能一氣完成,中間也會夾雜讀點其它類書籍.

 這個簡體版譯本出現在1977,尷尬的時間點,譯者的序文顯示出中國當時的政治正確,在資本主義仍被視為大毒草,萬惡淵藪的時空裡,序文濃重的馬克斯價值批判觀,現在讀來頗為可笑,但正因為如此,反而凸顯了作者米涅(Francois Auguste Marie Mignet)1824年時寫作的基調,十八世紀末的法國革命是一場躲不掉的階級革命運動,是一場各種階級彼此相爭,謀取利益與爭奪政治權力的戰爭.切莫因為存在各種階級的利益爭奪,就自然從心中描繪出某種景象,某種正確,某種正義的觀點與價值觀,某種社會和諧的理想.事實上,真正看完法國大革命1789~1814後,實在能完全顛覆尋常人從教科書裡得到的自由,平等,博愛,很遺憾在真實革命的行進中,那只不過是一種口號,而暗殺,流放,斷頭台才是當時的真實景象,恐怖統治,動輒以暴民,軍隊,警察圍政,圍攻,挑動製造暴亂,或是乾脆以屠殺威逼,革命,可以革掉計畫中的人與不在計畫中人的命,絲毫無法任由某人控制,控制傷害?控制殺戮?乃至控制結果?事實上皆不可行,以為那是理想,能創造必然的美好,法國革命也不能創造美好,至少就1814年為止,那並沒有發生,只不過是暴力循環的一再往復,相對的正因為有這些景象,人間悲劇,才有了以上那些流傳的小說作品.

  革命一旦爆發就有了它自己的邏輯,這種情況在法國大革命中尤其明顯,在你死我活生死搏鬥中,擁有殘忍性破壞性最高的激進者總是最易被人民接受,而理性和建設性的意見往往是首先被激憤萬分狂熱暴躁的群眾拋棄,米涅表示"在革命中,一切都取決於第一個拒絕和第一場鬥爭,革命的爆發與其後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統治者對改革的第一個拒絕及其引發的第一場鬥爭所決定的",但是革命往往是命懸一線的衝動,被革命的對象,或制度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轉變為符合眾人需要的型態,於是這中間就出現了不可計量的落差,失誤與失控. 失控革命的可怕在於產生了獨裁和殘暴,讓人民付出了無比沈重的代價,同時革命的結果帶來的也許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而革命最困難的地方在於必需大範圍改變原來的體制,而這必然會損害到原有的既得勢力,舊勢力的反抗會是最先面臨的問題;而接著出現的權力之爭必然在於發動革命者的身上,一個團體是由各種不同想法,利益與權力的人結合而來,革命團體也不例外,會自然的形成團體中的派系,派系之間的矛盾將是第二個難題;第三個問題來自革命難以控制,容易陷入集體狂熱與暴力,一旦革命從議場發展到大街上,轉變成遊行抗議群眾暴力,人類潛在的暴力心被激發,整個局勢將會失去控制,而解除群眾暴力最快速的方式會讓人選擇以暴制暴,強權和暴力成為了控制局面不可缺少的工具,而獨裁政權往往就在這樣的階段產生,獨裁者可能反而因此取得謀權奪位的機會,這些實在是歷來革命中的真相,真世界,而法國革命尤其如此.

 1804年5月一個面臨失聰的音樂家在聽到拿破崙稱帝的消息後,將一首寫好樂譜的標題頁撕成兩半,這首原該稱作波拿巴的曲子,後來是以英雄這個名字面世,也就是現在人們所知道的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樂曲.貝多芬憤怒"他只不過是個凡夫俗子,居然為了自己的野心而踐踏人權;他把自己抬升到眾人之上,成了獨夫寡頭".一個創作者,音樂家都會為自己對人的判斷與觀察後悔,何況尋常人,人們以為拿破崙應該是如何之人,結果卻不是,音樂家後悔不過就是將樂曲改名,但是處在革命中的人民若後悔了,知道自己看錯做錯時,又能夠如何呢?!.在這本法國革命史中,1804~1814拿破崙執政到稱帝到放逐只佔全書15章的最後1章,不論就時間長度,還是拿破崙的名聲與功過而言,對比這本25年的革命史實在不成比例,可以看成米涅特別重視此人,認為應該放在一本單書來寫,也可以理解米涅並不看重拿破崙南征北討所立下的功名,因為這種帝國強權並不一定是法國人民希望的結果,遠沒有前面人民自招的恐怖統治更該受到注目與重視,因為那些才是真正攸關一般民眾生活的事情,何況鬧了大圈,經歷各種共和主張,卻被有獨裁思想的人趁亂奪取大位,最終還是回歸到流亡的波旁王室主政,路易十八回到法國,此時也正是小說基督山恩仇記主角鄧迪斯回到馬賽準備結婚羽接任船長時期的背景,這種革命的意義,或許正如戴爾馬將軍在拿破崙與教皇簽定教務專約後對拿破崙所說的"這是一次無聊的宣教儀式,只不過少了100萬人參加,這100萬人犧牲性命去推翻的,就是您今天所恢復的東西",一切依然回到1789年以前,僧侶回歸了,貴族回歸了,都回到了他們原有的地位,連舊王室也回復了,我相信米涅藉著唯一敢於保民院公開反對帝制的卡爾諾所說來表示他的主張"一個公民不管他對祖國的貢獻有多大,榮譽與理智都要求全國的感激有一定的限度.如果這位公民恢復了國家的自由,拯救了他的國家,難道可以用犧牲自由來作為對他的報償?把他的國家變成他個人的世襲財產,這不是毀了他的功蹟嗎?難道自由是擺給人看而不能為人所享受的嗎?我的良心告訴我,自由是可能的,這種制度是令人放心的,是比任何獨裁政權都穩固.",個人認為不僅當時有理,也值得現在的人深思,很多時候,我們正是用這種犧牲來獎勵先行者,卻讓他們成了另一個混亂的起源.

 拿破崙犧牲了人民的自由,代之以勝國的榮耀,但是這種榮耀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為了取得戰場上的勝利,需要不斷的徵兵,並籌措大筆的軍費需求,這與革命所追求的貿易自由,商業自主等個人利益是衝突的,勞民傷財,初期因為人民已經厭倦了各黨派爭權奪利屠殺異己的共和體制,尚仍容忍一時的不便與專制,他個人戰勝了五次反法同盟,令荷蘭,義大利成了屬國,讓自己的兄弟出任西班牙,那不勒斯等地的國王,又以強大的軍力令俄國,奧,普,瑞典向法國臣服,大陸政策封鎖了歐洲與英國的貿易關係,使得整個歐洲除英國外,皆望拿破崙的臉色主事,終於在連勝自大的心理下做出攻俄的錯誤決策,在俄國焦土策略下法軍敗北,此後終於引起先前臣服的國家再度結盟反法,最終擊敗拿破崙.拿破崙雖然毀掉了法國革命共和政府所建立的一切,恢復了專制統治與階級制度,接下來直至1870年,法國在君主立憲制政府及帝國政府下交替管治,並沒有立即達到真正共和民主的國家,但是他的出征,也讓歐洲其他國家的王室遭到人民的質疑,人民的視野因此開展,大陸政策下也讓歐洲各國加速自身的貿易與商業條件,反而開啟了其他國家王室的崩潰,現代資本制度的推展,這正是法國革命一體兩面,不能以單一角度視之的結果.

   如果要找缺陷,就是書對於法國革命產生的前因描寫不多,路易十六被推上斷頭台,但其實他並不是一個昏聵無能的國王,相對的正是因為他意圖改革弊病才造成自己的悲劇,路易十六推行的財政政策與他的前任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是節制溫和的,隨著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精神上發生的變化,這個時期法國的社會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榮起來,法國自查理七世時就施行了不需要各等級同意便可任意徵派軍稅,但從那一天起便種下了弊病與禍害,任意徵稅正是一切流弊的根源,路易十六點開啟財政改革,他把面臨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先擺在一邊,將注意力放在增加財政收入這樣的具體問題上,實際上任意徵稅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的才是當時的問題所在,必須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但路易十六對此毫無認識,實行的仍然是舊的財政管理體制,人民仍需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統治下的強迫繳稅政策,政府雖努力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但這些舉措仍在增加開支,收入卻未遞增,就使國王陷入更嚴重的財政拮据中,路易十六是因為個人的侷限,沒有把財政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未能進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財政看作是純技術問題,進行的只是一種低層次的改革,這種局限性恰好遇到了一個權利意識,民主精神已經有所覺醒的社會,只能帶.來經濟的暫時改善,卻無法拯救舊制度,甚至終於引起革命.如果他能夠以更寬廣的角度觀察所面對的形勢,適時把改革的延伸到政治領域,放棄貴族特權,採取一些實質性的作為,法國是可能建立君主立憲制度,避免流血革命,路易十六自己也可以避免悲劇的結局.

  這書的主要內容就是從1789年三級會議開始,網球場宣誓後,革命者致力於廢除舊制度,特別是廢除貴族特權和教會特權,終於在1791年制定憲法,建立三權分立的君主立憲政府,但好景不長,路易十六表面同意實際上對於立憲政府始終採取消極配合的態度,再度引起革命與暴亂,1792建立共和政府,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共和制建立以後黨派鬥爭激烈,吉倫特黨,山嶽黨,此起彼落,丹東,羅伯斯比爾,馬拉,皆曾縱橫一時,也先後上了斷頭台,雅各賓派,革命委員會,兩會與督政府各種派系彼此傾軋,正是這種混亂,鬥爭,構成了本書的主要內容.各種名目的革命不斷發生,最後終於讓拿破崙取得獨裁的機會,記不住那許多政治人物,政權機構或是黨派的名稱並非僅要,畢竟有如過眼雲煙,已經消逝在過去,但是革命發動者幾乎只有兩種結果,一種是堅持個人理想,隨著政治上的落敗而失去生命或被遠元流放到中南美洲,另一種則是標準的投機騎牆者,不論當權者如何交替,他都能把握住個人權勢,因為他完全沒有個人理想,哪種主張是主流,是統治者,投機者就轉而投效,毫無人格與信義,後者雖然令人不齒,但是擁有理想者也未必就是國家之幸,因為理想主義者往往為目的論是從,卻不見得理想真實的效果,一部分建構者希望建立的理想社會是一種平等的社會,他們認為現有社會之所以不道德就在於其嚴重的不平等,他們設計的平等社會是一種更為道德的平等社會,但人並非生而平等,從不平等的現實出發去追求平等,總會產生新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產生卻是以獨裁的方式確定第一個人在社會的等級制度中的地位,但在建構主義者眼裡,既不是起點和程序的平等,實際上也沒有結果的平等,一旦新的不平等產生以後,社會功能亦發生了轉向,而這正是這個革命中一直被人忽視的地方,而源自於理想的個人堅持也就是這一段革命期間,黨同伐異殺戮恐怖統治背後驅動的力量,理想者不會自以為有錯或有害於人民 .

  這一本法國革命通史雖然不似說書類的歷史讀物輕鬆,但米涅逐年逐層的描寫,能夠讓人清楚了解整個革命時期的經過,特別關於那些轉眼即逝的革命者,對於那些不在教科書中的橋段,能令人有一番粗淺的了解,那麼在雨果,大仲馬,斯湯達等人所寫小說中的時代背景,或是真實人物,黨派能夠一看即明,不會有囫圇吞棗的可能,從這角度看,才是個人先讀這本的理由.以上.

精準預測：如何從巨量雜訊中，看出重要的訊息？

    

精準預測：如何從巨量雜訊中，看出重要的訊息?(The Signal and the Noise: Why So Many Predictions Fail—but Some Don’t  Nate Silver

  英文書名是訊號與雜訊(The Signal and the Noise)比較貼近事實,至於精準預測應該只有銷售上的好處,但這無大礙,這書有點可惜,主要是寫法上的,它的每一章都藏著一個以上重要的條件,是在考慮預測事件時會干擾或影響預測者判斷的重要因素或條件,但是作者Nate Silver用了許多案例,事件,歷史曾發生的事,來說明這些條件對預測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以至於這些重要內容有部分被藏著或隱沒在文字裡,反而沒太能凸顯這些重要的焦點.精準預測這書名具有吸引讀者眼球功能,我們投機客最容易被招惹上,當然成熟的投機客應該已經明白追求聖杯的無效率,甚至於無效果,對與所謂的精準預測雖不見得完全放下,但已能從容以對,至少知道在獲利的路上,精準預測與高勝率,高預測率不是投機活動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因此,個人是從警醒精準預測可能帶來的災難來看這本書的.

  這書並沒有提供任何可以讓人精準預測的模式或系統,或物理數學工程型態的預測方式,事實上,即使提供了也是白費力氣,以投機活動為例,世上不知已有幾千幾萬的系統正被人們採用,如果突然出現一個系統或模式能自稱精準預測勝過其他,想想也可能不過是另一種偽專家的騙術騙局而已,因此身為讀者,自己應該知道精準預測或完全命中的荒謬,斷不可能還往找尋一個聖杯的思路去想,當然這是個人長期從事投機活動的經驗心得,至於那些依然相信人們能夠準確預測颱風,地震,降雨量,景氣循環,乃至股價行為聖杯的還是大有人在,只能說這本書不是為了這種目的的人而寫的.甚至書名叫精準預測,一半的內容卻是在警醒過度追求精準預測可能帶來的災難,帶來傷害的除了人們之前不知道的因素外,更可能來自於人們自以為瞭解的因素,所以Silver並沒有強烈的吹捧精準之美,反而一再舉例自以為的精準創造災難的事件,書的後半則是推介貝氏法則為骨幹的預測方式,Silver相對推崇趨近式預測方式貝氏法則來表現對於未知事物的認識,以機率的型態來表現對未知事物的預測,但即使如此,終究不是找尋聖杯的讀物,相對的是要警告,你以為的訊號其實是雜訊,你以為精準的模式其實是過度優化配適的結果,完全沒有提供未來預測的真實能力,Sliver指出相對於已知的未知,人們最常受到的傷害在於不知未知,即一種我們可能從來都不知道的事物可能的影響,或是人們原以為自己知道但實際上並不真的了解的事物可能發生的影響才是傷害人們最深的.

  如果有一個統計調查是這樣的,比較新北市養狗人家對市售狗食的滿意度,與屏東縣養豬人家對豬飼料的滿意度,與台南市養貓人家對市售貓食的滿意度,而其他縣市也都指定一種寵物的並調查養寵物人家對於市售該寵物飼料的滿意度,其後並針對這些滿意度提出一個滿意度排行榜,你覺得如何?荒謬吧!應該是大家立即有的反映,如果調查改成台南市民對麵線糊的滿意度,與雲林縣民對肉圓的滿意度,縣市最愛小吃滿意度排行呢?應該一樣覺得荒謬吧.但是若這個統計改成高雄市民對高雄市長的滿意度,與各縣市民對其地方首長滿意度得比較並列出個別滿意度排名順序比較呢?是的,這種荒謬的統計不是異想天開,竟然就是當前在號稱是菁英商業人士會閱讀的雜誌已執行很多年的例行調查報導.甲地人愛貓度比乙地人的愛狗度,這還能列出排名,可別以為做這種調查的人不懂統計,事實上這媒體出了不少關於統計的專書呢. 有一個導演拍的廣告真不少,他同時間可以賣雞精,強健骨頭藥品,行氣散,保健藥酒,麥片,泡菜罐頭,,事實上這些保健品食品間可能還有彼此相忌,一般人理解上應該不能同時吃的,但沒辦法,導演便宜省成本,又有特別鄉土直白效果,但類似的廣告同時間出現,觀眾會記得嗎?還是會直接反映:導演你又來了?事實上國內每年都有做一個叫ICP (Intergrated consumer profile)的統計調查,如果你常看到某人短期內頻繁出現在不同的廣告,很可能就是這種調查分析的結果,廠商公關或廣告部門或拿著這種調查結果來找代言人,於是就出現這種分不清某人究竟是代言什麼商品的現象,常見的商業或政治統計已如此,至於學術上那就更是用到氾濫,以個人為例,唸書的時候,指導教授是所上教授統計方法的專職,開課從簡單的初統,到General Liner Model ,多變量分析,到計量經濟都有單一課程.因此自己其實修了太多這種專門學分,論文涉及的統計方法是一個大於3因子的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說來好笑,為了檢定一個模型的有效性,必須將整個檢定先拆成個別兩兩變數間的檢定,分拆後的檢定假設數目高達30個以上.以前覺得還行或蠻屌,但這麼多年後回頭看,那簡直是一篇荒謬無聊的big statistic excises,畢竟唸的是商研,搞這些除了優化最適配置外,根本沒有意義,也毫無解釋能力,事實上,近來國內商學社科論文幾乎都是這種的變形,產生了一堆垃圾論文,濫用統計到了無所不在的地步,即便如最近流行的巨量資料話題,問題也是一樣的概念,相關不等於因果,如果沒有專業上的關係研究,只是把一對對數據輸入,即便在數據上證實有相關性,實際上完全不具備解釋的能力,即使是巨量資料也是一樣,並沒有如近來流行的看法那般改變,比如美國超級盃冠軍是哪個聯盟得冠與股價指數的關係,就是一種高相關沒有解釋能力的一種例子,本書很大的範圍就是在對傳統統計的假設檢定方式提出質疑,而傾向於貝氏理論做為推理思考的思維,以趨向式的方式逐步調整對於事物的預測,強調事前機率的角色,以機率的方式來表達對未知事物的預期可能性,而不是如傳統檢定方式的一刀打死事物間的必然關係與因果,例如林書豪的紐約球季數據完全不能複製於休士頓,這裡面的因素很多,球隊不同,教練不同,戰術有異,甚至會因為隊友的調整而變動,即使下一個球季也未必會與這一季一樣,統計檢定在此無效,但貝氏定理似乎是個觀察不錯的方式.

     Thomas Bayes與Adam Smith同生於啟蒙運動時代,受David Hume哲學思想的影響,對於因果關系的哲學深思以及經驗主義的影響,為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和貝氏定理奠定了基礎,兩者在邏輯上是一致的,斯密的無形之手在於強調因為人類缺少認識全局的訊息,只能根據新近獲取的知識來確定對事物價值的看法,通過人與人之間無數的交易活動修正這種看法,從而形成供需平衡的價格訊號,也就是指揮資源配置的無形之手,而Sliver稱市場機制是一種預測機制,將個人的獨立決策整合為群體決策,他指出貝氏定理與此類似,也因為缺少對全局機率的認識,故借助於事前機率,主觀機率來幫助確定現在所發生事件的機率,並且要根據新獲取的訊息,不斷更新事前機率,一步步接近真實事件發生的機率,這和無形之手的形成邏輯是一致的.而貝氏定理和邏輯實證主義的類比可以進一步說明它將主觀與客觀融為一體的,邏輯實證主義,尤其是波普的理論,強調假設和證偽,其中假設就相當於事前機率,要不斷吸取各種訊息來驗證,最後不斷接近於真理. 預測究竟是精確的錯誤,還是模糊的正確?預測須有機率或模型為基礎,預測需要數據,但又不能只依賴於數據,是以這類書籍寫作上的盲區在於既然不可能找到一個完全命中的精確模式,那麼這些相關性的論述的實質效用與目的究竟何在?Nate Silver認為預測的困難來自於測量,而測量可以分為容易觀察與不易觀察的兩類,前者受人的主觀性影響較小,而後者的測量更多的要依靠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但是預測成功的關鍵在於有沒有承認人的無知,而不是對自己所采用的模型和方法的科學性,預測能力過於自信,因為對自身過於自信,就不容易識別出雜訊,從而失去正確的預測信號,而只有承認自己的無知,了解不知的未知可能產生的影響,遵循貝氏機率思維,才能時刻警惕雜訊的存在發現真正的訊號.

 事實上本書所舉的例子正是以此為準,可以看得出在那些容易觀察的德州撲克,運動博彩,乃至於西洋棋人與電腦的對奕等皆是運用貝氏定理較易入手的領域,其實貝氏定理並非陌生的東西,我們在涉及決策理論的課程中都看過,如管理上的作業研究,或是資訊上的人工智慧,但真的重視的人不多,除了專攻相關特定領域的人外,並不易引起注意,費雪的統計檢定才是學術殿堂中的主流,不過這與大眾的思想或情感價值是一樣的,面對不確定,依然是期待一個正確立即性的答案,或是不容許你以漸近式的手段來處理問題,比如最近有地方首長放了颱風假卻無風雨,而沒有宣佈放假卻來了大豪雨,民眾只會事後指責或嘲笑,而決策人事實上確實不可能不當下決斷,畢竟小區塊的氣象預測準度也不能完全給予不懂氣象的地方首長決策正確的答案,客觀上也沒有時間讓貝氏定理發揮,這就是限制,我個人用人工智慧來發展期指當沖交易也是一樣的問題,雖然開盤起的運用不錯,但中段時間累積帶來龐大的資訊量,很難完全惕除前段的干擾因素,也較難達到預定將電腦模擬成一個看盤人的目標,原因即在於貝氏法則的先驗機率影響過大,必需隨著資訊的出現而調整,不是一個定性定量的參數,盤中的影響變得更關鍵,也是問題所在.而學術圈習慣於費雪統計檢定在於他們需要標準答案不愛採取或不能採用嘗試錯誤(try and  error)的方式來研究或寫作,這與我們看盤操作,隨勢而動的行為模式不同,隨然我們也有一定的判斷標準,但價格行情卻是不定的,個人能控制的不多,但學術研究往往不是這類的,主觀上假設能控制的較多,或假設或自以為較多,因為這種特性,所以本書才會在棋奕的人工智慧,運彩博奕,棒球統計魔球,與職業撲克等領欲上顯示出貝氏法則是較為有預測能力的方式.而傳統的統計檢定在氣候暖化,氣象預測,流行病學,經濟預測等領域的運用上較為無力,甚至像地震預測簡直完全不可行,正是前述所說不易觀察的範圍,而恰好是這些領域中出現一大堆的預言大師,利用不確定性獲利,地震預言大師,經濟學者,股票專家,政治名嘴等都是常見命中率奇差的預測者,結果人們仰望尊重,實在諷刺.而try and error 與貝氏法則正是這本書試圖告訴我們如何在真實世界中進行精準預測的可能入門手段.

 貝氏定理的開始與結束,都是用機率表達式來表現真實世界的可能性,它不會要求你相信這世界本質上是不確定的,但這個定理卻要讓人對於世界的主觀感知在於趨近真理,在許多行業中,表達不確定性會被誤以為是承認弱點,除非你習慣於像撲克選手那樣的思考方式,不然貝氏方法中的機率成份一定讓人憂慮,一開始做這些機率估計的時候,可能會估計得很差,但這些估計只是個起點,碰上新資訊出現的時候,貝氏定理會要求你修正,改進,而這種才是人類進步的真正方式,只是我們都沒有放開眼睛,真的看清這些,眼見未必為憑,書中以Derek Jeter的美技撲接,5次金手套為例說明他可能只是一個平凡的游擊手,因為同樣的球在Ozzie Smith眼中卻只要橫移幾步,因為Smith第一時間的判斷反映是快於Jeter,而Jeter可能必需等球接近才動作,而這種優劣判斷能力可能需要學習,人們比較習慣於選擇那種一看漂亮入眼的,但其實我們的大腦處理資訊是用趨近法的方式,人們感知到的輸入資訊,我們們能用意識考量的多得太多,所以習慣於將資訊分解成規律與模式來處理問題,本能上首先出現的趨近法可能相當粗糙差勁,這與大腦在日常生活中做的簡化和趨近也差不多,雖然這並不完美,也不是立即性的標準答案,但可能它才是用在預測較好的方式,只有當我們願意採用嘗試錯誤,才會知道那些預言大師的荒誕,過度自信,人的腦再大也不能大過宇宙,用機率思考的好處是強迫自己停下看資料,考量一下思考中的不完美,也許2012就不會那麼困惑迷人了..以上..

李宗仁回憶錄

   

李宗仁回憶錄(上)(下)

  這本口述回憶錄是重要的作品,原因倒不在於李宗仁先生個人有多重要,或對人類有何特殊貢獻,而是主人公的角色與亂世當時的諸多事件皆有牽連,或正為某些事件的主角或因熟悉事件各方而得以了解始末,是以本書的最重要價值未必在它真實的部分有多少,而在於它能提供證否的功能,畢竟可能因為時間遠久後記憶不清,或是刻意說謊,或是事後的修飾心理而忘了當時真正的想法做出虛偽陳述,任何一種回憶錄都可能相當程度的矯飾,但是因為人牽涉到歷史事件的進展,做為參與者,李宗仁的論述可以澄清某些已經遭人偽造或串改紀錄的事件內幕與真相,或是在已知的紀錄中提出另一種過程對照參考,光是此功能即足以讓人需重視這本回憶錄.何況李宗仁不是中央嫡系軍頭,相當程度上算是蔣介石的對手或政敵,因此曾經的官方史料不曾以公允的立場對待此人,而現在我們不論將李宗仁的桂系視為是國民黨中之派別,或是當他們是另一個割據地方的軍閥,回憶錄正能代表非在蔣系控制下的一種觀點,包括對當時的政治,軍事,乃至國際關係等看法,加上史家唐德剛的撰寫,因此我才以為它至少具有證否功能.書成於1965年李宗仁返回中國之前甚早,是以除非我們能證明這書中某些內容講述目的有為後續回中國作為鋪路的可能,原則上我沒有當他論述當時對於共產黨的看法想法有主動諂媚的可能,但是對於書中常見對於蔣李關係,國際關係,戰況發展的預測完全命中的說法,我則抱著懷疑觀點認為有事後自誇的嫌疑.

 在回憶錄中稱曾與史迪威,朱可夫等人分別晤談期間,準確預測法國馬其諾防線不足恃,法國必敗,而西線一旦獲利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將成廢紙,希特勒必然東進蘇聯,又預言在歐洲打成一鍋粥下,英法無暇它顧,日本必趁機覬覦印度支那與東南亞,且將會對美國開戰,事後驗明完全命中,但我一看到他自己評論1937年國軍不應將百萬部隊死守上海,該退居蘇杭國防線一事,難免有馬後砲嫌疑,何況當國軍自上海西撤經過國防線要塞時,竟然發生找不到鑰匙開不了門以至於棄要塞而退的決定,實在較馬奇諾更為淒慘,是以這書遍見李對於軍事,國際關係看法的正確,但何以對於當前的政治前景,自身的政治去路卻沒有同步的精準,桂系與蔣戰爭的失利,蔣利用粵,湘兩地雜牌部隊很輕鬆的就瓦解了桂系在廣西的絕對力量,對於自己轉漢中行營主任後的政治力量失落,顯然都有避重就輕的嫌疑,更甚者,雖然他是以落葉歸根對唐德綱表示做為回中國的理由,但後來慢慢浮出的真相是自1958到1965他派程思遠數度赴中國談判,早就為此舖路,並沒有回憶錄透露的單純,顯然其人其性格並不完全如書中所述這般僕素誠實,是以主調雖是蔣權術狡詐多疑,李誠墾樸實無心機,但顯然這種基調是有問題的,

  當然李宗仁蔣介石間的恩怨絕對性的操控了這本書,這不容忽視,除主觀性對蔣介石各種決策批判既誅行也誅心普見於這本書各處,只看歷史教科書的讀者將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史觀,對同一事件一個截然不同的說法,以上冊重心的北伐為例,讀者幾乎看不到中央軍嫡系黃埔教導團的角色,會以為北伐,至少在南京龍潭大敗孫傳芳之前全是桂系的第七軍與粵軍的第四軍為主角,黃埔的第一軍只在福建打醬油,完全沒有實戰功能,完全顛覆了強人時代掌控下的官方說法,至於下冊中胡宗南,劉峙,邱清泉,湯恩伯,陳誠則屢出"老總叫我往哪,我就往哪"唯蔣介石命令是問,完全不理會直屬長官的號令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曾有人曾開玩笑地說,本地官方的地理課本說的是歷史,官方的歷史課本講的則是神話與謊話,光是從這本口述歷史中流水帳的故事不同於被灌輸的課文,已足以讓人至少當作閒磕牙打發時間的書籍,但除此外,其實它有更多更深層的意義.

 首先顯露的便是這個國家自立國第一天起,中央法治權從未有過一日及於全國,且至今仍如此,先是地方之爭,軍閥處處,後代以經濟制度與階級對立,因而黨同伐異,再來即是關於個人權利選擇的差異而有國家選擇的不同,不論是基於什麼理由,條件,空間,制度間的爭奪,究其本質問題仍是權力該在何人之手?似陸榮廷匪類出身因接收招安而逐步獨霸廣西故不足道,李宗仁蔣介石這種軍頭也未必較好,甚至胡漢民,汪兆銘等文人一樣都陷在迷戀個人權力的思想中,至於後續的毛劉吳李至今也依然如此,是以整本書中,我們不斷看到各種分分合合,聯俄容共只是政客手中的一種工具,口號,只要有失權的可能,南京蔣介石李宗仁要清黨,而武漢的汪兆銘唐生智也要分共,只要共黨的權力生長到足以威脅到汪唐,他們轉眼間就可以把原來高舉傳說中的孫文主張棄如敝屣,這些顯示的並不單是權力的爭奪,更重要輸給我們的一個觀點是直到1949年共產黨一統之後,才真正開始有一個相對集權的中央政府,一個能完全如臂指使的中央政府,而不是表面上的一統實際上卻大戰小戰爭戰不休,聽過的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到張宗昌劉湘,龍雲,馮玉祥何足道哉,沒聽過的小地方軍頭成百上千才是當時真正的歷史真相,才是這個國家真正的開張.

 雖然書中對蔣介石的全面負評可能存在意氣之爭,未必值得深信,何況今人罵蔣介石者比其更甚者所在多有,因此從今日的角度,只是看成對手的一家之言,但有一段關於日蔣密約是頗值再進一步研究的史料,1927年8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東渡日本,傳聞蔣在日本期間與日人簽有秘約,李宗仁於回憶中表示蔣先生在日住於黑龍會首領頭山滿家中,利用頭山氏在日本軍政兩界中的潛勢力,為了讓日本國內支持自己而遊說日本朝野,並與田中義一簽訂密約,其中的條約內容是:1.蔣承認日本在滿洲有特殊權益,行中山先生早年對日本的諾言. 2.蔣堅持反共到底. 3.日本支持蔣政權.4日本借予蔣氏四千萬日元,協助蔣安定中國後中日兩國進行經濟合作,密約共兩份,蔣日雙方各持一份,以為日後交涉的張本.只是後來蔣運用手段讓日本人將手中所持的約本帶來中國,並秘密派人在火車上偷取約本銷毀,以至於今日並沒有關於日蔣密約的文本存在,這故事雖是傳聞,但蔣介石於1927年在日本時確曾與田中及南次郎等會談,會談內容如何並不為外界所知也是事實,李宗仁表示若日蔣密約確有其事,則蔣之後所為,均有跡可尋,而不那麽詭異和撲朔迷離了,他有所指的說出蔣的思維是寧喪於對手,不喪於外邦和家奴.北伐完成後,蔣介石一心一意以消滅異己為能事,對日寇堅持不抵抗主義,對共軍則圍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統治的省區內坐大,迨共產黨武裝已發展至不可侮,蔣先生又私心自用,以剿共滅赤之戰,作消滅異己軍隊的安排,終使星星之火,成其燎原之勢而不可收拾.姑且不論其間真實,但作者眼中蔣介石非常擅使遠交近攻,敵人的敵人就是眼前的朋友這招,只是權術雖厲害,戰場指揮無能,幾近笨蛋,但又喜歡直接越級調動下層部隊,是以無戰場勝利為支撐任何的權術也就白忙一場,而終至於退出主要舞台.前面說過這書的主要功能在證否,雖然李蔣之間可能存在敵對關係,但是從李宗仁口中所述的蔣先生也該有一定的真實性,或至少不同於教科書的另一個面向,李是這樣總結蔣的:蔣在政治軍事上低能,但在玩弄權術嫉妒賢能方面確是天才.蔣的成長背景是長年混跡於上海的十里洋場,是一個曾經的上海小混混.多年十里洋場的熏陶,使得蔣介石形成做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處事風格.蔣沒有從軍隊的最底層做起,雖說有日本留洋經驗,但有沒有學到真材實料,有沒有軍事才能,則是大家都明眼看得到的. 小混混的經歷那些性格特點,確實成為蔣的缺點因素.而蔣嫉妒賢能,心胸過於狹隘.有人才他不用,或者是不放正確的位置上,分資源時優待自己的黃埔系軍隊,作戰過程中時而說往東時而往西, 作戰時將領有好建議卻不采納,凡此種種皆能透露一個不為人知的蔣總裁,更真實的表現一個失意軍頭終老一小島的前因與可能,從這一點看,個人覺得不錯,比較其後滿大街罵蔣介石的人,李卻是少數與其真正有過接觸,較量,合作,亦敵亦友是長官也是對手形式上的把兄弟,這種接近感所書,比較接近真正的常人是其他批評的書籍中找不到的.

 但是從對桂系個人的描述,個人就有所好奇了,1949年李白黃三人分道揚鑣,李宗仁去了美國,白崇禧轉赴台灣,而黃紹竤則投向北京.其後,黃紹竑被打入右派,文革時以剃刀自殺,白崇禧則死於心臟病(地下版本是風流而死),李宗仁號稱是善終(地下版是被下慢性毒毒死),其實都並不圓滿.事實上1943年以後李宗仁實際上已經沒有軍隊的指揮權,反倒是白崇禧一路扶搖直上,接近權力核心,令人不解這期間有何變化,否則以李白二人之交,李失兵權,難道副參謀總長不會有任何動作?特別是回憶錄中關於戰事的部份,隋棗會戰之前,李幾乎無役不勝,特別是北伐階段,簡直可比戰神,至於詳情如何實在難以判斷,李宗仁的自序不知是否有誇大的嫌疑,雖然如此明顯創造出桂系與中央嫡系部隊戰力的差異,但也未免差異的太大,以至於閱讀者恐怕會以為北伐的司令是李宗仁,到了抗戰時期,回憶錄主捧雜牌軍,對張自忠,龐炳麟,鄧錫侯,劉文輝等人的評價還遠高於黃埔出身的將領,胡宗男,陳誠都被貶為師長之材,擔任軍長已屬過份何況軍團司令,這是否反映著蔣介石沒用李白對抗共產黨部隊是一個極大的失策,還是要顯現蔣介石愛用軍事飯桶,或是要故意羞辱不被蔣用的忿怒就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國共最後的戰事中,桂系顯然處在旁觀的角色,即使是被動也是事實,白並沒有為李緩夾,黃紹竑在更早以前就已經與李宗仁白崇禧疏遠,白原是黃的部屬,而最初李與此二人並非同一系統,所以實際上黃紹竑白崇禧的關係上更接近,事實上從北伐開使後也是如此顯示,黃白二人與中央的關係較好,但恰恰最先出現矛盾的就是此兩人,所以黃紹竑何以最後選擇去北京,也恐有這種若干因素,舉個例子,李宗仁回憶錄中常說的他建議給蔣介石用的人,或運用的策略,蔣非旦一概不用,甚至故意扯後腿給李宗仁難堪,但是當李宗仁向蔣介石提議應早謀抗戰結束後對東北的接收計畫時,蔣問何人可任東北接收之職,李竟提議黃紹竑,從派系角度,個人私誼來看合情合理,但從這本書李宗仁所透露的蔣不用李建議的邏輯,李宗仁這麼建議,豈不是有暗害黃紹竑在蔣介石眼中地位的可能,至與李宗仁白崇禧兩人,妨間甚至傳有李軍權失落就是白在背後運作結果,想來實在有趣,因此,我們所看到的桂系究竟是怎麼個模樣,簡直是撲朔迷離,李的回憶錄倒是感情豐沛,雖然對中原大戰時黃紹竑不能發兵有所抱怨,但提及黃的態度仍是一貫平和,對於白崇禧則盡是褒揚之詞,不過我在整本書中感受到的三人間關係卻是一種禮貌的尊重疏離感,不知是否有誤.

 李宗仁就是一個標準的軍閥,其實蔣介石也是軍閥,任你千言萬語,或找出史家來寫書背書,這是不可能改變的事實,在那個時代裡,只有憑武力才能大聲說話,才能有提個人主張的可能,這是壞事,但也是壞時代邁向好時代的一種歷程,沒什麼好特別指責的.成王敗寇,敗者也未必較為可惡或可憐,但這是事後觀點,就當時來看,軍閥擁兵自重,在內戰中給平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管你粵系,滇系,川軍,湘軍,還是所謂的中央軍,西北軍,東北軍,桂系等,所作所為大小異,雖然李宗仁在書中一貫吹噓在他們一統廣西後,從事經濟,教育,農業改革,各項發展皆較它省為佳,但實情不過是小貧與赤貧的差異,廣西在1930年代實行全省皆兵的民團制度,本身就是明明白白的軍閥,當時的世界就是軍閥間彼此相攻交戰,並無絕對的敵友,而那些被迫入伍者,不知多少就在那些無意義的小軍閥交戰中喪生,而從來沒有人會幫這些小人物寫回憶錄,這些人最後就是大地上荒野間埋藏的一些遺骨罷了.這本書的文字口語化,讀來不難,某些故事也有趣,但有剪裁過份的嫌疑,對於主人公的正面太過,顯然要找李宗仁陰影的人,在這本書是看不到的,沒什麼毛病好挑,所以就當它是個軍人的故事.而恰好他身在那個紛亂的時代中,以上.

神的演化

 

神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God)

  如果反脆弱是一本試圖從金融工具發想衍生成的同心圓論述,這一本神的演化,則是另一種形式的創作,從序言到最後的跋,可以發現它是一種預先設計目的的寫作,作者Robert Wright要來解釋神這個概念,或角色是怎麼出現在人的世界,Wright設定了像我們這種沒有宗教信仰,不信神,甚至認為神或宗教是騙局的讀者,試圖要說服或征服信任理性,科學更甚於宗教的讀者,讓我們理解神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絕對迷信,封建或是愚昧的產物,他試圖真實地貼近人類歷史,從人類生命的演進到部落與國家的產生等社會結構變化來呈現人對於未知事務理解的演變,如何伴隨人類社會結構的變化而產生神概念出現到多神,乃至一神教來說服我們對於神為合理的可能性,他要說的是神是人類世界的一部分,卻不試圖讓我們放棄理性而專向信仰宗教,從這個角度,這是一本有趣玩味的創作,Wright這種設定意圖,結構論述的層次邏輯都很清楚地從文字中顯現出來,但相對的,因為試圖將理性人們認定神的假像以神的真相呈現,將歷史中神可能存在的惡性,惡行完全揭露,是以雖然合於理性創作的標準,但以唯物觀的發想為基調,對於信神者,恐怕會被認為有褻瀆神的可能,甚至對於信神者是不能容忍的一本惡魔作品,這也正是它無法避免必然缺憾,然若不這麼做,恐怕只能陷入反宗教反信仰的窠臼,但這其實並不是作者的目地,因為書給人的最大感想就是試圖說明對神的理解,來反映人類社會的演進,其實他說的還是真的人類世界,即認為神並不超脫在人類之外,神就在活在人類的世界之中.

 

 但一個人若同時存在靈性飢渴與嚴肅知性該如何擺平?既要信神又要同時信任科學怎可能沒有認知上的衝突?這正是本書最初發想,須知即使沒有神,沒有宗教,也不意味就不存在兩者間的衝突.廢死人權主張可能會忽略受害者,保護動物者可能仍在食用不在他們保護範圍內的豢養動物,以上或者都算屬於一種不稱為宗教的信仰概念,既沒有完全合乎科學又合於信仰價值一致的可能,單從這觀點,個人喜歡隱藏在這本書的一個終極,那就是自利,私心,罪惡的運行可能真的是人類無法擺脫的惡魔,卻也可能同時是世界向前運動的天使,這並非是單純的性惡論,而可能如波斯拜火教那種二元性,善惡是同時存在的一體兩面,作者Wright並沒有以肯定的語氣寫出人性的惡念是主導個體轉成部落到形成集體族群的推動力,但是我們可以一直看到這個觀點偷偷摸摸,忽隱忽現的在書中一再出現,這種感受,可能也只是讀者個人我的價值觀,以至於特別專注書在此議題上某種重複,當然也可能是Wright不敢過度的刺激信神信仰上帝者亞伯拉罕宗教那些將近30億人口的價值觀,畢竟要說宗教教義的源頭是罪惡,是為了某些個人為惡,個人利益,是為了讓某些階級能夠一直享受權力與物質乃至性,豈不是要得罪太多人,這其中包括宗教的領頭者或是虔信的教徒,可能都會因此喊殺,魔鬼詩篇殷鑑不遠,但即使如此,作者也沒有貶低宗教的念想與企圖,他只是在說明一種演化的事實,只是信者恆信,要尊重信仰又要合乎事實不是信徒們能接受的一種方式.

 

 Wright表明自己談的神,上帝都是放在括號裡的,只是存在人們頭腦裡的上帝,其實並沒有一個憑據能夠認定外頭真的有一個上帝,可與人們頭腦裡的概念相符,因此談演化,神的演化,自然難合於宗教信仰者的價值,即使是具備寬容科學主義的信徒,也未必能夠接受,至少會認為無住於靈性成長,Wright所勾勒的世界對於亞伯拉罕系的教徒來說相當於兩則壞事,首先他們的神並不是生而完美,反而是生而不完美,另一個壞事則是神根本不是神,至是人類想像力的虛構物,Wright指出傳統信徒對於神本來就會抱著過高期望,總以為他們本教那套幾千年前形成的神學,一定通得過現代批判性思考的檢驗,毫髮無傷.不過換成只說自己具有宗教取向或靈性取向的人因為受到科學世界觀的影響,可能可以體會大部份靈性探索的虛假的,可是只要能夠相信它不是完全無望的便足夠了,Wright如果只要求這麼少,對於歷史所進行的理性評估將會顯示讓人振奮的結果,能夠顯示宇宙裡確實有些什麼能夠證明這世界存在更高的目的.但要什麼樣的證據才夠資格證明這世界存在更高的目的?其中之一是歷史要能顯示出它具有道德取向,要是歷史真會把人類意識導向道德的體悟,那就可以證明歷史不是盲目的,而是多少帶有目的性,最起碼是比相反的情形顯得有目的性,本書的探討脈絡是只要顯示出上帝顯示出成長的傾向,那就多少可以證明歷史是有某種目的性,Wright表示假如人類對上帝的概念顯示出道德成長,而人類道德也顯出相應的成長,又假使人類道德成長是出於歷史背後的基本驅力,而我們又認應這成長足以證明歷史有更高目地,那就足夠了,所以他試圖顯示人類的上帝概念道德內函越來越豐厚,是因為人類本身越來越道德,至於人類為什麼會越來越道德,Wright的指出是因為非零和動力的寬度與密度都與時俱進所致.非零合動力的頑強成長是人類歷史的核心現象,且固存於文化演進這個引擎本身,是上帝成長背後的推手,更是Wright過去作品的一個主題,在神的推動上,非零合動力本神是由別的東西所推動,而這個別的東西可能是傳統信徒所理解的那個上帝,也可能是比上帝更抽象,更哲學也深邃的東西.

 

 如果世界只存在一個人,那個人自利行為,或者都無關緊要,但一旦扯動到一個人以上,自利行為彼此間就會發生衝突扞格碰撞,於是有了人類的群聚,部落乃至國家的產生,國家對於人類已知能治之事有政治,經濟,法律制度的建立,讓人彼此從零合的遊戲中解放出來.從蠻荒走進文明,對於未知之事,同樣的道理也能併進,這就是推動本書的邏輯,基礎是自利心,零合雖是現代經濟語彙,但不代表沒這個名詞,這種現像就不存在.一個多神崇拜的社會可能較一神崇拜的更具寬容性,因為可以多神信仰可能會共享信徒,不具排它性,但單一崇拜可能存在零和的結果,因此,反而可能會較具不寬容甚至暴虐內涵.不僅本書所列示的亞伯拉罕系三大宗教都曾有這種特徵出現,事實上即便是多神,只要認為不寬容對自己是有害的,任何的一種單一神祈都會選擇與他神寬容共處,但是一旦出現可能的獨佔優勢,則具備優勢的神祈就可能對其他神祈採取暴力或消滅政策,雖然這種說法跟宗教的普世價值與主張完全背道,但看完這本書,看過Wright的推論,只要具備理性思維的人應該起碼會有些許的認同,當然信神者可能會也會大怒,事實上遑論本書主述的亞伯拉罕系三大宗教猶太,基督,伊斯蘭可能如此,回到更早的希臘,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創造了人類,也充當了人類行為導師,凡是對人有用能夠使人類生活幸福的事務,他都教導給人類,人們也以愛和忠誠來感謝報答他,但天神宙斯卻要求人類只能敬奉自己,必須拿出最好的東西獻給宙斯,因此普羅米修斯作為人類的導師的角色觸犯了宙斯,作為對普羅米修斯的懲罰,宙斯拒絶給予完成人類文明所需要的火,普羅米修斯用一根長長的茴香枝,在烈焰熊熊的太陽車經過時,偷了火種並帶給了人類.宙斯大怒用一條永不斷的鐵鏈將普羅米修斯縛在高加索山的懸崖上,讓他不能入睡,並在他的胸膛上釘了一顆金剛石釘子,同時還派一隻神鷹每天去啄食普羅米修斯的肝臟,就這樣日復一日,直到赫剌克勒斯將他解救出來為止,宙斯除了懲罰普羅米修斯,更想出了一個方法來逞罰由他創造的人類,宙斯命令火神創造了一個美麗的少女潘朵拉,宙斯給潘多拉一個盒子,裡面裝的是每一位天神送的一件給人類的災害禮物,然後潘朵拉來到人間,捧着那個盒子去找普羅米修斯的弟弟阿比莫特斯,阿比莫特斯雖然曾得到哥哥的警告,不能接受來自宙斯的東西,但他被潘朵拉的美麗迷住了毫無戒備的接過盒子,潘朵拉打開了盒子,藏在裡面的一件件災害禮物立刻飛出來,它們無聲無息一眨眼工夫就佈滿大地,但盒子最底部還留着一個唯一美好的禮物沒有來得及飛出來,潘朵拉就照宙斯的命令關上了盒蓋,從此各種疾病和災難就降臨到了人間,他們悄然而至沒有發出任何聲音,而唯一沒有飛出來的東西就是希望.試想連神話中的神都會因人的不信仰而懲罰人,那麼那些實際在本書描述中多數是以人為所創造的神,宗教豈不可能會有類似的思考與作為?雖然作者沒有因此推論出宗教的危害性,但是從現實唯物的觀點確實能推導出一種完全不同於人們已有認知的可能.

 

 書開始於一個未知世界,透過對於現存接近非現代文明的群聚部落探索而起,從挖掘或觀察推論屬於遠古時代對於未知事務的解決之道,那個起初的萬物有靈論,人對未知的恐懼,加諸天災,疫病在缺乏有效性的現代醫學生物知識下,只能寄託於假想靈的懲戒,當然這種恐懼除了未知,也有部份是來自人嚇人,雖然對於鬼神寄託之說可能是一種不理性非科學行為,但是一旦有人嚇人的成分,可以因此推測總是有那麼一些先知,這些先知是有機會從看破鬼神驅靈去魔的觀點中找到個人謀取利益與權力的機會,也許他們反而是當時最具科學理性的聰明人,知道鬼神不存在,但多數人們卻以為它們存在並具備某種掌控宇宙的未知能力,於是就有了神,有了神的代理人,有了宗教的產生,以上是個人閱讀後的粗淺認知延伸,他的重點就是我以為人類即使在離今日很遠的時代,仍然存在不信神的人,只是他們並沒有以語言文字的意思表示,反而利用了這種認知成為個人優勢,當然要說宗教是這種情況下產生也太匪夷所思,生活方式從漁獵到部酋,通靈者薩滿師開始站上的代理者的舞台,作為人與未知世界間溝通的橋樑,那時的神不具備完全的道德性,可以擁有跟人一樣喜怒哀樂,神的行為也跟隨著情緒的高低起伏,善惡喜好而執行它自己的行為,因此神殺人不一定是因為人做了罪惡之事,而單純是因為神不喜歡那個人,雖然人無法揣度神的情緒,卻有人看到神的代理人薩滿師從中得到的好處,這些目光精確者往往是部落的主要的權力擁有者,他們可能就是部落首領或根本就是同時具備薩滿師與酋長的雙重身份,因為與神的概念結合,不僅能有金錢,性,乃至權力上的報酬,也有助於部落社會的穩定,確保個人統治權力.爾後便在此開展,不同部落的人間接觸可能產生衝突,就有了權力的爭奪,政治,經濟,繁衍交配的爭奪,有了你的神與我的神的爭戰,誰的神才具備真正的超能力,誰的神才是世上唯一的真神,雖然這是幾千年前就存在的現象,但實際上相同的爭奪還是一直持續到現在,也許神從迦南的厄勒到耶和華,阿拉而有不同,代理人從耶穌保羅而穆罕默德而有差異,然實際的現象不變.神權與政權始終存在一體命運的概念被人延續下來,而一直到今日,宗教做為實用的角色,仍是許多地區主要的政治人物必需掌握的一種力量.

 

 有一個現象是本書一直如影隨形,作者沒有點破卻一再重現的就是後代對於過往歷史的文飾或虛構似乎是那些宗教歷史,宗教經典必然的產出行為中的一個階段,先別談亞伯拉罕系三大宗教所談上帝可能完全是同一人,即使是耶和華,從Wright所寫可能也非由以色列人自創而是偷自被他們征服的迦南人的神厄勒所衍生,也就是摩西的使命可能不是如此恢弘,而只是一種偷換概念所來,同樣的耶穌可能沒有說過人家打你的左臉那麼可以把右臉也讓他打,因為保羅需要這種普世的寬容價值,穆罕默德也並沒有要世人以殘酷的暴力對待非伊斯蘭信徒,甚至還曾鼓勵信徒寬容對待其他神的信徒,但是隨著歷史的前進,各種政治或教務上需要,這些真正可能的歷史或宗教典籍就遭到後世的改動.Wright將這些納入零和與非零和的需要裡,當一個宗教面臨了非零和的需求,需要暫時示弱,或求助於別人,對於教義的準星相對會變得寬容,變得柔軟有身段,如以色列被擄時期,罕默德的麥加時期,還是保羅期待在羅馬帝國內宣傳教會,裴洛的卑躬解釋都是這種現象的一種歷史過程,而一旦它們站穩了基本的腳步,需要向外擴張,爭取更多更大的信仰區域或信徒,相對的不寬容甚至暴力主張就會成為主流,因此我們從這書洋洋灑灑的故事描寫作者引導的過程中,能夠感受到這真的可能是如書所要的那個分析的基點,及賽局理論的零和遊戲就是主導宗教演化的最大因素.而Wright並沒有太過深究這種歷史真相的對錯或道德批判,他是以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真實虛假混搭的教義經典,他認為這些都是為了前面所說的更高的目的為目標的一種過程,這種更高的目標才是本書最後討論的焦點重心,是為了讓世界更具有更高的道德善性,讓人們的前進能更具有朝更好的普世價值為目標.

 

 因此Wright並沒有站在指責立場對於伊斯蘭聖戰的主張提出申就批評,他是採用如何讓非零和的價值能夠站上西方與伊斯蘭宗教世界間的誤解與仇恨,透過非零和的力量來化解可能的暴力罪惡,畢竟透過對古蘭經或魏聖訓的解釋質疑並不能夠真的解決問題,那些極端主義者對於價值與解釋早就擁有一套認知,並不可能因為它們所厭惡的西方世界對於經文再解釋來闡明穆罕默德未曾表示要對所有非伊斯蘭人採取聖戰的態度就能化解,於是Wright將目標放在那些不會參與焚燒西方國旗不會參與反對西方國家遊行的更大批採取非極端主張的伊斯蘭教徒,只要能讓這些人明瞭西方真正的想法,知道非零和取向可能帶來的好處,那麼即使有極端主義者存在也不會形成大範圍的宗教對立餒至政治對立,事實上宗教上的問題與政治上的問題根本是一體兩面,息息相關,不可能採取個別分離解決的.而這也是本書的一個探索的角度,道德想像力與神存在的更高目地.恨意之所以妨害理解,是因為恨意堵塞了我們的道德想像力,一種讓我們站在別人立場理解別人的能力,這種堵塞合乎天性,出於天擇的設計,每當面對敵人,我們的道德想像力總是容易萎縮,這是我們大腦機制的一部份,這機制讓我們寬容與體諒非零和關係中的夥伴,又讓我們排斥那些被視為是零和關係的對手,我們汕於為親友設想,卻不擅於為對手與敵人設想,因為我們總是無法從內在了解他們.天擇會青睞那些有能力自我辯護的人,會青睞能助長這種能力的傾向,其中一種會加強自我辯護能力的心理傾向是動輒相信自己的悲憤有憑有據,而對手的悲憤毫無根據,對這種心理傾向最大的威脅莫過於從對手的觀點看事情.能切斷理解與道德評價的關係當然最好,然而我們大多數人都只是凡夫俗子,僅對那些我們看出有潛在雙贏關係的人行使道德想像力,面對這個無奈,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指望道德想像力的機制會按照原設計運作,讓我們一旦進入非零和關係時都會把道德想像力用在對方身上,這樣會更符合雙方利益.這正是貫穿本書的背後的推動模式,當宗教群體意識到自己與另外的群體處於非零和關係,便傾向於創造有寬容精神的經文,或是從既有的經文中找出寬容的根據,而當宗教群體看出不有雙贏的前景,不寬容與好戰的情緒便會佔上風,因此Wright在書中試圖說服西方世界要創造一個能讓寬容精神產生的大環境,要讓伊斯蘭世界的人主動的認為寬容才是一條未來之路,讓那些非激進人士理解進而採取寬容的態度來影響政治,則雙方的敵意才有可能化解,而不是先入為主未審先判的以有色眼光來看伊斯蘭世界,因為那只會讓零和關係永遠不變.

 

 本書最後試圖以物理之相來解釋宗教,個人以為相對牽強些,不過無礙於這書要傳達的主旨,畢竟對於不信神者,這書可能整本都是毒藥,但對於無神論者,能在書裡擷取一點尚能被說服的道德想像也足夠了,雖然這些關於宗教歷史的探索及驗證未必能完全證明Wright對於宗教演化的推論,部份猜想與心證顯然太過單向,但就取更高的普世價值與道德想像力之點來說,從非零和關係與自利的發想,應該是一條引領人類前進的有效方式.以上.

 

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

 

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Anarchy,State and Utopia)

  這本接著反脆弱之後,仍有點延續的味道.

  權利不可侵犯,作者Robert Nozick以此為本書的基礎論點,不過時至今日,權利已越來越受權力制約,當政府的功能,角色與力量被人們給予更多期待時,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就越發困難,這是當前社會的困境與矛盾所在,因為總有人拿著國家這頂大帽子當令箭,希望人民能以犧牲部份個人權利換取整體利益,往昔John Locke主張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是人類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當社運人士或人文學者看到私人土地因政府都更或公共建設計畫被強制徵收,興起對財產權保護的爭論時,可能並不會以一致的保護態度對待那個炒作地皮,大聲高喊"林口發了"的暴發戶建商,反會從另一種侵犯財產權的論調上主張加重對於富人課稅或地產奢侈稅,因此個人財產權利究竟如何不能被侵犯,在常人眼中早已存在雙重至多重標準,何況其它,而Nozick的態度上是不可侵犯就是絕對不容侵犯,不容以其它藉口理由來謀求絲毫退讓,主張任何物資的分配,只要是透過成人間的自願貿易,同時財產根基於正當的基礎,那麼這種分配便是正義的,即使這種分配數量極大亦然,他套用了康德的理論,主張個人在哲學上應該被視為一種目標,而不是一種手段.Norick以此挑戰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的論點,羅爾斯主張收入的分配若要正義便必須至少照顧到最貧窮的人,Norick權利至上的主張,因此也被公認為最極端的自由主義者.這本書談的就是政府的角色.Norick將國家角色定位在個人權利之保障. 雖然無政府主義主張個人有權管理自己其權利不容侵犯的概念與Norick基本主張一致,但Norick卻不認為無政府主義者強調政府存在就是對個人權利之侵犯,他主張最低限度國家,將國家功能定位在防止暴力,偷竊,詐欺,以及保障契約履行等基本功能上,他認為此種最低限度的國家,是為保障個人權利所必須,卻不會造成無政府主義者所擔心的侵犯個人權利之可能的最佳選擇.

 本書共分三部,論述的要點有三,第一部份是論證為什麼最低限度的國家比無政府主義更好,第二部份則是論證為什麼任何一種功能目標超過最低限度國家的制度,都是不可取,有害的,第三部份則是論證為什麼以任一種人類計畫或想法構建的烏托邦是不可行的,即使是以最低限度國家為藍圖,也一樣不可行,最低限度國家只能是在一種自然狀態下衍生而出. 這本書閱讀的困難在於它的寫作方式,用了大量的哲學式命題,不是開門見山的平述,Norick於每一探討都採取漸近式的自問,並將問題逐步擴張推衍,尋找符合邏輯式的答案,因此這本若作為尋常讀物未免過於枯澀,不適合常人消化,也不是一般人眼中有趣的書籍.

   近代自由主義的發展,以John Mill為界,分為古典自由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Mill正好是二者之間過渡的橋梁. 古典與現代自由主義的差異主要在于對政府功能的看法不同,前者主張政府應扮演一個守夜人的角色,不宜過份消極性的功能,後者則認為政府不應局限于消極角色,應積極謀求社會正義實現,特別是在財富的分配方面,不宜放任市場機能之自然運作,而應謀所以調節之道,重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大致上分布于上述兩種主張之中,Norick是古典自由主義這一系代表人物之一,新古典自由主義運動不滿于政府扮演積極介入財富重分配的角色,主張回歸市場機能的運作.其主要的倡導人包括之Ludwig von Mises,Friedrich A. Hayek,Milton Friedman,以及Murray Rothbard,等人,他們強烈主張維護個人權利,特別是財產權與契約自由原則,認為財富重分配無異於強制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因而加以拒斥,而Norick更是這一面的極端主張者.

  John Locke的政治哲學主張人對其自身有絕對的唯一的統治權,即所謂人生而平等,自由,獨立,沒有人能高出別人一等,這可以被解釋為只有個人能統治自己,因此必然需面度國家合法性的問題,不管是王權還是民主國家,都意味著某種高個人的統治權力,這就是無政府與國家的論述基礎所在,不論王權或民主國家都意味著類似家長制的統治,,甚至連即受到古典自由主義支持的守夜人國家,最弱意義上的國家,也受到質疑,所謂最弱意義上的國家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國家對暴力的壟斷,國家宣稱在統治範圍內只有它有使用和監督使用暴力的權利,而這一權利被認為是合法的,其次是對所有人的保護,國家承諾為居住在它統治範圍內的所有人提供保護.一般認為最弱國家這種國家只能為個人的消極自由提供保護,而不像當今世界的國家或多或少提供人民一些福利,但是無可否認即使最弱國家也擁有警察,法院與軍隊,這些機構代替個人懲罰那些侵犯他人權利的人,而這種對暴力的壟斷意味著個人的懲罰權利被剝奪了,對所有人的保護也是與原始假設相矛盾的,付得起錢和付不起的人提供相同的服務,但維持這一功能需要稅收,而稅收就意味著再分配.就意味著對個人財產權的侵犯,個人要付錢為他人提供的服務,這確實是不道德的. 這也揭示了個人自由與國家統治間困惑的矛盾,面對這些矛盾,有些人主張它們是不可解決的,要不是否定國家的合法性,要不就否定原始假設,無政府主義選擇了前者,社會主義者選擇後者,提出以平等代替自由之優先的理論,而自由主義者只能選擇調和它們.John Locke將原始假設稱為自然狀態,Norick則直接了當用了無政府狀態,許多人認為處於這種狀態中的人實際上不可能存在自由,因為它不能阻止某些人對他人非法地使用暴力,搶占財產或剝奪權利,換句話說,人們相信如果沒有一個管理機構收納,代管個人的某些權利的話,自然狀態就不可能是一個好的狀態,反而會充斥著暴力壓迫與對自由的嚴重損害.以上論述表明,某種意義上國家可以被理解為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巨大進步,而對於堅持原始假設的自由主義理論家來說,就必須提供一個理論,來為自然狀態與國家狀態的轉變提供合理的解釋,在強調了原始假設之後,是否有一種是人們主動地或者是自然地出讓了某些權利,使得一種高於個人的權力機構合理的出現. Locke清楚認識到這一任務,於是發展出一套同意理論,他指出人們是主動同意將一部分權力出讓給國家的,對國家統治的服從以個人的同意為前提,這就是說國家的合法性建立在社會契約上.社會契約論是解釋國家起源最有力的理論之一.Norick沒有遵循社會契約論的模式,而以市場觀點來解釋國家的形成,他設想由個人自己來保護自己的權利,既有諸多不便,則必有提供保護權利的機構出現,這些保護機構彼此在市場中競爭的結果,最後可能剩下少數保護能力較佳的強勢機構,如此一來,國家之雛形終於形成.

   自由市場的主張者習慣將自發維持其秩序的力量稱為看不見的手,而Norick借用這個概念來導引出他的最低限度國家理念,他指出即使自然狀態下沒有人想去建立國家,國家也會在看不見的手的促使下自發出現,且自動具有上面所說的國家的兩個特徵,Norick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將國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非強制,但也非自願的決定論必然性過程之上.Norick首先承認Locke所指出自然狀態下人們恐怕不會很好的處理爭議,因為利己主義等原因,人們會偏袒自己,人們也會發現,從一個較強的對手要回權利也是困難的,這些情況自然而然地促使人們組成一個互相保護團體,以保護成員的權利,以及避免被較強的對手侵犯.這樣一個新的狀態將會減少大量個人間無謂的爭議,然而人們可能並不願意為他人的問題而付出勞動,即不願意實際成為團體的成員,那麽在勞動分工之下,就會產生一些專門的團體,提供一些類似於傭兵的服務,然而傭兵和國家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並不要求對暴力的壟斷,而一個團體要求個人放棄他們的懲罰權利可能會引起不公正的懲罰,引起無窮的爭議. 因此若對個人權利的剝奪,必須伴隨著補償,這一補償就是國家的第二個特徵所在,對所有人的保護服務,而對於這一特徵引起的再分配質疑,Norick指出強迫一些人給他人提供的服務付錢,並不是因為不付錢就不能享受國家的保護,而是因為他們必須為那些被迫放棄懲罰權的人作出補償,這一強迫看起來是再分配的,但背後卻具有必須實行的原因.Norick此一國家形成之說明,將國家角色定位在個人權利之保障,雖然他同意對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個人有權管理自己,卻不認可無政府主義者所強調任何政府的存在,都是對個人權利之侵犯.

　這本書的第二部份Nozick先提出自己的資格理論,強調如果一個人根據獲取和轉讓的正義原則或根據不正義的矯正原則對其持有是有資格的,那麽他的持有就是正義的,如果每一個人的持有都是正義的,那麽持有的總體就是正義的,持有正義由三個論題組成,首先是持有的原初獲取,其次持有的轉讓,最後則是對持有的不正義的矯正,Nozick的資格理論是一種歷史的,非模式的原則,他所反對的是最終狀態的原則或模式化原則. 接下來Nozick開始分析和攻擊Rawls的分配正義論,他首先質問需要分配的是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總額,還是因為社會合作導致的利益增加值呢,Rawls在這個關鍵上沒有區分.而直接認為是利益總額,並且為什麽社會合作就會產生分配正義的問題?Norick表示只要能確定邊際貢獻,且有自願交換,資格理論就夠了,沒有再分配的必要. Nozick質疑在原初狀態下個人如何可能會選擇一種只關注群體而非關註個人的原則,並且差別原則雖然能贏得稟賦更差者的自願合作,卻沒有理由贏得稟賦更優者的自願合作,Rawls在稟賦更差者和稟賦更優者之間采取了偏袒前者的立場,Nozick說Rawls的無知之幕本來與歷史原則相排斥,把社會合作的利益當成憑空而來的,Rawls的原初狀態的構造程序導致只會產生結果的正義原則,原初狀態不包括絲毫的資格原則,如果任何一種這樣的基本歷史觀點是正確的,那麽羅爾斯的理論就不是正確的.Rawls之所以拒絕自然的自由體系是因為它允許分配受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即天資或自然稟賦的影響,但在把自然稟賦完全歸屬於外部因素的時候,其實是清除了人的自主選擇和自主行為等因素,但這種貶低人的自主和自我責任的做法與Rawls倡導的人的尊嚴卻背道而馳. 總之Rawls的分配正義方案把天資的總體看做一種集體資產,這恰恰似乎沒有認真對待人們之間的區別,只有把人與其才能,天資,能力和特性區分開來才能堅持Rawls的方案.而仍然認為沒有損害人與人的區別.

 本書的第三部份Norick提出一個烏托邦的架構,以他的最低限度國家為基本藍圖,描繪一個可以容許每一個人根據他自己所認定良善的生活觀,去追求他自己的烏托邦之烏托邦架構,就此而言Norick所謂的烏托邦架構是一種後設烏托邦.他表明要所有的人在某一種烏托邦社會中快樂地實現生命,是不太可能的事.因為每個人的生活觀與價值觀不同,因而所謂烏托邦實際上應是一種追求各種烏托邦的架構,即任由個人自由自願在一個理想的社群中,去實現他們自己所認同的生活觀.並不容許任何人將個人的烏托邦觀點強加他人之上.Norick認為在最低限度國家中,是以不容侵犯的個人被看待,任何個人不會被他人以某種方式做為手段或工具,而是被視為擁有權利與尊嚴的個人,個人就是目的.最低限度國家容許我們個別的與我們自己選擇的人事物,在彼此皆有同樣尊嚴下自願的協調合作,去選擇生活,實現價值目標,他認為最低限度國家才是一個真正理想的烏托邦架構,是一個尊重多元價值的自由國家.

  不再重複論述這書的要點,只能說就自由主義而言,此書的論點也是相對最偏鋒的,絕對的個人權利,實質上不容易為大眾接受,特別是一個喜愛選舉,政治運動,社會運動不歇的地方,個人權利究竟還受多少人重視,甚至連自己都重視自己天賦權利的人所在多有,剛好看了國家地理頻道的海龍蛙兵選兵,一個軍官對著應募者說不要看到這種部隊就退卻,沒有不可能的事,我卻想,如果沒了權力,還能這樣大聲說出沒有不可能的事?只能說世界上有很多不可能的事,不是長泳幾小時,跑步幾公里,或在礁石上匍匐前進,那些可能透過不斷的重複練習即可達成,但像腦中的幾種思維,價值,權利,可能有人用盡一生怎麼樣也不可能改變.以上.

反脆弱：脆弱的反義詞不是堅強，是反脆弱

 

反脆弱：脆弱的反義詞不是堅強，是反脆弱(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

  2004年3月22日上午8:45台指期開個大跳低,15分鐘後現貨開盤,一檔檔個股紛紛開盤即亮出綠燈跌停板,此時除了股票的持有人大覺不妙外,有一種特別部位的人心頭正在淌血,這些人正是選擇權跨式或勒式部位的賣方(short stradle or short strangle),很多以此為慣性操作幾年的獲利,一天就流光,在此之前沒人曾想過會發生這種意外事件,兩顆子彈重擊了認為行情不會大舉突破區間的慣性,行情自此向下跌了近2000點.在這一天之後,每逢選舉,不管是立委選舉,還是五都選舉,抑或縣市長選舉,投機客在同樣的部位上改變了方向,改做跨式或勒式部位的買方(long stradle or long strangle),買個保險或企圖賭個意外事件投機,看能不能有再發生短時間內再跌個2000點的可能,很可惜,從那以後再沒有出現另一隻改變選舉結果的黑天鵝事件, 保險是買了,卻沒有因此而獲大利,即使高鐵炸彈客這種類似的心思也沒有得逞,而這就是真實的投機客的生活,自己的千算萬算還不如亂算,於是過了幾年人們逐漸淡忘了意外的波動效應,又重新回到習慣性的區間作為,經紀商或理財書又猛推跨式勒式的賣方交易,除非很久或是不久的將來那一隻黑天鵝又來才會喚起人們的教訓經驗.在這件事上,買進選擇權的跨式或勒式部位就是本書所說的反脆弱,任何事物只要從隨機事件或震撼中得到的上檔利益大於下檔風險就是反脆弱.而賣出跨式或勒式就是脆弱.,雖然歷史上的突發事件讓我們改變了慣用的脆弱模式,但作者Nassim Nicholas Taleb指出少即是多,當我們這些投機客試圖用混沌,碎形理論去預測黑天鵝時,轉採買進跨式部位賭上黑天鵝時,我們依然是往脆弱性走去.

  用實例開頭,因為這是最直觀現存的反脆弱金融商品,我們投機客再熟悉不過,是要說明Taleb的目的,讓人試圖從反脆弱上獲利或是贏得對人生的正面效應,這當然不是一本講金融投機技術的書籍,相反的它延伸所及的空間與時間簡直是一本奇異的哲學書,只是若這樣宣傳,或許會讓人打退堂鼓,一如作者說,他希望這本書被列為禁書,因為禁書的反脆弱性會讓很多人試圖來閱讀本書,而不要如中文版的書腰上打上一堆名人推薦,那七位先生如果推薦這是本不值得讀的大爛書,相信人會因為好奇的興趣反而會找來看,可惜出版社沒有照作者的猜想一試.而這也是市場特質,每個商業性媒體都有特定立場,市場上存在各類特定主張的媒體,彼此竟爭,各有其喜好的閱聽者,是不太可能存在只有單一聲音,即使可能會因競購而產生,但也會因為立場的反脆弱性讓相反的聲音成為一種商業機會,而打破這個可能獨大的聲音,真正可能產生單一聲音又不能被制衡的反而是那種官僚的,非市場的,甚至宣稱為公義,服務,第三方特性的媒體,如國家通訊社,國家電視台,或如維基百科,一但其製作人員的意識立場單一固定,成員組織被特定人綁架缺乏可易性,是很難有其它聲音能與其制衡,因此市場的自然是反脆弱,而官僚媒體是脆弱性.而Tablet將這種金融選擇權的觀念擴張到各種領域,雖然Taleb在書中表示並不希望我們只能把此書單純作為金融投機的技術指導,因為如此就是失去科學性的意義,窄化了脆弱性的應用,他特別指出金融選擇權因為定價的關係還需要付出某些成本,但世界上有許多,現象,社會關係本身就提供選擇性,提供的選擇權是零成本,希望人們對此有明確的瞭解,能如金融選擇權般來使用,它的特色就是不對稱性,利用有限的費用,來獲取一個可能較高利益的可能,這不單是只適用在金融投機上,這觀念更應常用在人的日常生活裡,熟悉金融選擇權的人可以在這本書中看到另一種世界,也可以看到非常有趣似曾相識的東西,比如5個希臘字母,但是不是用方程式,而是夾雜在敘述的文字裡,在真實世界某一種現象中隱含著gamma,theta,vega,delta,rho,其實頗見新意.

  區間假設交易的勝率慣性,319槍擊,買進選擇權跨式部位,分別對應隨機致富的陷阱,黑天鵝效應,與反脆弱,反脆弱這一本是作者提供面臨可能的隨機波動事件該有的態度想法與可能從其中獲利的做法,而前面兩本的出現都是為了這本書的推論做鋪墊.雖然這號稱是一系列對於風險問題的探索.實際上與之前我們一系列的閱讀的內容竟有著部分的類似.打破領域相依,波動或意外事件的影響從金融市場擴張到各種領域,相對的,這種強調意外,波動,突變等事件恰好與打破理性主義對社會的影響的議題有強烈的一致性,從對於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批判,到社會工程,干預主義,量化經濟學家,到政府股控等層面在這本書中有大量的觀點與Popper,Hayek,Mises等曾提過觀念與邏輯趨近,但又明顯不同,雖然不能稱為原創,但是這本書不僅超脫了以上書籍毫不遜色,且更超越了Hayek等人對於社會工程的批評,Taleb不但批評理性主義,對於批判致命自負的自由主義,Taleb確也認為Hayek,Popper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一種信任人類智慧的主張,Taleb連這種智慧都認為是可疑的,值得批評的,他將單一的觀點擴展到各領域,從1997年Taleb所寫的動態避險(Dynamic Hedging: Managing Vanilla and Exotic Options)(pdf版)中解放出來,從單純的反無條件理性主義跳脫,Taleb試圖從投資風險稼移政治,經濟,文化,醫療,教育上可能面臨的波動或脆弱性,引出一個關於現代化的問題.現代化社會迷信於絕對計畫,控制,干預,科學處理一切,相信人類的聰慧能從物理研究延伸進社會建設,能管控經濟,干預市場,計畫福利,主導分配,控制飲食,改革教育,提升醫藥,相信人能夠消滅一切的隨機,波動,而Taleb正是要推翻此種完控制的絕對信念,他認為科學理性的觀念固有可取處,但過度去除隨機性,去除可能的突變,意外,波動,人類文明將會如一潭死水停滯不前,甚至走向自我毀敗.他指出美國或過去的英國能夠成期居世界的領先位置,是因為反脆弱,敢冒險,能創新這些人數居於少數極端一方的人所帶領的,不是因為大學教育,學術研究所培養的大量中間人物所創作的,他嚴厲的諷刺像亞洲國家那種教育培養出的中庸人材是不可能帶動社會成長的.只有願意自然的面對隨機性,發揮可選擇性的特色,人類才會大步向前,不論是個人或對人類群體,這個觀念都是行得通的.

  正像東野圭吾的小說布魯特斯的心臟,再高的人工智慧終究是人所設計,末永拓也死時恐怕還真以為是機器人背叛他,或以為自己的設計怎麼會出錯,卻不知背後伸出干預的那一隻手,此外,從Popper,Hayek這些人過往的作品中能夠見到Taleb採用某些近似觀點,不過Taleb表示許多人會提出近似的想法,並不必然因為讀過同樣的這些書才來的,反而可能是因為先有了這種觀點,才去讀這些書,因為英雄所見略同的結果,他表示學術界所依賴的因果線型關係推論很多並無道理,因與果的關係也可能是顛倒的,只是源於人類的自以為是,自以為智識,自負的決定何為因何為果,但與事實真相並無關係,因此學術界老師的地位被抬的太高,學生可能是因為自發而更高,他更指出教育的發展與國民經濟的關係沒有傳統認為提升教育水準就能拉高國民經濟的順序,這順序可能是反向的,他以流氓經濟學家形容張夏準,說他以台灣與菲律賓過去40年經濟地位的反轉是因為台灣的教育發展快過菲律賓,但是相對的非洲國家教育也比過去好,經濟卻何以沒有長足發展?實實在在打了這種以數量為因果分析的盲點上,事實上台灣現在教育比20年前發展的更好,確實沒有同步的帶動經濟發展.附著中包括Krugman,Samulson這些凱因斯或以量化經濟為主的專家被Taleb大肆批評,還指責Stigler明明就是2008金融風暴的推手卻假扮成預測系統崩潰先知者,再假裝公平正義的虛偽學者,更遑論那些早被他罵翻了財務金融學的經濟學者,他甚至暗諷選擇權的定價公式是學術界剽竊金融交易市場實務界的成果.我們可以書中體會出Taleb對於學校教育,對於學術研究,對於學位閱讀的看法不在於貶抑它們的價值,而是在於這些人這些事與實務的經濟關係相隔甚遠,那些人應該安份在其研究或學位上努力,社會上不該把他們那些東西當成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因為那些人本身就是問題,他們不懂反脆弱,只會為經濟,社會帶來脆弱化.以本地指數8500以上征證所稅法案為例,就是三名博士立委主導,其中有兩位是在商管財經研究所中帶博碩士生寫論文的人,卻不知道自己在實務上弄出了一個價格管制,對於短線交易者而言,誰願意讓指數上8500?他們交易只看空間波動,不在乎指數高低,若同樣賺1000點,8500以下不用繳稅,自然會有人趨利,長期橫向的行情豈不更好?而若根據本書,對未來有期待的反脆弱者即可能是遠期8500 long call的愛用者.

  Taleb是活在真實世界,務實處事.這次有胖子東尼同時也有另一種人尼洛,那些從巷野街聞得來的或是從廣泛閱讀書籍而的知識在面對隨機,突發事件上,都能有同等的效用,因為面臨這些隨機性或意外事件,智慧遠比知識更重要,東尼與尼洛都根據自己的判斷做出反脆弱的決定,Taleb認為不僅決策上,事實上在哲學上也是一樣,智慧遠比知識重要,這就對柏拉圖哲學家國王提出了挑戰,Taleb指出務實的做法是,一個人要先做國王才能考慮當哲學家,反向只是一種無謂的空想,亞里士多德,盧梭思想都是這種理性路上類似的產物.但是他也對於各種主張有著被誤解的疑惑,比如隨機致富的陷阱強調的是隨機性的影響在生活中遠比想像中的多,但許多人誤以為那書是談一切都源於隨機,他寫黑天鵝是強調極端事件的巨大影響與不可測性,但更多人誤以為黑天鵝就是一切的主導,因此,這本反脆弱副標是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他寫實際生命中可能的做法,而不單談現象,生命就是一連串的選擇.在決策時智慧可能勝過知識,但是自然之物,會帶來可選擇性,人以為做得成功,是因為具備知識,或智慧,其實只是選擇得宜而已,因為可選擇性是透過嘗試錯誤來達到目的,即使是錯誤的選擇都能提供我們逼近事實的一步,而這些連串反映的起點就意外,突變,隨機性,而今日的社會卻偏偏要特意拿掉隨機性,只是為了一些計畫性,預期性的目的,甚至連學校孩童的午餐都要一致化,Taleb表示這是人類自以為是的大錯特錯,聰明人都以為自己今天做的事是昨天就預測或規畫好的,也認為對於明日,位於未來,能夠有把握的預測,與計畫,他指出其實是錯把選擇的結果當成自己擁有足夠智慧與學到正確的知識,足顯人類自大的愚昧與無知.因為真實世界非線型,非對稱性,且有自我備餘能力,且真實的世界充滿可選擇性,透過試誤修補來迎接未知的事物與未來,並不是像理性主義的學術界是充滿目的論,真實世界是普羅米修斯,反脆弱性,書是對於現代化與知識學術化的質疑,強調生活而來的經驗知識的有效性,但我想應該最後也會有人認為這是一本反現代化,反科學,反智識,反學術書籍而另做大論.

 雖然沒有特意的排列順序,對於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理性主義的興起,Taleb還是有了類似Popper式的探源,原始部落到城邦後形成國家,人類以為自身式透過科學性設計與集體性的力量逐步改變,直到現代國家與大學出現,以為這種改變是一種人類成長的結果,於是越是現代化,人們越相信國家能解決人民面對的大多數經濟問題,也相信學校教育能提升個人的經濟力,並從經濟問題擴展到舉目可見的領域,但作者指出了Popper可能的發展與其後的Hayek雖然可能類似反理性主義,他們卻沒有發現可選擇性能替代社會規劃,基本上他們信任的機制是架構在集體或分散智慧之上,只有可選擇性能夠產生這種去智慧達到目的的方式,Taleb走向了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以他的哲學思想做可能的延伸,Taleb自問"人類不能瞭解無法以語言文字定義清楚的東西嗎?","不能定義騎車的方程式,就不能騎腳踏車嗎?",事實上人們經常是在不了解的情況下去完成某些成就.Taleb說了個人類教鳥飛翔的比喻,人類難道是需要透過美術,音樂還是專門課程才會繪畫,演唱與從事各種工做嗎?作者以醫藥為例舉出了許多關鍵性的治療方式,或新藥的發現,並非透過有目的的預先計畫而來,而是在別的醫藥研究中,或是生活中的試誤而得,例如天花的治療,某種癌症標靶藥,甚至威而鋼都是在別的研究中或日常生活的觀察中得來的意外之喜,那些真得透過學術機構或大學研究而來的比例實在太低,而我們竟然還過度依賴大學教育的課程試圖改善人類生活,正如因與果的關係並非人類的線型思維,人們易受目的性的影響,卻不知目的與因素間關係的不確定,反因此給允所謂的專家,學者或詐騙者打開了生存空間,專家問題往往帶來脆若性,而接受無知則不然,專家問題讓人們站在不對稱性錯誤的一邊.Taleb引用尼采"有些事情我不能理解,不一定表示我無知",認為真理是善的唯一與充份來源是Taleb所抨擊的.長久以來誤以為"知識是萬靈丹,錯誤是有害的,因此科學是讓人感到樂觀的事業",科學樂觀主義激怒了尼采,因為這表示了利用推理與知識為烏托邦效力.而尼采質疑的是知識的善.雖然人們將創造性破壞的觀念歸功於熊彼德,但Talet指出尼采在談酒神時便已稱之"創造性破壞"與破壞性創造",而想到了反脆弱性,Taleb更說了他所以對自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傳統理性主義的知識所代表的哲學發動批評,是因為結構化的學習,喜歡天真的理性主義的貧乏,不像經驗主義有那麼豐富的紋理.他引用Ernest Renan所提的觀念"依據定義,說邏輯排除細微的差別,而真理只存在於細微之處,所以在道德和政治科學中尋找真理是無用之舉".表示人所做的決定主要是根據脆弱性,不是機率,或說主要是根據脆弱性做決定,不是那麼在意真或假,因此當人們面對失敗時,應該是修改暴露程度,學習脫離困境,宗教與傳統的試誤法在這一方面比天真的科學要好

,因為贏家是沒有時間寫書寫歷史,而Taleb表示這是輸家才有的作為,有了後續的結果推論其因,過度自我想像的謬誤.正是因為不理解反脆弱性,這些正是伊皮米修斯(Epimehteus),喜歡事後扭曲,以事後敘事的方式,將理論套到過去的事件上,像伊皮米修斯那樣的人只會犯下不可逆轉的錯誤.理解反脆弱性的機制,可以見機而作,利用可選擇性闖進未來,我們可以建立起系統性且寬廣的指導方針,在商業,政治,醫療等一般生活中不確定的情況下,做出非預測性的決定,在未知占優勢的任何地方,在充滿隨機,無法預測,不透明,或我們對事物的了解不完整的任何情況中,都能做出決定.研判某樣東西是否脆弱,遠比預測發生某件事可能傷害它要容易,脆弱性是可以衡量的,風險則無法衡量,我們不可能計算重大稀有事件的風險,並且預測它們是否發生,有些東西受波動傷害到底有多敏感,很容易處理,比預測會造成傷害的事件是否發生好著手,所以Taleb建議顛覆現在的預測預言和風險管理方法.生活遠比我們記憶中的迷宮還要錯綜複雜,我們的心靈忙著將歷史轉成平順和線性的東西,結果使得我們低估了隨機性,但當我們看到隨機事件,便心生畏懼而過度反應,由於這種畏懼和渴望秩序,人類建立的一些系統破壞了事物的無形或者沒有那麼有形的邏輯,結果暴露在黑天鵝的傷害中,且幾乎不曾從它們得到任何利益,你找的是秩序,卻得到假秩序,因此Table說擁抱隨機,才能得到某種秩序和情況.Taleb修改了Popper的進化認識論,認為進化不是觀念之間的競爭,而是根劇這些人的觀念和系統之間的競爭,一個觀念會存活下來,並不是因為他比競爭觀念要好,而是因為持有那種觀念的人活了下來.

  一個歌手發行了一張CD共2000張,只賣了200張,且其中有100多張還是歌手自己掏腰包買的,這新聞是要宣傳流行音樂市場的慘狀,這位歌手是素人歌唱比賽出身,有個10名內,好不容易能出張專輯,事實上素人節目雖是近年的主流,但能藉此名利雙收者也不過蕭敬騰,楊宗偉等3,5個人,若以前30名者有機會上電視露臉的條件為準,素人的成功率不到1%.若以海選人數做基準,那麼成功率可能低到萬分之一乃至十萬分之,這就是非規模報酬不變的工作特色,勝率極低,贏家全拿,我們投機客,或是作家,藝人這些工作都是屬於此類.值得注意的是那幾位名利雙收的素人歌手,沒有一個是第一名,連前五名也沒有,甚至只是去節目PK,打醬油的,因此我們幾乎不可能在因果關係上找到他們成功的必要條件,巴菲特比較道德?雙J比較努力,還是西x牛排的比較實在?人們成功後,這些後設的理由滿天飛,於是書店那些成功學書籍,或傳記成了要角,於是一個半年前在Pub唱一晚500元的人,半年後在郭董的尾牙上唱一晚50萬,人們卻不能真的知道其間的差異,但我們知道兩件事,一是我們應該找不到n個借我500萬的朋友,其次是成功的素人歌手或其他職業的人報酬上有著高度的凸性,是非線性的.這與公務員,銀行員,或是星巴克夥伴之類的規模報酬不變的工作不同,後面這些全都屬於線性報酬,對於線性報酬的人來說,需要有50%的次數正確,擁有凸性報酬的人,需要的正確次數則少得多,反脆弱的隱形利益可以讓你猜得比隨機要差,最後的表現卻仍然超前,可選擇性的力量會是某樣東西的函數凸性很大,所以你能夠做錯卻仍有不錯的表現,也就是不確定性越高越好,相反的一個今年5萬月薪的銀行員,明年此時月薪與5萬不會相差太多(第10名的歌手成就可能贏過第1名的歌手,但第1名的銀行員通常會升的快).這就是反脆弱帶來的優勢,但是贏者全拿的特色會讓人只記得那3個成功人,卻忘記 10幾萬參加海選的失敗者,可能過得很差,銀行員收入雖比不上些成功的素人歌手,但很難有銀行員過得很差,書並沒有告訴我們應該從事何種工作,不過Taleb指出明白我們的人生若能遇見可能的凸性效應,善用它,就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成果,這是起碼的收穫.(古代唸書考試科舉制度是非規模報酬不變,現代唸書考試的高考公務員是規模酬不變,兩者已全然不同).,如果人擁有有利的不對稱性或正凸性,長期而言,在不確定存在的情況下,表現優於平均數,不確定性越大,可炫擇性扮演越吃重的角色,而且更好的表現會更好,這個特質對人生十分重要.而這也正是多數投機客用線性交易系統上在非線性的價格波動上猜想交易中,總是遭遇一棍擊潰的背景原因,脆弱性在交易者,投機客身上反映出來,這也是一種非線性,但他是負凸性,是內凹,負凸性,這種負凸性與理想主義的結合,就是可能毀滅世界的一種結合.

 在一連串漫長的敘述,Taleb將兩者結合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與影響逐步擴展開來,凸性的特質就是會隨規模的擴大而加速它的影響,因此規模越大,負凸性效應的影響越大,對人而言,作者首先就挑了國家,次是企業這兩個對象.隨著萬能政府思維擴張,人們期待政府能為人民打算或規劃的事務越來越多,集中化國家的財政收入多數是給了政府做各種運用,越來越大型的公共工程,教育,健保,年金支出,每一種計畫的規模都較往日國家與政府大得多,因此,一但這些政策有失誤或失敗的可能,耗用的資源,浪費的金錢,將較過去大得多,至於企業,尤以金融機構為例,2008年的風暴說明一切,一家區域性的銀行擠兌,人們受到的影響不高,但規模超大的金融帝國出現問題,大到不能倒,整個社會乃至全球金融體系都受到影響,Taleb透露個人偏好城邦型國家,乃至小自治型態國家,不愛大型連鎖性企業,喜歡街邊的小販或傳統商舖.而另一個因素就是知識,理性主義,科學的影響,因為專門化的學術思想主控,人們其實並不知道什麼樣的東西是真正有用能幫助能的知識,Talet建議採用否定法去除可能並不如預期的方法或知識.此時時間與脆弱性的關係被搬上檯面,一個簡單的概念就是已經存在被使用多年的知識技術或作品會繼續生存下去,當下流行或主流的商品卻未必有此能力,這就是林迪效應(Lindy Effect),對於易損的東西來說,每多活一天都會縮短額外的預期壽命,對於不易損的東西,每多用一天可能意謂著預期壽命拉長.Taleb指出從傳統的著作,器物,書籍,工藝技術,乃至自然界現象,都存在林迪效應,要人們回到歷史上去尋找,自然能看清這一切,可惜,現代人喜好新技術有嗜新傾向,反而一直在使用很快就消逝的技術與商品.他個人喜歡閱讀流傳較久的書籍,而不是那些傳達新思想新概念的作品,因為流傳多年的書籍是經過考驗的,經過時間考驗的擁有反脆弱性,過度依賴技術優化的大型東西會顯得脆弱,他們過度依賴所謂的科學方法,而不是經歷時間考驗的試探啟發法,今天的大型公司應該會消失,因為規模是企業的敵人,在面對黑天鵝時會顯現出不成比例的脆弱性,城邦國家與小型企業比較有可能存在,甚至欣欣向榮,到了這裡,以為作者要談復古論,喜愛傳統,非科學,與技藝化,小型化,但其實跟著Taleb將整本書的論點調整到個人的身體生活與醫療上,他對於現代的醫療,醫藥,運動,飲食等方面有關於科學性促進身體健康,長壽的所有醫學知識,飲食知識,藥學知識全部抱以質疑,甚至否定的觀點,作者將人當作生物中的一種,如牛,羊等都由其自然與適應自然而衍生的生活習慣,在現代化,理性主義,現代醫學還沒有進入人類生活時,那些都已經是幾萬年長期以來演化的現象,我們並沒有證據顯示一日三餐定時,固定時間運動,睡眠對於人類的身體更有助益,那是一種可能的迷思,人類如野獸一般可能先要經過辛苦覓食才能得到一餐,因此,一早起來就吃早餐毫無道理證明對人有利,雖然這與我們已經被灌輸養成的常識完全背離,不得不說,還是會對Taleb的看法產生某些可能的思考,他的觀點就是普遍的醫療具有正不對稱性,凸性效應的節果比較不可能產生脆弱性,但現代醫學跳脫消極治療的觀點,在特定的醫療,程序,營養,生活修正的利益很小的情況下,只是因為為了舒適化,而舒適化不是人類這種生物天性的追求目標,是後設現代化的知識習慣.去知識化,去專業化,不迷戀完全現代化,科學化,體制化,Taleb在最後籲請人們要當心專家騙子,因為代理人關係,獲利與風險不是由同一人承擔,於是造成將脆弱性轉移給他人卻自己獲利的專家騙子,Taleb很不客氣稱作史帝格里茲症候群,諷刺的就是明明是創造金融風暴的脆弱推手卻要假扮成先知預言者,這種人普遍存在各種行業,以學術界最多,它們不但創造一些對人並沒有用的理論,還自封是此種理論的專業持有人,犧牲他人以獲取反脆弱獲利的人,離我們不遠,基金經理,理財專員,還記得勞退基金操盤者拿民眾的錢炒自己的股票,他們不都是眾人眼中的投資專家,操盤人,其實全是騙子,幾所不欲勿施於人,作者說不要看一個人在說些什麼,看他做了什麼,你才能真的知道一個所謂的專家,名人是不是犧牲他人來獲取反脆弱而獲利,當專家名人告訴我們要投資什麼,吃什麼食物,藥品,還是什麼保養品對自己的生活或身體更好時,你要看他自己是不是這麼做,這麼吃,一個預期到金融系統崩潰者是藉著預料發生崩潰而獲利,不是事後的自我誇讚,這絕對是我們投機客看人一貫的方式與準則,在此我們與Taleb是一致的,因此,不必在乎有幾個名人列在書腰的推薦名單上,或許他們根本都沒看完過這本書呢.這種名人效應無非是本書一切探索的同步延伸,正是我們該拒斥的一部份.

 這絕對不是一本單純投資技術的書籍,雖然它可能源於技術,他轉向哲學,但非玩文字遊戲,是要深入人們心靈思維的根本,作者提醒我們要對現代化,科學化,理性主義,專家化,制度化,學術化的警戒,Taleb的目的未必在全然唪否定這一切,否定過去發展的全部,而是要提醒人們要留心在些在進化過程中能自然留存下來的必有其價值與意義,人類不可能全一己之力掌控一切,試著回顧歷史,自然,或一切身邊仍留存但非體系化,科學技術化,非學術化,一切可能帶有人文密碼的人事物,可能存在我們真正的知識,那些只在生活中,不在頂尖大學的大額預算的研究計劃裡.以上.

 

PS. Taleb在此引用書籍的數量與深度實在非尋常,對於一周要閱讀30~60的小時的人,只能說光有時間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今年只看一本書,那麼本這絕對是可以考慮在前的.

不要命的自負[致命的自負]

 

不要命的自負[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

   這本不要命的自負是F.A Hayek生前最後一部重要的作品,在Bartley編纂海耶克全集時.它被放在第一本的位置,顯然有一定的指標性,副標社會主義的錯誤,延續了Hayek一貫對社會主義的批判,自到奴役之路起經過四十多年,Hayek寫了這一本相對輕薄的作品,書從觀察真實世界人心為要件出發,試圖論述社會中為什麼總會有一個大群體充滿不間斷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夢想,Hayek以簡單的方式來談這些人的心理,地位,價值來看看這些思想起源的病根,所謂不要命的自負,表示的是人類相信自身有能力規劃和掌控自己的命運,可以透過科學與理性的規劃執行,以工程與物理精確地計算來對社會進行機械性的設計與改造,而Hayek即以不要命的自負來挑明對於這些聰明,有理想,甚至有善心的人這種自信的擔心,甚至直指這種自負,自信,與善心,反而是人類災難的源頭,Hakey認為任何想透過理性科學性進行的社會工程企圖改善人類生活的主張終將失敗,從東歐蘇聯乃至中國的歷史經驗已證明,而他更認為這種社會主義或國家干預經濟的主張在未來仍然只有造成不幸而沒有任何創造幸福的可能.(有趣的是這個視角被最近的一本暢銷新書用隱諱的方式採用了,只是它更進一步的擴大了這種觀點的範圍).

  在Hayek的觀察理解裡理性主義的影響廣且深,從現實世界的觀察中顯現一個人越是聰明和有教養,他就越有可能是理性主義的支持者,而且思想中海隱隱存著社會主義觀點,在智力階梯上攀得越高,越是與知識分子交往交流,就越有可能遇到信奉社會主義的友朋,理性主義者大多數有可能既聰明又很有學識,而聰明的知識分子大都傾向於成為社會主義者.但理智的人傾向於過高估計理智,傾向於認為把自己的文明所提供的優勢和機會一概歸功於特意的設計而不是對傳統規則的遵從,要不然就是認為運用自己的理性,通過對社會改造工程任務進行更為理智的思考,透過更為恰當的設計和理性的協調,就能消滅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現象. 只要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對於過去看到的許多聰明人,文化人,歌手,導演,作家,人文學科的教授或知識分子為何總是傾慕社會主義,也就恍然大悟了, 這種思想傾向會讓人不由自主地贊成對經濟進行集中計劃和控制,這正是社會主義的核心.當然這些人要求對他們希望做的事情一概要有所解釋,對於恰巧在生活起支配作用的行為方式,他們會因為其無法解釋的因果行為而不願接受, 這會使他們和接受現行行為規則的人發生沖突,或至少是瞧不起他們,特別是市場經濟的行為,它們無法從其中找到分配因果合理性的理由,因此對於這種程序先天就存著敵視的態度.不難理解,他們也會希望與科學和理性結盟,與過去幾百年里自然科學取得的異乎尋常的進步結盟,因為他們一直受著這樣的教育,科學和理性的結果不外乎建構主義和唯科學主義,使這些人感到很難相信還能存在著源於特意試驗以外的任何有用的知識.或者承認他們自己的理性傳統之外任何傳統的效用.說穿了就是一種無法打破自身價值系統上的原有禁錮,他們不存壞心,只是擺脫不了. 

   Hayek竭力闡明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市場經濟擴展秩是透過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進化而來的,是一種自發性的擴展程續,它的歷程不同於人類的本能,習慣,風俗,道德.人類利他的本能並不能促進市場經濟發展,只會帶來封閉式的小團體,原始部落.正是在這種對本能的背離,文明與經濟才能獲得發展,及以價格,利潤的方式調節供給,需求與社會分工,這是一種複雜到沒有人能以個人單獨智力理解的系統,主要力量是那隻看不見的手,但是自從笛卡兒的理性主義開始發揮它起歷史的作用後,建構性理性主義主張用理性設計市場,試圖規劃出一種盡善盡美的經濟制度,Hayek就是指出這種源於不相信市場能自發調整的觀點,強加以人力行為給經濟系統只會帶來扼殺,因為經濟是處於本能與理性之間,它既不是本能所能控制,也不是理性所能設計的.

   理性設計的目的就是計劃經濟或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Hayek指責社會主義者們試圖以理性的方式對經濟作出規劃,這種規劃扼制了市場的生命力,但社會主義者或道德主義者們不明白不相信這一點,這就是他們致命的自負,被理性設計過的經濟體制,後果是步入計劃經濟並最終走向極權主義,而極權主義一個特點是反創造性,在一個被計劃經濟的國家裡,個人的要求不再有合理性,上級的指定成為合理化的標準,這否定了個人的創造力,因為沒有明顯的利潤與利益可圖,個人會放棄創造性而受制專制的目標,整個社會也不再是一個有創造性的社會.這種非創造性的出現與計劃經濟有關,全面控制與計劃經濟原始的立意是美好的,遠大的,是為了讓多數人都過上好日子,但是想像目的的正確並不能證明手段的合理,在目的達到之前,手段就產生了屠殺與役奴,所以雖然社會主義激起了偉大的憧憬,但Hayek提醒我們必然要否定它,何況它所謂的目標,可能是個遠無可及的烏托邦.

    關於社會主義者的思維與行為,Hayek提出了一種有趣的觀察,貿易,貨幣乃至市場經濟的觀念都不能進入那些社會主義主張者的思想中,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活動的高報酬與眼見的辛勤血汗看不到相關性,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在太陽下辛勤耕作的農民或是從事危險性工作的勞動者的收入報酬,遠遠比不上那些只是動動嘴皮讓商品在幾個地方流動交易的人,他們看不到這種貿易的價值.而像貨幣和金融的概念不只讓研究者爭論,也像貿易一樣,它們讓社會主義者們感到疑惑不解重重,因為這種普遍有效的經濟工具,本身具有以最隱蔽的方式達到和操縱各種目標的威力,但因為社會主義者不理解其中的魔法,不了解它的功用與價值,因此極度的排斥.而Hayek認為這其中有兩個重要因素,首先,人們隨時都可以看到許多財富得到利用,而貨幣的用途對某個人自身或他人所產生的具體作用,常常是難以察覺的,其二,即便它的一些作用是可以察覺的,但它也既有可能用於行善也有可能用來作惡.因此它這種超乎尋常的多樣性,使它對於擁有者非常有用,但也因此讓社會主義者對它產生疑問與困惑.而運用金錢的技巧,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利益,像商業發展一樣,脫離了體力勞動或公認的功績,甚至無須和任何物質基礎打交道.如果說藝人和工匠令人懼怕是因為他們改變了物質的形狀,生意人讓人害怕,則是因為他們把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屬性變成了價值,那麽金錢,貨幣與商業制度流程對一切經濟制度中最抽象,非物質的東西所創造的改變,豈能不讓人對這些人這些事產生更強烈的畏懼? 因此.Hayek表示商業力量讓人看到了一個魔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可感知事務和具體事務日益被形成行為規則的抽象觀念所取代,貨幣制度是處在值得稱贊的和可理解的體力勞動疆界之外,在這個王國里,對具體事物的理解力失效了,發話者成了不可理解的抽象因素.這個問題既讓專業人士困惑,它也冒犯了社會主義與道德主義者,他們驚恐地發現,整個事情異乎尋常地膨脹,超出了所依靠的觀察和控制事件過程的能力範圍,好像一切都已失去控制,而以智力,學識自傲的他們竟然無法理解,也無法在這個過程中取得與智識,智力帶給他們的社會頂端位子.在這個社會主義者不理解的過程中,智識地位的主宰力量失落與情感上的痛恨,讓他們變得從不理解到與市場站在相反的立場方向.

   想到商業活動經常籠罩在神秘氣氛中,社會主義或知識份子對商人的鄙視就更容易理解了.商業上的秘密意味著有些人是從別人沒有的資訊或知識中獲利,這種獨家的隱密性讓無法獲得的人覺得商業令人憎惡,看上去沒從事任何物質創造,只是把已經存在的東西倒騰一下,便無中生有地增加了現有財富,這樣的活動,在人文知識份子眼中散發著一種妖邪之氣.物質努力,體力活動以及額頭上的汗水,強化這種偏見.強健的體魄,常用的日常工具和武器,既看得見又摸得著,甚至對於自己沒有這些東西的人,也沒有任何神秘可言,體力的付出和這方面的能力,本身就值得贊揚和尊重,它是過去部落生活遺傳本能的一部分,並且一直保留在農場主,莊稼人,牧民甚至小房主和手藝人中間.人們能夠看到農夫或手藝人如何增加了有用物品的總數,並且根據看得見的原因解釋了財富和權力的差別.因此體力上的競爭很早就已出現並受到人們的贊賞,原始人在爭奪頭領的地位和技能比賽時,便逐漸熟悉了檢驗外在體力優劣的各種方式.但是對於商業知識,是以上這些物質或體能活動參與者不具備的條件,也不具備的知識,它不是公開的或看得見的一個競爭因素.於是,熟悉的因素和公平意識消失了,這種競爭威脅著休戚與共的狀態和對共同目標的追求.當然,從擴展秩序的角度看,這種反應表現得十分自私,或者說是一種形式奇特的小群體自私行為,它讓群體的休戚與共壓倒了個人幸福.我們出於本能,仍然很看重人類強健的體魄,但是它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在人類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已經變小,如今在這裡表現出的能力,已不再是體力,而是指法律上的權利,或許我們仍然需要體迫強健的個人服務,但是他們正在成為各種日益縮小的專業團體,或許只有回到原始人時代,他們才能重新奪回主導地位,也或許這就是今日有很多人文知識份子主張我們不要再追求進步,寧可宣揚回到慢活,部落時代的一種思維起點.

  無論如何,關於貨物交換和交易或更複雜的貿易形式,對各種活動的組織,領導,以及為了獲利而轉移現有貨物等活動,並不被知識份子或社會主義者視為真正的勞動.許多人難以同意,生活和享受的物質手段現有供應量的增加,在更大程度上是取決於改變物品相對數量和價值的物品流動,而不是把一種有形物質轉變成另一種有形物質.市場過程雖然是在和商品或服務打交道,但它只是讓這些人與物流動起來,並不增加它們的外在數量.市場傳遞信息,並生產它們,傳遞信息所起的關鍵作用,脫離了那些受機械論或唯科學主義習慣支配的人的視野範圍,因為他們只認可和有形物體相關的信息,卻不考慮不同物品的相對匱乏在決定價值上發揮的作用.有這樣一些人,他們並不從膚淺的物欲熏心的角度,而是受價值核算的引導,也就是說,他們考慮的是人們對這些物品的需要,尤其是成本價格差,即利潤,恰恰是這些人,習慣上卻被人斥為物欲熏心的人.然而正是對利潤的追求,使從事這種事的人不考慮他所認識的個人的具體需求的物質數量,而是考慮他們能夠為總產出做出貢獻的最佳方式,這個總產出則是無數素不相識的個人分別做出努力的結果.我們認為產量能夠達到如此之大,是因為分配方式,即價格的決定作用,能夠分配什麽,取決於組織生產的原則,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中取決於價格機制和分配,我們就能夠以我們喜歡的方式自由處置它們,.

   每個人都對自己所追求的各種目標進行排序,這些個人排序很少為外人所知,甚至即使本人也很難做到充分的了解,千千萬萬的個人,處境不同,稟賦不同,欲望不同,得到的信息不同,對於彼此間具體需要幾乎一無所知,且有著各不相同的目標範圍,讓他們的個人努力相互配合,依靠的是交換系統.隨著個人展開相互合作,一個未經設計的,更高層次的複雜秩序的系統出現了,連續不斷的物流和服務流被創造出來了,它使參與其中的個人的主觀期望和價值得到了滿足.不同目標的不同排序,多樣性為這些目標所要爭取的物質手段,建立了一個共同的並且是統一的,中介或反映作用的價值尺度,由於大多數物質手段可用於許多重要性各不相同的目標,而不同的手段又經常能夠相互替代,因此這些目標的最終價值便逐漸反映在手段價值的價格上,決定這種價格的,是手段的相對稀缺程度,以及在它們的所有人之間進行交換的可能性,而不是任何一個特定個人,聰明智慧團體能單獨計畫創造出來的.

  書的起點是本能到理性的過程,而人類的經濟發展歷程是介於本能與理性之間,沒有一個制度是純粹理性而能排除本能因素,以分析的視角去解釋本能和理性涇渭分明的道路在Hayek的眼裡是行不通的,他反對建構主義的,反對將社會工程機械化科學化,人類並不是全知全能的預言家,無法完美的以科學方式規劃人類的未來,這本致命的自負正是以表達這種計畫,干預思維的來由與它如何深植某些社會主義者人心的現象,而Hayek正是要對這種自負提出警醒,就算心善,遠景美好,立意揚善,能拍好電影寫好小說,智識聰明的人卻依舊可能提倡一個創造悲劇的制度與世界,所以萬不能對此輕忽.以上

P.S

   雖然上面的圖用的繁體本,但實在買不到只好讀簡體本,大體而言它的譯文有點拗口,許多文句我是第一次沒看懂,乾脆把句子用讀的,才發覺原來是這意思,加上我不確定簡體本是否有刪截,可以的話還是找本繁體本,不過簡體書名翻作致命的自負,似乎比不要命的自負好一點,但也就只知道這一點,似乎是可惜了,我相信好的譯本,是繁體本也是可以考慮再版,因為就算是學簡體字的人也會因為比較而選擇好的譯本.

經濟復甦的手段與意外惡果：我的收入如何用來創造財富 而不是被政府重新分配？

 

經濟復甦的手段，與意外惡果：我的收入如何用來創造財富，而不是被政府重新分配？(Unintended Consequences: Why Everything You've Been Told About the Economy Is Wrong)

  進入這次主題閱讀最末一本海耶克致命的自負前,發現這本新書.中文書名又臭又長,爛,但中文書名爛,卻不代表這是本破書,相反的它幾乎是這次主題閱讀的現實白話版,嫌Popper枯燥賣弄,厭煩Mises的邏輯,抗拒Routhbard的挑釁,還是對Posner的理性無感,也算投機行業的Edwafd Conard用的是科技白話文,大量的統計數據圖表來說明他看到的現實經濟問題.Conard是一位投行的前董事,他寫作的原點當然是市場主義. 純就出版的市場來說,我猜這一本應該湮滅在書店中,不被注意,不論是出版文化人的道德正確,還是處理經濟蕭條問題的政治正確而言,這種市場觀點實在不受歡迎,甚至被視作萬惡.許多人應該單看本書的某些標題可能就感到憤怒,例如"讓富人來支持健保,窮人就繼續煎漢堡","所得重分配,窮人就倒楣了",這明顯對分配主義的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冒犯,在他們眼中簡直又是一本為富人狡辯的奴隸書籍.

  個人卻以為這是相關主題論述中,最沒深度卻又白話的作品了.或許它的譯文不夠好部分論點頗牽強,或許它挑釁了分配主義者的神經,甚至明明白白的拿出Krugman,Stigerliz說過的蠢話來揶揄凱因斯主義,但這都不是重點,也不管它是否在爭奪學派地位,而是本對解決經濟問題提出簡單思維實策的書籍.相對於打高空的道德空想無助於默默存在的努力個體,這書幾個關鍵提議與本地經濟困境的解藥幾乎一致,值得瀏覽,只是要說服大眾恐怕還是緣木求魚,信者恆信.畢竟這是一個諾齊克筆下人文知識分子主宰主流輿論與思想的社會,從小說,散文一步步到學術圈乃至媒體或出版工作者的價值慣性都跑不出這些人物的影響,自由市場在本地遠比歐美社會更不受歡迎,市場主張無法佔有輿論市場也算是對資本主義極大的諷刺.

  個人對主用統計數據推論的社會科學作品評價不高,本地商管學院的博碩士論文中這種結構是大宗,但也大部分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而那些以專題報導為主的財經雜誌也很常採用這種圖表數據分析的報導,就社會科學來說,這種結構有盲點,只要寫作或研究者認定a與b之間存在某種關係,我們幾乎就能找到相關的調查數據來解釋先前認定的關係或無關係,但數字統計上的必然卻未必能夠證明兩件事情的相關或獨立性,不論是學術或媒體報導,都沒有辦法必然的驗證他們間絕對關係,所以不算是太高明的論述手段,但因為數據簡化了論述或避免了可能的質疑與節省了成本時間,因此這就被廣為採用,在這邊只能說因為有前面連串主題閱讀那些強者的論述支撐,當這本是以實證角度來求推論真實的世界.

 雖然書的篇章分三部,論述也頗多,但實際簡化成要一條,上過大一經濟都學過,雖然作者沒這樣表達,那就是總合生產曲線的向外移動.也就是勞動,資本外其它因素的改變.其它因素就是技術提升,創新改良,風險投資.Conard首先論及上世紀90年代後美國經濟的發展遠遠超出歐洲,日本的原因,在於運用創新,風險投資,成功將製造業外移的勞動力導入服務業,高階人力則從監管製造製程轉向技術創新,美國靠著網路的發明拉大了與其它國家的距離,而為什麼美國利用網路提高生產力的效用比歐洲和日本更好?這些國家也同樣擁有相同的科技,程度相當的勞工與投資所需要的資金.卻只有美國創造出Google,Facebook,Microsoft等企業,歐洲與日本卻沒有?外來美國想要持續成功就必先釐清其中的差異.這差異就是美國投資於創新,發掘創新的點子失敗率相對一般的創業高得多,需要的資金更大,美國就是透過赤字貿易,從德國,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國手中獲得了大量的資金來從協助創新投資,這些低利的外國資金買了大量美國政府的公債,提供了美國人消費與支出的需求,而美國人並沒有回以製造大量產品回售給這些對美出超國,而是將自己的儲蓄投資於美國股權,有效的支援了企業創新,並將勞動力從當下專注消費品的生產上轉到蒐集與執行創新點子上.也就是說美國自90年代以來的成長,是因為投資相對於消費的增加,企業儲蓄取代了家庭儲蓄,經濟體把資源從生產消費品轉移到投資創新.

  網路的發明帶動了生產力成長,投資增加,資產價格也相對於生產價格而成長,而對成長的預期也引起消費與投資的增加,如果沒有利用積極延遲消費,美國家庭可能就必需出售資產來消費,當美國的經濟的生產力運用到極限,投資就會相對於消費而減少,那些為美國帶來貿易赤字的國家,同時也帶來大批的低利資金,與便宜的消費品,貿易赤字不但沒有害美國失去競爭力,反而強化了美國的競爭力.自2000年後,美國製造業流失的就業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因為生產力大幅提升,造成人力過剩,而不是因為產業外移..而美國人遠較歐洲人與日本人更鼓勵承擔風險.因此美國的企業投資佔GDP的比率成長,不同於日本與歐洲,最有生產的美國勞工開始延長工時,90年代前的生產力年成長是1.2%,但之後成長到2.0%以上,歐洲與日本卻深陷90年代以前的緩慢成長,因為勞動重置成本高,政府為了維持就業率,反而減少工時,同時也降低邊際就業人口的薪資,雖然失業率沒有更進一步上升,生產力卻因此衰退.較低的邊際稅率與勞動重置成本,較有價值的在職訓練,害怕不願承擔風險而失去地位的心態,以及容易取得的資本市場,這些因素提高了美國創新與創業的報酬.因為誘因提高了美國人承擔風險的意願,相對於歐洲人的陷於享樂與亞洲人保守只願待在公務部門,造成了進步有限,甚至是今日衰退的苦果,Conard指出經濟要成功,必需靠企業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風險投資,必需靠有有才幹的員工願意拿一生的職涯冒險投入這些努力中,而且還要有投資人遲延消費來承擔風險.

  從創新而起談到另一個重點.就是政府的角色.Conard以兩個面向處理此問題,一是次貸危機的產生與處理,其次是對於面臨蕭條或衰退現況,政府該採取那些手段以求復甦.雖然Conard未如Posner將部分的錯誤放在政府監管失當,但他依舊談到了監管制度的鬆脫,甚至與時代脫節以致對於可能警醒危機的存在產生了盲點,相同的是他們都提出了對於推動房市的泡沫,房地產市場的大多頭,讓沒有能力付頭期款甚至繳不出正常貸款利息的人購買房產的劣質信貸的元凶,就是政府檯面下隱晦的鼓勵,視若無睹.Conard最異於常見觀點是他認為次貸的發生與危機擴大主要的原因是恐慌而非擔保不足,事實上整個次貸的政府擔保達到15~20兆,是遠遠高於可能的貸款風險1.5兆.但金融危機還是發生了,就是人心的恐慌,政府處置缺乏即時的擔當,非言明的擔保讓民眾不知所措,且對於面臨流動性不足的企業缺乏一致姓的處理標準,政府寧願去挹注汽車業,卻放任雷曼兄弟倒閉,是一種政治選擇,純粹只是因為選票,而這正是面對經濟問題最差的決策標準,雷曼兄弟其是美國最大短期資金交易商,它垮台產生的連鎖效應遠遠超過預期.Conard表示政府不應該將過錯推給銀行,因為盈利是一切私人企業存在最大的目標,政府該做的是對短期資金提供擔保,應該透過金融手段,發行類似CDS商品來向銀行收取保費,如此便可以在面對流動性問題時有一個有效的救難管道.對於復甦,Conard當然批判財政與貨幣政策,政府支出消費也是無用,且歷來的資料證明,凱因斯乘數效果低劣,這一切都會被民眾預期效果給抵消,關於此點且不必看書中資料,還記得本地的消費券,就是證明之一.Conard認為要脫離蕭條首先要解決失業率問題,它提出以短期限制貿易,將失業人口外移,限制部分產品進口,甚至要求外國購買美國產品,明顯的Conard雖然以市場主義為基準,卻不是絕對的價值信仰者,他容許因為解決問題而有調整與遷就,主張調降企業稅,而這一切的做法最後都是為了提高股權投資,只有透過股權投資導引資金脫離厭惡風險的債市進入股市,才有發動創新的資金動能,也唯有創新才能真正的解決蕭條問題,誘發民間投資,創造就業機會.

   最終關於當前流行討論的分配問題,正如一開始列出的標題,都是挑釁引起分配主義者不快的主張,同樣重複的內容不提,回到創新投資上,政府除了資本導引外,能不能提供怎樣的思路與對策?市場主義一向不重視政府的角色與功能,政府支用金錢的能力與效率都是極度差勁,以最近為了救車市為例,經濟部提出舊車換新車減免貨物稅2.5~3萬,就是一種60年代思維,看看本地的汽車製造商,這麼多年來有何長進?一直以來就是靠著補助在生存,完全沒有國際競爭力,沒有自製能力,這種長期補助隱含的是一般納稅人花較多的錢 ,卻只能買較國外車種品質更差的次級車,犧牲一般人的舒適與安全成全這些沒有競爭力的企業,花了人民的納稅錢,卻只能看到大宇,起亞汽車偶爾呼嘯,本地製造的汽車完全沒有國外市場,而這正是本地經濟一直以來的模式,企業不用創新,只要守著特定官僚體制中的決策人,就有甜頭利益可吃,靠補助,特許行業就能在島上稱雄,那麼誰還會想花大資金尋找人才,技術,誰還願意追求創新?於是我們就一直停滯不前,人人都想花個小錢,做個幾星期就能回收本錢的小生意,創新離我們太遠,也並不實際,因為沒有技術,沒有資金,最重要的是沒人願意承擔風險,那麼是不是該有人願擔保這些風險投資,為這種行為做領頭?我們是持續堅持讓那些順差美元留在美國,讓美國持續運用這些資金於創新,還是拿來提供自己國家承擔作為追逐創新風險的保障?其實是可以思考的.以上..

資本主義的失敗：０八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降臨

 

資本主義的失敗：０八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降臨(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 )

  從以前的心得文,或許可以推論出這邊對央行總裁的評價不高,至少不像本地媒體造神般的擁護.這推論可以說對,也可以說錯.因為對於央行與央行管理者在國家經濟中的角色看法不同,所以評價方式當然不同於外人,不是某個人適任的問題,而是這個職務的功能本身就有特定目標,這個目標會有兩面的影響,如果只看想看那一面,就只能得到一種結果.試問,有沒有可能一個國家或地區存在龐大的房產泡沫,卻又要說這泡沫與央行實行貨幣政策的效果,與央行主要管理者的思考無關?還要反過來宣揚功績,成了公關包裝導向下的接收者.如果同意這個簡單trade-off,就不可能只發出片面造神歌頌,也該對泡沫成因提出質疑,可惜真實世界一路無視,或說易讓主流世界的評價牽著走.我們這種從事投機活動的人,經常必須悖離主流,畢竟羊群效應或擦鞋童理論是市場一再出現的教訓,但我們的質疑卻不是只建立在反主流,而是有其可見成因的,如果能透過一些閱讀,讓人脫離那個荒謬駭人的主流觀點,建立個人思維,應不失為是件好事.因此不管是QE或是安倍經濟學,實質上都存在兩面刃,至少從事投機的人必須了解利與弊,才不會一路陷在媒體的恭頌中.如果同意這種提議,那這本Posner的作品值得參考,反之,請回到主流世界.

  單看這本書的中文譯名,可能直覺老生常談,從2007年迄今以此為題的書籍不知有多少,從次貸形成的前後因果事件經過,到對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批判不一而足,寫作者可以是經濟學者,可以是媒體人,可以是政治經濟評論者或教授,或是被人視作是人文領域的專家,不論真實世界中他們的角色如何,這些書籍最終的結論或推論觀察的邏輯基調無一不走向干預主義,強調市場的不德與無情,呼籲政府必須接手, 以為只有加大控制與財富分配,才能解決經濟問題.我們知道本書作者Richard A. Posner是法律經濟領域的領頭羊,也是美國聯邦法院的法官,但其實他也是一位自由市場主張的支持者,所以雖然探討的主題與期間與之前的出版類似,但先知道他的寫作基調若何,必然可以推測跟張夏準,Krugman,Stiglitz等主張凱因斯,福利國家等基調出發的書籍大不相同,而Posner也在中文版的序中特別指出書名用A Failure 而沒有用The Failure,就是為了表明他不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失敗,而是市場的一次失靈,Posner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發生了一次失靈,但終將從中恢複,而任何其它可能的替代方案早已被證明是失敗的,我們正是因為出發原點與其他書籍不同,才覺得有必要看這本老議題的書籍.

 關於Posner對次貸風暴乃至可能經濟蕭條的原因,與個人在閱讀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所提的心得論點近似,儘管自由市場主張有其不可閃躲的問題,但實際上真正的罪魁是政府監管的失措,與面對可能泡沫的無視,而危機發生時又無可稱道的應對政策.實際上Posner僅是承認市場經濟具有內在的不可避免的系統性風險,但他指明這一類風險已有了大蕭條時期的歷史經驗,如果能及時給予謹慎有度的監管,其實次貸風暴是可以避免的,而本書的重點還是集中在對政府未及實施策的結果與可能的方向,其實頗符合Posner一貫立場.本書先指出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在於過度的高風險貸款和個人儲蓄不足所致.與過去主流世界的觀點相比,大多數著作對金融危機的論述,都停留在濫發信用和過度保護的層面,Posner循著法律思維對金融危機進行概述後,便從個體論起,這些個體包括銀行,借款者,消費者,企業,管理者等,遵循傳統自由主義堅持的立場,市場中各主體追求其最大利益是無可厚非的,且各主體對金融危機常缺乏必要的預見與風險控制能力,對個體而言,金融事件都是小概率事件,發生機率極低以至於個體把危機的發生當成幾乎不可能的事.這些個體出於追逐利益的本性,進行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業務是必然的,Posner表示個體出於自身利益而出發的行為是理性的,但理性的個體集合行為卻成了不理性的源頭.在政府監管與法律手段缺失的情況下,個體行為的外部性導致市場的系統性缺陷,最後引致嚴重後果,就像若政府對汙染事件不提供任何監管和救濟,那麽廠商在決定其汙染程度的時候只會考慮個人利潤最大化,不會考慮汙染對和他們沒有現實或潛在契約關系的人的影響,其結果就是導致對於社會汙染損害變得極其巨大,甚至整個社會承受的環境成本要遠遠高於這些企業的獲益,Posner認為金融市場的情況與此類似.

 Posner指出這次的金融危機源自兩種危險境況的發展,2000年早期的低利率和始於1970年代的反監管運動,低利率使得借款變得更加廉價,而讓儲蓄變得沒有吸引力,於是個人債務上升而儲蓄下降.而購屋通常是透過貸款購得,加上房地產存量的增長不可能在短期內增加,因此房地產需求的上漲導致了房價上漲.而低利率同時刺激了經濟活力,讓股市也同時趨於上升.這樣一來隨著利率下降,人門的儲蓄越來越多轉向以購買房產與股票的形式,日益上漲的資產價格也會使持有人加強持有的信心.而人們的信貸需求主要是透過金融中介機構獲得滿足,為了獲利,中介機構借入資本支付的利率必然低其貸款上收取的利率.一個人如果可以快速收回貸出去的款,那麼它就會收取一個較低的利率,但在長期貸款上收取較高的利率,因此銀行業有她與生俱來的風險,即若一銀行的貸款遭盜很多的違約,他的債權人將會焦急的想收回對銀行提供的資金.而購房貸款就是一種長期性的貸款,現在這種款項的違約增加,自然就形成整個銀行業的壓力.銀行業固有的風險與商業社會中信貸的重要性,導致了政府對於銀行業的嚴密監控,始於1970年代的反監管運動乃是一般性的針對各種產野的措施,把銀行業包括進來只是因為該行謝受到嚴密的監管,當時的經濟學家與某些政客認為,和其他行業相比,放寬對銀行的監管有其他行業所沒有的總體經濟意義.

 在放鬆監管的意義上,傳統非銀行的金融中介機構如投資銀行,貨幣市場基金,對沖基金等逐步被允許提供與傳統銀行服務近似的替代性服務.因此這些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反過來與銀行競爭,相對被放寬監管的銀行也對應此展開爭奪競爭,漸漸的銀行資本轉而依賴短期信貸而非活期存款,也因此讓銀行的風險漸漸提高..在2000年早期的低利率背景下,銀行與其他金融中介機構發現了便利又賺錢的業務,即通過借款來滿足人們巨大的購房需求,但透過借款而非增加資本淨值的手段來滿足貸款需求就提高了銀行資本結構的債務與淨資本比率,放鬆監管也使競爭加劇,壓縮了銀行的贏利空間,而資金槓桿提升也提高的經營上的風險.走向信貸寬鬆,放鬆監管以及因此而來的高風險貸款等幾股潮流力量之間相互消長,讓銀痕意識到這個問題,而想辦法在不縮減利潤下降低貸款組合的風險,因此債務證券化與信用違約交換兩種新型商品由此產生.這些新金融工具降低了風險,卻也同時帶來風險,銀行既出售信用違約交換但同時也是信用違約交換的買方,同時是債務的保險人又是被保險人,反而使得證券化債務的風險變得更難評估,因這這些新型商品的複雜性,單一證券可能是由遍布全國數千宗抵押貸款構成,其風險度並非傳統方式能評估.

  許多人普遍認為關於2008年的金融風暴是源於那些金融機構中高階管理人的愚蠢,Posner直指金融危機並非由愚蠢,非理性,罪惡或無知所造成,甚至大多數無力負擔抵押貸款買房的民眾實際上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銀行更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也知道如果遇到違約浪潮,就可能要破產,因此才去努力分散風險,並設計風險管理模型,銀行知道把大量的資金都投入房地產行業,如果房價急跌,就會出現大量債務違約,更知道銀行間體此已經透過抵押債券的證券被綑綁在一起,如有危機,將會有骨牌效應.Posner也表明他認為銀行高管知道如果房價平均下跌超過20%,很多銀行就會破產,甚至會引起一場經濟衰退,布是無知而是這些高管受限於薪資的發放方式必然的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模式,而把風險置放在相對較遠的位置.銀行輕微的破產風險在大多數金融機構高管眼中是可接受的,因為他們認為風險在他們任職的若干年中都不太會發生,而在這段時間內,他們能賺到足夠的錢.因此人們期待銀行將其合法逐利經營所可能造成的整體經濟災難的風險內部化,是很不現實的,就像期待害怕失去工作與收入的人味了更大利益而去消費卻不儲蓄一樣不現實.

 對於一家企業可以容忍的風險,對於這個國家來說就不衣錠是可容忍的風險,這個國家要面臨的不是一家銀行的倒閉,而是銀行產業的崩潰,觸發金融危機,甚至揭開經濟蕭條.因為銀行業崩潰凍結信貸,正常的商業周期將被打破,導致產出下降,隨著經濟生產的下降,裁員就開始了,人們將會啟動削減支出,更進一步的造成產出下降,價格下跌,開始儲蓄,進入通貨緊縮,於是蕭條加速的過程終於產生,Posner其實已經明確了思路和問題發生的基本立場,所謂資本主義市場的一次失敗是因為個體行為的外部性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監管,雖然Posner並不否定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本是私人金融機構的行為造成,但在私人部門和政府部門誰該為危機負更多責任方面,他明確認為後者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甚至在批評了布希執政團隊後,直接將美聯儲主席Greenspan納入批評範圍,Posner指出Greenspan施行的低利率政策被認為助長了泡沫的形成和危機的元兇.他表示失敗的種子早在1970年代的放鬆銀行信貸和反監管運動中就已經埋下了,更直指任職美聯儲主席長達20年的Greenspan已習慣性的以創造一個信用泡沫來協助前次經濟修正順利的軟著陸,90年代的信貸危機或是2000年初的科技泡沫,都是以此法解脫可能的衰退困境,甚至自2000年起的房市榮景都是為了挽救網路泡沫破滅而施用的手段.以至於於他認為Greenspan對於房產泡沫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加上執政團隊的怠惰,無知,甚至是屈服政治利益下,配合著對於無能力償付房貸者放款購屋,才有著房地美,房利美的荒謬貸款,因此政府對於房產泡沫乃至經濟蕭絕對擁有首位責任.

 Posner表示其實2005年房市就已露疲態,2006年可以說是轉入空頭,但政府機構並沒有及時作為,目送泡沫破滅,同時低估了可能引發的信貸危機,2007年新世紀金融公司破產開啟了這波金融危機,2008年3月bear stearns頻臨破產被收購,局勢已經十分危急,但政府一直到了當年秋天市場開始瘋狂暴跌才真的出手挽救,顯然已經放任這個問題有一年多的時間,所以Posner認為政府不論是事前的監管,或對市場發展的敏感度都缺乏作為.分析了政府監管部門何以未能及時警覺並吸取教訓采取有效措施,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監管者偷懶,將自由市場變成了意識形態加以信奉,而忘記了市場自我修正需要時間和成本,無法一次性調整到位.至於後續的拯救措施,Posner更是指出完全依賴政治考量,解決問題的思路紊亂,可以拯救底特律的汽車業,但放任最大的商業票據公司雷曼兄弟倒閉不救,無異是一劑加速邁向崩跌與蕭條的催化劑,對於金融機構的拯救充滿算計與官員利益,甚至整個金融風暴都是這些監管者無知與官僚所創造出來的,Posner認為在資本主義體制本質問題外,官僚系統的作為與監管不力才是衰退轉為蕭條的主要因素,他不同意以道德來對謀取私利的企業與金融機構進行批判,因為只要方式合法,任何人都有權力冒他個人認為值得去冒的風險來取利,這是市場主義運作的根本,

 至於採取赤字消費支出與寬鬆貨幣政策拯救蕭條該如何配合,達到何種規模正是面對蕭條尚無可解的問題,因為即使有1930年代的經驗,經濟學界對於蕭條經濟的研究依然不多,而脫離學術派別爭論純就現實解決問題的有效對策也尚未見到,Posner批評了學界的派閥爭論,因為對於解決實際困境並無助益,他指出"在一個領域中存在若干相互對立的學派這一事實本身表明這個領域是柔弱的,不管其從業者多麽優秀,總體經濟學家不僅在預測和理解經濟蕭條上失敗了,而且在蕭條發生之後還不了解如何使經濟走上復興之路",可知解決問題才是要點,個人對於Posner的諸多論點並不陌生,很大部分都與自己平常思考之路一致,市場經濟的角度,對政府角色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實用主義對於法官與投機客的價值是一樣的.只是若以價值觀來評論,這恐怕就非主流社會能接受的,也是我們常站在少數那邊卻能有優勢的所在.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上)(下)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上))(下)(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自大稻埕的二手書店拿回這書,運氣不壞,號稱九成新,但目視推測前手大概買來就放進書架裡,更好的是只花了新書的半價,這本似乎已絕版,網路上二手都賣得不便宜,比新書價還貴一倍所在多有,要不是書涉及對馬克思主張的批評讓我懷疑簡體版會刪節某些內容,最終可能因購買不易而棄繁就簡.最早知道Karl Popper此人並非從思想,哲學領域的閱讀,而是源自我們投機客前輩George Soros,他的那本金融煉金術(The Alchemy of Finance),即便未必看得懂也知道反射理論奠定於Popper的政治哲學原則為基礎,從Soros的論述中能感受Soros對Popper高度推崇,似乎那就是他投機策略的哲學源頭,當然投機客們大多數只對Soros的煉金秘方有興趣,對哲學等令人瞌睡的學問寧束之高閣.沒太多人會好奇Popper的主張,沒想到現在居然要讀Popper的書,當然此時的路徑已非自金融,而是轉了一圈從一連串奧地利學派到自由主義等書籍的閱讀上.

  簡單的一種比喻,如果大眾認為北韓人民說自己的生活最幸福是諷刺的,Popper在這本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寫的就是否定柏拉圖,馬克思企圖建立一種自認完美幸福政治社會制度的可行性,書明白指出那些大師的想法單純,實與北韓人一樣的封閉天真,一切自認的美好純粹只是出於大師們自己的想像,毫無施行的可能,實際上結果必是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再擴大馬克思,柏拉圖的角色意義,就是以此兩人的主張為縮影,以他們自稱對於政治社會所提最完美的制度構想來代表任何一種宣稱對人類最有助力最完美公平的制度,即Popper明白大聲的說出所謂的烏托邦,理想國都是騙局,是欺人自欺,Popper壓根不信這世界有預設計畫下完美政治社會制度的可能.1984與我們最幸福要一是小說.一報導文學,都是以情動人,淺顯易讀,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本厚重,枯燥,參考大量古籍,歷史人物言論,邏輯頗艱澀,附註不比正文少,用1100多頁的談道說理來導引Popper論點的大書,縱使可稱為經典,卻不是輕鬆讀物,如果只是要人感嘆珍惜生活,大可不必看這種嚴謹作品,Popper寫書於1945年比1984與我們最幸福都要早,所說的一切都已成真,而它的現代意義在於提醒人們對這種宣稱對人類號稱最完美政治社會制度的防備,它不一定是共產主義,也可能它就是你身處國家當前正施行的政治社會制度,或是要人們警覺當前被選出自稱能帶領人邁向美好未來的政治人物可能就是下一個馬克思,柏拉圖.無論在認識論和社會歷史觀上,Popper的立場就是要批判權威主義,捍衛開放社會,即自由與民主的社會.

  雖然Popper思想的是以回歸理性出發,然而Popper實際的主張是對於理性的批判,真正的理性在於它可以接受批判,不迷信,不盲從的批判和探索是理性真正的精髓所在.Popper的態度是我可能錯你可能對,通過努力,我們可以更接近於真理. 科學之所以科學在於它既可以被證偽又不服從任何權威,很顯然,這不是一種完全的理性主義, 他不堅持理性能夠解釋包括理論自身在內的一切現象.在他看來證明各個學科其固有的價值預設是沒有確定把握的,而且不免落入循環論證的圈套. 如果一個人堅持理性主義, 那麼他本身就是有非理性主義因素的. 因為他存在這樣一種價值預設,那就是理性主義比非理性主義更有優越性.Popper也承認非理性主義比理性主義在邏輯上更具有優越性,那是因為它不需要對自身的存在提供合理辯護. 但同時Popper否認徹底的非理性主義.Popper指出完全的理性主義只會給人帶來思維上的困惑,而完全的非理性主義卻會造成社會的禍害. 所以,理性和非理性主義之爭,邏輯上不能提供答案,但在倫理關係上,在價值判斷上,理性主義比非理性主義的優點多.因此Popper沒有過多的在科學上突出兩者的對立,但在社會政治哲學中,他以理性批判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對立作為矛盾的焦點,猛烈抨擊了開放社會的敵人,即民主社會的敵人,Popper說一個部落,集體主義的社會是封閉社會,開放社會就是各人可以決定個人的事的社會, 而這個開放社會的敵人就是任何一種建立完美國家,理想國,烏托邦的想法或主張,因為那些最終都是造就極權主義的結果,集權主義就是這個開放社會的敵人.

 看這本書是懷疑的,不是質疑作者,而是懷疑自身是否有能力判斷思考對錯,真假與真相.雖然很久以前翻過一次資本論,但也只是浮光掠影,快轉讀過,所幸世上被逼讀馬克思思想的人很多,若有對Popper質疑或疑問,想必論者不少,應該還能在別處者到應對的質疑,但關於柏拉圖就無能為力了,自己連起碼的理想國都沒讀過,無法知道Popper所有引述評論對話集內容是否符合真實,甚至不知這些對話的時機,角色,目的,在不能辨別下只能依賴Popper的論述與觀點,必然會被Popper牽著走,這樣就失去了看這種書的意義.而理想國涉及了大量蘇格拉底的思想語錄,Popper在本書中將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做了絕對的切割,雖然一般認為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但Popper在論述時顯然傾向同意蘇格拉底,而以整個上冊來對柏拉圖的看法提出質疑與批評,並區分了兩者立論間的實際差異,理想國這書中心主旨談的就是正義,探討的領域包括了經濟學,政治社會學,政治哲學,倫理學,正義及知識.從這個基點出發,柏拉圖透過蘇格拉底的言論試圖建造一個理想城邦,這個城邦的司法理論是完美的,柏拉圖心中的理想政體模式是依靠德性,建立在知識和真理之上的貴族政體,而在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柏拉圖對理想政體依據現實根據進行了區分,分為君主政體,僭主政體,貴族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和暴民政體,這是一本政治領域的經典.由於蘇格拉底自己從沒有寫下任何著作,理想國的內容也是柏拉圖自撰,到底有多少是蘇格拉底箴言有多少是柏拉圖虛構,後人恐怕不能判斷,以此書為出發要對個人做出評判,恐怕有難以為繼的可能,但Popper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筆下把蘇格拉底就歸入個人主義,視其為解放人類心靈自由的聖哲,而卻將柏拉圖納入主張極權主義,菁英主義的代表,對兩者評論差異頗大,因此才會有因不清楚理想國內容,看Popper這書顯然很心虛之感慨.

 值得注意的是Popper以批判歷史主義為本書起點開始論述,實際上他卻從研讀歷史與古籍出發來導出個人理念,他直指修昔底德雖是歷史大家,伯羅奔尼撒也是部巨作,但這也只能表示那是修習底德一家的觀點,未必即是歷史真相,相同的,理想國雖是以蘇格拉底對話為主軸的經典,事實上卻充滿著柏拉圖的個人思維,與他對蘇格拉底的批判,透過引證與多重角度與角色的分析,Popper在本書中明確的寫下柏拉圖是一個極權主義的主張者,而修昔底德則是欽慕寡頭政治,反對民主政治的史家.透過這些對於個人政治信仰,道德主張,或是職業生平的了解,Popper才產生了對於柏拉圖思想的主要批判各種思路.而從柏拉圖歷史主義轉到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接著是馬克思的歷史主義,最後再以歷史的意義作結論,對於歷史主義的反對形成這本書相當重要的幾個連結,特別是以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的本質主義說起,重新將柏拉圖的不變轉成黑格爾的變動唯名,進而促成了馬克思思想這一段的推衍,從柏拉圖的極權主義,推到馬克思的近代極權主義,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到馬克思都成了開放社會的敵人.黑格爾在其間作為鏈結,也是除了馬克思與柏拉圖外被Popper批評最多的哲學人物,這些人物在政治或哲學上的看法或有不同,歷史主義,本質主義,唯名論,還是辯證法等差異在Popper眼中只是包裝方式的不同,他們幾位實質上都是期望人民應該崇拜國家,民族與歷史,人民是為了達成國家的目的而生存的,個人事實上還頗同意這觀察,一個特定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正是當代開放社會的大敵,特別是在經濟發展不順時,利用這種集體主義來達到執政奪權宣傳的口號,往往在民主社會中是取得選票相對有利的工具.

    依據柏拉圖的說法,因為他認為只有少數人才適合進行統治的工作,他沒有訴諸辯論式的敘述,只是宣稱應該由智慧者進行統治,他宣稱"除非我們能由哲學家擔任國王進行統治,或是現在那些被稱為國王的人真正適當地學習了哲學,使政治權力和哲學能完全相融合,並且將現在那些只從事政治而不鑽研哲學,或只鑽研哲學而不從事政治的傢伙完全驅逐出去,否則我們的城邦永遠也不會獲得安寧,人類也不會免於邪惡的災難", 柏拉圖將這些哲學家國王定義為愛好真理的人,並且以船長與他的船隻,或醫生與他的醫藥的寓言來正當化這種主張,既然航海和醫病都不是所有人能有資格實行的專業,統治也應該由專業的人進行.依據蘇格拉底所說在理想國裡所建構的理想國家,是要由檢驗一個城邦的正義與不正義的層面來決定的,一個真實而健康的城邦應該包含農夫,工匠,商人,以及掙工資的員工,但沒有進行統治的哲學家國王階層,也沒有如香水,香料,娼妓,糕餅等東西,也沒有繪畫,黃金,象牙,睡椅,詩人,獵人,以及戰士. 理想的國家是用以作為一種象徵,以表示一個人內心的意志,理性,以及慾望的綜合.蘇格拉底並沒有主張理想中的城邦,而只是用以突顯不同的人們以及他們心靈狀態的差異.不過柏拉圖哲學家國王的概念卻被許多柏拉圖之後的人們用以正當化他們個人的政治思想,一個懂得哲學的心靈應該具有理性,意志,以及美德的慾望.一個哲學家應該適當的熱愛智慧和勇氣,以智慧作為他們行為的基礎.智慧則是對於美德的知識,或是與所有存在的事物之間正確的相處態度,有關國家和統治者,柏拉圖表主張由一個惡劣的暴君統治反而更好,因為只有一個人能從事惡劣的行徑,不該採取有缺陷的民主制度,為所有人都可能做出那樣的行徑,柏拉圖表示那些聰明的,理性的,具有自制能力的,愛好智慧的,適合替共同體進行決策的工作.這些工作與靈魂裡的理性部分相符合,符合此一條件的人數極少.Popper也就是從這些對話論述間分出兩者間的差異,菁英對平民,極權對個人,專制對自由,明顯的突出了蘇格拉底而貶抑柏拉圖政治思想為一種終極的極權主義.

  Popper首先為歷史主義進行定義,以選民的概念入手,然後追溯這一思想回到了希臘社會從部落向最初的城邦演變的年代,從赫拉克里圖斯的流轉概念否定了一切永恒到柏拉圖為了消除這種恐懼從而在現世的無常之後發明出了永恒的理念,從而為歷史主義打開了最初的大門.柏拉圖崇尚歷史主義,認為變化是邪惡,靜止是神聖的,變化著的看得見的世界僅僅是不變的看不見的世界的一種衰落摹本,Poppper指出這個想象出來的哲學信條推出了柏拉圖的歷史主義理論,對原始最優社會的想象與憧憬,而這種信任依賴理性卻正是從非理性的流轉之中孕育而來的,.其後Popper指出了本質主義的來源,唯名論得到了新的描述,不再去窮究名詞的定義,而更關註對其狀態和相互影響規律的描述.從更本質的哲學探討進入了社會學理論,Popper詳細分析了柏拉圖的國家理論如何根植於其認為歷史變化,從而形成只能是負面的歷史主義哲學思想,其核心在於Popper認為柏拉圖使用了"正義","善"等道德名詞掩飾了理想國裡的極權主義思想,將其打扮得如同來源於平等.柏拉圖導出的正義原則是每個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只要統治者統治,工人們工作,而奴隸們被奴隸,國家就是正義的.正義是對自己分內事的堅守,對別人的工作不僭越.奴隸始終匍匐於社會底層.但Popper鮮明的反對人的優越性,無論是種族上的,智力上的,道德上的,或是教育上的,都永遠不能成為要求某種政治特權的理由. 其後,緊承上一部分,從社會學深入到了政治學,Popper特別以理想國為基礎探討了柏拉圖的城邦圖景,對柏拉圖的哲學王國中包含的生育制度,階級制度以及教育制度都帶著明顯的批評,全書中以靜態,不變,自然主義,古老,永衡,階級最終推展到極權主義的路徑來表達Popper對柏拉圖思想的理解,直言柏拉圖以牧羊者的態度來看統治者角色,認為統治者與被統治間應該有清楚的界限,階級各守本分,被統治者對於統治應該抱著敬神崇拜的行為態度,是一種建立在威權上的極權主義者,在上冊最後一章將柏拉圖的全部政治理想歸結為烏托邦社會工程與Popper所主張的細部社會工程相比較,要世人警醒著極權主義的思想其實離我們不遠,它們就夾雜在那些主張完美國家,烏托邦,理想國的制度理念中.

 Popper指出所謂的烏托邦社會工程是以整體社會改良為目的,所提出社會制度的改革方針,其目的是想創造一個完美的國家或社會,烏托邦主義者試圖實現一種理想國家,以一種極端美好的標準為目的,創造最大的幸福,所以它改革範圍與遠景是宏大的,而若想得到大多數人贊同這種改革,勢必要以較大的強制力來排除反對者,因而威權或極權的統治者較符合在此種環境下生存,而為了達成烏托邦必然會期望一個強有力的極權統治來達成目標. Popper相信柏拉圖的烏托邦方法與其完美主義聯系在一起,希望建立一個不僅比我們的世界好一點,而且是完全消除所有醜惡的世界,一個真正美麗的新世界. 相對的,Popper提出細部社會工程來做為改善的基礎思想,他認為社會制度的修復以較小的目標為起點,逐步完善制度,是一種成功機率較高,失敗傷害較小方式.他的細部社會工程將尋求避免可以避免的不幸,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終極幸福,而且細部社會工程可以避開烏托邦社會的獨裁者繼承者的問題,並免掉為之鬥爭的方法.Popper對於烏托邦工程學的批判,旨在勸告人們,不要將社會當成一個整體的重建,因為我們的經驗有限,社會生活範圍的變動極為廣大,實際後果是不可逆料的.他直言我們必須要求,每個人都應當有權自己塑造自己的生活,只要不過份妨礙到他人便行,所以他認為藝術家可以在其他材料上尋求表現,不必對政治採取相同的原則,Popper要求政治必須維護平等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原則,而他認為柏拉圖的主張正如藝術政治家,必定先行清除現存的各種制度與傳統,必須以整肅,下放,驅逐,殺戮來先行清除畫布,才能進行藝術型的改革,而Popper正反對這種大規模的政治工程術.

  Popper批過柏拉圖的極權思想後,接著就瞄準他主要的目標馬克斯思想,但並不是以直路行進,而是繞道亞里士多德與黑格爾,眾所周知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而馬克斯受黑格爾哲學思想的影響極大,因此他若能連結亞里士多德與黑格爾,就能形成柏拉圖與馬克思皆是極權主義的一脈相承.但Popper指出柏拉圖的歷史主義和黑格爾的有一些不同,黑格爾繼承了赫里克拉圖斯的一切皆變的思想,和柏拉圖不同,黑格爾並不認為變化的趨勢是走向衰落,而是趨向理念,是向上發展的,因而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是樂觀主義的.Popper抨擊黑格爾,他借用叔本華的話批評黑格爾的哲學邏輯混亂,武斷專橫的空言,甚至直指黑格爾的哲學之所以能發揚光大,是因為普魯士國家的官方需求.黑格爾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有著巨大影響,從書中看得出Poppe極度貶抑黑格爾,甚至舉例黑格爾以辯證法得出木星與火星之間沒有其它星體,卻不知早幾個月前已有人發現了這個星體來嘲諷黑格爾不知世事.其後開始展開對於馬克思主張的批判,從勞動價值到經濟周期理論再到馬克思的歷史主義以及道德理論,相較於柏拉圖與黑格爾,馬克思無疑是Popper最有好感的一位,至少肯定了他思想是源自於美好的善意,但即使如此,他對馬克思理論的批判也毫不容情.

  在Popper看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為他個人的政治主張服務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了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築.Popper認為經濟固然有其作用,但過分強調經濟的作用,甚至誇大為決定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無異是有問題的,首先,如果經濟體系被摧毀,只要技術知識仍然存在,那麼經濟體系很快就能被重建,但如果連技術知識也被完全摧毀,現存的經濟關係將隨之消失,而它的重建將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其次,對社會經濟條件的了解,離不開對科學,宗教等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解,但是反過來,即便沒有經濟背景,人們仍然可以研究一個時期的科學思想. Popper強調思想和知識是進行經濟活動的必要條件,而經濟因素絕不是人們進行思想活動的必要條件. Popper不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他看來這麼說是完全顛倒了. 政治權利是經濟保護的關鍵,民主政治是被統治者控制經濟權利的唯一方式.Popper認為馬克思主義無法證偽,是一種偽科學的教條主義,在Popper看來馬克思主義是曾經出現影響最廣泛,也是最危險的歷史主義.馬克思宣稱物質生產規律決定歷史進程,而資本主義規律蘊涵著毀滅其自身的因素,因為它造就了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並發展到共產主義,這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他完全是一種歷史必然,在Popper看來那完全是因為歷史主義局限性所致,因為通過歷史而預言未來,那是毫無根據的.

 黑格爾的思想分別被馬克思主義,黑格爾左派及其法西斯主義繼承.Popper 認為這些流派在知識淵源上十分近似,但忽視他們之間的差別則是不公平的.他首先肯定馬克思的真誠表示如果不承認馬克思的真誠,我們就不能公正地對待他.他還認為馬克思是真正熱愛自由的,馬克思對社會科學和社會哲學的興趣,基本上是一種實踐的興趣,他以為自己在知識中找到了一種推動進步的手段,因此Popper肯定馬克思用社會的經濟條件來解釋社會發展的動力的科學性和進步意義,他還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理論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只是不能簡單化的被運用.即使如此,在Popper看来馬克思是一位錯誤的預言家,他錯誤相信歷史發展存在著和自然科學一樣的法則,並且力圖揭示社會發展的規律. 馬克思和柏拉圖一樣,有一種唯美主義的傾向.他們都相信可以透過一種社會革命的形式掃蕩一切罪惡.馬克思把社會革命當成是取得社會進步的唯一選擇,把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看成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這是Popper不能同意馬克思的地方.更為重要的是認為馬克思誤導人們相信歷史預言是探討社會問題的科學方式.在那些試圖推進開放社會的事業的人的隊伍中,Popper認為馬克思的解決方案是柏拉圖式的烏托邦主義,馬克思沒有看到除了社會革命這種全方位的變革外,無產階級還可能選擇其他的方式改變他們的處境. 

   Popper的政治哲學與認識論和它開放社會的想法密切相關,他認為歷來把誰當統治視為政治問題的根本,但卻因此造成長期混亂. 在他看來,思想家不應受最美好國家或好政府美景的迷惑,應思考出現壞政府可能,從而探索和努力建立制度來防備防出現壞政府的可能.因此取代解決誰應當統治的問題,將重心放在如何組織政治制度來防止統治者極權的可能,使統治者不斷地從錯誤中學習,並允許人民對政府工作進行自由批評和討論,以便對統治者加以制衡,而達成主政者不敢或避免做壞事.Popper自栩為自由主義者,主張批判理性主義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而不是以古典時代的理性主義為基礎的舊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雖強調平等,自由,主張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認為人認識了真理就有了自由,但他們未能解決威權主義的問題,反而讓自己陷入新的權威主義之中,這是因為真理並非自明,而是難以獲得的,當一般人得不到真理時,就又轉向迷信個人權威. Popper的政治自由主義繼承了傳統自由主義,認為人們需要有秩序的國家是因為國家可保護他們的自由,國家可保護人民免受罪惡侵略,這是一種保護主義的國家觀.但在賦予國家保障的職能後,它就擁有巨大的權力,也必然存有濫用權力的可能.所以自由主義者通常又主張必須限制國家權力,只有受自由公民所控制的國家才能為公民提供合理的保障.因此國家既要發揮保護公民的職能,又要時時提防它濫權為非. 在Popper看來一切的政治制度問題,法律結構問題,與其迷信某個統治階級的優秀品質,倒不如建立好的控制制度,使之難以濫用權力,再好的統治者都可能走向腐敗濫權,而有了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即由被統治者對統治者施加某種有效的控制,就可能迫使壞的統治者不得不做些符合民眾利益的事情,所以他堅持這樣一種基本原則:國家雖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如無必要,它的權力不應增加.

  Popper傾向於民主制度,但不認為民主即等於多數統治或人民主權,在他看來民主制度只是能夠用不流血的方法來罷免或撤換統治者的政治制度,民主社會的傳統也使當權者無法破壞這些制度,這才是最大的優點. 而與民主制度相對立的專制制度則只能通過暴力或革命才能撤換政府,Popper說我們願意通過理性的討論來解決分歧,但如果在事實上不得不生活於專制統治之下,那就要面臨容忍的矛盾.容忍異己本是一種理性的態度,但容忍不能擴大到不容忍的人,否則就會破壞容忍本身,因此我們有權利在必要時對不容忍者采取暴力. 因此Popper認為民主制度的真正重要之處不在於其政策比專制的政策有多高明,而在於它對政府權力的制衡,它實現的一種自我調整的機制.

 Popper把從柏拉圖透過黑格爾到馬克思等對社會改造的方案稱為烏托邦主義,他不贊成烏托邦主義, 用這種烏托邦方法對社會制度進行設計在Popper看來是必然失敗.因為它首先必需存在一個絕對理想的方案,其次.對這個方案要有絕對的信仰,同時必須有辦法將好的方案挑選出來,最後.還要有實現這種方案的最佳手段,而Popper認為同時具備這幾個條件是不可能的.執行上只要烏托邦工程管理者間存在任何的意見分歧,如果不能以理性的辦法解決,就可能訴諸暴力.所以烏托邦社會工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英明的領導者,因此這種方法是十分危險的,它容易導致教條主義,使人們過分依賴精神領袖或偉大導師為我們設計的理想方案,且很容易為極權主義的產生創造條件,同時還為政治家推脫自己的責任找到合理的借口.如果一種方案實施的效果好,政治家可以把它作為自己的功績,而一旦它失敗了,政治家們又可以為自己辯解,把責任推給前人.Popper提出細部社會工程的方法,他認為這種思考方法具有可行性,用這種方法可以不必事先有一個社會藍圖,他也不預想要一步到位實現某種理想國家,而是採取逐步的方式,進行有可行性的社會改革,Popper認為烏托邦與細部社會工程間是理智和非理智之間的差別,細部社會工程是任何時候都可以實施的,它鼓勵人們積極地改變現有社會中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爭取更好的結果,而烏托邦的方法潛在地期待某種一勞永逸的變革,不切實際地以為人間天堂可以在一夜間建立起來,事實上烏托邦夢想最終都是災難性的結果.

 Popper在書中盡地分析了極權主義產生的原因及它可能帶來的後果,個人雖然不能完全了解哲學路徑推衍的對錯,但還能領略時時警醒對政治語言中潛藏的惡魔,在一個號稱右派的網上,看到了許多自稱自由主義的人,然而他們所有發表文章的重點,全是以政治領導人,區域,民族自決為議題,骨子裡卻是嚮往集權主義與強人政治,類似這樣內心住著一個威權主義思維,強人政治思維的卻稱右派,稱民主,甚至自認開放者不計其數,甚至,我們可以脫下長褲露出短褲抗議髮禁制服,卻歡喜接受一致性的營養午餐,我們可以穿著皮衣金屬鉚釘喊Rocker卻對高度崇拜於某種國家主義或政治人物,其實我們並沒有真正發現,雖然自認生活逐步美好開放,極權主義其實一直伴隨在身邊,它是用潛藏隱晦的方式入侵現代人的生活,當我們說不要家長制時,自己卻又當了另一種家長,當我們不要孩子記憶標準答案,自己卻又給他一個答案.而這才是Popper的書帶給讀者最大價值所在.開放社會的敵人,一直沒有離開

太平天國之秋

 

太平天國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進入卡爾波普的作品前,先看本輕鬆的,就挑了這本近期新書太平天國之秋,作者Stephen R. Platt.

  這本關於太平天國的故事並不將重點放在太平天國的各王故事,也不過多敘述關於長毛與清戰事的歷程,但書潛藏的目標是宏大的,Platt企圖建立一個虛擬歷史的自問:如果太平天國能成功取代滿清政權,中國能否提早50年進入現代化的改革,而非要到1911年的革命?如果太平天國能促進現代化並改善中國與外國的通商關係,那麼英,美等國是否曾思考協助太平天國政權的建立?當時英國究竟做了哪些判斷最終決定不協助太平天國轉與清廷合作?又是哪些人事物導引了英國政策以致太平天國失去可能的外援?此書敘事有一個特點,就是以外國人觀點來看時代的演變與清朝政權,並非因為這書是外國人寫的,而是Platt引用了大量那個時代英法美俄等外國人的看法想法,檢驗了這些國家當時對清政策的作為,來重新看這場中國內戰的意義.Platt省去了對於這場戰爭多數戰地場面情節的描述,甚至連太平天國的許多要角輪廓都完全不提,而著重在1860年前後的國際觀點,特別是英國官方,當時內外的媒體的觀點,由這些外國人主觀的角度來看太平天國與滿清的戰爭,作者重新賦予對長毛故事論述的新生命,在夾敘夾議的結構裡,偶爾引述當時觀點,或來自英國官方,貴族院,下議院,或是泰晤士報,紐約時報,北華捷報,德臣西報等等不同的報導觀點或社評,反向一窺在清朝那種封閉社會下的一些現象,正因為有這個特色,讀這本書看的就是外國人當時如何看中國內部的戰爭,是叛亂?還是革命?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主觀者也有了明顯的心態變化,列強從而改變了對太平天國的立場與態度,是相當有特色的作品,雖然未必有新意或是創新,不過作者說故事能力還不錯,沒有枯燥,議題看似嚴肅但閱讀倒是如小說一般輕鬆. 

  事實上這書運作邏輯的基調在橡皮推翻了滿清一書已被談過,透過貿易將滿清,英國,美國這三方連結成一個彼此相互影響的經濟體.英國在美國購買優質棉花供應曼徹斯特為主的紡織業,以此與在印度種植的鴉片二者為商品銷售給滿清,英國從此雙邊貿易中取得白銀,茶葉與絲織品,賺得的白銀一方面可以支用向美國買棉,另一方面則提供了大英帝國充裕的海軍軍費,維持它當時主要的貿易與海權強國的地位.在1850年洪秀全起事後,中國南方的運輸受阻有礙茶葉與絲品的出口,但大致上還不能破壞此種三方貿易結構,可1861美國內戰開打,終於使得英國仰賴的商品交易方式面臨解體的可能,兩個主要的貿易國如果都陷入無止盡的內戰中,不但茶葉,絲織品,棉花等商品無法進行交換,缺乏優質棉花將可能摧毀曼徹斯特的紡織業,而白銀流入減少恐進而影響到英國貿易與海權在全球的霸主地位.是以從這個可能演進的結果出發看英國主政當局,派駐滿清的英國官員或來自西方傳教士等不同角色如何來對待這場戰爭的交戰雙方,以及這些人對清朝內官場權力結構的改變而調整交往策略與角色的過程,至於太平天國戰事反而不是本書的焦點,洪秀全除開場外幾乎神隱,而寫出資政新篇的太平天國總理干王洪仁玕反而居要角,其次是李秀城,陳玉成.

 個人認為Platt以洪仁玕為要角是有意識的,他的目的是要表現出太平天國文明性,現代性的一面,來突顯這個被主流中國視角看成賊匪集團的另一面,雖然未必能達到平反,至少Platt視其為革命,是與滿清相對抗的政府,不是一個單純內亂一群野蠻的長毛,即他將當時的中國看成與美國南北內戰相同,清與太平天國是同時存在的兩個治權,同時藉由提升太平天國的理性來驗證這個政權有能力改革中國,洪仁玕曾在香港居住多年,跟隨傳教士學習英文,西方文化和制度,他根據在香港及上海所見所學的西方知識提出資政新篇,作為太平天國長遠發展綱領,主張在經濟政治上要學習西方,興商業,辦銀行,鋪設鐵路,開礦,辦郵政,並提出司法制度,建立監督政府機制等,獎勵技術發明,主張關閉寺廟道觀,反對傳統迷信,設辦醫院學堂,革除殺嬰吸鴉片與婦女纏足等陋習,禁止買賣人口和使用奴婢,外交上則提出放棄萬邦來朝的自大心態,全面向西方開放,雙方平等對待,洪仁玕的資政新篇在開放西化的程度上比日後清廷的洋務運動與維新更為全面徹底.事實上一般人如果沒有讀過關於太平天國議題的專書,除了天王洪秀全外,大約只知道東西南北與翼王,加上教科書對於宗教儀式的描述而對太平天國有了叛亂的既定印象.用一個基本上沒有長久實權,戰績不佳的洪仁玕做要角,本身就是一個有目的性的起點.洪仁玕的治國思想和其他太平天國成員間有天壤之別,在洪仁玕到來之前,太平天國是典型的帝王式統治,除了宣揚一堆烏托邦的假議題外,在法治上並無先進處,它以一種軍事機器的形式存在,談不上實現天國的理想,且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而洪仁玕的資政新篇理想恰與此相悖,那怕資政新篇充其量只有牌坊的功能,洪仁玕也不能力挽狂瀾,Platt還是以他作為起頭,當然自有深意,那是因為洪仁玕是太平天國中少數真的與西方傳教士一起生活,學習宗教知識的人,跟天王與他手下自創聖三一假托基督教教義之名的上帝會,在外國人眼中還是有很大的差異,正因為有著洪仁玕,當時在華中乃至香港,上海的傳教士普遍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國的立場,至少它與他們有著共同的上帝,藉著宗教的臍帶將他們聯繫在一起.

  Platt一方面以資政新篇來表述太平天國可能帶來新思想,新政策,表現出太平天國現代,理性,法治,科學,制度化的一面,另一方也以對比的手法來顯出太平軍與清軍對待百姓的差異.當李秀成解圍安慶不成,回師浙江,不論是攻取杭州,或是進軍寧波,非但未出現大規模的屠殺事件,在Platt筆下太平軍竟然成了有軍紀,開放且文明的部隊,同時並沒有出現妨害英美商人的通商事件,相比於曾國荃收復安慶後,長江出現8000浮屍,或是攻克南京後的全城屠戮,姦淫擄掠,甚至傳說曾國荃私自搶走了所有太平天國的財物,並縱火掩飾,表現出湘軍的殘忍,Platt藉由這些戰場的描述,顯出兩軍對待百姓的不同,顯出太平天國比清軍更有人性,更仁慈,書中有不只一次的表現出曾國藩,曾國荃對於洋人的不信任,對於通商的反感,甚至屢次表現出曾國藩的英美軍隊的鄙視.認為它們徒仗槍砲,汽船之利,貪財無信.並不想與洋人有過多的接觸,頂多是派容閎赴美購買造船設備,以顯示出曾國藩雖為當時中國權勢最高之人,卻沒有放眼新世界新思想新制度的眼光,以為洋人最多是器械之法優於中國,仍以野藩角度來看西方,作者在曾國藩的故事描寫雖多,讀者應該明顯看出Platt寫的是一個忠於傳統帝王,儒家思想,階級制度,官僚體制的讀書人,而不是有改革能力,能夠稱王,甚至膽敢稱王的英雄,至於當政的滿清,本書一開始即描寫了1858~1860三次大沽口的戰況,描寫了狡詐的清朝主戰派如何以欺騙的手法挾持巴夏禮,而終遭火燒圓明園之災.以此顯出咸豐的無能,主戰派肅順,端華等人的愚笨,傲慢,更要緊的是顯出滿清這個政權的老態,落後,顢頇不識時務,不願改變的心態.

 在敘述的結構中表現了太平天國,滿清,與曾國藩對於當時世界變化的反應與認知後,Platt接著對於英國與滿清,或說英國人對於中國存在太平天國與滿清兩個治權的看法,明顯的,官方角度從英國駐中國的軍政官員卜魯斯,何伯,或是首相派麥斯頓,外相羅素對外雖然始終表明中立主義,不介入中國地區的內戰,但明顯對於太平天國的看法是負面的,是一群妖言惑眾,野蠻無治的莽夫集團.但從宗教立場,從傳教士系統,一路到寧波事件前包括羅孝全等大多數都站在支持太平天國的立場,甚至親赴天京,與太平軍所控制地區傳教,而在中立主義下悄赴長江中游太平軍地區進行貿易外國商人,更是未曾明白反對過太平天國,反而因為交通受阻,大批物資集中上海而得利,直到寧波事件,太平天國守軍的無知侵犯,終於給了英國政府明白打破中立主義的藉口,堂而皇之地加入清軍陣營,與之共擊太平軍,雖然背後真正的因素在於英國主要的兩個貿易國都先後發生了內戰,對於美國內戰,英國至少必須穩住一個地區的貿易平穩安定,而協助滿清打擊太平天國,有助中國內部的穩定,有利於英國的貿易之路.但作者卻以一個隨機事件的發生,做為英國官方改變對於中國內戰的看法,頗有些不同於大環境的認知.

 前面提過這本書應該是有意識的,結論中明白透露出Platt認為太平天國若能成功奪得政權,中國確實能提早50年進入現代化改革,且晚了50年造成現在即使全力追趕西方,也仍在緣木求魚的限地中,作者引用的是伊藤博文:英國與中國交往做的最大一件錯事,就是協助滿清打擊太平天國,以至於讓中國遲遲進入不了現代化改革.從整本書的敘述都表現出Platt對於太平天國的認同,起碼對於它作為一個政權,是內戰中的一方,而非是叛亂分子的角色有著明確的認定,洪仁玕做為太平天國與西方智識的連結,替太平天國的現代性與理性加強了可信度,間以不同於傳統形象的太平軍描述,加之當時的英國對華貿易非但未因交通阻礙而減少,反而因此增加,是以提供了論述偏向於太平天國若能成功對於中國現代化的正面性,雖然一切都屬於一個可能的虛擬歷史的猜想,甚至過於推論牽強,但在當前頻繁出現中國崛起議題的書籍中,算是一個有趣的切入點,個人不是太認同這個結論,起碼書末咎責洪仁玕與卜魯斯兩位各自造成太平國對洋人的幻想與英國政府對太平天國的壞印象,區區兩人就能導引歷史未免過於單向?不足令人深信,但就一本說故事的書而言,它的閱讀性還是有的

權力與市場

 

權力與市場(Power and Market,Murray N. Rothbard )
 

  如果米塞斯反資本主義的心態一書呈現的是聰明睿智,這一本權力與市場就是挑戰讀者價值極限的書籍, Murray N. Rothbard以最極端的角度,說明政府干預對於個人生活的破壞與影響能達到何種地步,,在提出一個個的實際政府制度中找尋傳統觀念的對立面,一個大多數人連想都沒有想過的可能路徑,先不論論述的對錯,光看這種大膽假設的思考,犀利不自限的質疑,閱讀這書就已值回票價,Rothbard不斷揮出刺拳打的讀者暈頭轉向,不禁要問,怎會如此思考?看得出Rothbard好辯,絕不同於其他奧地利學派學者,他用簡單的語言,圖表說明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的罪惡與錯誤性.從第一章購買防禦服務開始,就被此人的膽大吸引,他竟敢直問如果警察,軍隊,法院,監獄等政府組織都改由市場提供會發生什麼事?明明白白以一個無政府國家的思維,無政府主義的試探性論述,他試圖闡明一個極端的可能,就是以自由市場的商品服務完全取代政府暴力干預服務的可能.比起米塞斯所言政府管理為不可消滅的必要之惡,Rothbard則進一步的試圖論述不要政府的可能性.現實中Rothbard試圖將奧地利學派與古典自由主義和個人無政府主義結合,他因此被視為是最重要的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之一.

   Rothbard界定市場交易是非強制性的,交易雙方均能夠得到了獲利,只有個人才知道什麽東西是自己最急迫需要的.而政府的施政措施比如要求人民納稅,則多數是強迫性的,民眾沒有說不的權力,我們歷來被教育納稅與服從政府的領導是天經地義之事,像大多數人信奉愛國主義卻從來沒有追溯過它的必然之理,若真的仔細追究下來,政府多數的強制施政措施與強盜手段並沒有本質上差異. 第一章Rothbard就告訴我們,政府只是一個秩序的提供者,因為國家暴力致使它的地位是壟斷不可侵犯的,然而在市場中,這種秩序可以由私人提供,市場中因為存在競爭和非強制性原則,人們因而能享受到了自由選擇與更優質的服務.Rothbard提倡自我所有權,主張所有人都擁有他自己身體的權利,以及擁有財產的權利,同時每個人都擁有個人勞動所得的成果,也都擁有與他人交換財產的權利,每個人都不能先行侵略他人身體或侵占其財產,他認為政府收稅是一種強盜行為,因為這是政府在未經個人同意下強行奪取他人財產,

  這書70%的內容在談政府干預市場的各種可能現象,在此以本書所提的政府干預中關於壟斷與托拉斯來看這半年很熱門的社會或政治事件.在有線電視法尚未施行前,各地早就有私人所設的系統播放業者,因為沒有法令規範,各種現象叢生,私人系統商沒有正式播放權,侵權氾濫,彼此競爭的系統商隨意架線破壞市容,還為爭取收視戶採取如剪取或偷取他人電纜線的行為,收費紊亂,收視品質沒有保障,隨著經濟發展,當越來越多人加入購買有線電視服務後,政府自認有責任保護消費者情況下出手了.有線電視經營區1994年首次公告,全台一直維持51個經營區,共有62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其中多達39區為一區一家.主管機關將全省有線電視市場劃分為51區,且一區最多5家業者,而93年版的有線電視法第22條也規定,業者在同一行政區域中不得經營一家以上的有線電視系統; 但是對於業者的跨區經營與所有權轉讓規定卻無明文規範,以致同一業者可以同時投資經營全省不同行政區的有線電視系統,或是透過在同一行政區市場進行整合,形成一區一家的局面,這種單一公司跨區經營有線電視業的方式,也就是廣義的MSO. 事實上最後形成這種一區一家的現象,根本不是商業市場競爭的結果,而正是堂堂政府干預所造成的,光是限制經營家數,限制經營區域,限制收費等經營要素,就可以知道官僚的愚昧,沒有透過市場的計算,怎麼算得經濟規模,怎麼可能知道這種預設條件是能讓幾家系統業者生存獲利,還是只有全數虧損一途,完全是武斷的自傲.於是乎多數區域雖然開始有數家系統商但最終邁向廝殺或聯合整併到只剩一家有線系統服務才能生存或分贓的現象.更甚者如台北地區的一區一家,完全是政治運作的結果與市場競爭無關,可以去查查過往的新聞便知道是那些政治人物所提倡的模式,那些政治人物採用評分制,完全以自由心證決定誰能經營,排除了小型企業而圖利大財團,非其所喜的財團還被排除經營資格,至於經營龐大多區的MSO,法令並未對其限制,而企業同時經營頻道與系統亦從來沒有被列入法令限制中,法令未限制之事人民就可以做,這是一個自由法治民主國家的最根本條件.哪有人民依法經營,到臨頭才要說這種事有問題?更要緊嚴肅問題的是,如果同時經營頻道與系統有問題,真正解決的辦法,是開放系統商品,捨棄單一規格統一價格沒得選擇的制式商品,讓收視戶自行選購頻道,讓消費者決定想買的頻道數目與想看的頻道,不想看旺中的人就不買旺中頻道,不想看三民的人就不買三民頻道,回歸市場機制,讓消費者自由選擇,即使一企業再大也控制不住消費者喜好,那麼何來誰控制誰思想?或言論單一化的可能?恐怕只剩政治人物知識分子不願民眾看特定頻道而已,數位化後這種服務輕而易舉,明明有市場法則可以解決困境,卻要去聽一些政治人物,社運人士,知識分子全然不對焦點的推論,不論政治單就教育,見微知著,一個不能用知識經濟的學者或領導者,不能用自己所學反以自己所喜的價值來影響國家政策,那麼本地政經環境的全面沉淪也是必然之事.

  以上實際呈現壟斷現象依據Rothbard的說法其實不是市場,而恰是政府干預的結果,政府為高效率競爭者設置的最重要障礙而授予準壟斷的,是反托拉斯法.政府對市場的生產要素或組織的任何懲罰,都會損害經濟體的效率,要素因此而無法得到最大回報,消費者也無法得到最大滿足,效率最高的生產者得到處罰,效率最低的則獲得補貼,而Rothbard指出所有的壟斷都是源自政府授予的特權,假如政府真的要減少壟斷,唯一的手段就是廢除自己的壟斷授予,因此反托拉斯法根本不可能削弱壟斷,這種法律的執行結果只是不斷運用各種手段折騰效率最高的企業,反托拉斯法的表述是模糊不確定的,讓行政當局根本是先確定什麼是,什麼不是壟斷犯罪,反托拉斯法充滿了刻意的模糊與具有追朔效力的規則,沒有一個商人知道自己何時犯罪,何時沒有犯罪,在政府沒有猛撲過來提起訴訟之前,人們也永遠不知道,這些專斷的規則,事後查明犯罪的做法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企業的主動性受到損害,生意人心懷恐懼,屈從局政治人物的專斷蠻橫.關於托拉斯Isabel Paterson總結"政府不可能恢復競爭或確保競爭,政府就是壟斷,它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施加那些導致壟斷的限制措施,這些措施到了要求個人從事生產需要批准的地步,這些就是身分社會的本質,反托拉斯法就是向身份法的回歸,政客們通過了一項法案,根據該法律,公民無法事先知道什麼是犯罪,於是,它讓所有的生產性努力都可能遭到起訴,即使並無確定的罪名".不知道Rothbard若見到本地排名第一經濟系領導正做著他幾十年前寫下可能結果的行為時,會是怎樣的想法?只能說前人智慧實在前瞻,大多數的推論描述都成了真實發生的一切故事,諷刺不可謂不大.

 Rothbard提出了政府干預的三種類型,並通過現實社會干預類型進行各別分析,旨在駁斥現實社會中流行的觀點,主張這個世界透過自由市場經濟運作的效率高於政府和國家.本書雖然沒有明白直指無政府主義就是最高圭臬,但大膽假設懷疑指出政府與稅收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然性.當前解決經濟問題都是在國家政府和稅收等既有框架內來探討和發展,而Rothbard則毅然拋開這些框架,直接談論廢除框架的可能性,意義重大.就Rothbard來說政府就是一個合法的犯罪機構,政府永遠不是人民的必須,而且政府還從裡到外排除有利於人民的事.政府不是一個營利性的企業,它的錢透過增加賦稅或者創造通膨獲得,當政府狂印鈔票時,第一批拿到鈔票的人通過投資資產性行業掠奪了最後一批拿到鈔票的人的財富,當它增加賦稅的時候,要麽給某些企業提供補貼,要麽直接搶劫了民眾的資產,削減了整個經濟體的活力.Rothbard指政府侵害干預共分三類,首先政府可以命令一個個體去做或不得做特定的事情,這個行為只直接涉的這一個體得人身與財產,稱之為一元干預(autistic intervntion),其中任何的命令都僅涉及干預對象本身;其二若政府強制干預對象與自己進行一項強制性交換,或要求該對象向自己納貢,稱為二元干預(binary intervention);而若政府強迫或禁止一對個體對象之間的交換,則是三元干預(triangular intervention),其間的支配關係是建立在侵犯者與一對交易者間的三方之間.而所有類型的干預都屬於支配關係,命令與服從,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自元與互惠關係.

  三元干預涉及的是政府對民眾間彼此交易的關係,舉凡關稅,強制性卡特爾,執照,質量和安全標準,關稅,移民限制,童工法,征兵制,最低工資法,工會,失業救濟,反托拉斯法,禁止基點定價法,生態保護法,專利,特許權和公用事業,國家征用權等都是涉及與保護政策相關的議題,這部分因為與一般民眾,特別是相對弱勢的保護,故極為受一般民眾注目,也是政治人士用力之處,不過本書寫政府干預的重心在於稅,三分之一的干預內容關於政府徵稅的影響.比起常見的市場經濟主張者,Rothbard可謂更極端,他連一般右派支持的營業稅都不以為然,指出營業稅並不會向後轉嫁給消費者,反而會向前轉嫁給要素提供者,有礙生產與製造.Rothbard指出營業稅的本質其實就是一種較輕的所得稅.而當前所謂的資本利得稅更是受到Rothbard的批評,他指出不論這種型態的稅率結構如何,稅級如何劃分,本質上都是一種對累進資本的課稅,明明白白依像指出包刮富人稅,遺產稅,累進稅,等等都是有礙於資本效率,將資金從有生產能力之人,轉進政府機構,將創造生產的能力改以政府消費替代,讓實際不用繳稅市場投資能力低劣的公務員取代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來決定資金要用在何處,實在是對社會國家的一種傷害(Rothbard指出不論公務員是否要執行繳稅的動作,本質上公務員與官僚是不用納稅的,他們所繳的稅不過是降低自己的收入而已,畢竟政府支出中主要部分還是給公務員的薪資,因此對公務員徵稅不過是浪費效率,跑了一圈無用的活動而已,甚至因為補貼實際上收入增加),而作者表示對於累積資本課稅都會往前轉嫁給生產要素,及受害的是薪資,是租金,是利息,而實際上是一般小民,其他關於廢除所有稅項只收單一地租稅制雖已不合時宜,但也值得看看Rothbard對於稅這個議題思考想像的廣闊,當然這種關於稅的討論基本上還是無政府主義或小政府主義為基調,簡單的運作邏輯就是把花錢決定權由企業家轉給官僚會比較有效率?比較合乎正義?比較能促進社會整體發展?很顯然,這並不如表面看到的這麼簡單.

  書的最後段是談反對市場的倫理學,這部分米塞斯在人的行為一書中說得相對詳細,本書用一個單章有精煉的作用,以此出發對於以倫理為出發,對於人的行為批判來指出福利經濟的問題,從道德與否選擇的問題,平等的可能性?政府是否應滿足人民生活基本保障?身份社會對經濟的影響?慈善活動的自願性?對物質主義妨礙生活品質的指控等等議題都有相對的論述,如果沒有看過人的行為,倒是可以從此一單章了解奧地利學派的主要思想基礎.Rothbard認為經濟學預測不了任何東西,只能提供一種觀念,主要在捍衛個人私有財產,不要迷信於政府萬能思維,更要防止官僚體制不斷從人民口袋中撈錢,如果真有所謂的掠奪,不是來自資本家對勞動者,而是來自官僚對於人民,只有源自個人自願的交換,交易,才是創造有效的進步動力.至於書關於民主制的討論,頗有讓人意外處,作者說民主是槍炮子彈的替代品,不是和平轉移的本質,他主張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人是沒有投票權的,雖然一定與主流世界流行的觀念大異其趣,卻頗有讓人從另一條路做另一種想像的思考趣味.這本適合給願意思辯的人來看,共勉之.

P.S 本書與前一本都購自 http://www.ta-lu.com.tw/  一家小小的書店,像家庭作坊的小店位於公館景美間的萬隆,要是沒去買書,大概永遠都不會在這站下車,也不知這種小店能維持多久.

 

官僚體制︰反資本主義的心態

 

官僚體制︰反資本主義的心態(Bureaucracy &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接著幾本書彼此間有內在連繫性.原則上慢讀少寫.先看的就是這本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作品.嚴格說它由兩本書官僚體制與反資本主義的心態合併而成.後面那本有夏道平的繁體譯本.書看的暢快淋漓,雖然不似武俠小說,卻也有閱讀小說的感受,輕鬆自在,無甚負擔,簡單明白,卻意義深遠,一般說來如此嚴肅的話題,緊密的文字,又窺破假聖者思想,悶也悶死了,難怪現在沒什麼人要看,只能說米塞斯太精明,行文不廢話直指要害,不玩文字哲學遊戲,就是一個坦蕩的好,理性,睿智,熱情貼近人世,是虛偽者難以忍受的論述,雖沒比較過繁簡兩版的差異,但簡體這本也還行,至少我覺得算平穩,一看譯者之一馮克利,翻譯過傅高義那本鄧小平,水準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只是這麼好的書在本地絕版終究是可惜.以當前的出版趨勢與閱讀市場,應該也很難讓書商再版,相較之下,一個憲法標榜社會主義的專制國家卻出版了絕大多數自由主義名家的書籍,反讓人有時空倒置的感受.

 這兩書主在表達一個共同的論述,為什麼大多數的人喜歡官僚體制而厭惡資本主義下的市場經濟?人民喜愛官僚體制?確實沒有看錯,雖然一般民眾所言所寫無不以表述反對或厭惡官僚體制為主張,但多數人的行為與思想的底層卻是深愛官僚制度而不自知.不論是不是受國家主義或大政府主義影響,人們潛意識中就是希望一個無所不能的上帝,或是一個掌握一切的總調度者,來解決或幫助個人可能面臨的生活困難與險阻.這種思維也非源於今日,想想看以前連小學教科書都寫上的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 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不管是否真解其意,許多人都能朗朗上口,以為這是什麼聖道或理想國烏托邦的世界,但實際上,期望透過一個賢與能的個人或政府來達到以上的境地,卻明明白白表現出人們喜愛官僚體制的心理或背景,不管這種賢與能該如何評價,或是否真能達成,甚至只是一種對教條主義的僵固迷信,對一個無所不能政府的期望是許多人的終身價值觀.

 米塞斯很清楚官僚制度對人的影響,官僚統治是一種對人類的所有生活與活動領域的入侵,反對官僚體制入侵的鬥爭,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對極權主義獨裁的反抗,但他也知道要將它完全取消是不容易的事.Mises指出"官僚管理是民主政府不可缺少的手段,是一項行政技術和組織原則.官僚體制本身既不好也不壞,它是一種管理手段,對於政府機構的管理,官僚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許多人視為罪惡的東西,並不是官僚體制,而是官僚管理領域的擴張.這種擴張,是日益限制公民個人自由以及經濟和社會政策用政府管制取代私人主動精神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官僚主義,它是讓個人的全部生活,工作與休閒服從於當權者的命令,它將人貶低到一架無所不在強制機器上的齒輪,它強迫個人放棄一切未得到政府允許的活動,它不容許任何異見.就像社會主義者鼓吹的勞動大軍,或像福利國家所主張的福利國家保障,在這些制度下,只有一個人或少數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都是奴隸.從搖籃到墳墓,它緊緊的束縛著個人,生活的每個時刻都必須不斷的服從從最高權力所發布的命令,國家既是他的保護人,也是他的雇主,國家決定他的工作,飯碗,喜怒哀樂,告訴他要想些什麼和相信什麼.而官僚體制正是落實這些計畫的幫手,問題就是沒有官僚部門與手段,政府就無法運轉,政府無法運轉便沒有文明的政府,社會合作也無法進行,所以一定程度官僚統治是不可缺少的.

 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生產的物質由公民即資本家或土地擁有者.工廠或農場是由企業家或農場主管理.但是資本家,企業家或農場主本身都不能決定必需生產什麼,這是由消費者決定的.假如消費者不買他們提供的商品,商人將無法回收支出,他的錢也就白花了,如果商人無法讓自己的生產適應消費者的願望,不用多久將會喪失自己顯赫的地位.而能滿足消費者需求上的人就會取代他.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真正的老闆是消費者,透過購買或拒買來決定誰應當有資本來進行工廠管理.而利潤動機正是迫使商人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提供消費者所需要的商品要素.因此,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是一種經濟民主的體制,每一塊錢就是一張選票,消費者是擁有主權的人民,資本家,企業家是僕從,如果他們不服從,不能滿足消費者需求,便會失去自己的地位.但是,人們對資本主義並不了解,因為傳播或宣傳對資本主義做出完全錯誤的描述,大量的公共輿論歪曲輕蔑的將它打為悲慘的制度,而一些政治人物他們的政績目標就是要限制生產,對技術的進步設置障礙,而事實上人們所抨擊現象非旦不是資本主義的主張,實際上他們都是施行官僚體制社會主義學說下的結果.官僚管理是一種運用於行政手段達成目的的機制,這種行政結果不具備市場上價值,因為不能以價橫量,也就沒有法評估他們被執行的價值與效率,更無法按人民需求強度的先後來執行.因此當前所謂的資本主義,其實就是一種在政府干預下的制度,它不是真的市場經濟,自由市場,而是一種建立在官僚體制干預下的私有制,當局可以對自由企業賺取利潤進行限制,當局可以限制價格決定利潤率,當局可以從稅收上合法拿走企業多數的利潤,凡此種種行為,會因為官僚體制的介入,讓企業主,資本家不再單純專注市場消費者,而是轉而將部份或全部的目標轉以先滿足官僚制度中的官員需求,從而失去了降低成本,高效率工作的動力.當人們誤把官僚體制當成救星時,就會不自覺的去找一個或一群高貴全能的統治者,當他們自認找到時,就會有所有人應當自願服從這個超人獨裁者或貴族團體,他們不承認有其他人或團體可以自稱都有這種至高無上的品質,因此如不採用多數表決在候選人者進行選擇,那唯一的手段便只剩內戰,以暴力產生獨裁者.而對利潤的追求是要靠公眾自願掏錢,消費者不上門,企業便不能生存,官僚卻是用強制手段讓人們掏錢,並不能證明官僚能滿足人們的迫切需要,只不過證明它的干涉對每個人都是很重要的事.

 資本家必需滿足消費者需求才能生存,準確說是滿足人類欲望,在資本主義前,一個普通人可以享受到汽車,電視,冰箱這些商品,但享受的同時卻有一群人批評資本主義.過去在封建社會中階級森嚴,一個人的出生基本決定了他的一生,但在資本主義下,彼此先天出身不同,經歷努力不同,結果又不同,當失敗或成績落後時,人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卻以資本制度做為替罪羊. 成功者總是少數,人總高估自己,失敗者容易自卑,但人性的陰暗面,不僅要為自己開脫,還要汙衊成功者的作為,這時無所不能的道德主義上場了,人們於是宣稱這個萬惡的資本制度不獎勵正直的人,而是把成功給了採取投機取巧,剝削勞工的資本家.而他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誠實,不屑卑鄙手段.在失敗者的諸多理由中,直接怪罪的就是資本主義,特別是知識分子,不但具有類似的仇恨情緒,再加上文人對弱勢族群的重視,於是某些包裝在階級主張上的反資本哲學的論述就躍上檯面.大部分人心中有的都是模糊抽象的東西,是一些他們搞不清楚的名詞概念,於是雖然不懂,這些人卻與知識分子聯合起來共同抵制市場主張,資本主義.

 Mises指出發現美國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仇恨比歐洲等國家更嚴重,歐洲上流社會流行文化沙龍,組成分子中有商業巨子,純文學作家以及潦倒的音樂家,而文化沙龍並不是由富豪而是由作家詩人等知識分子在主導,反之,美國的上流社會是由富人主導,大家聚在一起只是打牌品酒彈運動娛樂明星八卦,美國社交界與知識分子之間就有了一道鴻溝,社交界蔑視知識界,而知識分子更加瞧不起商人,當一個在美國教授物理的老師發現自己的收入還不如橄欖球隊教練高練,在實驗室里的科學家發現工商界人士只重視他們研究工作的金錢價值,他的憤怒更為加重了.Mises發現在美國有好多物理學家同情社會主義,而且由於他們不懂經濟學,這就很難讓他們不抱反資本主義態度.同樣的,當白領們發現資本注意居然不是按照智力工作的真實價格給予報酬,反而經常給予那些專業技工優勢,便開始質疑這個制度,好像一個苦讀的博士生畢業後發現自己的收入還不如賣肉女模的一個零頭,這時候出現不平衡是人性的必然.相對於文化圈的另一批人,是來自娛樂界的共產主義戰士,Mises發現好萊塢和百老匯是共產主義溫床,他說"驅使娛樂界人士反資本主義的動力來自缺乏職業安全感".工作的不穩定性,不能保障花有千日好,於是他們傾向共產主義.他指出好萊塢和百老匯的共產主義者,沒有一個人曾經讀過任何社會主義的著作,也沒有分析過資本主義 市場經濟,正因為這個事實,才使得藝人們迷失在一個幻覺當中,一旦剝削者被清除了,他們的那些憂慮也就消除了.各種職業各自從自己的角度立場以誤解或不求解的態度來看資本主義,於是便成了當前的社會現象.雖然Mises是以觀察美國社會得出的推論,但反射本地今日的社會現象,也無一不是如此,那些娛樂圈,文人,編輯,導演,作家,流行樂手,工人,農人,知識分子面對2007金融風暴以來的世界所言所表述,無一不是1944年的Mises所言. 在資本主義下,工人本身直接或間接是一切工業產品的消費者.在市場經濟下,不是剝削導致了富有,而是滿足了消費者欲望的過程,使得人們富有,Mise認為社會主義者缺乏經濟學常識,他們只不過是在妬恨的驅使下相信社會主義的美好,對一些經驗中不可否認的事實視而不見.

 以前有機會去採訪一個金控富豪,正式工作結束後,那位富人在他高樓辦公室的窗邊手指遠處路口的大樓,然後再指著另一路口的大樓,一一說著這都是屬於他旗下集團的不動產,然後再隨口一說的大樓已把台灣各地繞了一圈,此人財富絕對在本島居前五名之內,甚至他坐過幾次媒體報導的首富.幾年後,我在一個公共空間的廁所中遇到一個髮鬚皆長,全身髒臭皮膚汙穢的人攔住我,他說:先生,你不要害怕,我不是要跟你討錢,我是想請問你,我有一張悠遊卡,請問我是該搭到台北車站,還是sogo才能討到比較多的錢?世上確實有不公平,可是這種不平是先天還是後天?該如何解決?幾年前有一位老師躺在忠孝東路的路上夜宿抗議,因為他買不起房子,幾年後他辭了教職放棄社會運動,賣起鍋貼,然後藉由連鎖加盟方式擴展,就是現在常見的四海遊龍.鍋貼大王的選擇未必是解決不平的唯一路徑,但起碼他提供一條曾經的成功路,一個此時被眾人唾棄的道路.共勉之!

(可能有聯繫的幾本是 米塞斯 反資本主義的心態->海耶克 致命的自負->羅斯巴德 權力與市場 ->弗里德曼 兩個幸運的人 ->卡爾波普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波斯納 資本主義的失敗,顯然不是一串太輕鬆的閱讀書目,)

耶路撒冷三千年

 

耶路撒冷三千年(Jerusalem：The Biography.Simon Sebag Montefiore)

   説的是城市的歷史,耶路撒冷有其獨特性,不單因它有三千年或真實或神話的故事,更在於它是一個包納主要宗教,政治,民族交融,交戰,交錯的時間與空間所在.對於我這種無宗教信仰者,本書起碼提供在宗教視角外的歷史探索,讓我們不必再受神性與典籍的約制,也不要再在難以體會的宗教詩歌,語言或偈語中一知半解假裝懂得自以為的延伸,而不明所以.Simon Sebag Montefiore這本耶路撒冷三千年是一部詳述耶路撒冷的作品,依照年代順序講述這座城市的歷史,雖然某些區塊若無完整的背景知識會覺得無所適從,大體來說作者以盡量簡化讓書能成為通俗性的作品,對於這個區域政治宗教文化等層面了解仍處在懵懵懂懂中的人來說,是可以考慮收一本的,若要說欠缺點什麼,至少應當增加一個能做全局回放的簡單時程表或時程對照表,可能更有助易於瞭解這耶路撒冷這三千年中相對於周邊地區國家乃至世界各地個對應的時代是怎樣的狀態,畢竟以厚度來說它夠分量,但就三千年而言,它其實單薄,單薄到必須捨掉許多必要的連結,以至於許多部份產生了斷落而不能全盤說通,但我想作者應該是考慮過這部分影響的了.

  我一路看到十字軍東征,終於見到與我先前思考出來一致的推論.西元1095年教宗烏爾班二世在克雷蒙號召教眾前去討伐被穆斯林占領的耶路撒冷,他說那片聖地被卑賤的奴隸奴役著,你們的職責就是把聖地從野蠻人手里拯救出來,狂熱的教徒們在教皇煽動性的演講中激起了熱情,他們堅信完成了這項任務就能得到上帝的寬恕,人們紛紛領取十字標誌,籌備遠征,一場轟轟烈烈的漫長戰役就此拉開序幕.烏爾班把恢復天主教會的權力與聲望視為自己的人生使命,他提出了新聖戰的構想,來激勵基督教庭世界與教廷,主張把異教徒逐出耶路撒冷可以位自己的罪帶來救贖.這是一種開先例的贖罪觀,形成了基督教版本的聖戰,但它也呼應了一般民眾對耶路撒冷的遵崇.在那個充滿宗教熱忱與神聖預兆的時代,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城市,不僅被視為最崇高的聖地,也被當成是天界的王國.烏爾班提到朝聖者遭到屠殺,又講述了土庫曼人的暴行,這些都挑起了基督徒對於聖墓的安全感到憂心.十字軍東征提供了人們冒險的機會,使得數千名經常闖禍的騎士與劫掠者離開歐洲,滿足了部分人離家的願望,部分人殘酷凌虐的喜好,這是一場唐吉訶德式的冒險行動,雖然帶有虔信的內容在其中,卻也是一種現代人難以理解的精神,基督徒以為能獲得一個讓自己所有的罪惡得到原諒的機會.史家泰爾的威廉表示"美德懿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明目張膽的通姦,奢侈,酗酒與賭博","暴力在各國橫行,欺詐,背叛與陰謀詭計讓一切事務蒙上陰影".土魯斯的雷蒙率先拿起十字架,八萬民眾中有王公率領訓練有素的軍隊,有些是冒險家帶領的烏合之眾,還有一些是神聖隱士引領的虔誠農民,他們拿起了十字架.當第一波越過歐洲朝君士坦丁堡而去時,為了報復基督被殺,他們強迫了數千名猶太人改信或予以殺害.1099年十字軍包圍了耶路撒冷.一個多月後耶路撒冷被十字軍攻佔,歐洲人進城後屠殺了城內大多數穆斯林和猶太人,其後並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國,規定穆斯林不准入城.1173年一個來到耶路撒冷的人寫下"耶路撒冷是一座小城市.充滿了東正教教徒,亞美尼亞人.希臘人和喬治亞人,只有200名猶太人住在城市的一角.".自此,耶路撒冷逐步走向衰弱,甚至成了住民稀少的小城市,雖然它依舊是三大宗教主要的傳奇聖蹟所在,也是各教朝聖者盼望親臨的城市,聖墓,圓頂清真寺,還是猶太禮拜堂,一再在戰火或爭奪中更換主人,猶太人也因此流向全球各處,但又隨著宗教復興或政權更迭又轉換新的形勢,直到今日依然躁動不安,仍是世界上可能的主要區域爭端乃至戰火的所在地.

  事實上這並非耶路撒冷首次遭遇人禍,西元70年提多率羅馬大軍圍困耶路撒冷,即使猶太國王都已提前出走投降,但並不能撼動那些虔誠的信徒死守耶路撒冷,羅馬軍隊利用先進裝備和攻城設施拆除了城牆,攻入城後並拆毀了聖殿,由於正逢猶太人的節日,城內糧食很快消耗殆盡,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圍困其間大約110萬人喪生9萬多猶太人被俘,事後並被賣到埃及為奴,到西元130年耶路撒冷幾乎沒有人居,直到羅馬皇帝哈德良重建耶路撒冷,做為懲罰,在耶路撒冷遭巴比倫和羅馬軍兵攻陷的紀念日,哈德良將耶路撒冷剷平,原址重建愛利亞加比多連,同時將所有猶太人趕出巴勒斯坦,禁止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此後400年間猶太人不被允許進入耶路撒冷.類似的歷史就在這個城市一再重複上演,首先讓人想起究竟宗教與政治間的關係如何?究竟是宗教藉著政治生存發展擴張,還是政治利用宗教的特性催眠或說蠱動了平民百姓?而耶路撒冷的複雜性在於它是猶太,伊斯蘭,基督三種宗教共同認定的聖地.由於歷史傳統,文化淵源,發展狀況和社會制度不同,政教關系呈現出多樣性,大致可以分為政教合一,政教主從,政教分離三種,然而不論發展出何種關係結構,受益者總是社會或國家中政治與宗教權力的上層.

 君士坦丁大帝在爭奪帝位時曾傳說兵士看見一個發光的十字架懸在空中,他又夢到基督告訴他要用十字架為旗幟,所以登上帝位後,頒佈米蘭詔書接受基督教,這是基督教第一次在歷史上取得政府承認,其後狄奧多西終於讓羅馬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異教雖仍被寬容,但視為個人宗教,至於背離基督教正統思想者則被當做異端,而使用如死刑等極嚴厲的方法對待,中古世紀的歐洲,一切與正統教會的詮釋不相符合的思想都被視為異端邪說,13世紀教會甚至設立異端裁判所,動輒以死刑對待被斥為異端的人,以寬容博愛訓示世人的耶穌原是個宗教不寬容政策下的犧牲者,但中世紀的基督徒卻忘了這一點,不寬容任何其他的宗教與不容許對教義作多元的詮釋,受害者在得到政權支持後反而成為信仰自由的加害者,真是一項悲劇,而這種不寬容的精神直至現代仍未能絕跡,若從政治與宗教正向關係似是此,然而一旦情勢逆轉,宗教不再對其有利,或背後支持此一宗教的另一勢力不再,則這個宗教團體就面臨被打壓的厄運,又或者政治勢力為了其利益,在利用某一宗教的同時不但常常罷黜其他的宗教思想,也常常依自己的私利去改裝此一宗教的本來面目,使成為一種堅固的輿論力量,讓人民在精神上可以彼此嚴密監控.加上宗教常宣稱自己所傳的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永久真理,這真理具有一種絕對的,賞善罰惡之能力,更使得統治者可以利用人們畏懼的心態將教義與政治企圖相結合,有時宗教提供的未來樂土理想,更成為革命家煽動群眾的藉口.於是,從鮑德溫一世到四世,十字軍,伊斯蘭,突厥,蒙古,馬木魯克等各部族你來他走,電影王者天下正演繹當時的故事,戴面具的痲瘋國王鮑德溫四世大戰薩拉丁.雖然有宗教的元素在其中,但恐怕少數貴族或強人的利益才是真正影響天下不可變的主因,是以當我們可能覺得閱讀中世紀的耶路撒冷一段有如流水帳,但其實正是說明這種政權交錯,成王敗寇,無所適從,與處在城市角落中的百姓必需一再面臨可能的恐懼或殘酷屠殺.

 而本書也有值得爭議的部分,只是並非如此顯而易見,那就是關於錫安主義的描述.雖然作者並沒有特別為這種主義下一個特個人的宗教或政治意義,但從第8單元帝國整體敘述的感受,英,美,俄羅斯,法國等國內的宗教參酌著政治勢力的混合因素,恐怕有暗指著帝國主義主導錫安主義的可能.沒有宗教信仰仰的我原先很難理解為什麼作者會以英國新教徒與新英格蘭的福音教派熱衷錫安主義起頭,認為於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讓耶穌再度降臨的那種可能是他們最大的期望,即使宗教如此,為什麼一個單一猶太人的巴勒斯坦國家對於身在新英格蘭或倫敦的他們是如此重要? 書似乎就從這帝國這單元開始,錫安主義變得無比重要,隨然之前偶有提及,但那也僅止於彌賽亞預言一種附帶衍生的話題,而且個人從書的描述感覺中似乎英,美,法,俄這些外國勢力比猶太人更熱衷於錫安主義.不管它是甚麼理由,以色列這個國家的成立確實是因為二戰後的政治勢力所決定的,雖然我能提出這種質疑,卻未必理解體會不同種族,宗教,政治勢力等不同屬性者主張的正確或認同度.正如耶路撒冷這個城市的各種宗教聖物或建物遺跡,早已是混合分不清究竟誰屬,也許屬於基督遺跡建物之下埋藏的正是伊斯蘭或是猶太教的遺跡,誰都包括誰,也都被誰包括,根本分不清到底屬於誰?又如基督,伊斯蘭,猶太這幾個宗教幾千年來的對抗,甚至宗教下不同的教派如正教與天主教,伊斯蘭的各教派遜尼,什葉與多到令人搞不清的各種教派之間的對抗,又如這些宗教經典之間的關係,我們這些非信徒恐怕就算讀了這一本書也未必能弄得清楚,因此,我沒有去深究那些歷史過往是是非非,而寧可著重於現象的演變.不禁讓人思考每個宗教都試圖將彌賽亞放進自己的終極教義中,卻視其他宗教的彌賽亞是異端邪說,難道這中間就沒有相互包容的可能,難道宗教也要如國家,種族,政黨對立那般,只有一種可能?對無宗教信仰的人來說,誰是誰非已不易說清,更何況是那些自小在宗教教義,國家民族教育,部族傳統薰陶下的人們,這種差異紛亂更是無解習題.不知道是不是為了避免對於宗教可能的批評,作者在這些區域糾紛問題上面向了以帝國主導的傾向,雖然這是一個方式,但個人還是存在比較大的疑惑,直到第九單元錫安主義開篇終於了解了作者這種論述的意圖,他以帝國主義鋪陳的目的是為了傳遞一個對巴勒斯坦爭端的視角,這個視角不在我們日常所知所想或能理解的範圍中,但作者以此做為解決區域或種族紛爭的答案,雖然未免太過天真,但卻也是一種曾經,或可能的和平方式.

 雖然單一種族的巴勒斯坦國家是目前西方國家的認知,但事實上Montefiore在這本書中選擇了不同的答案,或說以隱諱的手法提出他個人對這個爭端的答案.書沒有提出對一個以色列國的反對,而是敘述曾經的現實世界,在那個應許之地,信仰基督的阿拉伯人,塞法迪猶太人,亞美尼亞人,貝因人,猶太教,天主教,正教,伊斯蘭教徒比鄰而居,在各自的慶典時盡情參與,但同時也不排斥它教的盛典,不同種族間能說對方語言者不乏其人,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接觸,連服飾,建物都已彼此融合很難再分清誰是原創,猶太人提供鹹餅給阿拉伯人,也吃著歐洲人的麵包,而阿拉伯人也找猶太人割禮師來處理自己的問題,這才是當地民間的真實情況.但民間之外的統治階級不論是宗教或是政治卻非如此,書中主要內容寫的是德皇威廉,俄國亞歷山大,尼古拉或是英國的張伯倫,勞合喬治對於耶路撒冷未來的各種想法主張,赫茲爾,戴維格林,蒙提費歐里等猶太人的一個猶太國思維,都不全然是基於對宗教信仰的神聖,而是背後各有其私利算計,十九世紀末當時對於猶太人的迫害遠比我們今日只罪咎希特勒要更廣泛的多,俄羅斯,奧地利,德國等國政府都有明確殘殺猶太人的主張,而當時猶太人逃難的首選卻非耶路撒冷而是美洲,猶太國的建立地點也未必在巴勒斯坦,包括加薩,東非,乃至德國都曾經被列入考量,猶太人的建國主義者也沒有必然的單一選擇.甚至對於巴勒斯坦土地的購入,包括猶太人,阿拉伯人都曾經有過做為,不是單一民族的主張,作者Montefiore以此前後對比想說的答案可能就是一個融合不同種族,包納各種宗教,允許各種政治主張的多民族巴勒斯坦國,只是他沒有直接表明,因此後半部邁入十九世紀後雖然國際情勢詭譎,書也很詳細地當時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狀態,東西方勢力消長,或者進入二十世紀各種極端主義興起,頻繁的戰事,還是各類恐怖活動,雖然使得區域和平面臨更多糾葛,但作者有暗指這些其實都是政治作為的後果,有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乃至宗教教義,但其實都不是對人類發展有利的答案,雖然多民族多宗教的巴勒斯坦國是人文社會喜歡的答案,但就現實面實踐的可能性太小.

  這本書份量不小,但就三千年來說它又太單薄,二十四史都不知是它多少倍也不能盡寫真實,何況書寫者的想法才是關鍵,想從此書瞭解地區歷史的梗概或許能夠,但要全面了解當時耶路撒冷所在政權的所有歷程則不可能,作者明顯剪裁取捨專注在描寫耶路撒冷的人文歷史發展,去掉了對各時代掌權政權的書寫,個人認為還算是個不錯的方式,但若能以年表方式提供這方面資訊的輔助,或許能讓讀者明白相對時代全球各地的時代狀況,或許能讓人更進一步認知當時的世界與耶路撒冷對比差異或相似之處,也提供讀者更多想法想像的可能.

米塞斯評傳︰其人及其經濟學

 

米塞斯評傳︰其人及其經濟學(Ludwig von Mises : The Man and His Economics)

 偶然在Yahoo拍賣看到一套夏道平翻譯米塞斯人的行為,標價3600,雖說是嚇人,誰教紙本已絕版,只能任其開價,不過自由市場就是如此,有急需者自會下標. 事實上夏道平翻譯引介三本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作品繁體版,人的行為,反資本主義的心境,經濟學的最後基礎,全部已無市售繁體版,想閱讀者大概利用平板與網上流通不合法的PDF檔或是看譯文評價不高的簡體版就能達成目的.這一本小書米塞斯評傳就是簡單介紹Mises其人其事其思,作者Israel M．Kirzner是米塞斯的學生,同屬奧地利學派,書雖單薄,但對Mises生平與思想的描述料已足夠.雖然直到今日Mises的成就像他生前一樣被低估著,名氣遠比不上那些拿諾貝爾的人,但如果對於自由主義有興趣者,Mises與他的主張卻是務必要知道的重要人物,

做為社會科學家,一面擁有個人的信念,價值與喜好,一方面又要客觀公正地進行研究.如果不能清楚的將這兩面劃分出來,那將是危險的,做為一個Ecomonic Science主張者,與新古典主義,計量經濟完全不同路數,Mises堅持經濟學中立於一切的價值判斷,儘管經濟學是一些政策和政治行為的基礎,但本身是脫離政治獨立的,即Mises把Max Webber的價值中立學放到了個人思考的主要基礎上,無論個人對經濟結論是贊同與否,喜好與否,都絲毫不能影響經濟結論的有效性.對於經濟學結論的闡述是不該帶有個人意圖的.因為他認為只有中立的經濟學才能產生良好的經濟政策建議,然而過往的歷史表明,公正評判經濟政策的科學性相當難以達成.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可以利用否增進一個國家的福利來判斷某個政策是否適合,但在19世紀末,新古典經濟學家指出要確定國家福利增進這件事的確定有些困難,於是他們轉求另一個替代標準,新古典經濟學者在評估一個政策好不好的時候,都依據它是否能增進一個國家的經濟福利.而到了20世紀的福利經濟學,則認為可以根據政策對稀少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來判斷政策.對奧地利學派來說,以上的標準都是不充分的,把總合的客觀福利作為政策竭力追求的目標是不令人滿意的,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並不認為社會效率是平價公共政策經濟好壞與否的一個有意義的尺度.對於評斷政策好壞,Mises指出一旦我們了解經濟規律的存在與運行,以及可能與情理相反但可以被這種規律解釋的那些結果,人們就能認識到政策制定者通過他們的政策,將會在不知不覺中觸發經濟因果鏈的運作,而其產生的結果將會完全不同於他們原要實現的那些目標.Mises更挑明的指出可能正是因為這種可能性,才使得政治人物有否定經濟學教導的傾向,一個經濟政策之所以被定義為壞的,正是因為它的結果與政策制定者所期待的目標結果不一致.其次,即使成功的完成那個經濟政策計畫,但仍會因此伴隨效果相反卻隱藏的問題,如貨幣政策帶來經濟繁榮,但也伴著通脹問題,又如中央計畫社會主義的不可行性,因為沒有參考的要素價格來做為執行基礎.其三Mises認為在一個自由市場中,生產者與資源所有者的決策基礎是預測消費者的支付決策,即市場都是由消費者偏好決定的.這並不意味自由市場使社會效率最大,或是使總合社會效用大,它僅表示所有生產決策與資源分配方式,都被那些試圖通過正確決策獲得最大收益的決策者用局計算之中,Mises堅持"消費者主權"是經濟體系中人們渴求的特徵,政府干預會破壞消費者主權,因此也就成了壞的經濟政策.因此,Mises相信經濟科學使我們會得出一個結論,一個支持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政策,一個自由放任的,沒有任何政府干預的資本主義政策,已經被科學的證明是最好的政策.自由市場鼓勵市場參與者的決策在總體上實現相互協調,而其動力來自滿足消費者偏好與需求.自由市場將會產生能夠成功的被實施的決策,這些決策尊重消費者的主權,也是消費者主權的實現,如果政策執行者能夠了解自由市場經濟學,他對自由放任的追求將會產生與他們預期一致的結果.Mises更相信國家干預只會使這些結果受挫,而國家干預中最極端的一種形式稱之為社會主義.

  Mises對於社會主義中央計畫的評論首見於1920年.他對中央計畫的批評建立在一個基本的經濟洞見上,他指出經濟效率的基礎是成本與收益的理性計算,對各種可能性作理性的權衡.但這種計算只在魯賓遜一個人獨處荒島的簡單條件下才可能,要在複雜的環境中進行計算,首先必須有共同衡量的價值單位.在市場條件下,這種價值單位就是常見的貨幣價格,雖然以市場價格作為比較計算基礎是不完美的,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進行計算與理性決策來說,這種不完美事可以容忍的,雖然不能答社會最優,但此種情況下理性的個體決策是可能的,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個體計畫之上的,在市場條件的限制範圍之內,這種計畫是到限制的,被迫是理性的.但在中央計劃下的社會主義,連這種被迫的理性都喪失了,因為此時沒有一個價值指標作為中央計畫者經濟計算的依據.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中沒有資源服務市場,不適用貨幣的計算,決策者將無法對資源單位進行評價,因此社會主義下理性的中央計畫是完全不可行的.

 Mises其實意識到干預主義做為經竟政策具有政治吸引力,特別是經歷了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主流媒體呼籲要以直接或間接形式的政府干預對市場進行規劃,控制,為的是使市場免遭風險與過度的自由放任,政治人物為了個人的權力需要積極的迎合公眾對於經濟政策的要求.它們試圖將中央計畫與資本主義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即融合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優勢與利用中央財政,貨幣政策和市場規劃等手段進行有意識的保護,這種混合制的經濟制度才是當前主控世界的主流,它們多數只是凱因斯主義或凱因斯主張的一些變型而已,但已經是當前主流經濟學家一致選擇.Mises認為將混合經濟做為一條可行的第三種選擇完全是一個神話.他批評包括反托拉斯,各種價格管制,貨幣政策,赤字預算,農業補貼,關稅保護,收入與福利的移轉等,所有被委婉稱之為現代福利國家的手段都無非是一種國家干預主義的表現而已.他更指出所有的這些干預措施注定要失敗,因為他們不願顧及消費者偏好,因此也就無法達成他們的目標,甚至可能創出不好的結果.工會與最低工資法都會提升公眾的消費成本,助長通膨的貨幣政策危害擁有存款和其他資產的大眾,特別是窮人,最終這樣的政策只會導致惡性通膨與經濟衰退,凱因斯主義充分就業政策的結果就是通貨膨脹與伴隨著各種不幸的後果.干預主義最壞的一個結果就是他不可避免的導致政府對經濟的越來越深入的控制,而直接展開滑向社會主義的步伐.Mises稱政府干預具有一種內在的動力,它能產生一系列的變化使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全面轉向社會主義.而所有對於干預式經濟制度的批評,在若干年後的今天,形成對世界一種奇妙的諷刺.自2007年以來,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主張不知已經歷經多少批評,卻幾乎很少人自覺所謂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其實並不存在,人們所批評的正是Mises早已宣稱的混合式經濟制度,人們的批評就是之前只有0.3乃至0.5的凱因斯主義不夠,他們要更全面100%的凱因斯,在他們看來以為的市場失靈,其實是混合經濟制度失靈,是政府失靈,而當前對經濟發展各種批評的主張,與對於未來可能政策的提議上,特別是均等主義的公平正義思維,無非顯示當前一般民眾乃至經濟學家更希望國家能更進一步全面管控經濟,0.3凱因斯不夠,那0.5的凱因斯如何?當100%凱因斯不足時,前述的現代福利國家主義的措施就上場了,甚至於朝向社會主義之路還會遠嗎?.感受一下這期間的社會輿論,書籍出版方向,乃至政治語言,不得不讓人佩服Mises在那麼多年前就想像出的世界趨勢正在發生,而竟然還被人視若無物.

  這種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長期誤解,正來自於人們對經濟學發展的誤解,其實Mises這人一向不是大家在經濟學教科書上所謂均衡理論的主張者,甚至他認為這種主張是錯誤的,而我們卻把新古典的主張硬戴在他頭上,以至於多少人罵街,其實是罵錯人,罵錯制度,罵錯時空而不自知.Mises主要經濟主張有四:

 1.市場過程:Mises反對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他認為市場是由企業家行為所組成的,通過企業家對消費者需求的揣摩,市場經歷了一系列的失調糾偏動態循環,均衡作為時點,本身缺乏實際意義.也就是Mises更重視價格變動調整的動態過程,根本與當前所謂的均衡思想不同,更甚者,Mises對於以數學或計量方式來描述經濟的方式頗不以為然.

 2.消費者主權:在市場中,僅管企業家直接控制供給,但他們不是至高無上的,船主是消費者,消費者通過買或不買的決定控制著生產的模式,政府的干預影響了企業家對消費需求的判斷,破壞了消費者主導的市場環境,從而引發危機.也就是消費者的偏好變動才是造成生產者追隨的主要理由.任何脫離消費者偏好的干預方式,最後都會導致失敗.

 3.貨幣理論:Mises指出其貨幣價值決定,是根據回溯定理,由潛在貨幣需求者的購買力決定,來自過去的實際數據,源頭在貨幣第一次被當作交易媒介的時刻,其次Mises不認為貨幣是ㄧ種中立性定位的記數工具,貨幣作為市場交易中的一個動態因素,本身不可能只是作為數量單位而不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

 4.商業周期:在Mises看來經濟危機產生於貨幣供應量的擴張,這使得利率低於應有水平,對於企業家而言,他們為了爭取未來更大的利益,會延遲消費需,利用資金杠桿進行各種並不成功的投資,最終這些投資計劃大多失敗,從而導致市場價值下降,此時由於消費品供給量減少,導致價格上升,利率向通常水平回升,形成從危機的商業周期.

 Mises所指的政府干預是指干擾市場,就是政府的活動或法令強迫企業或資本家以不同於市場所決定的方法來使用生產要素,在這種體制之下,市場經濟的名義特徵被保留如私有財產權,工資,利率,但是事實上市場的參與者必須無條件服從政府管理機構所發出的命令.而那些堅持把干預主義做為一種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的人會發現,他們採取新的干預行為是為了解決更早先干預行為所產生的惡果.在批判干預主義之下,Mises強調他並沒有否定政府的必要性與適用性,他意識到政府機構可以有法律的強制力來制衡強悍個體所做的反法社會行為.Mises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強調政府是一個有益的機制,使得市場實現有益的可能.但是當前的政府形態雖然有避開威權的形式,卻也不可免的走向另一種面貌,遮蔽了原來該有的面目,它打著維護公眾的經濟利益的旗號來干預消費者主權.在保護財產權不受侵害的功能之外,政府還對私有產權在自由市場中配置進行直接干預,而公眾對政府作用的擴張給予支持,這就是其中原因,Mises確信這種干預會破壞市場進程,干預主義實際上是用國家替代市場功能.而福利國家就是將市場經濟一步步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手段.干預主義是20世紀西方先進國家主要經濟政策的手段,但是卻長期以來讓人誤以為那是自由市場的主張,而讓自由主義者背負干預主義製造出各種壞事的惡名,豈不可笑,而竟連大多數的社會評論者也是這樣誤以為,而不知自己搞錯對象的批評才是笑話一場.